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衡

(广东药科大学 医药人文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40)

人工智能时代,创新路径拓宽,文学空间想象创设意出尘外,中国科幻浪潮迭起,风景这边独好。香港作家董启章笔耕不辍,科幻新作《爱妻》入围第八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小说聚焦文学内部创作空间、追问性别身份、探讨文学与人工智能之关系,尤为令人瞩目的是,以多重对话形式、交错并置的想象空间引入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复制作家意识的难题,并进一步思考如何评判作家创作过程与内心活动、身与心之间的关系问题,于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缝隙中构筑“文学异托邦”董启章的小说《爱妻》由个性化人物形象入手,揭示了“局外人”“双性人”“AI人”及其时空结构,深层探索了人文精神。

一、“局外人”:创评互文的异度空间

异度空间,从何而来?所谓“异托邦”(heterotopia)就是混在之乡,即“异度空间”(different spaces),它是相较于“乌托邦”(utopia)观念而诞生的空间概念,由米歇尔·福柯在思考公共空间与权力的多维向度中创造,它并非虚无缥缈,而是之于普通现实有一定的对应基础和参照意义,在文学创作领域可阐释科幻、虚构类文学作品中空间的折叠与延伸,并映衬、参照社会现实,进行多重空间的定位和建构。“异托邦”首次出现于福柯1966年4月出版的代表作《词与物》的“前言”,缘起于福柯阅读博尔赫斯作品中虚构的《天朝仁学广览》所涉动物分类的思考,十四种分类及其混杂使得福柯对于事物秩序及知识图式产生极大兴趣,在阅读此段落时发出的笑声爆开了福柯思维,新思想由此诞生。此后,福柯在1967年广播演讲及后来的建筑学研讨会上再次阐释了“异托邦”概念,1984年发表成文《其他的空间》。“异托邦”着重关注时间与空间多维互动的辩证关系,其颇具张力的阐释空间和理性思维网络融汇成福柯哲学体系的重要脉络。在异托邦视域下,不同的空间、特殊场所构筑神秘复杂的拓扑结构,引领我们在时空的交错、断裂、融合之中,关注特殊个体及置身其中的异质混杂文化场域。

从哲学发展史来看,“异托邦”概念与拉康“镜像”理论关系紧密,但“异托邦”不是子虚乌有,昭示的是与镜中世界相对的本体及意义。以“异托邦”思想介入当下文学创作现实,不难看出“异托邦”代表着绽开的裂隙,是异质于时代、不同于日常生活秩序的空间;另一方面,“异托邦”是特殊联结点,突破传统生硬的分类界限,进而形成知识谱系,勾连贯穿作家的创作历程及其文学世界。在《爱妻》中,带领我们走进小说世界的叙述者“我”,恰恰以自身“局外人”特征,重构复杂多元的“文学异托邦”。

小说《爱妻》部分与《浮生》一章互为“镜像”,《爱妻》部分的结尾引出《浮生》,《浮生》全篇都在讨论《爱妻》的创作过程,小说“后设”特征明显,两部分文字融合在一起便构成长篇小说《爱妻》。所谓“后设小说”,即“元小说”(metafiction),是美国作家威廉·H·伽斯在《小说与生活中的人物》里提出的一大概念,重视小说形式的加工融合、以形式衍生新形式,并对此手法加以利用,沟通纪实与虚构、叙述与评论之间的复杂关系,构筑“讲故事的寓言”,成为西方现代主义一脉颇为青睐的叙述体式。早在写作《堂·吉诃德》的年代,塞万提斯就不断以作者和读者的身份穿插叙事之中,揭示“骑士小说”的虚伪荒谬,颇具反讽效果,这是现代小说艺术的开端,也是最早富有“后设”因子的小说文本。随着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到了20世纪“后工业化”时代,“后现代主义”作为艺术创作的理念蓬勃发展,后设小说叙述方式更为流行。香港现代主义思潮流行于70年代,刘以鬯、西西、也斯作品颇具代表性;中国大陆八十年代崛起的“先锋小说”创作热潮亦以此为主要叙事方式,对传统写实主义文学进行颠覆;台湾地区善用元小说进行叙述的高手张大春、骆以军、黄锦树等同样也凭借后设形式频频构筑小说的圈套与迷宫。在董启章笔下,后设小说形式并非首次出现,却构成了《爱妻》虚幻与真实之间的复杂交错。洋洋洒洒400余页的长篇小说并没有在很大篇幅上致力于故事情节的编织,既不热闹,亦少冲突,在几乎没有情节的日常故事里,作为叙述主人公的“我”时常会感觉到记忆的错乱与缺失,对于现实与存在的真实性怀有难以解开的迷宫,最终以“后设”形式在结尾处的《浮生》一章完成了对于整部小说的颠覆与反转,可谓“四两拨千斤”。批评家渥厄指出:“后设小说是拒斥写实传统的,表明虚构才是真实。”[12]120具有典型后设小说特色的《爱妻》在交错编织、穿插对话、结尾揭秘以及人物角色的翻转上,编织“文学异托邦”。

叙述者佘梓言与妻子龙钰文互为“创作者/批评者”,同时也互为“本体/镜像”。主人公具有文学意义上的“非典型性”——以异质、非主流的疏离姿态置身繁华都市,宛若置身局外。“局外人”眼中的香港没有极其明显的地标建筑,亦少有都市化符号;身为高校文学系教师游弋于大学与粉岭家中,就餐想要避开人群,散步最喜郊野公园;爱好不多、朋友寥寥,爱回忆、颇恋旧,唯独在文学世界才找到栖身之所。小说最为突出的症候是主人公们在港城之外,至始至终游离于繁华都市边缘,也在小说之外,并以昔日文学创作者、现今学院派评论家的姿态对妻子的一系列小说指摘点评,堪称经典。如此看来,小说追求的不是故事结局走向,而是“我”与“妻”在文学阅读、创作、批评中显现出的多重意蕴,一如主人公信中所言:“我想,作者就是要这样的不能确定的结局,把‘真相’留给读者去想象和重组。The sense can also be the reader’s sense.”“可是,这小说一步一步把你带到那个‘原来’,但又同时告诉你那个‘原来’并不存在,或者无法确定,那不是比真的有一个‘原来’更恐怖吗?‘原来’不是‘原来’,‘结尾’也不是‘结尾’。Ending和begining互相抵消了。最后剩下来的,就只是sense,只是感觉,或意味。”[13]62

想象时空,如何深入?谈此问题不得不关注作为核心要素的“异托时”。福柯曾言:“通常,异托邦(heterotopias)与时间的断裂连接互通,也就是出于对称的缘故,异托邦通向了所谓的异托时(heterochronias)。当人们完全断开与传统时间的联系时,异托邦才开始充分发挥作用。”[14]182有别于传统线性时间,异托时代表时间的断裂与跨越、错位与交织、并置与叠加,与空间存在着多种非即时联系,碰撞后可令空间片段化。这也是董启章小说每每遭受读者诟病,谓其难懂难解的原因所在。《爱妻》是一部作家剖析作家创作意识的小说,这其中建构的“异托邦”世界并非一个,而是多重。叙事时间的交错带来的个体时间的混乱,此种“异托时”对应的是作为大学教师“我”的生命追求和理想生存空间。《爱妻》中作家剖析创作意识,交错叙事时间:“我”一面向往学生岸声自由创作、醉心哲学的沉浸状态,一面试图复制理想文学图景——作家叶灵凤的创作意识,过去/现在于此交汇;夫妻二人鸿雁传书、心系文学,创作批评、哲学理论无所不含,此地/彼岸在此搭建;“思维复制时代”的肉体灰飞烟灭,精神意识长存,理想/现实重构互联。因此,在过去与现在、此地与彼岸、真实与虚构的交汇处构筑出的“文学异托邦”是对现实反照。香港社会资本高度膨胀、贫富差距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就文学创作而言,香港文学以通俗文学为盛,市场追逐利益、读者想要好看刺激,严肃文学的发展举步维艰却从未止步不前,这是商业社会中文学理想难以坚守的挣扎,也是物质时代严肃文学难以生长的倔强反抗。时代境遇促成“我”蜕变为孤清的游荡者、城市的“局外人”,在表面的孑然一身中开拓多重想象空间;也正因在局外,相对于此时此地此城充满陌生,在处处“异质”的思想文化境遇中扮演了是迷宫的创设者,不断潜入又不断跳出抽离……以“旁观者清”的视角与姿态审视城市与空间,思考文学创作的意义与价值,在理性精神与人文思考的辨证交错中,形成了由人及文、由两性到合一、到文学与未来关系的省思。

二、“双性人”:精神融合的碰撞思考

“异托邦”与小说的现实世界基本上交错平行,小说人物身份倒置,但个性之中难掩共性。就董启章小说而言,对于女性气质及两性性别问题的强烈关注,贯穿于其二十余年创作的方方面面,颇具个人特色。《爱妻》中妻子不染世俗、青春常驻,随着年龄增长却从未泯灭的单纯、赤诚与灵性,是其深富魅力、始终焕发光芒的原因所在。在她身上,既有与女学生庭音热忱坦率性格相重合的因子,又不时“提醒”读者忆起董启章在之前小说作品中塑造出的一系列类同人物:远离都市独自上山生活找寻“安卓珍妮”的女生物学家;《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中永远17岁的少女栩栩以及董富之妻龙金玉;少年神农深爱的“妻”……天真烂漫、不失灵气,保存着对于生活的爱与赤诚。女性人物的青春气质,是作品生色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董启章作品鲜明的性别特色。与其说这是众多女性人物性格气质的融合,倒不如说她们是一类人或者是一个人,是作者文学世界中的理想女性形象。《爱妻》中作者进一步升华,创设雌雄同体共生的“双性人”形象。

妙想奇思,如何生成?分离是文学的一种可能性条件,写作产生于分离的裂隙之中。叙述者一心想要求助科学家复制作家叶灵凤的意识,以求叶氏作品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然而科学家余哈想要复制活着的作家,即小说家妻子的意识,“浮生梦醒”时分,却发现“我”与“妻”各自角色处于时空的交错倒置之中,逝去的是“我”的肉体,妻子在科学家YH(可看作是“余哈”镜像的本体)帮助之下复制保存了“我”的意识并植入身体,“我”与爱妻同体共生,意识的交流与共同上升到“永恒”的境界,构成了小说人物由分走向合的互动关系:小说开头的机场送行意味分离,既是叙述的开端缘起,也以“草蛇灰线”形式为后文夫妻走向“我思故你在”的终极精神融合埋下伏笔。《爱妻》首句:“送了妻子入登机闸口,我左下方的肋骨便开始痛起来。”此后“肋骨疼痛”场景时常穿插出现。一方面,这暗示着“我”车祸之后,病痛缠身、意识不稳,叙述者肋骨病痛频频,至结尾“浮生”一章揭秘,才交代出飞来横祸是妻子复制“我”记忆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车祸创伤,导致记忆移植后每每出现的思维混乱;“肋骨疼痛”的另一方面昭示难离难舍、伉俪情深,而夏娃是上帝从亚当体内抽出的一根肋骨则印证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待两人记忆移植,双性合一,思维贯通。由此,“骨痛”综合心物成为身心之彩虹桥。

同体共生,类型有何?由《山海经》“自为牝牡”之自然现象到民间避讳的生理禁忌及至福柯《双性人巴尔班》《性经验史》的医学现象,“第三性”的存在触发哲学省思。一如《疯癫与文明》中“疯癫史”的起源发展,性别同样是被建构出的分类标准。“双性人”跨雌雄之“异”处“裂隙”之中,已有分类标准难以容纳,急需超越界限、勘探精神。

双性合一,如何融合?从两性相爱相吸的视角来看:小说《爱妻》是这个时代夫妻同行、结伴前行的游记,是一别两宽后的心心相印。一面反衬香港作家钟晓阳同名小说《爱妻》中夫妻出轨与背叛的故事,一面以“金玉良缘”“木石前盟”,执子之手周游世界的淡然从容致敬文学经典《红楼梦》和《浮生六记》。“我”与“爱妻”之间趣事诸多、玩笑种种跃然纸上,生活朴素却别有情趣,感人至深的是二人几十年如一日对文学艺术以及对精神世界始终如一的追求。小说中叙述者“我”谈及妻子新作《浮生》:“《浮生》的写作自二零一三年开始,过程并不顺利。‘写自己’看似容易,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去破除许多对自我的习见。直面自己,即是承认虚幻。自我的虚幻,情感的虚幻,认识的虚幻。这也就是‘浮生若梦’的意思。但在虚幻的进出,在浮生的极点,有可能寻着一点点儿的真。这点真,偏偏只能通过假才能达到。对小龙来说,这就是写小说了。”[2]313无论文学还是爱情,《爱妻》中的真真假假交相呼应,将《红楼梦》中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翻转成为“真作假时假亦真”,形形色色,虚实真假,将理想与现实、过去与未来、庄周与蝴蝶、爱情与人生互为表里。一如《爱妻》引出了正在创作的《浮生》,尾篇《浮生》一章揭开前文《爱妻》的创作过程。《浮生》不应只简单看作是前文的注脚,而应视作是一种升华,其中不乏文史艺哲的巧妙融合,更是对双性同体的思考。“浮生”一词,源于《庄子·外篇·刻意第十五》:“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是看淡生死的从容与豁达,也是将生命、自然、道法融为一体的逍遥与超脱。此后“浮生”作为一个概括性意象,在鲍照、骆宾王、李白、元稹、苏轼等文人骚客笔下生花,流传不衰。清代沈复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以风趣动人的爱情佳事书写中国传统文人对于甜蜜爱情、完满婚姻、理想知己“三位一体”式追求。距离沈三白写作《浮生六记》三百多年后的今天,已然沧海桑田、换了人间。智能时代《爱妻》的重重谜团,是时代留给我们的难题,也是人类面对自身的困惑和迷惘。由此可见,小说自始至终思考的仍是关于“人”的问题,即作家的创作意识及内心活动、人工智能如何复制保存作家创作意识、文学异托邦世界中的伦理问题及永恒困惑。

然而,从“雌雄同体共生”的角度来看,“双性人”个体在文中的频频出现无疑是继“局外人”后的又一异质化人物形象存在。一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讨论的“疯癫史”发展问题,我们不妨以同种角度来看待“双性人”,“性别”本身就是被建构出来的分类标准,作为跨越雌雄之间的“双性人”之“异”,恰因处于类别的“裂隙”之中,已有分类标准难以将其容纳,反而带动我们更加清楚地思考与审视人自身存在的问题。

我们不妨说,切入《爱妻》“双性人”精神世界的“第一把刀”便是福柯所钟爱的“文字档案”。从文字档案来看,夫妻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大学教师和小说创作者的多重对话,是当代文学意义上的“两地书”,妻子远赴英国的所见所感,构成作者眼中的“异托邦”形象。飞鸿传信、网络传书带来妻子访学剑桥、游历英伦及欧洲诸国的所见所感,实则给“我”波澜不惊的平淡日常添了几分别样色彩。小说主要人物寥寥,无甚情节的波折,简单的信件、日记、文学创作、文学评论、E-mail、病历、明信片……穿插汇聚成线。“爱妻”部分超出全部篇幅的十分之九,以“我”与异地妻子的通信、回忆穿插自己日常学院生活构成,并引出妻子正在创作的新小说《浮生》;而“浮生”部分不及十分之一,由夫妻二人对话组成,谈及前文《爱妻》的写作过程以及对于文学、爱情以及人类终极精神境界的探求思索。因此,“文字档案”足以表露人物的精神世界。

那么,切入《爱妻》“双性人”精神世界的“第二把刀”便是小说的“实物档案”。作为个体的人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是哲学和文学都绕不开思考的一个问题。关于人类存在的哲学思考自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再到20世纪盛行的存在主义哲学,无一不在审视着人类自身认识自己的独特方式。在董启章的笔下,认识人的自身与存在往往是通过流动的人物内心意识以及对于静止物件描摹来实现的。首先,在“机械复制”时代,主人公在小说中呈现出对于独特的“恋物”情节,试图通过“物”来证明人的记忆与存在,并试图以物质的不变来诠释情感的永恒。妻子二十年如一日爱吃的面包、圣诞节互赠的礼物、一本勾起回忆的书、一块停驻不前的古董手表……零散琐碎而又朴素日常的物件本无特色,一经作者点染则成为触发回忆的媒介,沟通过去与现在、幻想与真实、“文学异托邦”与现实世界的多重关系。其次,“实物档案”在小说中具有传递性,通过物件的传赠与转移、遗失与寻找不断延伸人物之间的关系,推动叙述与追忆的错综交织。值得一提的是,再坚固的物体都会变形,悉心珍藏的礼物也会遗失甚至受损,面对熟悉的物品频频失忆、记忆的错乱与空白,也即恋物的情结不得不经历消逝或变形,企图用以保存记忆、证明情感的物质开始变得不再可靠,世界颠覆、意识断裂、人物翻转,一切坚固者都烟消云散了。董启章的叙述节奏很慢,往往花费很多笔墨来摹物,然而物质世界的不可靠性使得“恋物”情结经历“以物喻人”“以物喻城”的象征,于多重颠覆、变形之后成为了消失不再的“物哀”式感伤,存在的真实性与意义变成了不可知的巨大困惑,物质的世界土崩瓦解。

最后,作为实体的“物”灰飞烟灭,而仅有双性合一的精神融合得以永恒,印证了两性由“差异——同一——无化”的发展过程,在两性之外,还有“第三性”即雌雄同体的奇妙存在。这并非天方夜谭,在福柯的《性史》《双性人巴尔班》等著作中不乏由生理学、医学档案引发的系列哲学思考。而董启章小说带来的“第三性”概念元素,给我们平淡的日常生活和思考空间揭露了一道文学、哲学上的“缝隙”,这种混在之性、混在之乡,也可看作是一种“异托邦”。“异托邦”之“异”,从来都是针对惯性、常态和秩序而言的,异质世界的内部,雌雄两性亦象征着世界的两极,此起彼伏、此消彼长,以动态、流动的形式不断推动者“异托邦”世界的缓缓前行。那么,为什么我们无法阻挡雌雄同体与两性无化的发生?或许可以说,生命关系本身就是无,在一定哲学意义上“无”和“一”即是可以灵活转化的。

在构建“文学异托邦”的实践中,物质失去了固定不变与证明永恒的能力,意识的重要性被置于显要位置,意识的思考与流动带动了叙述节奏不断推进。正如小说结尾处《浮生》一章,全部以夫妻对话作为基础,展现人物内心意识流动。双方的心理活动及其坦诚展示默契得惊人,而这正是记忆的复制与植入带来的双性之间的“同体共生”。伍尔芙所言“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论断用于评价董启章小说创作毫不为过。从90年代创作的《安卓珍妮》开始,董启章对于女性的认识、对于性别合二为一的想象,时常在作品中穿插显现,可见《爱妻》出现,绝非偶然。《爱妻》中,女学生雷庭音(即小虎)在学位论文里反复提及的论点——“龙钰文小说中的两性关系研究”其实也即是对董启章小说两性关系的思考与阐释,小虎看似极为大胆的猜测“龙钰文小说的无性”特征,其实也是《爱妻》全书的概括。个人意识的流动贯穿全文,人物思想不断深化,外在身份特征变得不再重要,性别差异也不再明显。人脑学家余哈在“我”眼中一会是略带阴柔的男性,一会是身披浴袍、脚踩高跟的性感女郎;而男性叙述者“我”看似始终在掌握着叙述的话语权,结尾的《浮生》揭秘才知自己的记忆已在意识的移植中发生混乱,作者已死、肉体灰飞烟灭,在爱妻的肉体中“我”与“妻”的意识被复制留存,成为同体共生的人物,性别不再,差异亦消失殆尽,由两性之爱走向了向“死”而“生”、向“死”而“同”、向“无”而爱。从两性之间的差异到相爱吸引再到相濡以沫融为一体,及至升华到雌雄同体、同体共生,性别有可能自此消失,回归于无性。这是对于人性别发展历程的认识,通过不断地深化、推进,不断带动读者与作者的思考。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会饮篇》里谈到了一个至今仍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即人本是合二为一,后被诸神一分为二,这样,每个人出生时都只有一半的自我。因此,人生在世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寻找另一半。而早在两千年前的中国道家学说理论中,“阴阳合一”即法自然,是道的终极状态,而象征着道家思想的太极图案,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阴阳鱼”。董启章《安卓珍妮》《双身》等小说中不止一次地涉及到这个话题,在《爱妻》中两性的合二为一是通过意识的流动对“未来人”自身的全面剖析与审视。尽管小说涉及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并不甚复杂,且谈不上浩瀚宏大,还是在一个看似单调的封闭性空间内,叙述出无限可能,展现出人意识的多元性、变幻性、丰富性。作家最终落脚点还是在“我”即人的个体身上,思考“人”这一“万物灵长”的存在性,深化了对于作家主体的“我”的认识。

董启章的“V城系列”小说以历史发展中的平凡小人物解构宏大叙事,以考古的形式探求时间片段中个体、家族少有历史,进而反观现实,构建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彩虹桥。而《爱妻》是一部贴近现实的叙述,是知识分子式的精神建构,但人工智能时代,现实却并非真切,那么,什么才是真实与虚幻的分界?如何处理现实实在与虚拟实在之间的复杂关系?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面对当下?如何面对人类自身?是作者带动读者不断思考的问题。

三、“AI人”:智能时代的文学反思

智能反思,特色有何?董启章“V城系列”小说探源家族历史,搭建过去、现在间的彩虹桥,而《爱妻》思虑的方向则在未来。《爱妻》毫不留情地颠覆历史与现实的极限——死亡/永恒,并以“同体共生”的形式创建人工智能与生物人的结合体——AI人。AI人的出现,使得肉体的存在与否不具决定因素,性别的多向度选择与融合愈发自由宽容,而记忆移植与精神永存宣告了死亡无力。

由此,小说理想空间有二:一是回忆中的美好场域,筑成情与真保鲜常驻的“青春博物馆”。在追忆逝水年华的过程中,主人公“我”借虚构与真实打通文学“异托邦”。“我”在大学时代失去初恋,却意外收获知己S;妻子离港赴英,而“我”的研究生小虎与岸声宛若青春时代“我”与“妻”相爱的翻版;小虎和男友分手,爱情无疾而终,出现了同体共生的“我与爱妻”。一如《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中,作为小说家的“我”失去了如真,创造了栩栩,又在另一个想象的可能世界中,与练仙在海边邂逅,并且结婚生子。而早年间创作的《少年神农》也是“神农”痛失爱妻的回忆与想象。建构一个虚幻的真实世界源于作家对于“情”与“真”的重视与体认,因为文学不仅仅是文学,同时亦是“情”与“真”保鲜常驻的“青春博物馆”。刘慈欣《三体》的第一部曾借“三体人”之口讽刺人世间的虚假与伪装,“三体人”可以逐渐学习地球人的语言和习惯,却无法对人的矫饰与虚伪亦步亦趋。同样具有科幻想象色彩的《爱妻》以回忆带动意识发展,揭示“真”与“情”的重要性,关注纯精神领域,对自我、对人性展开深度发掘,同时以此对抗物质社会的虚伪冷漠。

二是艺术世界中的人文精神,当AI人成为可供永久保存的特定算法,精神领域的延伸创造尤为可贵。人文精神的高扬是小说的另一显著特色,也是作家着墨最多的部分。小说中“我”的意识以及与他人书信往来,涉及到文学、艺术、宗教、美学的各个领域,这是作者念兹在兹并不断深入探讨的理想精神王国,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反思。董启章曾表示,“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意义消解的时代,小说就是去思考、寻找生活的意义”。当雌雄同体、同体共生成为现实,作为生物体的人类肉体消失殆尽,成为一套可供永久保存的特定算法,精神领域的延伸和创造显得尤为可贵。对于“死前文化”的经典性考量以及“身后创作”生生不息的连绵性的把握,是作家针对智能时代科技发展提出系列追问。由此观之,重“真”重“情”的升华点是重视人类文明,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时代,肉体可以消逝,但记忆可以复制、意识可以留存,然而,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的,最多的却是人类文明沉淀的经典以及情感的烙印。那么,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才是值得流传、保存的经典,智能时代经历复制的意识创作产生的伦理问题,是小说结尾处《浮生》一章留给读者的难题。

董启章在《爱妻》的异托邦建构中带来了人工智能时代现实的不可靠性,刺激着我们去思考“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在精神领域文学能够起到的作用。语言在书写的过程中“冻结”了时间,同时,时间在看似静止的状态中又为语言提供了意义衍生的空间,层层嵌套的叙事脉络由此不断展开,也正是由于书写的独特意义及价值,才使得稍纵即逝的时间得以留存。一如福柯在演讲中所言:“正是在语言之中,时间向自身显现,同样正是在语言中,时间才意识到自己是一段历史。从赫尔德到海德格尔,语言作为逻格斯,主要任务一直都是留存、照管时间,让自己千古留存,永远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时间。”[15]117因此,对于“文学”与“时间”关系的思考探秘是作家与理想人物叶灵凤在图书馆古籍特藏室的重逢与对话,也是小说意义的不断延伸、面对“后人工智能时代”引发的未来想象与思考。

小说对于未来的奇幻想象生新离奇。《爱妻》细腻渺小,将叙述情境锁定在封闭的人与人之间、拥挤的港城、校园之内,在普通不过的师生之间、夫妻之间、作家作品之间所展开精神对话。在不断向内转向的意识层面,比较文学专业出身的董启章深受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普鲁斯特的时间倒错、伍尔夫的意识流动、卡尔维诺的空间建构、卡夫卡的身份转换与变型、博尔赫斯的叙事圈套与迷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对话、大江健三郎的“双性”人物观念以及知识分子视角……无不充斥于字里行间,熔铸独树一帜的个人写作特色。董启章小说尽管难解,但意在表明小说的多重性以及多维度空间的开拓性,我们所要关注的并非是作者呈现出的表面上的性别问题、智能文学问题以及想象空间的真实性问题,小说不断提醒我们关注智能文学时代的理性精神及其价值,并强调人文性,人的精神创造的意义以及由此引发的智能文学的伦理问题。作家对于未来的想象并非完全是一种预期,通过借助另一个世界的文学异托邦反观当下以期对现实进行映射、讽世立心,不断开拓叙述的意义与可能性。深谙西方后现代主义精髓的董启章博采众长,诸多艺术特色交汇互融于无限延伸的文本之中,建构“文学异托邦”。除此之外,后设小说创意迭出、形式多变,从新的角度展现出对现实的反映与思考,颇具特色的是小说主人公“我”以批评的眼光、多重的对话沟通模式,完成了读者与作者、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多重互动。

儒家文化传统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象征着传统知识分子的现实追求及普世价值目标。然而,几千年后的智能时代,对于“不朽”的思考,董启章显然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小说《爱妻》中,主人公由“局外人”到“双性人”再到“AI人”的发展演变,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成长蜕变历程,也是一代人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的多重想象、抉择与思考。“不朽”一方面是异质于外在物质世界的朴素内核,是精神文化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一代人站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交汇点上跨界打通的反思与展望,其中念兹在兹的,是人文精神与理性思考,是“情”与“真”的坚守,以及如何更好地认识“人”自身的再思考。

总之,廿年来董启章小说考古探秘,忆港城沧桑变迁;勾连前世今生未来,绘V城人文地图;后设想象常出常新,虚拟科幻解码未来,折射出文学外部与内部的波澜变幻。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文学是理性思维与人文精神的碰撞熔铸,但智能时代的伦理问题及人文精神的探索之途,亟待阐释与重估。不同于《三体》宏阔浩瀚的宇宙想象,小说立足未来内在精神,突围超越:“局外人”是文本外之“超人”,创评互文,审文立心;“双性人”是超性别桎梏,“一/无”互化、贯通精神;“AI人”探寻智能时代的人文价值,超理性与情感、存在与虚无、瞬间与永恒之鸿沟,辟文学“异托邦”。文学由启蒙性、现代性的追问到全球化、智能化的省思彰显出时代症候,科幻“破壁”推动创意裂变,而重视文学的精神价值、再勘哲学伦理内核亦成为智能时代文学探索的新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