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龙灿，孙迎雪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南怀瑾（1918—2012），浙江乐清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南怀瑾奔波国学经典普及教育数十载，讲学内容涵盖儒佛道及诸子百家，兼及医卜天文、拳术剑道、诗词曲赋等多个方面。他早年曾讲学于云南、四川等地大学，1949 年赴台湾后，先后任教中国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及研究所，后侨居美国、讲学香港，晚年在江苏兴办太湖大学堂，国内外各界人士纷来景从。南先生以教师自任，毕生奉献给国学经典诠释与普及教育事业，在民间被尊称为“南师”“国学大师”。南怀瑾“经纶三教，出入百家”，博览群书，学识渊博，著作80 余种，深受读者欢迎。所著《论语别裁》《孟子旁通》《易经杂说》《易经系传别讲》《原本大学微言》《话说中庸》等儒家经典诠释著作和大量佛道经典解读著作不断再版，并有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南怀瑾全集》和东方出版社《南怀瑾精选集》等著作集。本文以南先生经典诠释、研究和讲学为重点，考察其人、其事、其学以及社会文化活动影响，略述其学术思想特色和精神。

一、南怀瑾先生的生平事功和学术特色

（一）生平、事功与影响

1918 年3 月18 日（农历二月初六）亥时，南怀瑾出生于乐清市柳市区地团叶村（今翁垟街道地团社区桥头村）。其父南仰周家教极为严格，不仅要求南怀瑾认真读书，还要求他习武以强身健体。南怀瑾幼时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师从叶公恕、朱味渊等人研习经史子集，12岁时，南怀瑾于家庙井虹寺自修，背诵古文经典。青年时期，立志文武双修的南怀瑾一心报国，他毅然辞别父母只身前往杭州国术馆求学，遍访僧道、拜师学艺、习武读经。曾于文澜阁藏书楼阅《四库全书》，并接触道释经典。在军阀混战的动荡时局中，面对民族危亡之际的“全盘西化”和“反传统思潮”，南先生决心弘扬中华文化，重续文化断层。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入川参贤访道，创办“大小凉山垦殖公司”，曾任四川宜宾《金岷日报》编辑、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在此期间他拜师大德袁焕仙，参与筹创维摩精舍，于峨嵋山大坪寺闭关三年通览《大藏经》，奠定了他“出入三教，经纶百家”的基础。

1949 年南怀瑾定居台湾后开始民间讲学，为政商人士所欢迎，并陆续出版了《禅海蠡测》《论语别裁》等著作，自此开始以民间讲学和著书立说方式弘扬传统文化的国学教育生涯。后来南怀瑾先生辗转香港、美国等多地，数次主持禅七法会，先后在中国文化大学、辅仁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授，并成立东西精华交流协会等组织，创办《人文世界》杂志，除了传播传统文化，还立足于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倾注大部分精力于社会福利公益活动、文化教育发展事业。

南怀瑾一生期盼祖国复兴、两岸统一，渴望为家乡发展做出贡献，他利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牵头建成了中国第一条合资铁路——金温铁路，居间促成两岸达成“九二共识”。1987年，南怀瑾受温州政府邀请，开始为投资修建金温铁路牵头奔走，写出了《对金温铁路的浅见》一书。1992 年11 月，由南怀瑾牵头的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成立，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和协调资本运作，至1998 年金温铁路建成通车，为温州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交通便利，促进了温州的商业发展和贸易繁荣。金温铁路建成后，南怀瑾仅将本金收回，充分体现了一位仁者的家国情怀。同时，为早日实现两岸统一的愿望，应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副主席的贾亦斌要求，南怀瑾成为两岸关系的传话人。1990 年到1992 年，海峡两岸在南怀瑾的推动下，一共进行了9 次会谈，南先生还提议大陆方面增加汪道涵和许鸣真二人为密使，参与会谈。南怀瑾还亲笔起草了《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提出“和平共济，祥化宿怨；同心合作，发展经济；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三原则。惜因李登辉出尔反尔，南怀瑾先生退出两岸密使的会谈。在汪道涵的努力下，1992 年10 月汪道涵与辜振甫成功达成“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共识，这就是“九二共识”。这个共识一直成为两岸对话与谈判的基础。南怀瑾在“九二共识”达成的过程中，呕心沥血，竭力为两岸统一奔走，为共识的达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两岸关系的卓越开拓者。

金温铁路开通与“九二共识”达成之后，南怀瑾将全副精力投注于教育领域。他通过坚持不懈的民间讲学和不断整理出版国学经典讲学记录，便于国人接触和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他以基金会的形式筹措大量资金，资助北京大学等30 多所大学的传统文化研究。他一生经历了时代的巨变与历史文化的变革，目睹了新科技革命的成果，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冷落感到惋惜，遂创办太湖大学堂，奔走呼号，希冀根据传统文化精神，改革教育模式，重塑当代国人的精神根基，唤醒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南怀瑾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其著述涵盖范围广，已出版的共有83 种，尚有数种待出版。这些已出版的著作大多以“别裁”“别讲”“臆说”为名，内容多为讲学或演讲的记录稿件，并不拘泥于经典注疏、史实考证的传统学术方法和概念辨析、逻辑实证的现代学术规范。南先生师友门生和广大国学爱好者对南怀瑾的学问与思想推崇备至，而学术界却有不少人质疑南先生的学者身份和著作的学术性。同时，学界对他发起的儿童读经活动的看法也褒贬不一。20 世纪90 年代“国学热”兴起，南怀瑾著述广泛出版，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许多年轻人就是通过阅读南怀瑾的著述激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学界对于南怀瑾的研究也逐渐从少到多。1996 年，《复旦学报》以“南怀瑾著作与中国传统文化”为专题对南怀瑾现象进行了深入讨论，充分肯定了南怀瑾著述的学术思想水准和其对中国大陆传统文化教育的积极作用。

（二）南怀瑾经典诠释特色

南怀瑾著作学术特色鲜明，具有亲切生动、旁征博引的讲学风格和通俗易懂的特征。南怀瑾的经典诠释主要有三点特色：经史合参、三教互通和经验体用。

在经史合参方面，南怀瑾自幼深刻体悟经典文化精髓，把握经史传统，阐发经典的本义。南氏诠释经典强调经文的作用，以史证经，以经解经；在对经典进行注解时，将经文相互贯通，通过经史阐明经典的原理。“古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话叫‘经史合参’。什么叫经呢？就是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大原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这个原则是不会变动的。但不是我们能规定的它不准变动，而是它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称为‘经’。而‘史’是记载这个原则之下的时代的变动、社会的变迁。我们要懂得经，必须要懂得史。拿历史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来配合。这样研究经史，才有意义。”[1]54-55南怀瑾强调为学应当兼采众长，超越古今，使经典充分发挥现实教化作用。他在对经典进行诠释时频繁引证史事和经文，使得经典更加丰富而有趣。

儒释道三教互通构成了南怀瑾先生的学术思想精神内核。他认为三教互相偷师，随时代变易兴衰。从周代“易、礼为核心的天人思想”，到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儒、道、墨特立独行，经历诸多朝代的调整，形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而儒家又兼采各家之长。“元明以后，佛教与道教衰落，理学勃兴。理学以孔子的伦理思想为核心，摄取了释、道的大量哲学思想、思维形式和修持方法，使三者密切起来，难解难分。”[2]南怀瑾立足儒门，融摄三教，他整合多家学术思想，儒释道互相参释，不落俗套，他以“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出入儒释道三家，采掘各家精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自己的精神信念，融入著作的字字句句中。

南怀瑾的经典诠释还有着经验体用的鲜明特色。南怀瑾经历近现代几十年历史变迁，人生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形成注重经验体用、实干实用的学术特色。作为温州人，他深受永嘉学一脉影响，推崇道德与事功并重。南氏不仅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而且具有武术、禅定、养生等传统修炼功夫的实践经验。其治学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强调日用即道、体用不二，通俗易懂，而道家养生、佛法修行的亲身实证，又略具神秘主义色彩。他旅美3 年，居港16年，深入体悟中西方文化差异，融合自己学习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经验，关切同样身处巨大变迁中的朋友们的经验教训，形成独特的生活智慧。因此他以人生体悟诠释、又以生活经验检验学问实效的态度，三教经验参通，中学与西学的碰撞交融，从生命科学、政治谋略等多领域进行学问探讨实证。他以出入诸家提炼出的生命智慧对经典中的章句进行解释和修正，经常援引自己几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或朋友的切身体验作为例证，别开生面而又切中时弊。

南怀瑾的著作贯通儒释道，涉及诸子百家经典，对传统经典义理做出切合当下人伦日用、社会实践的阐释，引起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对儒释道经典的热爱，是当代中国人学习传统文化经典的重要普及教育读物。其83 种著作内容涉及儒道佛等三教九流各家思想学说以及文学、历史、哲学、教育、政治、商业、军事谋略等多学科领域。他的经典诠释方式和文章风格虽不合乎现代学科体制要求的标准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的规范，但却能深入浅出、触类旁通、出入三教、自成一家，将古圣先贤思想和传统经典义理生动诙谐地传达给广大读者，有助于中国传统经典和文化精神在传统文化传承断层之后的重续。

二、南怀瑾先生对儒家经典的诠释

（一）博通应变的易学诠释

南怀瑾一生，对《易经》琢磨甚深，著有《周易今注今译》《易经杂说》《易经系传别讲》等著作，于《易经》的诠释精到而独特。南怀瑾将自己的经验与《易经》相互引证，援引经史参释《易经》的卦爻辞，亦引用《易经》的道理诠释其他经典。南怀瑾对《易经》最为推崇，认为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尽出于《易经》。“所以懂《易经》的道理，就是懂做人的道理，因此可以知道儒家的孔孟思想，道家的老庄思想，都是从《易经》出来的，诸子百家也都是渊源于《易经》。”[3]151他认为，从《易经》中总结的道理可以应用到其他经典的解读中，也能够指导生活与实践。他的易学著作在他的学术研究中独树一帜，《易经杂说》《易经系传别讲》两部，虽然篇幅不长，却将他一生的社会文化活动经验尽数融入其中，娓娓道来，为读者了解《易经》的精神提供了良好的路径。

对于《易经》的阐释，南怀瑾并不拘泥于字句，而是天马行空，精粹多家，引经据典，谈古说今。南怀瑾对《易经》的诠释，在诸多《易经》诠释作品中特色格外鲜明，他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思想凝练而成的生命智慧，渗透于对经义的诠释中，以史证易，以经参易，贴切而活泼，儒释道三教互参互释，将《易经》的中心思想“变”清晰明确地呈现出来，他把自己的教育理念渗透在人生经验中，通过个人经验体会经典，给予读者的个性修养、精神品质、道德品格一定的提振和借鉴作用。

南怀瑾认为，根据《易经》的内在精神，不易即是变易、交易，要辩证看待易与不易的关系。“实际上，《易经》的道理是交易、变易。一切的变化都是从交互中来的，变化之中有交互，交互之中有变化，从变化交互中看到万物的复杂性。”[4]237象数派与义理派各家“家法”卓著，“学者读古经注，宜知家法之异同，而定以经旨”[5]。《易经》各家，或如荀爽、郑玄偏重言“象”，王弼长于“辞”，俱有所长。南怀瑾注重变化的本质，他将象数义理都视作“用”，认为各家对《易经》的解释“是彖、理、数的综合运用而已”，而《易经》核心的“变化”才是最根本的“体”。“《礼记》上孔子为易学下了定义，说《易经》是‘洁净精微’。”[3]151精密而微妙，就是《易经》的核心要义，因此环境或人的意念出现微妙的改变，爻象也就随之出现变化，这就是《易经》的变化莫测、万变归一之理。

南怀瑾将自己从《易经》中总结的经验贯彻在人生各个领域，以经验诠释，又以生活经验检验易理。他对《易经》的诠释，充分展示表达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人生感悟，透过自己浮沉百年的生命观，将《易经》学术思想的深层意蕴传递给读者。南怀瑾指出，《易经》揭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运行原理，对天道而言是大自然的科学规律，对人道而言就是五常之道、性命之理，人的生命是充分发挥自己主体性的结果。事在人为，在纷繁芜杂的各种人生情状之中，君子把握“时”与“位”，正是借由“易”道而契合“天道”，从而真正把握自己的人生和命运，成为人格完备的君子。

（二）勇担道责的四书学阐释

在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南怀瑾对儒家经典著作进行了系统的诠释和研究，先后出版《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原本大学微言》《话说中庸》等著作，综合自己出入三教的经验，对儒家经典四书进行勇担道责又不失考据的阐释。南怀瑾对四书的诠释，归根结底是个体在社会中如何成为一个修养完备的人并在社会中发挥作用。从这两方面出发，南怀瑾采用经史合参、以经解经、依文体义等方式对四书做出诠释，对当代四书学的民间推广做出了重大贡献。

南怀瑾认为，政治的根本在于个人的品性与修养，政治本身是公共的人情世故，必须要求品性优良、修养较高的人去履行这一责任。个人通过获得知性开始，经过知、止、定、静、安、虑、得七证，发明心性，加强自己的内在修养，然后化用在外，就是修齐治平[6]。南怀瑾认为，修身、养性是内化的修炼，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外化的功用。一个能够合理处理社会事务的人，就是“士”，“被选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学习法令规章”[1]302。“士”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是具有政治能力的群体，能够将道德运用于政治。在士进行政治活动这个过程中，需要集才、德、学为一身，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话说中庸》中，南怀瑾认为中庸是“诚”道贯穿沟通天道、人道的结果，君子修养要以“诚”为本。修养“诚”道，需要君子注重自身的精神高度与政教传统，以文育人，担起通变古今、守先待后的文明使命，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产，提振学术的文化价值，从中涵养德政[7]。

在《论语别裁》《原本大学微言》等著作中，南怀瑾将文教与政治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认为中国古代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政治家在提高自身学养之后，能够推己及人，以诗、礼、乐的教化上下贯通，以文化和思想进行教化，养成文化与政治交融的思维方式，然后教化世界上的每个个体，完成国民人格的道德教育。小到个人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大到当政者的每一个政治决策，当政者既在修身上做到“明明德”，将明德内敛于身，又将明德从“心”推行于行，以德行亲服家人，在政治上承担社会责任，德育百姓，在教化别人的同时也完善自身，追求更高的圣王境界。在《孟子旁通》中，南怀瑾也表达了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认为王道政治是“刑罚与仁义道德相辅相成”[8]，君主要施行仁政，为整个社会上的人创造发挥“四端之心”的条件。当政者尊重民意，选贤举能，以安居乐业作为最终的政治目标，那么文化就会蓬勃，社会就会进步，实现“化民成俗”的理想。

三、南怀瑾先生对宗教经典的诠释与研究

（一）道家道教辩证与养生思想

南怀瑾对于道家学术体系和修炼方法有独特的见解，著有《老子他说》《中国道教发展史略述》《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庄子諵譁》《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我说参同契》《列子臆说》等多种著作。

对道家和道教学术源流的考辨和修养方法的辩证，是南先生道家道教研究的亮点。他在《中国道教发展史略》中对“道教”和“道家”的概念做出区分。“清儒纪晓岚谓道家为‘综罗百代，博大精微’，信为笃论，然其所言曰道家，实无涉于道教也。盖自两汉以后，道家一变而集于道教，亦正因其‘综罗博大’之故，不免流于‘杂乱怪诞，支离破碎’之弊。故言道教学术与其原本道家异同变易之关键，诚不易于缜密分疏。”[9]他认为，道教之所以为“教”，除了学术思想的方向和创立教派的原因，也因为综合百家九流，方法和流派更加多样，道家思想是综合了“原始科学、哲学与宗教合一”的思想精神推动下诞生的富有中华民族独特文化风格的产物。道的观念，兼有形而上的全能本体和形而下的事物法则，是上下交通，联系形上、形下的全环[10]。后世道家与道教采用这个概念，渊源“道”字的观念而加以扩充，统摄天地、鬼神、物理与人生的共通原则而进一步将“道”的思想理念发展壮大。南怀瑾在《庄子諵譁》中以道家的宗旨大义贯穿其中，而出入禅道的意旨，最后归结于身体力行的实证[11]。在《列子臆说》中，他则更加注重道家思想的现实应用，在阐发他对道家学术观念认识和看法的同时，对《列子》中的故事进行发挥，表达了他对生死、时势、缘遇、名利、富贵、公私等问题的理解[12]。

南怀瑾在《老子》《庄子》《列子》《周易参同契》《黄帝内经》中也讲述了自己多年修行的心得，包括修炼的内外部条件和修行方法。南怀瑾先生认为世间的功名富贵、男女饮食和修行之间往往不可兼得，对于修道者来说，要具备一心为道，精进己身的精神信念[13]。修道是为了追寻源初的生命本真，在这个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修炼原则就是“致虚极，守静笃”。“致虚极”指的是摒除杂念，达到空的境界，“守静笃”则要求精神致中、心无旁骛，这才是修道做功夫的最高层次和境界。南怀瑾认为道教修行需要建立在充分的知识储备之上。“修神仙丹道也是一样，要天文地理、人事、阴阳术数、医、兵、农什么都要懂。”[4]397道教修炼需要良好的外部条件，一要虚心请教名师，二要修炼福地，三要善食善道[14]329-331。南怀瑾认为精气神三者实则是眼、耳和心精神的作用[14]234，三者相互滋生，互相助长，逐渐分开，又互相混合。修道者由精气神最终到达“神合于无”的境界。他认为，精气神是养生修炼中最关键的部分，修炼道法最难的是做到整体的圆融通透，形神一统，实现精气神兼顾。通过修炼，达到“炼神还虚”的状态，才能达到物我两忘、神合于无的境界。

（二）禅学研究与修证方法论述

从20 世纪50 年代到90 年代，南怀瑾发表了大量佛学研究著作。我们至今所知的南氏佛学著作（包括佛道兼论的著作在内）有32 种之多，如《禅海蠡测》《楞严大义今释》《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楞伽大义今释》《禅与道概论》《维摩精舍丛书》《禅话》《习禅录影》《定慧初修》《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禅观正脉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史略述》《学佛者的基本信念》《如何修证佛法》《圆觉经略说》《金刚经说什么》《禅宗与道家》《参禅日记》《药师经的济世观》《布施学——毗耶娑问经》《花雨满天维摩说法》《现代学佛者修证对话》《瑜伽师地论——声闻地讲录》《大圆满禅定休息简说》《洞山指月》等。这些著作既有对佛教发展源流和禅学思想的阐发，也有对经典义理诠释与修证方法的发明。

南怀瑾对佛教发展和宗派源流有独特的理解。他赞同“法不孤起”之说，认为任何学术思想的产生都有前因后果，绝不是凭空捏造。他在《中国佛教发展史略》中纵向溯源，在世界史图中给中国佛教的发展设定了坐标系，讲述中国佛教的始末变迁，言简意赅，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讲起，理清汉代到清代佛教兴衰变迁的轨迹，转到对当今时代佛教的思考[15]。南怀瑾通过中国佛学史的演进，为读者揭示了禅宗的演变。他反对以门户之异而兴诤讼的行为，认为他宗别教也是救世度人的同道，并无差异，同时批驳把佛家修炼与催眠术、瑜伽术混淆起来以此谋利（生意）的行为，要求人发自内心的修持佛理。

南怀瑾的佛教研究以禅宗为中心，他认为儒道佛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只不过方法有所不同。“敦儒家的品性，参佛家的理性，修道家的功夫。”[14]90他认为禅宗本来是功夫与见地并重，要求身体力行的实证，反对过于理论化，而忽视了自身的修行。他将佛学的主旨阐释为修行求证，批判片面空谈的思想行为[16]469。他在《禅话》中批评人们把禅当作一种书本知识，说：“现在人习禅学道，不切实际，不肯脚踏实地去作工夫……但在口头上随便谈禅论道，在书本上求取皮毛的知识，便以此为禅，真使人油然生起‘终日默然’之思了。”[16]463关于目前存在普遍争议的禅宗是否属于佛教“教外别传”的问题，他认为，佛教的全部经教本来是说明如何修证的理论与方法，全部佛学经教的学理，都是为了说明如何修持求证的理论与方法，而禅宗正是注重修行实证的功夫。无论原始大小乘的佛学以及中国佛教各宗的创建，都是以禅定修持为其求证的骨干，所谓涅槃、性空、真如、妙有的教理极则以及达成圆满佛果的“三身”“四智”“六通”“三明”以及性空缘起、缘起性空，与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理念与实证，一律都从禅定入手而达到般若智慧的证验，然后完成圆满的解脱道果[17]59。

南怀瑾认为，佛教各流派尤其是禅宗最终的修证目的是要求证“身心性命的根元”，即涅槃妙心。佛家概念中的心、性、真如、如来藏等都是涅槃妙心。禅宗的目的，虽然不是着重离尘避世，逃避生死的小乘隐退，但仍然不离升华生死，要求心的出世自在，而作人世救众生的行径。在《如何修证佛法》一书中，南怀瑾系统概括佛法修证体系。他认为修证佛法首先要发心。“生命的本心、本能叫做菩提，又叫做本体，它所发出的现象是分段的。”[18]332心念一动，外部环境随之变动，修证先要有不证菩提、誓不退转之决心。缘起性空之后，就有见地，有见地之后行愿心修道，此乃佛法修证之三纲要。“见地就是理，行愿同修证是事，照佛学的成语来说，就是‘事相’以禅宗的讲法，就是功用，普通叫作功夫。”[18]326佛法是理事合一的，故见、修、行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具备见地之后，行愿修正自己的心理行为，解脱心结，方得果位，行愿心的程度就是见地圆满和修证功夫的程度。彻底修正自己的心性行为，需要矢志不渝追求至高圆满的生命境界，达到这种程度，才证得菩萨行愿。“见地到了就是法身；修证到了就是报身；行愿到了就是化身。三身都在一念之间。”[18]654见地、修证、行愿三者具备，就可证果。在他看来，佛法是事与理的统一，佛法的一切学理，都可以在身心上得到验证；佛法的修证，是个人经验体用在社会上得到验证的结果。法报化三身的圆满成就最终必须落实在六度万行的菩萨行愿上，救度众生，解脱苦海。

四、南怀瑾先生的学术精神

南怀瑾先生无论兴办实业还是著书立说，其目的始终是为国为民；他身居书院，心忧天下，用一生为传播中华文化而奔走呼号。他在著作中一心期盼世界大同，为此也居间促成“九二共识”，推动合资修建金温铁路；后来则投身于教育事业，希望能够通过文化教育涵养当代青年的精神，为社会文化精神铺设道路。他认为，优秀的中国文化精神是全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的不可缺失的理念和力量，这才是真正的“人间之路”。

（一）仁者精神

南怀瑾以儒者自任，颇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义胸怀。在近代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中，他始终以儒者自任，以一颗仁心忧天下，竭力为祖国发展谋求进步，为人民幸福争取福祉。他在台湾政界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系念家乡，心怀父老，为家乡建设出力。小到一族一姓，大到整个中华民族，南怀瑾先生一直发挥“敢为天下先”的仁者精神，以义、勇、智作为自己的心性能力，在社会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是一位由内而外的仁者。

南怀瑾从未想过在所做的一切事业中的个人利益，他将金温铁路股权转交温州市政府，自己不求一分报偿。1996 年他出资扩建幼时旧居，捐赠给乐清地方政府。先生为之作《乐清老幼文康活动中心赠言》，中有言道：“以此而报生于此土长于此土之德，而无余无负，从今以后，成败兴废，皆非所计，或嘱有言，则曰：人如无贪，天下太平，人如无嗔，天下安宁！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他以为，不求回报的善是最高道德，只“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

南怀瑾在著述中也以“仁心”一以贯之。他认为，“仁”是每个人的基础性心灵品质，也是对普通人的基本要求。他认为，“仁”的德性实是在为学过程中养就的。完成人格塑造和提升学养是并行不悖的，做学问要先学做人，在不断地提升学识过程中，修养“才、德、学”，到达仁义智勇兼备的程度，就是合格的政治领导者，能够在社会上承担社会责任，处理社会事务。南怀瑾的学术目标皆在修己成人，他认为，做学问就是在实践中涵养仁道，知己立人，在有才学的基础上懂得人情世故，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

正因为此，南怀瑾的经典研究与人生事功皆以人为本。“仁者爱人”，“人”才是南怀瑾学术体系的核心，从《易经》的“天理性命”到《药师经的济世观》中倡导的济世利民的思想，南怀瑾的学术思想体系都是为“人”服务。人如何成为人，如何发扬善念摒除恶念，如何追求生命的圆满境界，南怀瑾躬行实践，以教人做人为中心，真正把握了传统文化的中心，从而为人文精神的树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社会中个体道德人格的修养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二）文化传承的精神

南怀瑾一生都以传播和普及传统文化、修复文化断层为己任，他认为当代知识分子应承担起文化兴继的责任。他希望当代中国青年群体能够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重塑中华文明。南怀瑾早年接受西式军事教育，自赴台后又先后旅居香港、美国多地，深刻理解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汇，为此更加坚定了传承中华文化的信念。1966 年，南怀瑾积极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钱穆、林语堂、牟宗三、唐君毅等人阐述传统文化。1970 年，南怀瑾组织成立东西精华协会，目的是传承中华文化，将社会福利和教育作为协会两大任务。50 余年间，南怀瑾通过讲座、授课、著书讲学等方式不断探索普及传统文化传承途径和方法。南怀瑾认为，文化传承是解决一切其他社会问题的关键。“第一，文化精神教育的目的，是在于培养承先启后的继起人才。第二，注意奖励后起之秀，导之使他发扬光大。”[1]161南先生忧虑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全盘渗透，期盼我们这一代人首要做的，就是要保存好传统文化精神，而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的关键，在于国学教育不断培养人才。他认为：“亡了国还有办法复国，如果文化亡了，则从此永不翻身。试看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亡了的民族而能翻身的，史无前例。所以对于文化重建的工作，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太重大了，绝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断送掉。”[1]99在南怀瑾的著述中，他以妙趣横生、别开生面的方式对经典进行诠释，为当代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通达的途径，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的引导方向。南怀瑾发扬传承自孔子“无处不可以为教，亦无时不可以为教”的教育精神，以传统经典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终身为中国文化的建设和传播贡献力量。正是基于对传统文化与中国人文精神一脉相承的忧心，南怀瑾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和阐扬传统文化义理，担负起文化开继的重任。

南怀瑾还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立足于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他在美国的弟子有好几位是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学者，如《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曾拜南怀瑾为师，他认为中国现在的首要问题是能对世界贡献什么，中国最有价值的贡献在于精神文明，而中华文化要从儒释道三教出发，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物质文明结合起来，为整个世界提供更多精神财富[19]。南怀瑾的另一位美国弟子乔舒亚·库珀·雷默，著有《第七感——权力、财富与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20]，他以南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精神、中西文化比较与现代文明反思的教导为指南，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科技、传媒等的发展趋势和人类生存状态进行反思。

（三）人文教化的精神

南怀瑾毕生以孔子为榜样、以教师为己任，致力于人文教化为内在精神的国学教育事业。“今日的教育，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我们国家民族文化的前途，更是个大问题。我经常觉得，中国这几十年来的问题，根本发生在教育上，而且很严重。甚至三千年来的历代兴衰，都与教育问题有关。”[1]266教育的最基本问题是人性问题，需要针对个性、情绪和情感进行教学，发挥个体的天赋和天性，在这个基础上将个体的人格培养完善，涵养性情，发挥禀赋。“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人性，指向人性。”[21]166“办教育是改变气质，不只是教学生知识。”[21]69南先生的人文教化目的与张横渠主张“变化气质”一脉相承，教育不仅仅是知识学习，更类似于政治和法律，修正和规范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改变学生的道德品性。

南怀瑾主张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他认为，读书并不等于学问，学问是从做人做事中体会到的，是“做人好，做事对”，所以要时时处处从人情世故中学习。他认为，当下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与人格教育并不够完善。“真正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才能独立站起来，不跟着社会风气走，真正建立一个独立的人格。”[22]因此要让青少年接受富含德性伦理的文化经典的熏陶，深化人文教育。南怀瑾身体力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近70 年，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教育学生，扎根传统文化，采用以中国文化精神为根本的教育修养学生身心，要让学生“从心性修养开始，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21]85。

南怀瑾在实践层面是一位生动、成功地落实其中国本土教育学理念的教育人。“办教育要牺牲自己。”[21]143南怀瑾认为，教育不仅要求责任感，还要求全身心投入，以佛家爱一切众生的精神对待每一个教育对象。从教育目的出发，他坚定了教育改造的理念。他认为现代的教育方式有着一定的问题，真正的教育应该以成功做人为目的，而并非取得学位；认为在用国学经典给学生打下人文精神的基础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现代自然科学的学习，要促使学生使用中华文化教育理念来整体性地看待社会，建立根植于民族血脉之上的思维方式。南先生认为：“对西方学者的观点而言……不论这其中的哪一门学术，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因袭了西方的治学观念，甚之，也如西方一样，夹杂了民族意识和某种政治思想的因素。”[23]所以他强调学科和知识背后应体现中华文化价值。“现在我们的教育变了，每一个考进来的，都是为自己的职业问题着想，这是美国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所谓杜威等人的思想，‘生活就是教育’，他们教育与生活、技术配合在一起。人家的文化基础同我们完全两样，我们今天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文化精神，对别人的也没有搞清楚，别人的东西是不是适合我们的国情，今天还在考验中。”[1]647南怀瑾希望学校教育要贯穿中华文化价值、扎根中华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因此，他不遗余力在教育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在太湖湖畔建立太湖大学堂，致力于使成年人通过讲座等形式学习传统文化；附属设立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目的是为儿童打下牢固的国学根基；他还督促弟子王红建立女子德慧大学堂，希望能够培养一批有道德、有才能的女子作为家庭不可缺少的力量，从而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继而影响整个社会和世界。

南先生推崇传统文化对修身养性的作用，他倾力支持儿童读经运动，推广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经典。他多次表示对儿童读经运动的支持，希望通过对经典作品的诵读，开发智慧，训练脑力和意志力，达到修身养性、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他说：“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就不会有凝聚力、创造力和自信心。”[24]儿童读经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实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目的，儿童通过接受教育了解并传承中国文化，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意义重大。虽然儿童读经运动在学界饱受质疑，但南怀瑾的教育目的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时代要求，恰当与正规教育相结合，有利于塑造儿童健全人格和提高传统文化道德修养。

南怀瑾一生经历颇多，从民国时的风云变幻，到当代中国的腾飞。他漂泊半生，始终把弘扬传统文化作为毕生追求。南先生促成金温铁路开通与“九二共识”达成，是他足以彪炳史册的事功。他精研儒释道三家经典，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他不仅将自己出入儒释道三家总结的文化思想精髓融入经典诠释著作中，辅以经史合参，还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感悟，别开生面地诠释和参证经典义理。他以仁者之心和教师形象奔走一生，生平事功和著述讲学处处体现他忧国忧民、文化传承、人文教化的儒者情怀和使命担当。南怀瑾学术思想自成体系，在经典诠释、生命智慧、事功思想、教育理念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研究南怀瑾学术思想，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高国民修养、健康水平和生命智慧，促进当代中国教育发展、文化复兴与社会道德建设，提振中华民族精神。研究南怀瑾的学术体系和思想，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有重要意义。在传统文化传承与经典普及教育领域，他是当之无愧的引领者和革新者。南怀瑾先生的经典诠释、学术思想和国学教育实践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