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景牧，刘玉叶

（1.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2.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450000）

袁济喜，1956 年生于上海卢湾，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文史馆馆员，中国人民大学首批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研究员，北京市新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人选。袁济喜教授是当代著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任职中国人民大学以来，在国内外最有影响的学术刊物《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等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任教授以来，他计发表论文200 余篇，出版专著18 本，教材2 部，兼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学会常务理事等。袁教授的研究立足于中古时期的文论与美学，上探两汉文学精神，下考近世文学思想，其学术视域甚广，学术思想深邃，学术见解独到，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与文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国美学研究等方面。袁教授以宏通的视野、新颖的视角、精深的思想、严谨的学风通过几十年如一日的钩沉考索，在上述研究领域均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为当代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美学与文学批评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文心雕龙·知音》云“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萧统《文选序》引《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博观”“圆照”“人文化成”，可以用来描述袁教授的研究理路与学术旨趣。袁济喜教授博观宏通，拓宽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再圆照浑融，达到古今沟通、中西兼融的学术成就；最后追求传统人文精神以为今用，追求“人文化成”的理想境界。这些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是值得传承与创新的宝贵财富，对他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考索，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探赜总结很有必要。

一、博观之境：学术研究的多维面向

袁济喜知识广博，视野宏通，在诸多学术研究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学术研究呈现多元面向。袁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因而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与文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国美学研究三个方面。在这三个研究领域，袁教授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下面即依次介绍他在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论研究

在这一领域能够体现袁济喜文学、美学、文论等多方面融合研究的基本特色。早在20世纪的80 年代末，袁济喜即出版了专著《六朝美学》，对于魏晋南北朝的美学形态做出了富有创见的研究，在写作体例上也开创了以专题方式来研判六朝美学与文艺的模式，从审美的角度对六朝文学与文论进行了考索，此书视角新颖，思想深刻，甫一出版即引起巨大轰动，既成了一部名著，也奠定了作者在学术界的地位。此书在海外学界也影响甚大，被誉为六朝美学的开拓性著作。袁教授与圣源合作的《六朝清音》于2002 年出版后，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这是学术典籍的最高出版奖，此书研讨了六朝时期的审美趣尚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内在关系。专著《中古美学与人生讲演录》从美学的层面审视了中古时期的文学与文论，此书作为大学名师讲演录之一种，出版后成为同行中的代表作并受到广泛好评。专著《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将魏晋南北朝文艺批评置于当时的对话语境中进行钩沉探索，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意义。专著《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首次采用编年体方式研究魏晋文学批评，荣获2014 年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专著《魏晋才子传笺证》，首次采用传统笺证方法研究魏晋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专著《南朝学术与文论》从南朝学术文化总体形态的层面来探究文学批评理论，是近年来南朝文学批评方面的一部名著。此外，《〈文选〉编选与嵇康形象》《“正始之音”再解读》《〈周易〉咸卦与六朝涉性文学再探》《在“负重”与“摛文”之间——论〈文心雕龙〉对东晋名臣温峤、庾亮的评论》《论六朝文论中的“意”概念》《六朝“任诞”与文学批评》《玄言诗的衍化问题再研究》等论文，或是探讨经学与文学的关联，或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文论，或是探讨文论范畴的形成与衍化，或是对经典文学问题的再探讨，均富有极大的学术典范意义，皆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论研究领域的典范之作。

（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

在这一研究领域，袁济喜出版有专著《中国古代文论精神》《古代文论的人文追寻》等，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好评。需要强调的是，他与导师蔡钟翔先生合著的《中国古代文艺学》是第一部系统地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文艺学的专著，在学界得到广泛认同与称赞。此书融合西方文论思想，从本体论、价值论、发展论、创作论、批评论、作品论、作家论等方面对中国古代文艺学加以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极富启发性与人文性，是一本融专业与通识为一体的著作。任教授之后，袁济喜编写出版了《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此教材具有较高的创新价值，一共修订了三次，在高校同类教材中受到欢迎，发行量很大。袁教授还出版有《文心雕龙解读》教材，注重将学术性与人文性相结合，培养学生的治学能力与学术情怀。此外，《两汉文学批评与心理体验》《文学论辩与“兼解以俱通”》《中国文学批评的奇正互补》《论刘基文学批评的价值》《中国文论的“问道”与“原道”》《中国古代文论的蕴涵与方法》《漫谈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智慧》等论文皆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进行了考察探索，既有宏观整体的解读，又有微观个案的考索，对文论研究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尤其要提出的是，袁教授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研究上做出了很大的开拓，重在用发展史的思维来探究传统文学批评史。先前学界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开垦空间，20 世纪末，张少康、刘三富编写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此书的研究范式具有开创之功，因而富有较高学术价值，但是学术研究需要不断地更新与发展，不能满足于现状而裹足不前。因此，进入21 世纪之后，袁教授撰写了《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这部教材，在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独辟蹊径、推陈出新。袁教授在引言中指出：“从学科内涵来说，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是指中国古代至现代的文学批评产生和演变的历史，它是现代的人们运用西方学术观念对中国原生态的文学批评史所作的梳理与阐释，也是中西文化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这种融合过程也是不断磨合与演进的过程。这一学科的完善与发展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1]基于这一研究思想，此书从整个发展史的层面来阐述中国文学批评史，将文学批评史与思想史、哲学史、美学等诸多相关的人文学科联系起来，而且揭示出了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打破了以往文学批评史讲授的静观模式，而代之以动态审视模式，例如在本书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一章中，作者专门设置一章探讨了“南朝文学观的多元交融”，这就理清了南朝文学批评发展的动因；在第六编“明清文学批评”一章中，作者设专章讨论了“王夫之与明末清初文论”，阐明了明清鼎革之际文学批评发展的走向与内在逻辑，把握了明清文学批评发展的关键之处。可以说，这是一部聚焦于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并对其做出理性阐释和反思，进而试图提供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出路的一部著作。

此外，在袁教授看来，诗学精神相对于文学批评史更多了一层人文意蕴，因此，他倡导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诗学精神进行探赜，提出要构筑诗学中的人文生活，故而最近主持了《中国文艺评论》2023 年第4 期的“理论探索·古代诗话中的人文生活”这一专题的组稿工作，撰写了《疏野与诗话》一文，通过对“野”的概念史和疏野诗学的发展历程的梳理，论述了古代诗话与疏野人生的关系，对于当下社会的人文生活之构建，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这一专题中的廉水杰的《“尽是人间第一流”——〈本事诗〉的人物风雅与中国古典文评景观》与刘玉叶的《青春与老境：诗话的生命语境与审美生成》两篇文章对古代诗话所蕴含的人文情怀进行了探讨，均是对袁教授这一学术研究理念的具体践行。

（三）中国美学研究

在这一领域，袁教授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出版有《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承续与超越：20 世纪中国美学与传统》《中古美学与人生讲演录》《兴：艺术生命的激活》《和：审美理想之维》《中国艺术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等专著，在学界受到好评，多次再版。《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首次对于中国美育的形成与演变以及相关的范畴与专题做出了扎实的研究。袁教授自1996 年以来，出版了《和：审美理想之维》《兴：艺术生命的激活》两部专著，2014年又主持修订《中国美学范畴丛书》，这套丛书多次再版，对于中华美学范畴与美学精神的研究与开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年来，袁教授倡导开掘中国美学的自由精神，因而主持了《中国美学》第11 辑的“中国美学的自由与张力”这一专题的组稿工作。他在《主持人语》中指出：“中国美学有着内在的自由张力，这种自由张力，造成中国美学的生生不息与千姿百态。”[2]在这一专题中，袁教授撰写了《天地之美与文艺书写——西晋成公绥文艺思想研究》一文，通过探赜成公绥的文艺思想和天地之美的内在关系，进而揭示魏晋美学通过对自然之美的讴歌来追寻文艺自由精神的内在理路，极富启发意义。此外，《“温柔敦厚”与华夏审美心理》《〈大学〉及其美学蕴含发覆》《中国美学的形神二分与审美物化》《传统美学的承续与超越》《诗兴活动与中国传统审美心理》《论儒家审美人格的构成》《论“兴”的审美意义》《论林语堂的审美人生观》《传统美育与当代美学建设》等多篇论文均从不同层面对中国美学进行了宏观研究和微观探索，极富理论价值。

在这里，不得不提袁教授对于中国美学与文论的审美范畴的探究。他是“中国美学范畴丛书”的编委，撰写了《兴：艺术生命的激活》《和：审美理想之维》这两部审美范畴研究的专著。在《六朝美学》的绪论部分，袁教授专门探讨了“六朝美学的基本范畴”。在《论清代诗学对“意”范畴的重构》《默：从人生态度到审美心智》《论六朝文论中的“意”概念》《论中国美学的“中和”智慧》《汉末魏晋以“清”为美探源》《论“兴”的审美意义》《兴：魏晋六朝艺术生命的激活》《论“兴”的组合界面》《曹植之“愁”与意象创变》等论文中，袁教授对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些关键性范畴的审美蕴涵的源流衍变进行了梳理探赜，揭示了这些范畴的审美价值与学理意义。袁教授指出：“中国美学范畴，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美学与哲学智慧的彰显，也是艺术精神的呈现……对中国美学范畴的认识与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与认识，而且还是一种体验和濡染的精神活动。中国美学范畴的生成和阐述，与个体生命的活动息息相关，这种美学范畴在社会形态日渐工具化的今天，其精神价值与艺术价值越发显得重要。”[3]审美范畴正因为凝聚着艺术和人生两个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因而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在学科分类日渐细化、学术研究日益专业化和狭窄化的今天，对于一般学者来说，即使仅仅在上述其中一个领域有所建树都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袁教授在上述三个领域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因而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也值得年轻学人踵武追步。当然，袁教授的学术研究领域和科研成果远不止于此，他近些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 项，担任四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子课题负责人，主持校级重大项目两项，2013 年被国家语委聘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编写《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任专家组成员和文艺组组长，出版有《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六辑，并译成多种外语传播。在担任国学院副院长，分管业务的同时，袁教授对于国学学科与相关领域的研究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出版了《国学十讲》等论著，对于人民大学国学专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以此可见，袁教授所涉猎的研究领域甚广，学术成果亦是极为丰厚，可谓已臻于博观之境。

二、圆照之象：宏通圆融的学术特色

袁济喜的学术研究视野宏通，视角新颖，方法多元，不但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也树立了现代学术研究的典范。作为一位当代学术研究大家，袁教授的学术研究具有古今沟通，中西兼融的鲜明特色，我们只有对其特色进行认真梳理与总结，才能更好地继承袁教授的学术衣钵。约略而言，袁教授的学术研究特色有以下几点。

（一）考据、义理、辞章三位一体的学术研究方法

考据、义理、辞章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是古人提出的理想的学术研究方法，桐城派的大学者姚鼐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这一学术观念。袁教授素来强调在从事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与写作时要以古人之考据、义理、辞章三位一体的方法为最高境界，不可偏于一隅，要将此三要素综合起来。因此，袁教授强调在撰写学术专著与论文的时候，要尊重古人的话语体系与方式，要基于对详实的文献资料的考据判断，以进行义理的提炼与概括，而且须用平实内敛、简洁准确的学术性话语表达思想主旨。他在日常的研究工作中即践行了这一学术思想方法，例如《魏晋才子传笺证》这部著作即是在《唐才子传笺证》《宋才子传笺证》等专著的基础上，以史学元典为核心，吸纳今人的研究成果，对于魏晋时期的重要文学与文化人物的传记进行搜集梳理、考辨存真，并加以笺释考证，此书重在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疏证方面，同时用简洁精炼的话语对人物思想事迹进行述评，并提出新的研究观点，鲜明地体现出考据、义理、辞章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又如《在“负重”与“摛文”之间——论〈文心雕龙〉对东晋名臣温峤、庾亮的评论》这篇论文即是通过对《晋书》《资治通鉴》等史学元典相关记载的考察，阐论了温峤、庾亮的人格形象与精神气质，并点明《文心雕龙》对此二人的高度评论揭示了“文学批评的意义在于与作家的心灵进行沟通交流，在评论其人与作品的过程中，揭示出相应的文学价值观念，构建独特的批评方法”[4]。此文脉络清晰，层层递进，平易的语言中蕴涵着深刻的学理意义。再如《论魏晋南北朝书写的“同”与“异”》一文即通过对《十三经注疏》《晋书》《宋书》《抱朴子外篇校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经史子集元典的相关内容的搜集与考证，概括总结了魏晋南北朝书写的辩证统一性，借以证明“魏晋南北朝文艺理论的自觉特征，表现在辩证思维的发达上……通过辨同异，人们对于文艺理论与其他学术的区别与相同之处，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从而推动了文艺理论的研究，繁荣了文艺创作”[5]。此文言近旨远、言简意赅，是一篇综合运用古今、中西学术方法且极富有创新性思维的文章。总之，在撰写学术著作时，袁教授秉承清代乾嘉朴学的实证之风，十分重视原始文献材料的阅读甄别、整理取舍，能够将杂乱无章的文献材料贯通起来，并且能够寻绎出文献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抓住文献材料的核心，从中提炼概括出富有创见的观点，最后用学术性的话语简洁明了地表达出来，这既是对考据、义理、辞章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的具体践行，同时又超越了这一方法，彰显出现代学术研究的思维特质。

（二）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学术研究思路

学术研究离不开论证，从思维理路上看，论证方法可以划分为内证与外证两种类型。所谓内证，即是从研究对象（思想、概念、范畴）的自身逻辑、自身语境、自身脉络层面进行考索探究，以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内蕴、形成和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将研究对象视为社会历史文化的附属品。所谓外证，即是从研究对象所处的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外在语境层面进行探赜，以揭示研究对象形成和发展的外缘因素、外在动因。内证与外证的参考系是迥然有别的，在学术研究中如何合理地运用内证与外证，则要视具体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宗旨而定，而若能够综合运用这两种论证方法，不偏于一隅，则必有创获。袁教授的学术研究思路常常将内证与外证结合起来，因而能够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出研究对象的本质内蕴和形成发展的逻辑进路。例如《六朝美学》这部著作既梳理总结了六朝美学的内在逻辑结构，考察分析了六朝美学中审美创作论、审美鉴赏论以及形式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又用大量篇幅探讨了六朝美学形成的历史前提、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探究了玄学清谈、佛教思想对六朝美学的具体影响，完美地运用了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学术研究方法。又如《和：审美理想之维》这部著作的上编梳理了“审美范畴‘和’的发展历程”，从外证的层面重点考察了儒、道、禅宗等多元文化精神和哲学思想对这一范畴的促成作用，下编即从内证的角度展开“审美范畴‘和’的结构分析”，从文艺美学的层面探赜了“和”的审美内蕴。《兴：艺术生命的激活》一书既从外缘层面进行了“兴”的文化溯源，又从内在逻辑层面探究了“兴”的内涵与组合。再如《论六朝文论中的“意”概念》一文先从先秦至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想层面追溯“意”概念的缘起与审美蕴涵，然后梳理了“意”概念在六朝文艺批评中的发展演变，此即从外缘情境与内在逻辑两个层面论述了六朝文论中的“意”概念。《汉末魏晋以“清”为美探源》一文不仅从社会学角度、历史维度来考量“清”范畴，亦从美学、文艺学的层面展开讨论，作者指出：“汉魏两晋尚‘清’之风尚，正是缘由上述社会形态与思潮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路径，不是泛泛地从社会学角度加以考量便得出结论的，这种变化有着内在的经络，反映出古代文艺理论与社会人生既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也反过来充实着道德伦理观念。越是在社会剧烈动荡与变化的年代，这种变化越为微妙复杂，它既呈现在个案中，也游走在整个社会心理变化之中。”[6]可见，对“清”范畴的探赜，一方面从社会学角度进行考量；另一方面从内在的经络进行探赜，这正是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袁济喜教授现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魏晋重大事件与文学思潮走向研究》既从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等外缘层面对魏晋文学思潮的演进衍化展开研究，亦从审美观念的内在理路对魏晋文学思潮进行探赜，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上的《清谈与感兴》这篇文章即是这一学术研究思路的具体呈现。

（三）从四部之学层面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的学术研究格局

自中古以降，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因而四部之学即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核心。古代的文人学者大多能够融通四部之学，他们的著述也是遍及四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虽然大都是他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之作，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蕴含着一定的学术思想，因而从事古代文学与文论的研究，必须尊重古人的学术格局以及知识结构，关注四部之学。古代文学作品与文学批评大体上归入集部，文学批评则被称为“诗文评”，但是经史子三部典籍中均保存有文学类文献，而且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对古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形态的生成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从四部之学的角度来审视和探研古代文学与文论，方能开阔研究视野、厘清研究思路，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古代文人的思想精神与生活旨趣，从而窥见古代文学与文论的审美内蕴所形成的根本动力。袁济喜在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视四部之学与古代文学及文论的密切关系，他谈及《文心雕龙》的特色与继承说：

刘勰“文心说”呈现出多元兼融、体大思精的境界，从传统的学术与图书分类角度来说，《文心雕龙》跨越了经史子集……贯通于刘勰“文心说”的那种“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观念，是我们应当大力弘扬的精神旨趣。[7]

在袁教授看来，中国传统学术都是四部集成之学，并没有脱离经、史、子的文学与文学理论，因此他开展了“四部之学与中国文学形态构建”这一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目前取得了诸多学术成果，如《〈周易〉咸卦与六朝涉性文学再探》《〈周易〉贲卦对六朝文学理论的启迪》这两篇论文是从经部之学的层面来考察六朝文学与文论；《在“负重”与“摛文”之间——论〈文心雕龙〉对东晋名臣温峤、庾亮的评论》《张融现象与宋齐文士活动》《“永明体”与永明时代再探》3 篇论文是从史部之学的层面来审视南朝文学与文论；《论〈文心雕龙〉与子学流变》一文则是从子部之学角度来探究《文心雕龙》的影响力；《论先唐诗文评的流变》《〈文选〉不录赵壹〈刺世疾邪赋〉探研》两篇论文则是从集部之学的层面探究古代文学与文论的发展特色。袁教授最新的专著《南朝学术与文论》也是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层面来考察南朝文论，书中的第二、三、四章是探究经学与文论的关系，第五章探讨史学与文论的关系，第六、七章探讨子学与文论的关系，第八章至第十章则是探讨集部之学与文论的关系，全书既具有鲜明的系统性，又具有强烈的创新性，袁济喜在《后记》中说：“在汉魏六朝时期，文论与广义的学术文化是浑然一体的，即使是在诗文评形态相对成熟的《文心雕龙》中，经史子集也是有着内在勾连的。如果囿于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模式与框架，则很难深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实质。”[8]因此，袁教授在书中系统探讨了南朝四部之学与文论的内在关系，突破了传统的分科而治的研究模式，彰显出宏通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新颖深邃的治学理念。此外，《从孔子〈论语〉对话风采看文艺批评》《“正始之音”再解读》《〈淮南子〉与中国文论精神》《从〈世说新语〉看古代文艺批评形态的演变》《王弼的阐释智慧与六朝文论》《从风俗批评到审美批评——应劭〈风俗通义〉新探》《〈文心雕龙〉与集部形态建构》《从集部形态看文学观念在中国》《〈文选〉编选与嵇康形象》这些论文也是分别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层面来探讨古代文论的，均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与典范意义。可见，袁教授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可谓笔耕不辍、收获甚丰。

以上是袁教授独特而深刻的学术思想的产物，立体化、多方位地彰显出圆照之象，这是一种极富创新性和学理性的学术研究气象。这三个方面的学术研究特色既从思维方法上给我们以启迪，更是在学术境界和格局上树立了典范，因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三、人文化成：文化精神的理想追寻

《文心雕龙》的《原道篇》也同样征引《周易》的“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表明“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萧统与刘勰都从文学的人文精神与实际价值出发，肯定文学“化成天下”“鼓天下之动”的非凡作用，所以萧统感叹“文之时义远矣哉”。如何挖掘继承传统文学的人文精神，并运用于当下的学术研究与文化建设，是当代学人的深切责任。“问道”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秉持着传统的忧患意识，并应用于当代理想人格与理想学术文化的构建之中，是袁教授学术研究形而上的更高旨趣。

（一）中国传统人文价值的“问道”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袁济喜也从中国传统文学的人文价值出发，注重传统学术的人文思想建构，体现这种精神蕴涵对当下文艺理论、审美人生乃至文化发展的指导作用。故而对传统文论的研究，应“不仅仅表现在具体的思想观念、学说范畴的提出和演绎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出这种文化精神，它们是文论家构建文学理论的动力，也是他们全部学说的逻辑出发点”[9]。袁教授的《中国古代文论精神》就是这方面思考的成果，这部专著从哲学、文化、宗教、文学与文论交融互动的层面，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蕴涵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如王弼哲学、形神论、禅宗等与古代文论精神的内在关联，作者在绪论中指出：

今天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这门学科与学问的认识和界定，也应当随着今日学术的交叉与互动而有所发展，既要从传统的文献学和个案研究出发，也要重视从文化与精神的层面加以阐释，以使中国古代文论在解释与研究中生生不息，走向将来；这本身也是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根本原因，正是基于此，从精神价值的深度去开掘中国古代文论的形而上之人文蕴涵，是今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它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与通史等研究领域的工作是齐头并进、互相促进的。[9]

在袁教授看来，中国古代文论、美学等传统学术都是一种人格化的学术思想形态，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从事中国美学与文论的研究如果仅仅停留于美学与文论之本身，不能进入人性的分析和人文精神的追寻，那么研究成果必定不能深入，也不能臻于一流，学术境界也只能停留于“术”的层面，而不能达到“道”的境界，如此，袁教授的研究实际形成了文论、审美、人文追寻三位一体的学术研究体系。

袁教授将这三个要素结合起来运用，追寻中国独特文化精神的学术研究已形成严谨而庞大的体系。例如《古代文论的人文追寻》一书深入探寻古代文论中的人文意识，书中设专章讨论了中国古代文体论的人文蕴涵、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最后探讨了人文走向与审美流变，将文论、审美、人文追寻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外，《中国文论的“问道”与“原道”》《六朝文体论的人文蕴涵》《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特质》《论六朝佛学对中国文论精神的升华》《〈淮南子〉与中国文论精神》《荀子与儒家文论精神的再认识》《论〈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与当代意义》等论文都是从精神层面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赜，探究中国传统美学、艺术乃至学术人文精神的，有《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意识》《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文底蕴》《中国美学的自由张力》《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质及创新性发展》《论六朝文学精神的演化》《诗兴鉴赏与中华文艺精神》《论中国传统学术的人文精神》等论文，皆从不同的层面探寻了中国古代学术的人文蕴涵，将以往被孤立看待的理论问题，置于一个宏大的美学与文学精神价值的系统去思考，显现出中国古代注重精神蕴涵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指导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去融合其他学术的特点和属性。

（二）传承传统深沉的忧患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深沉的忧患意识，这是华夏学术文化不断进步更新，中华民族持续生生不息、生机勃勃的基本条件。萧统与刘勰正是抱持着对齐梁文坛正本清源的态度，高呼文学回归“人文化成”、“鼓天下之动”的社会责任，怀有忧患意识而不懈追寻探索真理的学者，这是推动文化前进的重要力量。袁教授即指出，“百年美学的精神，主要就是‘立人为本’的启蒙精神与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的结合”[10]，而且优秀的文论家“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往往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来考察文学现象，回应文学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文学思想和美学理论的”[10]，这也是袁教授本人学术人格的写照，他很多研究的出发点正是出于这种文化忧患精神，如论文《中国文学精神的失落》呼吁警惕中国文学走向世俗，而《“赤子之心”与中国美学》力斥“文艺成为商业目标与政治功利的奴婢”，呼唤自由纯真的赤子之心。“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与天道人生紧密相连”[11]，袁教授对传统人文精神的不懈追寻，其最终目的也正是要应用于当下社会文化与实际人生。

（三）关注理想人格的构建

袁教授通过研究传统美学文论精神，以学者与教育者的双重身份，致力于当下理想人格的构建。如专著《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紧密联系中国传统美育思想与文艺理论，提出了“文艺美育”这一概念，强调美育对于人生价值启悟、人格境界提升的重要作用。袁教授擅长古为今用，如论文《从〈世说新语〉看六朝美育风貌》《百年美学与立人精神》等，在《君子豹变——汉魏六朝君子人格美的演变》的最后说：“汉魏六朝时期君子人格美的变化与文艺活动的特点，可以给我们今天道德人格的构建，提供深刻的启示。”[12]而《中古美学与人生讲演录》探寻中古士人的人格理想，将中古美学作为一种人生与审美文化的概念来考察，注重从审美与人生的贯通上考察中古美学，将文艺理论、审美理念与人格精神紧密联系起来。诚如作者所言：“中古时代的美学与人生是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古今人文情怀与学术的亮点，在当前社会中更富有文化蕴含，是烛照现代人生的美学火花。”[13]

（四）促进当下人文学术发展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还可以应用于当下的人文研究与文化发展。袁教授指出，中国传统学术的特色，就是具有“超越时代的民族性与文化共性”，所以“能够穿越历史，生生不息，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活力”，“在特定时代成为激活文学生命力的动因。”[14]如何保持中国文学研究的民族性、独立性，袁教授认为必须回溯人文传统来寻找答案：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学术的认识偏重于文献考据、历史演化与具体问题领域，而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其中的精神蕴含关注不够，特别是对于文学理论经典。在当前中国文艺学受到西方文艺学挤压的状态下，《文心雕龙》中蕴含的文心精神，尤其具有纠偏与补正的意义。[7]

通过研究提炼传统人文精神，可以探索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批评的内在规律。这既是值得珍视的民族历史经验，也对当下文化发展极具启迪价值。在《“谁是诗中疏凿手”——古代文艺批评的角色探索》中，袁教授就指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话语作为一种古典文化资源与话语形态，可以融入现代文艺批评形态之中，推进现代文明的发展[15]。文中征引《文心雕龙》的“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如何传承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精神，把传统人文资源与当下的社会历史责任相结合，创造出适合当下的中国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这是来自于传统士人的文化传承，是袁教授等当代学人的理想情怀。袁教授正是站在这样的人文高度，从审美与人生贯通的角度来考察古代学术的人格精神与人文底蕴，因而他的这些相关的著述均体现出高屋建瓴、体大虑周的学理特色。

戴震说治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16]意思是说做学术研究，既要做好文献资料的整理与考辨，又要掌握好的研究方法，只有如此方能从大量的文献资料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从而揭示出研究对象的本质蕴涵和发展规律，得出正确的观点。袁济喜教授的治学可谓淹博、识断、精审三者兼具，考据、义理、辞章并茂，不仅贯通文史，而且打通四部，既有宏通开阔的治学视野，又有微观精深的专题研究，既吸纳了西方学术的思维理念，又能够坚守中国传统的思想方法，因而形成了人性化与个性化统一、传统性与现代性统一、宏观与微观统一、专精与广博统一的学术研究格局。陈寅恪称赞王国维云：“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17]这虽然是赞誉王国维学术成就的话语，但用在袁济喜教授身上，亦无不可。总之，作为一位当代学术大家，袁济喜教授数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其所涉猎的学术研究领域甚广，学术成就及贡献极大，学术特色也颇具典范意义，对其学术研究的总结和述评，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又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