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演化及发展策略

2024-01-03周汝波

决策与信息 2024年1期

周汝波

[摘要] 近年来，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科学探析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未来发展路径，对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区域协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广州市文化产业增加值比重不断增加，但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协调、空间集聚效应不明显等问题，影响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格局形成。以广州市560个文化创意产业园数据为基础，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及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方法，科学探析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5-2022年间，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出现大幅增长，并逐渐形成“中南部密集，东部与北部离散组团聚集”的空间发展格局；（2）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椭圆重心移动路径整体为“西南-东北”走向，整体空间布局具有明显的向东部和东北部拓展的趋势，且空间集聚态势明显；（3）文化和环境因素对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布局影响明显，驱动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亦更为显著；（4）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后续应从空间格局、数字赋能、政策保障等方面进行优化发展。

[关键词] 文化创意产业园；文化产业；文旅融合；文化品牌建设；文化创意模式演化；空间分布

[中图分类号] P20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4）01-0039-13

一、引言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1]。近年来，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广州市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重点发展对象，以期能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城市形象[2]。据统计，广州文化产业增加值从2013年的720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180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4.67%上升到6.2%，俨然已成为引领广州市经济发展新的支柱产业。然而，由于起步较晚，产业发展时间较短，目前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协调、空间集聚效应不明显等问题，影响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格局形成[3-4]。因此，科学探析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分析其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对引导文化创意产业区域协调健康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发展规划和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文化产业关注度的提高及空间分析、统计工具等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越来越受学者们的关注[5-8]。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文化产业竞争力[9]、文化品牌建设[10]、文旅产业融合[11]、文化创意模式演化[12]等方面，关于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格局演化的研究较少，又多是在同一年份下开展的，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撑和长时间序列分析，无法准确刻画出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同时，文化创意产业是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侧重于交通可达性、成本、市场规模等因素的传统经济区位理论已无法全面解释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时空演化特征[13-14]。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区位选址影响因素仍有待研究。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综合采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等空间分析方法，从空间分布数量、空间分布模式、空间分布趋势三个角度，科学探析广州市2005年、2010年、2015年、2022年四期的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格局演化情况，并结合文化创意产业基本特征，科学选取区位选址影响因素，通过地理探测器识别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及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以期为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参考。

二、研究范围、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范围的确定

由于学界对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内涵界定和类型划分尚无统一标准，因此本文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及《广州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22）》（以下称“蓝皮书”）的相关定义，将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内涵界定为：以“文化、创意、科技”三者深度结合形成的产业集群。同时，根据蓝皮书发布的文化产业分类以及前人对广州市的相关研究[15-16]，在主要考虑园区内部主导产业的基础上，将具有相似生产条件的产业归为一类，故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可分为文化传媒类、文化科技类、文化休闲类、综合性文化类四大类（见表1）。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主要参照学界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内涵的界定，利用中国文化创意网、前瞻产业园区库、企查查等网络资源获取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数据信息，包括产业园名称、地址、类型、建立时间、入驻企业等，然后根据政府公布的国家级、省级、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对数据进行补充完善，共获取有效文化创意产业园数据560个。根据获取的地址，利用高德地图Web服务API进行地址解析，获取经纬度信息并导入ArcGIS软件进行空间点位落位。

其他辅助数据包括广州市历史文化景观、旧厂房、仓库、地铁站点、学校、科研机构等空间数据，均通过高德地图Web服务API爬取获得；文体旅财政支出、科研财政支出、每10万人大学生数量等数据由统计年鉴获取。

（三）研究方法

1. 空间格局演化研究。本文采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等空间分析方法，科学探析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格局演化情况。相关研究方法见表2。

2. 空间演化驱动因素研究。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既可以检验单变量的空间分异性，也可以通过检验两个变量空间分布的耦合性，来探测两个变量之间可能的因果关系[17]。因此，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模块和交互作用探测模块来识别广州市文化創意产业园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及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

三、结果分析

（一）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布演变

1. 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大幅增加，综合性发展趋势明显。2005-2022年，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呈现出不断增加趋势，由50个增加至560个，增长近11倍（见图1）。2005年文化创意产业园仅有50个，主要分布于白云区、天河区、荔湾区等中心城区，如广州天河软件园、广东才华文化创意园、1879设计创意园（见图2）。2005-2015年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出现较大幅度增加，由50个增加到282个，增幅近464%，白云区、番禺区、黄埔区成为了主要的增长地。“十三五”期间，中央对文化产业日趋重视，各项政策相继出台，各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评比活动纷纷举办，2022年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已达560个，广州市文化产业迎来良好的发展势头，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空间上也逐步向东部和北部拓展，从化区、增城区、花都区等非中心城区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出现增长。

从类型上来看，综合性文化类产业园是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主要类型，占比达44.64%，其次是文化科技类（31.07%）、文化传媒类（16.61%），文化休闲类占比最低（7.68%）（见图1）。研究时段内，各类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均处于增加状态，综合性文化类数量增长最快，由2005年的18个增长到2022年的250个，说明广州市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园更多往综合性方向发展，即具有相似生产条件的文化创意企业相互吸引、相互关联，自发聚集最终形成产业园区。

2. 形成“中南部密集，东部与北部离散组团聚集”的集聚分布特征。通过对2005-2022年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最邻近指数的比较分析，可知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经历了由随机分布到集聚分布的发展历程，且集聚度呈现不断增强的发展态势（见表3）。2005年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最近邻指数为0.91，平均最邻近距离为2686.61m，整体呈现出随机分布状态；后续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的增加，2022年的最近邻指数达到0.50，平均最邻近距离也缩小到865.38m，说明文化创意产业园间的空间距离不断缩小，呈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状态，且具有进一步集聚的发展态势。

由核密度分析可知，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主要在中南部出现聚集（见图3）。随着政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核密度高值区涌现，并不断衍生出多个中密度和低密度聚集区，集聚范围在研究期内显著扩大，逐渐形成“中南部密集，东部与北部离散组团聚集”的空间发展格局。2005-2022年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核密度峰值不断增加，由0.24个/km2增加到2.02个/km2，且增长幅度也出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说明文化创意产业在广州市快速发展。从空间分布上看，广州市各行政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核密度的高值区均位于广州市中南部区域，即白云区、荔湾区、越秀区、海珠区等中心城区。2005年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在天河区聚集形成了第一大热点区，白云区为次一级热点区，但随着后续发展，白云区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不断增加，成为第一大热点区。相比之下，从化区、增城区、花都区等非中心城区高值区多为离散的低值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呈现出较小的组团聚集状态。

从不同类型来看，四种类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均从分散或随机分布状态变为聚集分布状态，其中聚集最为明显的是文化休闲类，平均最近邻指数由3.41下降到0.72，平均最邻近距离也由13140.75m下降到3457.89m，聚集程度不断增强（见表4）。从核密度分析来看，文化传媒类、文化科技类和综合性文化创意产业园具有相同的空间扩散趋势，即核密度高值区以中南部城区为核心节点向四周辐射扩散，但东部和北部区域仍处于较分散的组团聚集，文化科技类表现最为明显，由随机分布变为聚集分布。而文化休闲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则出现较为零散的空间扩散趋势，核密度值由0.07个/km2增加到0.32个/km2，如增城区的1978文化创意园、黄埔区的印象黄埔文化创意园（见图4）。

3. 以中南部区域为核心，逐步向东部和东北部拓展。由不同年份的标准差椭圆和平均中心可知（见图5），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标准差椭圆长短轴长度均变长，即整体处于离散型扩散状态，且长短半轴的扁率不断增大，表明区内扩散的方向性愈发明显。从标准差椭圆的覆盖范围可知，椭圆囊括了天河区、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全部范围，只涉及从化区南部和增城区西南部部分区域，说明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偏好。标准差椭圆方位角由2005年的171.03°增加到2015年的172.23°，再降低到2022年的165.89°，整体变化幅度较小，基本保持西北-东南的分布态势。椭圆重心移动路径整体为“西南-东北”走向，移动速度呈现“增加-减少”的趋势，即2005-2010年重心向东南移动了0.74 km，说明该时段在番禺区和南沙区等南部区域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出现增长；2010-2015年重心向东北移动了2.02km，2015-2022年重心持续向东北移动1.78 km，说明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布局有明显地向东部和东北部拓展的趋势。

（二）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异影响因素探析

文化创意产业具有知识密集、高附加值、高度融合性三大特征，与传统产业相比，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除了要获得区域经济、人才、政策福利等方面支持外，自身也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化资源、文化环境基础，才能形成具备一定规模集聚的产业园区。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上述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分布及演化趋势，从政策因素、文化因素、环境因素和人才因素四个维度，探析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分异影响机制。

文化产业政策不仅能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还能形成一定的导向，吸引社会资本流向文化创意产业，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政策的导向，因此本文选择“文体旅财政支出”和“科研财政支出”作为影响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布的政策因素。历史文化底蕴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分布与其所在地的历史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广州市有很多的创意产业园区是通过挖掘旧厂房、仓库的历史和发展价值而建立，因此本文选择“历史文化景观数量”和“旧厂房、旧仓库数量”作为影响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布的政策文化因素。在环境因素中，本文选择“交通可达性”和“风景名胜数量”作为影响因子，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发展需要依托便利的公共交通，便于消费者、创意人才和原料供给等能便捷到达园区；另一方面是优美的自然环境更容易激发人的创作灵感，吸引创意人才，如杭州西湖附近就聚集了大量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还有就是将文化创意产业园建立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附近，可借助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优势资源，共同发展。因此，本研究选择“学校、科研机构数量”和“每10万人大学生数量”表征人才因素。

1. 分因子探测。从分因子的探测结果来看，四个维度下的8个驱动因子对于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分布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见图6）。其中，历史文化景观数量（0.606）和旧厂房、旧仓库数量（0.597）对其空间分布解释力相对较大，即文化因素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区域，能够吸引创意人才、企业聚集，最终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园；而舊厂房、仓库等由于具有交通便捷、基础设施齐全、租金低廉、空间开阔等优势，在政府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产业园区，如羊城创意产业园就是在广州化学纤维厂旧址上创建的，1978文化创意产业园是通过对增城区原糖纸厂及周边旧厂房、旧仓库进行创意性开发改造。交通可达性的q值为0.558，解释力排在所有因子中的第三，即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分布对交通的要求也较高。一方面，成熟的交通有利于创意企业原料、产品的供给与运输；另一方面，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核密度高值区集聚在中南部的中心城区，这些区域地铁干线密集，交通可达性高也有利于消费和工作群体聚集。文体旅财政支出（0.457）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政府政策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布趋势的影响。在2021年广州市各区的对比中，海珠区的文体旅财政投入总计37941万元，位居全市第一，而从化区仅投入8666万元，两者的文体旅财政投入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创意产业上的差距。相较之下，人才因素中的学校、科研机构数量（0.266）和每10万人大学生数量（0.172）在所有的驱动因子中的解释力较低，说明当前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布对于人才的依赖比不上其他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四大因素共同作用于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布局，其中文化因素和环境因素所起的作用较为明显，政策因素和文化因素作用相对较弱，四者共同推动“中南部密集，东部与北部离散组团聚集”空间发展格局的形成。

2. 交互作用探测。将四个维度下的8个驱动因子进行两两交互分析，得出双因子增强型和非线性增强型两种不同的交互作用，并没有相互独立起作用的因子，说明不同驱动因子交互作用对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异的影响远大于单因子的作用力（见图6）。在所有的交互因子中，共有9对因子的解释力大于0.500，其中旧厂房、仓库数量与交通可达性（0.771）、历史文化景观数量与旧厂房、仓库数量（0.712）、文体旅财政支出与交通可达性（0.644）、历史文化景观数量与交通可达性（0.611）4对交互因子的解释力较高，且为非线性增强型，说明旧厂房、仓库数量、历史文化景观数量、交通可达性4个因子的交互能够显著影响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布局。因此，后续在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既要不断给予政策、经济支持，也要重点关注交通便捷且具有浓厚历史底蕴的旧厂房、旧仓库，充分利用工业文化和老旧资源进行存量更新，在保留传统工业园区原有风貌的同时，积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业态。此外，尽管人才因素的单独解释力相对较弱，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其与文化因素的交互作用仍然是推动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选址应尽量选择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周边，借助其优势资源实现共同发展。同时，政府或开发商应该打造基础设施配备优良和生活环境舒适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吸引文化创意企业和人员，从而实现产业的空间集聚。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方法，对2005-2022年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格局演化情况及驱动因素进行科学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差异较大，集聚程度不平衡。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总体保持“中南部密集，东部与北部离散组团聚集”的空间发展格局，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经济社会偏好，即海珠区、荔湾区、越秀区、天河区等核心城区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优选地和中心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有明显地向东部和东北部拓展的趋势，且各文化创意产业园间的空间距离不断缩小，呈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状态。

（2）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具有向综合性和数字化转型方向发展的趋势。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中综合性文化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占比较高，同时文化科技类文化创意产业园数量增长速度较快，文化创意产业亦有向科技化、数字化方向发展趋势，后续应积极推动传统的文化创意产业向数字化转型。

（3）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格局演化是政策、文化、环境、人才四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因素和环境因素对于文化創意产业园的发展布局起着明显作用，历史文化景观数量、旧厂房和仓库数量、交通可达性三个因子对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异的解释力最强，但政策因素和文化因素在驱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亦扮演不可忽视的角色。

由于数据获取的有限性，本文缺乏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入产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用地规模等分析，后续需继续加强相关方面的研究。

（二）发展路径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针对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分异明显、不同文化创意产业类型发展针对性不足等现状与问题，提出以下后续发展建议：

1. 构建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发展格局。根据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的空间分布情况，构建出广州市“一核两带三点三区”的文化创意产业总体发展格局（见图7）。其中，“一核”为中南部文化创意核心，即文化创意产业园聚集程度最高的区域，具有较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础，以此作为核心引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两带”分别为以珠江为连接的珠江文化创意产业带和东西走向的东西文化创意产业带，连接核心与三大节点；“三点”分别为北部文化创意节点、东部文化创意节点和南部文化创意节点，均为文化创意产业园聚集程度较高的区域；“三区”主要为东北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区、中部文化创意产业提质区和南部文化创意产业潜力区。同时，对三大片区提出不同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导向。东北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区主要包括从化区、增城区和花都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础较差，并未形成集聚程度较强的空间区域，建议重点挖掘区内文化底蕴，以文化传媒类和文化休闲类产业为发展导向，依托优越的旅游资源实现文旅融合发展。中部文化创意产业提质区主要包括白云区、天河区、黄埔区、越秀区、荔湾区和海珠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础较好，已形成较强的空间集聚，建议后续以文化科技类产业为发展导向，依托已有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南部文化创意产业潜力区主要包括番禺区和南沙区，文化创意产业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潜力较大，建议后续以文化科技类和文化休闲类产业为发展导向，挖掘新的文化创意产业增长点，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组团发展。

2. 因地制宜实现差异化错位发展。当前广州市各区文化创意产业园空间集聚程度不平衡，产业先天优势、发展阶段不一，应在广州市文化创意产业总体发展格局的引导下，依据各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偏好和发展优势，明确各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向，形成协同发展、错位竞争的空间格局。广州市各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向建议见表5。

3. 数字赋能园区升级转型。广州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应充分发挥其雄厚的数字经济基础，坚持创新驱动，不断深化文化与科技融合。通过关键技术研发、数字文化融合创新等方法，以园区为重要载体，推进广州文化产业园区数字化转型。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强文化创意园区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制定相关园区数字化建设标准，从高位进行谋划发展。另一方面，引育壮大文化产业园区数字化转型人才队伍，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大数据平台，为园区产业发展定位分析与决策提供支撑，丰富园区活动形式，营造数字化良好氛围。最后，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围绕文物活化、古建筑数字化等，打造数字文化创意产业链。

4. 强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的政策保障。一方面，加强旧厂房、旧仓库等存量更新方向的政策引导和奖励，鼓励城区旧厂房、旧仓库等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方向推动。充分学习借鉴1978文化创意园、红砖厂创意园等旧工厂改建成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以存量更新的方式促使城市历史建筑、旧厂房、旧仓库在保护基础上实现再利用。另一方面，实施差异化区域发展政策。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础好、产业化程度高的海珠区、荔湾区、越秀区、天河区等中南部核心区域，要积极培育文化创意人才，营造良好的文创环境，形成更具规模化的产业集聚，发挥龙头作用，辐射带动全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础较差、产业化程度低的花都区、从化区、增城区等东部与北部区域，要给予适当的政策资源倾斜，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创意人才引进，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充分发挥政策因素的驱动作用，提升文化产业发展较为薄弱地区的区位吸引力，不断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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