杨 久 红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大唐西域记》将众多异域故事带到了中国，烈士池故事便是其中之一。该故事在唐代广为流传，并被改编为传奇《杜子春传》。杜子春故事形成后不断演变，产生了明代通俗小说《杜子春三入长安》，清代传奇戏曲《扬州梦传奇》《广陵仙》。此外，杜子春故事在《西游记杂剧》《拍案惊奇》《豆棚闲话》《夜谭随录》《快心编》中也出现过。因此，以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分析杜子春故事发展演变，探究其文化意蕴是十分必要的。

一、杜子春故事文本流传

杜子春故事源于《大唐西域记》中的烈士池故事。烈士池故事大致内容如下：一位隐士得到了修仙之法，修炼过程需要一人守护配合。隐士选中一位烈士，并在多次施与恩惠后请求烈士守护自己修炼，烈士应允并保证“屏息绝言，自昏达旦”[1]。在隐士修炼过程中，烈士进入幻境，经受丧命、转世、受胎、出胎、受业、丧亲等考验后，因丧子发声导致隐士修炼失败，烈士亦因没能守住承诺愤恨而死。该故事为印度民间故事，随着玄奘《大唐西域记》传入中国后，深受唐代文人喜爱。唐传奇作者作意好奇，根据这一印度试炼故事创作了顾玄绩故事、萧洞玄故事、韦自东故事等多个修炼护丹故事。其中，牛僧孺的《杜子春传》是最成功的一例。据考证，《杜子春传》创作于唐大和年间。故事中杜子春“心气闲纵，嗜酒邪游”[2]1，家产散尽后投亲不成，在街上游荡时遇老者慷慨资助。如此3 次，杜子春感激不已，与老者许下华山之约。第二年，杜子春前往华山赴约，答应守护老者炼丹，并承诺一夕无语。入夜，杜子春进入幻境。幻境中杜子春转世投胎为女子，与卢珪结为夫妇并育一子。成婚数年后，卢氏恼其不言而摔死幼子，杜子春痛心失声。于是老者炼丹失败，杜子春也失去了成仙机会，叹恨而归。

《杜子春传》与烈士池故事有明晰的承袭关系。首先，《杜子春传》的基本结构与烈士池故事相同，设有两条故事线：一条是老者（道士）求长生而寻找烈士守护，但最终失败；另一条是杜子春（烈士）入幻，经历诸多考验后失声。其次，《杜子春传》对烈士池故事中施恩、入幻、丧子等情节多有保留。《杜子春传》作为神怪类文人小说，反映出唐代士人文化特点。

元代杜子春故事作为典故出现在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中。杂剧第二十三出《送归东土》里有一曲《调笑令》：

师父，休妄想，那的是俺世尊强化出魔王，将你心意降。杜子春炼丹成虚诳，则为心不诚也有许多模样。将一个小孩儿提起来石上撞，则一惊那金丹忒楞化粉蝶儿飞扬。[3]该曲以杜子春故事为典，用其为心不诚被降之意，由此可以窥见元代杜子春故事接受情况。宋元时期完整的杜子春故事今不可见，但是从明代杜子春故事的拟话本形态推断，杜子春故事在宋元时期可能以说话艺术形式出现过。

明代完整的杜子春故事是冯梦龙《醒世恒言》中的《杜子春三入长安》，其主要内容如下：出身于盐商世家的杜子春与妻子韦氏挥金如土。家财散尽后，杜子春到长安借贷不成，却遇老者慷慨相助。杜子春三富三贫，看清了亲戚宾朋趋炎附势、见利忘义的嘴脸，与资助他的老者许下三年之约。此后，杜子春一改初心，建造义庄，设置义田、义学、义冢。三年后杜子春前往华山赴约，应允守护老者炼丹并承诺绝不出声。守护过程中，杜子春进入幻境，经受了喜、怒、哀、惧、恶、欲种种考验，转世为女子，与卢珪结为夫妇并育有一子。数年后，卢珪因恼其不言将子摔死，杜子春痛失幼子惊呼以至失声。这导致炼丹失败，杜子春亦因难过情关，被老者拒绝出家请求。杜子春归家后“把天大家私丢在脑后，日夕焚香打坐，涤虑凝神，一心思想神仙路上”[4]，杜子春散尽家财接济穷苦，三年后复往华山见老者，方知老者乃太上老君，自己也因三年的斋戒行善得以成仙。韦氏在杜子春离家后寄身道观，投斋度日，也成了得道之人。成仙得道后，夫妻团聚，共赴长安，劝善众亲。相比唐代的《杜子春传》，明代的《杜子春三入长安》在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等方面都发生很大变化。

《醒世恒言》始刊于明天启七年（1627），其题材或来自民间实事，或来自史传和唐、宋故事，《杜子春三入长安》就是冯梦龙在前代杜子春故事基础上改写而成。改写之后的杜子春故事形象鲜活，结构完整，描写细腻，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面貌和市民文化。

明代杜子春故事也出现于凌濛初《拍案惊奇》的《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只如杜子春遇仙，在云台观炼药将成。寻他去做“外护”。只为一点爱根不断，累他丹鼎飞败。如今这些贪人，拥着娇妻美妾，求田问舍，损人肥己，掂斤播两。何等肚肠寻着一伙酒肉道人。指望炼成了丹，要受用一世，遗之子孙，岂不痴了？只叫他把“内丹成，外丹亦成”这两句想一想，难道是掉起内养工夫，单单弄那银子的？只这点念头，也就万万无有炼得丹成的事了。[5]

该段文字取杜子春爱根不断之意，强调摒去尘根方可炼丹修仙。

清代《扬州梦传奇》《广陵仙》也对杜子春故事进行了改编。《扬州梦传奇》共有24 出，剧中杜子春与韦氏挥霍至贫，杜子春赴长安投亲不成，遇老者资助。携钱财归家后，复归挥霍。再贫再遇老者施财。杜子春得钱后被亲朋欺骗算计，于是离家前往华山寻求老者。杜子春再遇老者后拒绝财物，领悟到“富贵两三番都做了流水东去浮云散”[6]。与老者云游后为其守丹，并允诺不语。守丹时杜子春进入幻境，经受了喜、怒、哀、惧、恶、欲种种考验，转世为女，与卢珪结为夫妇并育有一子，卢珪因恼其不言而摔死孩子，杜子春怜爱幼子而失声，导致炼丹失败。杜子春从老者处离去后，倍觉人世虚幻，老者显化太上老君真身，将杜子春点化成仙。原来杜子春是尹喜转世，韦氏也在麻姑的点化下修得正果。

与前代杜子春故事相比，《扬州梦传奇》的人物明显增多，如麻姑、牧童等。情节也发生变化，老者三次布施变为两次，并且增加了游园、运金、祖饯、索债等诸多情节。主要人物的设定也有改变，故事的结局亦与以往不同。

《广陵仙》传奇剧本原文已不存，《曲海总目提要》著录胡介祉《广陵仙》。内容如下：

杜子春，字青韶，长安人，侨居广陵。父在时，曾官太宰，为娶平章韦相之女为室。子春风流自喜，歌舞六博，家资百万，缘手散尽。妻母韦夫人酷爱女及婿，而相子韦坚极力扼之，子春家童李福又曲意奉坚，时于相前揭子春之短。相奉命督师征海寇，家事皆坚主持，遂拒子春，不复顾惜。子春窘甚。太上老君化为老者，赠金三万。坚令诸妓诱之呼卢，一宿费尽。老者复赠金十万。子春买货飘洋，尽为海寇劫去。老者又赠金三十万。子春乃遍行善事，功行圆满，入华山莲华峰访老者。其弟子引入老君祠，教以修炼，遇种种魔障，不为所迷，遂证仙果。其子少年登第，娶平章孙女淑娥为室。而坚与福用计勒取子春女乐一部，女旦瑶笺被逼自缢，竟索二人之命，同日俱毙。子春于成仙之后，复邀长安诸友并合以旧宅为太上老君行宫。[7]

除《扬州梦传奇》《广陵仙》，在清代，杜子春故事作为典故出现过3 次，分别如下：其一为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第四则《藩伯子散宅兴家》：

公子道，此时锱铢胜如巨万，使果有此，我当以半相酬也。那人道，杜子春之伎俩犹昔，足下真道器也。汝当困厄，我不能助汝而肯受汝之酬耶。[8]其二为和邦额《夜谭随录》（卷一）：

君可谓国狗之瘈，无所不噬矣。奈何效杜子春口舌为。且繁华索莫其衍几何，苟不齐之，魔障歘起矣。彼接舆髠首，桑扈羸行，倐来忽逝，岂屑屑于菀枯隆杀哉，会尽人情点头亦属多事耳。[9]

其三为天花才子《快心编》二集（卷二）：

（王举人）反道，你们不知就里，当初杜子春有仙风道骨，不爱惜钱财，因为有云门道人来试他三次，助他家资动逾万计，杜子春只把来费用荡尽，那道人见他有真性，具存不为物染，所以度他成仙，得以白日飞升而去。倘杜子春那时一得资财便去算计经营，累百求千，累千求万，如此则以外物染移，灭了真性，不能返本还元。那得成仙作祖，所以我今不吝钱物，不管他是骗是试，自然得一个真仙下降。[10]

清代两部完整的杜子春故事《扬州梦传奇》《广陵仙》与杜子春典故皆各有其义，表现出复杂多样的文化意蕴，同样值得深入分析。

二、杜子春故事文化意蕴

现有材料显示，杜子春故事作为典故使用共5 次，其意蕴因具体语境而各有侧重。完整的杜子春故事文本共5 种（含烈士池故事），唐代2 种、明代1 种、清代2 种。从唐至清，杜子春故事在主题、结构、情节、人物等方面均有极大变化。从宗教传说到小说戏曲的演变，不仅是艺术形式与文本内容的变化，而且是文化意蕴的丰富更新。

（一）唐代：三教并立的文学表达

唐贞观二十年（646），玄奘奉太宗旨意完成《大唐西域记》，其卷七记录烈士池故事。该故事从隐士飞升成仙愿望的描写开始，以守护修炼的烈士无法弃绝痴爱、抵抗魔娆导致愿望没能实现为终结。这显然是一则劝诫故事，宗教主题鲜明，表达了出离爱欲方可飞升成仙的观点。烈士的死亡结局展现了宗教修行与现世人生之间的强烈冲突。

烈士池故事由隐士修炼、烈士守护两个小故事构成。据笔者考证，隐士修炼故事的宗教背景是印度教，烈士守护故事的宗教背景则是佛教。烈士池故事发展为《杜子春传》后，隐士修炼变为老者炼丹，充满道教意味。这种改变一方面是因为烈士池故事中印度教的驾驭风云、陪仙伴驾与道教的飞升成仙有一定相似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唐代道教兴盛与文人对道教的亲近。

道教在唐代为三教之首，唐皇尊老子为祖先，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在这种政治、宗教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传奇小说必然带有道教印记，正如汪辟疆所说：“唐时佛道思想遍布士流，故文学受其感化，篇什尤多。”[11]《新唐书·选举志》载：“（开元）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12]虽然唐代设置的道举考察的主要内容是道家经典，但不可否认这一科举常科的设置拉近了文人与道教之间的距离。在崇道环境下，道士频繁进入宫廷，著名道士还会被赐官晋爵，众多文人学士与之交往攀附，数量繁多的道教赠别诗、赠题诗就是这种道俗关系的有力证明。“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13]78，唐传奇天然地带有神异色彩，道教的飞升、神变满足了唐传奇作者作意好奇的创作心理。唐传奇中记梦题材、爱情题材、游侠题材都受到了道教神变幻化的影响，属于学道成仙类传奇的《杜子春传》则具有更强的道教色彩。

《杜子春传》主人公由修炼成仙变为炼丹服药追求长生，这一改变的原因在于唐代道教炼丹服药的盛行。唐代道教炼丹服药之风弥漫于王室贵族与士大夫之间，唐代先后有宪宗、穆宗、武宗等皇帝死于丹药中毒，文人士大夫与道教炼师来往密切，更不乏亲自炼丹服药的人。但是在炼制丹药过程中，文人也慢慢发觉成仙之说只是虚妄，所以在文学创作中表达了炼丹失败、无缘仙界的遗憾与懊恼。鲁迅说“（唐传奇）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13]78，《杜子春传》中炼丹失败的杜子春悔恨自责，便是现实中丹药难成、仙果难得的文学表达。

烈士池故事中入幻情节作为对烈士失声的解释插入主线故事中，仅百余字。而在《杜子春传》中，入幻情节占了全文篇幅的一半，幻境中的情节更加曲折，描写更加细致，同时表现出强烈的佛教地狱观念、轮回转世、空观思想。杜子春在地狱所见所历，与佛经中常见的游地狱情节极为相似。入幻之初杜子春受到猛兽、风雨雷电等种种考验，也几乎与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时所遭遇魔王波旬的攻击如出一辙。可见入幻情节的丰富与佛经传译有直接的关系。汉译佛典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不仅催生了变文、宝卷、禅诗等佛教文学形式，而且丰富了文学创作的语言、题材。如柳宗元的动物寓言，就是在化用了大量佛经故事的基础上创作产生。佛经故事向文学作品的渗入，是唐代佛教对文学的重要影响之一。霍世休指出：“就传奇文的内容而论，其所受外来的影响，也非无迹可求。好些唐代有名的传奇文，差不多我们都可以在佛经或印度的故事里找着它的渊源。”[14]

《杜子春传》虽然具有强烈的佛道色彩，却离不开儒家道德伦理的支撑。文中两个小故事的连接点为杜子春报恩的老者，如果没有报恩的观念，整个故事就无法成立。《杜子春传》增加济贫救世的情节，炼丹不成的杜子春不再选择死亡，这都表明生命的意义并非宗教追求，而是治生、立事的儒者情怀。杜子春经历了两次贫困受济后万分感动，第三次得到接济时发誓为叟所使，而在报效老者之前须先实现名教理想。他“转资扬州，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余间，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袖族亲，思者煦之，仇者复之”[2]3。杜子春的名教理想，实际是唐代文人社会道德的体现。杜子春及其代表的晚唐文人的名教追求，与盛唐时期文人的庙堂理想不同，晚唐文人对功名仕进的期望与信心都不像盛唐文人那样强，他们的儒家追求，更多在于修身立德与履行伦理责任。此外，《杜子春传》中的评论描述也是以儒家思想道德为标准。如杜子春“心气闲纵，嗜酒邪游”[2]1，其行事不符合儒家礼教纲常，所以最终导致荡尽家财，人皆见弃。

总的来说，《杜子春传》是唐代儒释道三教并立思想的文学表达。在这里，儒释道没有冲突斗争，文人以儒家思想为基准，根据自身需求对佛教、道教思想有选择地接受。

（二）明代：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

明代中后期，商业经济兴盛、思想开放，明代的杜子春故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如白话短篇小说《杜子春三入长安》，见于冯梦龙纂辑的白话短篇小说集《醒世恒言》。《醒世恒言》初刊于明天启七年（1627），为明末苏州著名的书坊主叶敬池所刊，由此可知《杜子春三入长安》创作的具体时间应稍早于天启七年。

《杜子春传》向《杜子春三入长安》的演变，体现了商品经济下强烈的世俗文化色彩。与《杜子春传》情节相比，《杜子春三入长安》虽然保留了唐传奇中三遇老者、治生立事、入幻游历这些主要情节，但是文章结构却有了很大变化，并在炼丹失败后增加了杜子春潜心修道的内容。

明代的杜子春三遇老者情节占故事全文的2/3，与唐传奇相比篇幅大有提升，且小说篇名也体现出“三入长安”情节作为对主人公的“试炼”是故事的关键。结合杜子春在家修行得道成仙并前往长安劝亲朋皈依的结局可以看出，《杜子春三入长安》带有明显的道教宣教劝诫意味。

宋元以后，道教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世俗化倾向，由追求个体生命的永恒转变为关注社会民生。神仙思想凌虚飘逸，求仙炼药靡费钱财，这些都难以适应宋代以后逐渐壮大的市民阶层。道教的世俗化倾向一方面表现为仙真拯救民间疾苦；另一方面表现为信众行善实现自救。其后一方面更为突出，表现为道教劝善之书的广泛流传，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鸷文》等。劝善书所强调的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实际上是世俗社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价值标准。这种观念在明代中后期广为发展，以功过格量化德行善举，《太微仙君功过格·序》中强调修真之士要记录自己的言行，每月进行比较，知晓自己功过多寡，由此可见道教对世俗功过是非标准的吸纳。正是明代因为道教思想的进一步世俗化，杜子春没有因炼丹不成自怨自艾，而是居家修行，最后因心意至诚而得道成仙，妻子韦氏也在投斋度日中证得仙果。道教发展至明代，成仙的方式变了，从修炼丹药变为居家行善，宗教标准与世俗准则的合一，既是宗教世俗化的表现，也是对人性、现世生活的重视。而人性、现世生活宗教思想演变的背后是人性的觉醒，最坚实的基础是商品经济蓬勃、市民意识极度高涨。

商品经济发展下，现世美好生活触手可得，人们不再将生命的意义寄托于死亡或者来世，现世的感官体验与满足受到重视。小说描写杜子春挥金如土的放荡生活，设宴、买伎、养客凡此种种。作者在这些描写中没有任何负面评价，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小说中的放荡生活给予了作者与读者代替性体验与满足。

与《杜子春传》相比，《杜子春三入长安》的人物设置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杜子春出身盐商家庭，商人以正面形象出现于文学作品，可见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升。杜子春出身这一改动也表现出作者对扬州盐商情有独钟，这一点同样体现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石点头》的改写中，显示了明代小说家的扬州盐商情结。这种情结是明代扬州盐商为当时社会上声名显赫的独特阶层的现实反映，表明盐商群体具有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独特而鲜明的特征。

在人物设置上，还增加了杜子春的妻子韦氏。虽然小说中韦氏的描写不多，但夫妻间的对话、互动极具世俗生活气息。韦氏这一人物的增设使家庭主题渗入小说。小说对杜子春的朋友也颇有笔墨。杜子春三贫三入长安，其朋友在背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人帮兴不帮贫，杜子春阔绰时与其一同挥霍，困窘时则落井下石。杜子春的长安亲故也是如此，杜子春第三次入长安卖祖宅时，其亲戚趁火打劫。小说中其余小配角的笔墨虽然不多，但是描写中明显展露出小市民见利忘义的嘴脸。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人的重生思想；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人的重利倾向。新人物的增设、新主题的融入使小说充满世俗气息与市民文化色彩。

从《杜子春传》到《杜子春三入长安》的变化，除了社会思想方面的原因，还与小说的商品化有直接的关系。作为文化商品，小说创作不仅取决于作者的创作意图，更取决于读者的阅读喜好。《杜子春三入长安》中，贴近家庭生活、社会现实的情节会让读者有更多的亲近感，细致曲折的内容给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可以说，《杜子春三入长安》的产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商品经济发展下市民文化的蓬发。

明代《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用典杜子春故事，以杜子春爱根不断说明成仙的关键在于内丹的修炼，即秉持伦理道德。此前，元代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也引杜子春故事，用典表达“为心不诚”难以得道。但从《西游记杂剧》具体的语境中可知，这里的“为心不诚”指的是坚定的意志与虔诚的决心，而不是与世俗生活一刀两断的断情绝爱。杜子春故事导源于宗教故事烈士池，所以，无论是完整的杜子春故事，还是杜子春典故都带有宗教思想色彩，然而其中的宗教意义是不断弱化的，表现出向世俗伦理道德让渡的趋势。

（三）清代：多种思想相互激荡

清代的杜子春故事有两种：一是《扬州梦传奇》，二是《广陵仙》。这两个剧本的故事情节有很大的差异，表现出多种思想观念。

从题材内容看，《扬州梦传奇》属于度脱剧。度脱剧是神仙道化剧中的重要一类，在元代十分兴盛。在此基础上，明代不断发展创新。明代戏剧禁令中规定“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15]12，因此，明代的度脱剧有很大的生存空间，明代的上层统治者，甚至在宫廷上演。度脱剧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利用后，不少身份显赫的达官贵族也参与到创作中。度脱剧有相对固定的情节模式，或“现实—梦境—现实”，或“仙—凡—仙”。剧中主人公的设置也不外乎“谪仙型”“天赋型”“勤奋型”。《扬州梦传奇》的情节模式正是“仙—凡—仙”，主人公杜子春也属于“谪仙型”。剧作者岳端是清多罗安和亲王岳乐之子，这一度脱剧的创作不同于前代落魄文人表达失路之悲，而是站在皇室的角度劝善。

与前代杜子春故事相比，《扬州梦传奇》的具体情节更加丰富曲折。其中一遇老者、再遇老者、守丹、游幻等重要情节没有太大改动，改动最大的是三遇老者的情况。剧中，第三次与老者相遇不再是授金，而是赴约。与前代故事中杜子春赴约不同，此处赴约不是在完成了安身立命的人间之事后到华山赴约，而是在复贫被索债的情况下离家前往华山，以此躲避人世间的纷扰烦乱。杜子春在贫富间几度浮沉，最终在困苦中看尽世态炎凉。赴约华山情节的变化体现出世俗人生的虚幻，强调宗教的救赎作用，这正是度脱剧的应有之义。

较明显的变化还有《轮转》一出中加入审判扬雄、王戎二人的情节。“今雄以文学之臣，辅篡弑之贼，希图嫁祸又乏证据，罪加三等，堕落轮回入犬马牛羊之队”[6]，因其为鼠狗之辈，判其转世为狗。王戎性好利，“园田遍于天下，尤自持筹算，恒若不足”[6]，并且提及王戎钻李、逼债、虐儿食糠等事，而其身为尚书令不能亲亲仁民，据此判其转世投胎至穷乡僻壤，又担心王戎会汲汲营营祸害无辜，所以改判以铜钱枷锁之，永世在阴间。王戎自言“古今谁似我，生死不离钱”[6]。地域、阴判等戏剧情节的主要目的是恐吓世人不敢于言行有失。在《扬州梦传奇》中，扬雄身为臣子叛君助贼，王戎身处高位吝啬好利，这一审判情节的加入是对儒家道德伦理的强调，体现出文人作者心中理想的社会道德与精神追求。

从全剧故事情节发展来看，这一情节的加入牵强突兀，可见作者劝善的意图十分强烈，也与当时严格的戏剧禁令有关。管禁戏剧的原因除了频发的梨园治安问题，更主要的是防止部分戏剧活动有损统治秩序。元代就已规定“禁唱淫词”“禁扮四天王”“禁唱货郎”等。明代初年则进一步对杂剧戏文的某些题材进行限制。如《明律》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仗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15]12清代对戏剧的管禁更是严格，设局禁戏，使戏剧管理制度化。清朝统治者在极力管制戏剧的同时，又鼓励剧作家创作有利于自身统治的作品。《扬州梦传奇》中审判扬雄、王戎情节的强行加入很大程度上是在通过维护统治以实现戏剧不被禁毁。

与前代相比，韦氏成仙也有很大改动。在《杜子春传》中，韦氏只在杜子春幻游中出现。《杜子春三入长安》中，韦氏笔墨增多，主要是通过与杜子春的对话，展现杜子春的心理活动。而在《扬州梦传奇》中，韦氏从迷恋金钱到证得仙果有明显的故事线。起初韦氏与杜子春一般，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乐在其中。随后麻姑化身道姑前往韦氏家中，韦氏与道姑相见，道姑说了许多做仙的好处，但是韦氏贪恋人间富贵，拒绝了麻姑的点化。杜子春赌博输尽了家财，汤、靳二人索债，韦氏被撵出家门，家财散尽后再遇麻姑，觉悟到“那尘世上的恩爱豪华到头来不过镜花水月”[6]，并且向麻姑保证“弟子万念俱消，一心向道绝不翻悔”[6]，于是与麻姑同去，入了仙家。在《杜子春三入长安》中，韦氏因服食了太上老君转交给杜子春的仙丹得以成仙，而在《扬州梦传奇》里，韦氏是在麻姑的点化下，自己悟道成仙。且韦氏成仙是自我觉悟的结果，而不是借杜子春之力。独立的事件、线索也表明韦氏的形象是独立存在的，韦氏笔墨的增多与形象的独立可以说是清代女性意识提升、女性文学繁盛的表现。许夔臣选辑的《香咳集》、蔡殿齐编订的《国朝闺阁诗钞》即是极好的证明。女性文化水平的提升一方面使女性成为文学的创作者；另一方面也使其成为文学的消费群体。女性文学消费群体的扩大，是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独立的重要原因。

清代演绎杜子春故事还有《广陵仙》。《广陵仙》的创作时间与《扬州梦传奇》前后相近，但内容多有不同。

首先是杜子春与韦氏身份的变化：杜子春出身官宦家庭，其父官至太宰，韦氏也变为平章韦相之女。杜子春成仙后，其子登第并娶宰相的孙女为妻。这一人物身份与情节的设定，使得杜子春不再是市民阶层而是文人士子。明代商业的发展使得小说戏剧开始商品化，部分作者在创作中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作品带有强烈的市民文化色彩。然而有功名、地位的作者则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创作，其作品受市场的影响并不大。《广陵仙》的作者胡介祉是清初著名的学者、藏书家、篆刻家，其对杜子春故事的改编体现出强烈的文人意趣。

其次杜子春败家也不再是其自身放浪，而是客观原因所致，杜子春成了无辜的受害者。胡介祉作为官宦子弟，其改编作品的主人公也设定为官宦子弟，并且将主人公形象正面化，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在这样的身份认同下，杜子春为老者守丹时，抵御了种种魔障，直接证得仙果，不似从前难以弃绝痴爱，成仙过程也变得十分顺利。

此外剧中也带有明显的是非观。杜子春成仙是因行善积德，而剧中韦坚、李福两人作恶多端，最后被女鬼索命。与此前杜子春故事相比，广陵仙传奇情节相对平直，其主题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剧中的宗教思想淡化，社会道德成为最坚实的评判标准。

除了完整故事，清代杜子春故事还出现在《豆棚闲话》《夜谭随录》《快心编》中。《豆棚闲话》中“杜子春之伎俩”意为通过散尽家财自积阴德，与明代杜子春故事主题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夜谭随录》中“杜子春口舌”则是指杜子春得势后作诗讽刺亲故之举。明代《杜子春三入长安》中，增设杜子春得老者资助后向众亲炫耀并作诗嘲讽的情节。可见，“杜子春口舌”之典故源于明代杜子春故事。《快心编》用典杜子春故事则是借此讽刺王举人妄想成仙，刚愎痴愚。总的来说，虽然清代杜子春典故含义迥异，但是基本上都是在明代杜子春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明代杜子春故事为后代杜子春故事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三、文学因素对故事演变的影响

杜子春故事的演变，由唐到清，历经多个朝代，故事文本的演变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文学因素的影响。

从文体角度看，烈士池故事为传说故事、《杜子春故事》为文人小说、《杜子春三入长安》为白话小说、《扬州梦传奇》《广陵仙》为戏剧。杜子春故事的源头烈士池故事是玄奘记录的口头传说故事。因为口头传说的瞬时性特点，故事篇幅短，人物少，情节简单，主旨单一。发展至唐传奇，杜子春故事正式形成。《杜子春传》以杜子春为主角，其他人为配角。一方面尚俗，展现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尚奇，设置曲折离奇的情节，这是唐传奇这种文体的共性，是士人文化的反映。明代，杜子春故事以拟话本这一白话短篇小说形式出现，并保留明显的说话痕迹。拟话本处于小说发展的早中期，虽然受冯梦龙个人的情教观念影响，小说中充斥着道德说教，但是拟话本小说从说唱文学发展而来，带有先天的娱乐功能，这种文体通常是供人消愁解闷的。这就是《杜子春三入长安》中对各处细节极力表现来满足市民阅读需求的原因。清代的杜子春故事是两部戏曲，两部戏曲中，杜子春、韦氏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故事情节也有很大的区别。但两本戏曲仍有很大的共性，那就是雅俗共赏。尤其是《扬州梦传奇》，唱词清新文雅，内容贴近生活；既具有欣赏娱乐性，又表达了文人作者的经世思想，充溢着文人情趣。戏曲作为通俗文学形式，不仅有娱人的作用，还有教化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明清的神仙道化剧，大多有所阐发。两部戏曲的作者是皇室成员、官宦之后，其政治伦理思想亦表现在创作的戏曲中。此时的宗教思想更像是劝善惩恶的工具，并不是真正的教义。“皆大欢喜”“善恶有报”的结局消解了唐传奇中杜子春求仙不成愤恨而归的“传奇”色彩。

综上所述，从文化意蕴方面看，杜子春故事的演变主要受到中国古代佛教思想、道教思想、儒家思想、市民意识等不同思想观念的影响。从文体变化方面看，杜子春故事的变化，从雅文学走向俗文学，最后又复归雅俗共赏。以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相关理论对杜子春故事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相关故事丰富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