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晓红,康德阁

(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457)

《美丽新世界》(BraveNewWorld)(1932)是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最负盛名的作品,文学史上“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近年来,西方学者从精神分析、优生学、年龄和残障研究等视角研究作品中的反讽与警示功能,如:乔安妮·沃伊亚克(Joanne Woiak)分析了《美丽新世界》中科学知识如何从社会中产生并反过来为当权者服务,认为小说的讽刺目标并非是先进的科学,而是操控科学的社会意识形态[1];布拉德·康登(Brad Congdon)指出《美丽新世界》与同时代的其他优生未来主义文本(eugenic futurist texts)进行了对话,批判了未来科学社会中大行其道的资本主义以及消费主义[1];马伦·莱内特(MarenLinett)从年龄和残障研究相结合的视角阐释人类社会文化中对衰老的恐惧与反感,重申“老龄”和“老年人”的价值[2][3];国内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内容涵盖了小说的反乌托邦色彩、“乌托邦”幸福伦理、城市书写研究、消费社会批评、空间叙事策略等主题,研究视角包括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让·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和城市理论、西方伦理学视角等,如穆阔阔从空间批评的角度探讨了这部小说中表现的小说空间与身份的关系,阐明“新世界”空间背后的社会文化对“野人”约翰身份建构的影响[7];杨阳指出赫胥黎通过伦敦书写来抨击英国和欧洲中盛行的极权主义,由此表达赫胥黎对英国未来所持的悲观与忧虑之情;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将这部小说与其它“乌托邦”小说或科幻小说进行对比研究[8],如王一平以《美丽新世界》与《华氏451度》两部“反乌托邦”小说为例阐释并批判了小说中描绘的人类“消费乌托邦”前景[9];周小川(2017)以《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和《华氏451》为例展现并反思了乌托邦社会中感性主义幸福伦理观和理性主义幸福伦理观之间的矛盾[10];王影君阐释了《美丽新世界》中的空间叙事策略,构筑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问题,警醒现代人理性选择人类文明空间、守护住文明的人性根基[11]。这里以马尔库塞的技术异化批判理论为研究视角,详细解读小说中“美丽新世界”存在的生殖技术异化以及媒介技术异化等导致“单向度社会”以及“单向度个人”的外在表征和内部成因,分析个体超越单向度的失败尝试及其必然性,阐释技术异化之下千人一面、人性泯灭的单向度世界。

一、“美丽的新世界”——单向度的社会

马尔库塞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在生产机构中得到了具体化,技术成为意识形态而非中立状态,被统治阶级不再像奴隶社会一样被支配的只有身体,在技术发展的影响下他们被支配的还有灵魂和大脑。他认为:“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基础上,依靠技术而不是恐怖来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12]2当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消解了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的、肯定性思维占主导的“单向度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是批判意识已消失殆尽的“单向度的人”。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是马尔库塞技术异化理论视角下单向度社会的典型代表。

“美丽的新世界”这一表述出自莎士比亚剧本《暴风雨》的对白,表达了天真的米兰达对文明外表下腐朽社会的赞美与向往。赫胥黎借用这一文学典故,经野人约翰之口对乌托邦社会整体进行了尖锐讽刺和无情鞭挞。“新世界”中采用“福特”纪年来隐喻亨利·福特的帝国兴起时刻即为技术统治时代向技术垄断时代的过渡时期。“新世界”中象征基督教信仰的“十”字架也被斩首为“T”(Technology)字架,“以前有基督教这种东西”[13]52,但如今“……上帝是好几百年前的事情了,而不是关于现在的上帝”[13]187,“ 新世界”中已无人再需真正的上帝和宗教,技术本身跃迁为人们俯首称臣的对象,成为新的上帝。

马尔库塞认为:“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的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12]8。在技术理性的同化与整合之下,人们在舒适中不知不觉走向全面异化,丧失批判和超越能力,社会变成单向度的社会。“美丽新世界”(下文简称“新世界”)作为单向度社会的代表,其具体表现为政治和文化的单向度,而这是“新世界”中生殖培育技术以及媒介技术异化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生而“单向度”

“新世界”中庄严肃穆的“生育与培育中心”是生殖技术异化的终极呈现。生殖技术本作为规避生育风险、消除生育痛苦的辅助工具,在“新世界”中作为领导阶层维护阶级统治的高级手段。“三百位受精操作员正俯身操作着仪器”[13]14,受精卵被分别以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埃普斯隆命名,进行等级分化,差别培育,“阿尔法和贝塔的卵子得一直等到被装进瓶里为止,而伽马、德尔塔和埃普斯隆的卵子只经过三十六个小时就又被取出来,进行波卡诺夫斯基流程处理”[13]16,“标准化的男人和女人,标准化的群体。一座小型工厂的员工可能就是同一个波卡诺夫斯基流程处理的卵子的产物”[13]17,当人被流水线量产、标准化,此时的人已与商品无异。

各阶级的胚胎数量按照最优比生产,胚胎质量也通过技术严格把控。“新世界”中通过技术操纵胚胎血液氧气量,确保“埃普斯隆的胚胎必须有一个埃普斯隆的环境和埃普斯隆的资质”,“人种越低贱,氧气的供应就越少”[13]22,氧气的供应依次影响胚胎的大脑、骨骼,进而从生理层面确保各阶级的“单向度”,消灭实现阶级跨越的可能。

“新世界”还矗立着一座“命运规划室”。所谓人生的意义或在于生命中拥有无数选择的权利,在于个体有权通过努力奋斗和时代机遇获得进步和跃迁,而在“新世界”中通过技术在胚胎时期规划人生路线,这显然都无法被称作“人生”。技术或者说“人”本身也已代替了上帝的位置。“‘热度培育’,热管和冷管交错排布,寒冷与强力X光造成的不适被联系在一起,当胚胎出瓶时会很怕冷,按照安排,他们会被分配到热带地区,去当矿工、醋酸丝纺织工人和炼钢工人”,“然后他们的意识会接受培育以认同他们的身体的感受”,“而这就是快乐和美德的秘密——热爱你必须去做的事情。培育的目标就是:让人们热爱他们无法逃避的社会使命”[13]23,培育技术控制为单向度思想植入奠定基因基础,“新世界”中的“热爱”与基因严丝合缝,被塑造的“热爱”不需要也不存在人自由意志的发挥空间。

如果说“新世界”中的“标准化”生育流程构成单向度社会以及个体的生物学或生理学“保障”,那么技术异化对个体单向度思想的形成更可谓影响深远。

胚胎成长为婴儿便进入“新世界”中的育儿所——新巴甫洛夫培育室。伊万·彼德罗维奇·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Palov,1849-1936)为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条件反射理论的建构者。“巴甫洛夫实验”通过一系列在狗身上的实验研究提出了无条件反应概念。“新世界”中的巴甫洛夫实验对象由“狗”变为“人”,人完全被物化,主任勒令护士将德尔塔阶级婴儿“卸”下来,并不无自豪地解释到德尔塔阶级在婴儿时期接受刺激并从此厌恶鲜花(自然)和书本(思考),“书本与噪声,鲜花与触电——已经在这些婴儿的头脑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过两百次相同或类似的重复教育,将会变得根深蒂固。人类缔造的联系是大自然无力解开的”[13]28。

小说中描写到,“芬妮在瓶装室工作,她也姓克劳恩。不过,世界上二十亿人只有一万个名字,这种巧合并不会让人觉得惊奇”[13]39,“名字”在哲学和文学作品中常被赋予超越其本身的意义,作为个体界定自身身份的标志,能对个人自主性的发挥产生不容小觑的力量。在“新世界”中,“名字”的权利和自由被操纵,成为改变个体意志的潜能。剥夺或掌控一个人的名字,不仅会改变别人称呼他的方式,更是一种完全控制他人的方法。

在“新世界”中,婴儿同时需要接受基础阶级意识教育。酣睡时枕头下的低语、清醒时墙上高音喇叭的嘶喊时刻传来:“德尔塔孩子穿黄褐色的衣服。噢,不,我不要和德尔塔孩子一起玩。埃普斯隆更糟糕。他们笨得大字不识一个。而且他们穿的是黑色的衣服,那个颜色丑死了。我是一个贝塔,好开心哦”;“阿尔法孩子穿的是灰色的衣服。他们比我们更加勤勉工作,因为他们聪明绝顶。我是贝塔,真是太开心了……”[13]32,“新世界”从婴儿时期塑造根深蒂固的阶级意识,并植入个体对所处阶级的满足感,这也解释了“新世界”中尽管存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但二者永不会产生现实矛盾,从而确保了“新世界”的稳定性,构成社会整体的单向度。

“新世界”中被统治阶级中的数千人共享一个名字、同现一幅面容,发出整齐的呐喊,这是梦魇般“单向度”社会的开端。

(二)消失的高层文化

“新世界”中的宣传部和情感工程学院是单向度文化得以滋生并不断固化的土壤。在此,不同阶级对应各自的媒体,“给上层阶级看的《准点广播》,淡绿色的《伽马公报》和印在黄褐色的纸上的用的都是一个音节的单词的《德尔塔镜报》”[13]63,新世界公民被限制只能接触规定好的、各阶级“被需要”的信息,阶级意识进一步得到固化。赫姆霍兹·华生是情感工程学院的讲师,同时定期为《准点广播》投稿,撰写感官电影的剧本,写口号和睡眠教育顺口溜,然而职业表面下的他却是一个拥有自我意识并被称之为“思想冗余”的存在。文字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能够针砭时弊,开化读者。恰如赫姆霍兹所言,“文字就像是X光,如果你运用恰当的话——它们能穿透一切。你阅读着那些文字,然后你就被穿透了”[13]66。这里的“穿透”指文字对于人的思想觉醒所能产生的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不仅是描述并歌颂社会现实,然而在“新世界”中只有“关于集体歌曲或香薰设备的最新改进文章”[13]66,这显然无法称作真正的“文化”,更无消说具备批判与超越功能,以及为人们想象另一向度生活提供可能的高级文化。

马尔库塞指出,技术异化成为文化领域单向度化的促进力量。“文化中心变成商业中心、市政中心或管理中心的一个合适部分”[12]60。他认为,高层文化是高于现实、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的文化。而“今天的新特点是,通过消除高层文化中敌对的、异己的和超越性的因素——它们借助高层文化而构成现实的另一种向度——来消除文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清除双向度文化的方法,不是否定和拒斥各种文化价值,而是把它们全部纳入已确立的秩序,并大规模地复制和显示它们”[12]53。高层文化与现实相疏远的特征是高层文化能够保持与现实不同的向度,但是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高层文化却与现实并行,丧失了批判功能从而沦为维护现存制度的工具。

小说中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本作为宗教圣地,在“新世界”中却做了如此自我宣传:“伦敦最美妙的香薰与彩色屏幕,最新的合成音乐,应有尽有”[13]69,教堂中有十六位合成萨克斯风手演奏,“我的小瓶儿,我要的就是你!我的小瓶儿,为什么我非得出瓶来?……你是我的可爱的小瓶儿,世上没有哪一个瓶儿能够比得上”[13]70。这里的“小瓶儿”指“新世界”中培育生命的摇篮——试管,人们歌颂的对象不再是赋予个体生命的生身父母,而是万无一失的技术,并对自己所处阶层深感满足。合成音乐播放着最新的舒缓的马尔萨斯蓝调音乐,听者如同“多胞胎的胎儿”[13]70,在替代血液的汪洋浪潮中摇摆,也是在单向度的集体中摒弃批判思考能力、消泯“自我”。

技术保驾护航下的睡眠教育、阶级新闻和消遣狂欢造就单向度文化与单向度语言,人的意识形态被高压控制,人们思想极度匮乏,即便极少个体在某一瞬间闪现“想说”的欲望,也将再无开口的能力,人们心甘情愿被技术奴役、丧失深度思考与批判的能力。

二、“新世界”公民——单向度的人

单向度的人指的是失去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他们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想象同一种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或畸形,它们是对已确定制度的肯定而不是否定”[12]55,这样的人再无能力去追求甚至无法去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向度的生活,这正是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极权主义特征的集中体现。技术异化下的新世界是剥削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社会,新世界公民自然沦为异口同声、高度统一的单向度的人。

(一)虚假需求的俘虏

20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广告、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成为资本家大肆宣传的工具,以此刺激消费者的虚荣心,诱使民众异化成为消费的奴隶。马尔库塞由此区分出“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两个范畴,“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给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所爱和所恨”[12]6都属于虚假需要。在“新世界”中,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虚假需要也大行其道。

莱妮娜作为“新世界”中的贝塔女性,也是新世界中单向度公民的典型代表。她的单向度表现为对消费主义的身体力行以及对虚假需要的极度追求。莱妮娜在赴约前骄傲地向朋友芬妮介绍到自己的穿着:“‘我看上去怎么样?’莱妮娜问道。她的外套用的是深绿色的醋酸丝纤维布料,袖口和领口是绿色的粘胶纤维布料”[13]50,新世界公民的吃穿用度都极为讲究也必须讲究:“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每年都被迫要进行定量的消费。为了工业的利益……”[13]49,催眠教育下“丢衣服比补衣服好”、“补丁越多越是穷光蛋”[13]50的千万遍重复造就消费主义训诫。“在格勒斯绿地,八百个朴素生活者被机关枪扫射消灭掉了”[13]50,只因朴素生活方式无法为“新世界”带来经济利益,朴素生活者理所应当被划为异端被定罪最终遭屠杀。

莱妮娜回忆到北极之旅时也曾如此评价到,“那里很荒凉——房间里没有电视,没有香薰设备,只有讨厌的合成音乐,两百多客人只能玩不到二十五个自动扶梯壁球场”[13]78,新世界公民的娱乐方式是如此单一,不论身处于何方,不管自然风光如何(主任曾遗憾地指出,“樱草花与风景是免费的”[13]28,于是他们利用技术消除新世界公民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新世界公民而言只是移个房间抚慰自己的视觉和嗅觉、换个场地打障碍高尔夫。而障碍高尔夫在“新世界”中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

莱妮娜在去往“保留区”参观时,亲眼目睹了野蛮人的着装并不无恶心地评价到,“那条她戴在头上的毛毯——又破又脏”[13]101,束腰外衣在她眼中是“棕色的麻袋”[13]101,在莱妮娜心中,外衣具有的表现阶级优越、展示个性魅力的符号和审美功能取代了外衣本具有的实用功能,以此种种正是“发展和满足受外界支配[12]6的虚假需要。

(二)虚幻幸福的附庸

“幸福”作为人类生活的终极旨趣和根本追求,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而关于“幸福”的争论也从未停止。“新世界”中塑造的“幸福感”来源于名贵香薰、真空振荡按摩器、身临其境的感官电影、取之不竭的苏摩(一种不会产生副作用的化学毒品)、无需担责的性爱……

琳达是沉溺于新世界中虚幻幸福的堕落者。琳达曾隶属于新世界中的贝塔阶层,由于某些原因被遗弃在保留区,自然生育了一名男婴,在“原始社会”中艰难度日。数年后她偶遇来自“新世界”的“文明人”,滔滔不绝到:“经过这么多年!看到一张文明人的脸。是的,还有文明人的衣服,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一件真正的醋酸丝绸缎衣服了”[13]101,“我所承受的苦难——连一克苏摩都吃不到”[13]102;她回忆到“新世界”中的幸福画面是这样的:“晚上从斯托克·波吉斯飞回家,然后来一个热水澡和真空震动按摩……”[13]102,琳达口中的所谓文明仅指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幸福也来源于或许转瞬即逝的肉体欢愉。

在保留区中经历了疾病、衰老的琳达重返“新世界”后,迅速投入到物质文明所创造的虚幻幸福怀抱中——“临终的琳达不仅有人陪伴——不仅有伴,而且还有一切便利的现代设施”[13]162,房间里流动着合成音乐的旋律,香薰自动变换,电视里放映出“另一个世界中沉默而活跃的居民”[13]163。琳达的血液里流淌着苏摩,沉浸在“美妙事物构成的梦境中”,时而“露出迷茫的淡淡的微笑,那张苍白浮肿的脸洋溢着白痴般的快乐”[13]163。

在保留区生活几十载的琳达铭记自己贝塔的阶级地位,也念念不忘“新世界”——文明社会中的入眠魔咒:“补丁越多越是穷光蛋”[13]103……由此可见“新世界”对公民的思想植入已彻底根深蒂固,而“新世界”中的所谓文明也只是体面外衣掩盖下的肤浅与单薄,所谓幸福也只是转瞬即逝的肉体快适。琳达在重返“新世界”后,在虚幻幸福的安抚下结束自己“单向度”的潦草一生。

新世界公民不再、也不需要关心真理,他们摒弃思考与批判能力,其人生目标和生存法则是快乐,沉溺于单向度、肤浅的人生游戏之中。对“新世界”的公民来说,技术和快乐升华为上帝和宗教,这暴露了“新世界”公民——单向度的人精神上的苍白和贫瘠。

三、自我救赎——超越单向度

(一)新向度诉求:伯纳德

伯纳德属于“新世界”中的阿尔法阶层,但他却不符合阿尔法固有的高大形象,“比起标准的阿尔法身高,他足足矮了八厘米”[13]62,体格甚至不如普通的伽马。“体格的不足使得伯纳德被他的同伴孤立,而这种被疏远的感觉按照当前的标准,就是思想冗余,它成为伯纳德进一步被孤立的原因”[13]64,但身体缺陷导致的“思想冗余”同时也是他的觉醒契机。与莱妮娜约会时,莱妮娜提议去游泳、吃饭、打电磁高尔夫球,但伯纳德均以人多和浪费时间的理由否决,而是提议去散步、聊天、欣赏免费风景。散步和聊天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新世界”中无法带来经济利益,因而也被定义是“古怪的消遣下午的方式”[13]79,但伯纳德仍抗议到,“我宁愿做自己——卑微的自己,也不愿做别人,无论那会多么快乐”[13]79,伯纳德想象另一向度生活的可能,质疑到“如果我是自由的,而不是被我的培育所奴役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13]80?特殊的体格以及由此产生的“异端思想”使得其他公民开始流传伯纳德的“替代血液里被掺了酒精”,莱妮娜在听闻伯纳德的异端发言后甚至恐惧地哭泣起来。当扭曲成为环境,人们对于格格不入的“异端者”便首先发出“不正常”的质疑。但伯纳德作为庞大“新世界”中的单薄个体,作为催眠教育下的设计“产品”,仍无法轻易跳脱出单向度大环境下的价值观束缚,他拥有觉醒的契机却无法抵抗“新世界”单向度大环境下的洪流。在新世界公民看来,伯纳德作为优等阿尔法得到如此多的特权与幸福,但主任细数伯纳德的“罪行”:“你们的这个同事——或许我应该说这位前同事?他辜负了对他的信任。他对运动和苏摩怀有异端思想,对性生活怀有可耻的非正统思想。拒绝遵循我们的主福特的教导,在办公时间之外,甚至不愿意‘怀有赤子之心’”[13]125,因此伯纳德有引导他人误入歧途的威胁,最终被驱逐到冰岛,以“造福社会”。

(二)单向度控诉:野人约翰

约翰是琳达在保留区中自然生育的孩子,他同时也脱离了“新世界”中睡眠教育和条件反射训练下的单向度大环境。在得知自己有机会去往母亲口中发达文明的“新世界”时,他心驰神往,“啊,新奇的世界”,“啊,美丽的新世界,有这么多出色的人物”[13]117!然而“新世界”的种种现实令他无所适从,莱妮娜的示好在他看来是低贱下流的表现,感官电影的盛行是自我放纵的极端呈现;他为自己无法逃避集体活动以平静独处而深感痛苦;在新世界公民领取苏摩的时候他大声疾呼那是毒品;他目睹自己的母亲琳达在短暂虚幻的漂浮歌声、舒适香薰爱抚的海洋中离世……约翰与“新世界”主宰者对峙,“我不要舒适。我要上帝,我要诗歌,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美好,我要罪恶”,“我要求不幸福的权利”[13]194,约翰对“不幸福”权利的要求正源自其对单向度生活的深恶痛绝。罗素也曾言:“须知参差百态,乃是幸福之本源”[14],而悲哀的是总有人试图以种种理由消弭“幸福”所需的“参差百态”。约翰最后选择在远离“新世界”的旧灯塔中隐居、赎罪,然而“非乌托邦式的‘苦难、自由’所代表的差异性、多元性必定会带来不稳定,使人们回到前乌托邦时代的堕落与黑暗中去”[9]124,约翰最终在新世界公民逼迫下绝望自尽。

伯纳德的被驱逐、野人约翰的绝望自杀都是个体超越单向度的失败尝试,在异口同声、千人一面的单向度社会环境下,个体的超越力量是如此单薄,即便偶然存在觉醒的契机,也只能被匆匆淹没于时代的滔天大浪中,何况是技术保障下营造的舒适文明环境。因此,在“新世界”中,个体超越单向度而失败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波斯曼曾表示,“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够让我们认识监狱,并且知道在监狱大门即将关上的时候要奋力反抗,……但是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15]?对于能够从“单向度的人”这一趋势之中解脱出来,马尔库塞也持悲观态度。他在《单向度的人》的结尾引用了本杰明的一句话:“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我们”[13]234。约翰的悲剧不仅“预示人类文明进入高科技的后工业时代必将付出的人性自由丧失的惨烈代价”[11]57,同时约翰的反抗失败也暗示“单向度”走向的惨淡结局,“新世界”与“保留区”实则均是“单向度”社会的极端呈现,然而突破“单向度”不应是大拒绝式的,“不论是《美丽新世界》中‘新世界/保留区’的隔绝对峙,还是《华氏451度》中感伤而富有诗意的‘城市/山区’的二元对立,反乌托邦对乌托邦的批判一旦以另一个(如空间上的)乌托邦为目标,就转向了乌托邦式的摧垮一切的激进革命,重新落入了大拒绝式的思维窠臼,其前路亦与乌托邦一样暗淡”[9]129。

总之,在“新世界”中,个体在生理上被选择性培育,精神上接受快乐式洗脑,一切文明、进步、幸福的感知与判断都将被提供行之有效的技术支持,而作为交换的是:容貌血脉的差异被消除,“家”的概念从此消弭,胎生生育遭唾弃,“父母”称谓成为淫言秽语,亲密关系不再作为“束缚”,爱无需承担责任,独立思想成为奢侈……“新世界”中出生和成长的“人”被安排得妥当:低贱人种天衣合缝般适合从事社会底层工作,“各得其所”、“各司其职”的乌托邦世界背后,是从此失去批判意识与超越能力的代价;高贵阶层理所应当享用支配权利,并永不会被推翻自己获利的统治……“单向度”在“新世界”中由技术加持,通过生理和精神层面提供双重保障,最初作为解放生产力的技术彻底异化为对人的桎梏和枷锁。西方工业文明的车轮碾过,技术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生活方式,不断为人类带来福音,但与此同时科学技术是一个“雅努斯”,它可以作为人类进步的忠诚助手,同时也包括了新的人类异化的种子。赫胥黎笔下技术异常发达的“美丽新世界”其实并不“新”也不“美”,因此如何在技术支持下构建真正的“美丽新世界”是如今技术时代中我们需要刻不容缓地深刻思考的问题。我们或许不必担心未来是否会“杞人忧天”,而更该忧虑技术时代下再不会有“杞人”,此后无人再“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