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 男 徐 涵

在《中国革命史》 《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教材》等史籍之中，均绕不过国民革命军夏斗寅叛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由于涉及诸多当事人，加上后来蒋介石查办夏斗寅“通共行为”，历史学者记录这一事件时，多语焉不详，且最近还有学者提到他“将个人资财献给人民政府”，造成史实上的很大混乱。笔者深入武汉、宜昌和麻城多地进行调查，结合相关研究，基本弄清夏斗寅师叛变革命，又投机反水，并潜逃台湾，最后客死他乡的内情真相。

捡了一箱钞票拉起队伍

1885年，夏斗寅出生在麻城山区一个贫苦的农家。

1904年，夏斗寅到湖北新军第8镇30标当副目，以“司务长”的角色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大约2年之后，他与同盟会产生了联系，这让他的军旅人生变得丰富多彩。

为了在部队找到靠山，夏斗寅很快加入了同盟会，还发展了几名难兄难弟，这些人成为他后来发迹的骨干。

1911年10月10日，随着武昌新军工兵营的一声枪响和炸弹爆炸声，夏斗寅和他所在部队按照起义的计划，参加了攻打武昌督署府的战斗。

当时，夏斗寅担任第二大队的副队长。在攻打督署府的战斗中，他主要跟着冲锋。攻打督署府得势之后，在接下来攻打刘家庙的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据说还立了战功。

武昌首义之后，革命军继续前进，但军阀开始瓜分革命成果。

那时，部队掌权的主官赚得盆满钵满。几乎所有冲锋陷阵的官兵，特别是副目，却并没有获得更大的利益，这让夏斗寅这样的一批农家子弟军官有点心灰意冷。

刚好，辛亥革命之后，夏斗寅的部队裁减。他思考再三，退出了新军。

1913年，28岁的夏斗寅投奔了辛亥首义时担任鄂军参谋的张笃伦。

夏斗寅在张笃伦任营长的部队充当下级军官，先任排长，后来被提升为机枪连连长。张笃伦在回到湖北陆军第1师任职的时候，首先点名夏斗寅跟他前往。

1917年冬，湖北陆军第1师响应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在湖北沙市宣布独立，并直接参加了同北洋军阀的作战。很遗憾，这个师很快在宜昌被北洋军阀王占元部打垮。

那时，夏斗寅已经升任新兵训练总监。可惜，他训练的新兵面对众寡悬殊的局势，马上作鸟兽散。他骑着一匹马向荆州逃亡，硬是一口气跑到沮漳河边。

据说，就在万城等渡船的空当儿，夏斗寅去小解，意外在水田中发现一个皮箱，上去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是一整箱钞票，大约有30万元。他捡到后又惊又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凭此，夏斗寅很快拉起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

这一次，夏斗寅凭借召集的人马，自封为团长等着“招安”。他在四处权衡之中，选择了自己的第二个贵人李书城。

武昌首义之后，李书城参加了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此时，他正担任湘西防务督办兼援鄂军总司令，身边汇集了湖北陆军第1师在内的鄂籍子弟。他还在招兵买马，准备打回武汉大本营。

由张笃伦牵线搭桥，夏斗寅以号称“三千兵力”，加入李书城的队伍。这一次的加入使夏斗寅身价猛增。当时，张笃伦还是第一梯团长。夏加入李部不久，就升任第二梯团长，相当于部队的旅长。

1920年，北洋军阀吴佩孚从湘鄂边界撤走，湖南趁机驱逐军阀张敬尧，引鄂军进驻长沙。由于李书城的推荐，夏斗寅当上了长沙城防司令。

1921年，李书城、蒋作宾和孔庚等人感到时机成熟，发动驱逐湖北军阀王占元，以及恢复湖北自治的战争。他们请湖南军阀赵恒惕担任援鄂军总司令。夏斗寅摇身一变成为湖北自治混成旅旅长，还兼任“驱王军别动队”指挥官。

7月下旬，曾经在宜昌、沙市挨过王占元打的夏斗寅，高喊“小卒过河敢将军”，作为“驱王军”的主力，率军越过湘鄂边界，一路势如破竹，攻入到离武汉15公里的纸坊，等待大军会合直取武汉三镇。

当时，湖北自治军除了联合湘军，同时也与四川援鄂军有约。一旦湘鄂开战，川军也应顺长江流域向下发起进攻。不料，四川军阀刘湘等人犹豫不决，湖北自治军只好派刚参加中共一大的董必武，火速赶往四川催促出兵。

董必武行至巫山遇到四川援鄂军。他同刘伯承的先遣队紧冲快打，但奈何不了刘湘军队的出兵不出力。部队打到宜昌，就遇到两湖巡阅使吴佩孚率领北洋海军来镇压。因此，三省主力合围不仅没有成功，而且还有被截断后路的危险。

夏斗寅在纸坊等待数日，收到撤军的命令，大骂军阀们葬送湖北人的大好时机。但他孤军深入没有办法，最后只好退回长沙。

夏斗寅在赵恒惕划给他的三县防区，既韬光养晦，又招兵买马。

1926年夏，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广东大本营首先收编地方反抗力量。等待已久的夏斗寅顺利纳编，而且被编为国民革命军鄂军第1师。这个师同叶挺的独立师、贺龙的民军师一样，都是齐装满员。他还接纳一批共产党员在自己的部队，该师成为再一次攻打武汉的主力师。

在北伐中，鄂军第1师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8军战斗序列，受唐生智的节制。

1926年7、8月间，两湖地区的大战爆发。

唐生智给予夏斗寅部的任务是，一战长沙，二战岳阳，三战汀泗桥。几乎每一场恶战该部都参与，有时候还打主力。鄂军第1师比较争气，部队中有一批中共党员，他们为了“再造共和”作战英勇，也为鄂军第1师争得了光荣。

10月10日，北伐军消灭北洋军阀残部，二次攻克武昌。国民政府随即将此作为大本营。

武汉光复之后，国民革命军大部向北和长江下游挺进，同张作霖和孙传芳部队作战。

在保卫革命大本营方面，革命军司令部考虑东北方向上都派出主力，南方已成为大后方，武汉的警卫主要是内卫和防止川军从上游偷袭。

在安排保留两个主力师的时候，武汉革命大本营首先选择了孙中山的“铁甲卫队”，也就是叶挺第24师。而在防川的主力中，选择了鄂军第1师，也就是改编后的唐生智第8军的夏斗寅独立第14师。

据守重关成为冒险本钱

夏斗寅投诚蒋介石

1926年底，夏斗寅师来到宜昌布防要塞。

夏斗寅到了宜昌，由于部队是鄂籍子弟，加上部队在北伐时立过战功，马上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夏斗寅作为革命军的新派人物，他开始“有模有样”。

在大革命中，北伐军政治机关基本上被中共党员或国民党左派所掌握。当时，中共党员包惠僧就被组织派遣到夏师，担任党代表兼政治部第一任主任。

包惠僧到宜昌之后，将“扶助农工”的工作放在首位，群众工作做得十分活跃。

在大军北伐的时候，中共宜昌党组织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当时，董必武派他发展的中共党员、当阳县支部书记李超然提前赶到广州，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接回一大批党员和鄂籍学员，组成“政治部工作组”潜伏在宜昌，等独立第14师政治部一到就接上了关系，并全面展开工作。

实际上，北伐战争前几个月，发生在广州的“中山舰事件”，就暴露出革命阵营混乱的端倪，反映了蒋介石背弃孙中山“联俄、联共”遗愿，与汪精卫的矛盾公开化，也暴露出右派“排俄分共”的迹象。

占领武汉之后，蒋介石在东南地区财团的支持下，在南京建立大本营，开始“宁汉对立”，并到处收买力量，准备另起炉灶，公开同革命阵营脱钩。

这时，驻扎在宜昌要塞的夏斗寅进入蒋介石的视野。动员这个师反水，既是挖武汉的墙脚，又可以方便川军顺江而下。到时候借刀杀人，由川军攻打武汉，那是“一石三鸟”。

一切都在秘密进行。蒋介石组织一个专班，派人分头用收买和许愿的办法，开展四川和宜昌的工作，重点拉拢夏斗寅。

蒋介石和夏斗寅过去并无瓜葛。他在蒋介石那里留下印象，主要还是因为他是鄂军。就在国民革命军考虑北伐的时候，蒋介石比较头痛的就是打开“两湖”的通道。大约就在这时，夏斗寅派参谋长万耀煌找上门来，表达投靠之意，这让蒋介石好不欢喜。

因此，这就有了唐生智打开湖南，赶走赵恒惕后收编夏斗寅的机会。北伐胜利之后，唐生智将3个嫡系师都扩编为军，唯独夏斗寅的部队还是师。夏部意见很大，蒋介石也心如明镜。在军队扩编的会议上，蒋介石为了安慰夏斗寅，替他说了几句公道话，这让夏斗寅感恩戴德不已。

后来，夏斗寅多次向蒋介石表忠心。他觉得这位以“孙中山学生”自居的蒋介石总司令，就是自己的第三个贵人。

夏斗寅的算盘没有打错。蒋介石就是看中他和唐生智的矛盾，才向他抛出“绣球”。

夏斗寅向蒋表决心

夏斗寅到宜昌之后，表面和市民关系还可以，但他心不在宜昌。在宜昌的日子里，他是要多弄一些“盘缠”。

蒋介石派出他的幕僚——当初湖北自治的发起人蒋作宾联络夏斗寅。蒋作宾给夏斗寅透露蒋介石“清党”的阴谋，并让他有所表现。

大约就在4月初，面对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夏斗寅开始“泼冷水”。

当时，宜昌城内发生了几起抢劫案。夏斗寅便谎称江边的座船上藏有土匪，打着“军民联合保护一方平安”的幌子，先是诱使中共掌握的工人纠察队，以“联防”名义编入自己的督察处。在阴谋没有完全得逞的情况下，他让督察处将防区沿江船只逐一检查，凡激进者用粉笔做上记号，然后逼迫工人纠察队将船统统凿沉在江里。

资料来源于国家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http://data.cma.cn/site/index.html)吉林省1997—2015年春夏期35个站点的地面常规气象要素日值,包括降水量、气温、气压、相对湿度、水汽压、风速,以降水量日值为研究对象,其余气象要素为协变量。将缺失数据较多和不具均一性的站点去除,最终选取24个站点(图1),所研究数据均经过严格检查和质量控制。

这件事情让长江中游运输告急。许多人只知道夏斗寅在使坏，但不知他是在利用这个机会没收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同时，他制造码头工人、船工与中共党组织的对立情绪。另外，也让那些弃船无家可归的老百姓，把怒火转嫁到工农运动上。

中共宜昌特支一边及时揭露夏斗寅的阴谋，一边从武汉委派宜昌籍党员易吉光赶回宜昌接替特支书记，加强领导，组织善后。由于发现及时，夏斗寅这一次包藏祸心的“打座船”事件才草草收场。

这边，湖北省委对夏斗寅的问题引起重视。同时，革命军总政治部对他的政治倾向产生了怀疑。包惠僧也找到夏斗寅的司令部大吵大闹。

之后，夏斗寅对包惠僧有了提防，这也挫伤了他的积极性。包惠僧推荐一名中共党员担任政治部主任，自己便经常在宜都、沙市和武汉等地方巡视，实际上放松了对这个师的党的领导。

这件事情还没结束。因为在军阀的内部，还有一套防范体系。

夏斗寅的顶头上司唐生智早已看出一些问题，特别是他与蒋介石勾结、搜刮民脂民膏，以及私设盐卡装入个人腰包的事，便将夏斗寅召回武汉去述职。这把夏斗寅吓得够呛。

关键时刻，夏斗寅曾经投奔过的孔庚出面协调，算是将大事化小。在一通训诫之后，唐生智没有深究。但经此事，夏斗寅对唐生智彻底有了戒心。

很快，夏斗寅就向蒋介石的特使蒋作宾表达了自己“人在曹营心在汉”的决心。他表面上接受武汉政府的领导，实际上已完全听从南京政府的指挥。

夏斗寅背叛革命

这时，反而轮到蒋介石对一路投靠起家的夏斗寅不放心。他提出，“为迫使夏斗寅反叛武汉，先驱杨森出川”。这样就成了一个“后羊赶前羊”的格局，实际上是逼迫夏斗寅就犯。

夏斗寅先是收到蒋介石的现洋和高官许愿，接着就收到蒋介石让他配合杨森出川的密令。看到蒋介石的部署，夏确实暴露了老军阀的贪婪本性。他转身就联络四川军阀杨森，提出他们共同“谋事”，夏师可以让出宜昌险关，但杨森也要付给他一笔“让路费”。

当时，川上新军阀杨森得到蒋介石的重视，正在策划从水路进攻武汉。他要打通宜昌险关，就必须策反夏斗寅。看夏斗寅这个人爱财，杨森也正好以金钱利诱。

在这场交易中，夏斗寅左右获利，马上背叛革命。4月底，两位川上“来客”悄悄进入夏斗寅的官邸，经过闭门谋划，双方签订密约。

根据《档案揭秘》 记载：“5月初，四川军阀收到蒋介石‘直捣武汉、武力清党’的指示，在重庆开会讨伐武汉用兵步骤。会议公推杨森担任各路川军总指挥。5月5日，杨森发出‘拥蒋’及‘讨伐武汉国民政府’的通电。然后马上重拳出击，率领4个纵队9个师10万人进驻巴东。7日占领秭归，8日出西陵峡。”

杨森的先头部队占领三斗坪，同武汉国民革命军形成对垒。

眼看川军直奔武汉而来，湖北上下全面戒备。汪精卫马上安排河南的北伐军回师，同时也电令夏斗寅据关阻击。

5月6日，夏斗寅发电武汉，表达在宜昌、沙市坚决阻敌的决心。同时，独立第14师还在宜昌举行特别党部成立大会，并邀请工会、农会主席讲话。夏斗寅从保定军官学校收罗的军官张森，代表他在会上宣讲“坚定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报纸还发了消息。

夏斗寅“与宜昌、沙市共存亡”，让武汉国民政府很满意。

不料，这是一个烟雾弹，夏斗寅第二天就准备豪赌一把。他突然把部队集合，在晚上10点全部装运到码头。先将宜昌2个团的全部人马和装备，用小火轮向长江下游运送。接着，驻防秭归和兴山的2个团，也乘着火轮尾随去了宜都和沙市。

正当全城老百姓都在为此纳闷时，川军杨森率部占领宜昌。由中共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详细记述了这次事件：“1927年4月，唐生智的部下、国民革命军35军军长何键，在汉口召开反共军官密商反共清党计划。5月9日，驻四川东部的国民党军第20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杨森率部占领宜昌，强令解散宜昌总工会、农民协会，屠杀革命群众。同时发出反共、讨伐武汉的通电。”

川军来了，负责武汉大本营侧翼保护的夏斗寅师，一枪不放就跑了。而且跑了后还在发电“战况激烈”，造成武汉政府和中共中央对情况不甚明了。当时，武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还在盘算，如果宜昌阻击失败，夏师应在沙市建立防线，至少可以坚守一段时间。

突然发表拥蒋反共宣言

中共识破夏斗寅的“空城计”

独立第14师离开宜昌的第二天，杨森的川军就占领了宜昌城。

川军进入宜昌，对中共党组织造成极大的危害。因为在此之前，中共宜昌特支、各群众团体和拥有武器的工人纠察队，都在动员群众与宜昌共存亡。

幸好，中共在川军中的组织及时提供了情况。在川军杨森的20军中，中共早就建立了组织。北伐战争胜利之后，高语罕被武汉国民政府派遣到杨森军部担任党代表。但高语罕不久就发现杨森和北洋军阀及夏斗寅勾结，后来发现杨森完全投奔了蒋介石。眼看又有一场风暴要来，他以回武汉开会为由，脱离川军到武汉汇报。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5月7日，高语罕乘坐“富阳”号轮船经停宜昌。他利用短暂的时间，了解了宜昌的情况，结合夏斗寅正在导演的“空城计”，果断地对特支作出指示：“平时露面的同志马上撤退武汉，未露面的同志就地潜伏下来。”

第二天凌晨，宜昌城区已经公开露面的中共党员，包括鄂西巡视员胡楚藩、宜昌特支书记易吉光和徐佑根的工人武装纠察队，以及宜昌党部的部分委员、商民部长、妇女协会和农民协会等成员两三百人和60多条枪，赶上向武汉大撤离的轮船。

宜昌党员到了轮船上，高语罕才知道夏斗寅的部队全部撤到了沙市。

轮船到了沙市江面，突然遭到夏斗寅部队的火力封锁。夏师宣传科科长乘小火轮截住易吉光等人，传达夏斗寅在沙市建立防线，等待援军一起打回宜昌的命令，要求船上的中共党员、纠察队队员和各团体成员“一起返航、夺回宜昌”。

易吉光看透了这一套欺骗的手法，马上扣押宣传科科长，命令其站在船头向守军喊话，要求岸上停止开枪。就在守军犹豫之时，轮船开足马力闯过封锁区。在宜昌被占领两天之后，易吉光等把情况报告了中共湖北区委。

看来，夏斗寅突然撤退宜昌，然后滞留沙市，还是在玩欺骗的游戏。他也清楚，自己一个师1万多人的本钱，并没有把握斗得过武汉革命政府。在没有把握的时候，夏斗寅又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让出武汉大本营的侧背。他还不敢轻易向武汉动手。可是按兵不动，他又怕在蒋介石那里放了空炮。所以，他躲在沙市琢磨。

跑到沙市之后，夏斗寅一会儿称敌人来了5万，一会儿称敌人来了10万。实际上最先到达宜昌的川军，也就是一个团。但他的情报也把武汉弄得不知所云。

更可笑的是，夏斗寅在沙市还打了一场“空想战”。

那几天，夏斗寅几乎几个小时给武汉一份电报：一会儿是宜昌被敌人所占领，一会儿是组织反击，消灭敌人一部；一会儿又是夺回哪个高地，一会儿又是歼灭了一个师。这不仅麻痹了武汉政府，还获得了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嘉许。

许多年后，历史研究者们始终充满疑惑：在河南作战的部队离鄂西那么近，为什么迟迟没有调兵？另外，川军已经到了江城武汉的侧背，为什么武汉还没有行动？直到笔者弄清这些情况，才知道夏斗寅确实是一块演戏的好料。

至少，夏斗寅骗过了主政武汉的汪精卫，以及革命军总司令部的邓演达。当时，邓演达正在前线，司令部让他负责处理叛乱一事。他看到一系列的捷报，以为事情已经摆平，又回到前线督战去了。

夏斗寅派所部占领纸坊镇

中共湖北区委把情况报告给中央，中央又把情况报告给革命军司令部。但此时，夏斗寅并没有宣布失败和反水，武汉也只能边备边看，把工作重点都放到了做稳定夏斗寅的工作上。

很快，蒋介石为了推进川军攻打武汉的速度，开始向夏部“抽鞭子”。这时，夏斗寅苦心经营十来年的鄂军小集团的军官发挥了作用。他们担心到了蒋介石那里没有战功，就催促夏斗寅“赶抢头功”。

参谋长万耀煌提供了武汉只有2个团、兵力十分薄弱的情况。他还引述历史上陈胜、吴广“失期者斩”的例子，让夏斗寅下定“拥蒋反共”打武汉的决心。

5月13日，夏斗寅第一次全盘托出反叛意图，分别征求主要军官的意见。得到大部分兄弟的支持后，他于第二天召开军事会议。据《档案揭秘》莫列义等人的考证，会议明确了偷袭武昌的周密计划：

第一，继续迷惑武汉，表示死守沙市。同时要求援军，免除武汉政府和唐生智之怀疑，以削弱武汉驻军的防御能力。

第二，电告蒋介石，以夏斗寅占领武昌为信号，要求驻扎汉水的何键、鄂东的刘佐龙部和川军，在两个方向配合行动。

第三，以抢运军用物资为掩护，准备小火轮和民船，争取水上运输。同时也考虑全军走嘉鱼绕道武汉南部，在金口登陆奔袭武昌。

第四，开船之后向官兵公开偷袭武昌的行动。派出蓝文蔚参谋前往宜昌，说明夏部反共决心，要求杨森停止对沙市的军事行动，直接赶赴武汉。

夏斗寅的计划得到团级军官的响应，并于当天开始行动。晚上，夏斗寅发出了最后一封“战况”捷报，紧接着就要求援兵，随后将与武汉联络的电报只收不发，并将陆地上的所有电线予以截断。

这天晚上，夏斗寅将部队拉出荆州，以团为单位开进。得知长江开始封锁之后，便渡过江，越过革命军在城陵矶的江防封锁线，向武汉疾进。

15日，夏部驻扎嘉鱼县城，进行最后补充。

这天晚上，夏斗寅开始对部队中的中共党员下手了。他在船上宣布叛乱的决定之后，马上遭到中共党员、政工人员和国民党左派的抵制。趁着在嘉鱼这点儿功夫，他们给别动队叶蓬下达命令，将该师中共党员、政治部主任李伯刚抓获，并一同逮捕了政治工作人员10余人。

也正是这个时候，武汉革命政府和中共对夏斗寅的举动，越来越觉得不妙，便动员李书城等老长官派人向夏斗寅喊话。同时，也派出夏斗寅和万耀煌的故交任剑若，星夜赶赴嘉鱼驻地，劝说叛军悬崖勒马，请勿自绝于武汉革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

但是，夏斗寅决心已下，且成命难收。他在嘉鱼城公开杀害了李伯刚、任剑若等几十名阻挡者。为了祭旗，叛军还伙同当地土匪恶霸，杀害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以此向蒋介石表达他们的反叛忠心，也断绝了武汉政府的后路。

16日，夏斗寅指挥该部1.1万多人，分梯队向武汉开进。

就在这一天，武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派出包惠僧，以国民政府代表的名义，来到夏斗寅的驻地劝说和谈判。包惠僧劝他放下成见，以允许“扩充一个军”为条件，让其重新回到革命队伍。而夏斗寅此时还作缓兵之计，声称只对唐生智不满，不与政府和共产党打仗。

包惠僧知道夏斗寅手黑的程度，以答应回去协调“唐夏言和”而脱身。送走包惠僧，夏斗寅就派出铁杆刘绳武团逼近武昌外，占领离汉咫尺的纸坊镇。

为了向蒋介石显示自己的能力和决心，增加叛乱的砝码，夏斗寅让刘绳武大开杀戒，几乎血洗小镇的农会，还枪杀了前来劝说和阻拦的人员。

“不怕事情闹大。不闹大不行，要杀他个鸡犬不宁！”夏斗寅此时野心已起，杀气腾腾。

夏斗寅公开通电反共

5月17日，夏斗寅见部队按计划部署到位，便公开抛出早已经准备的“拥蒋反共”通电。这份电报除了拥护蒋介石南京政府，便是咬牙切齿地反对共产党，声称要杀向共产党。

“五一七”通电一出，夏斗寅的嘴脸再也隐藏不住。

学者们研究夏斗寅叛变，往往对5月13日至17日这段时间定义不清。从有关资料来看，夏斗寅叛变一直运作于密室，真正在部队公开是5月13日，而其行动并杀害共产党员的时间是5月15日，最后通电是5月17日。因此，三个时间都有特定含义。

夏斗寅反共通电发出，且大兵压境，马上引起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上下一片哗然。

5月17日这一天，国民政府所管辖的4个军的指挥官，正在武昌召开反共秘密会议。对此，汪精卫已有所闻。所以，见到夏斗寅的反共通电之后，他并没有显得特别着急，或者说他已有些“掌控无力”。

中共平叛成功，夏斗寅部退居太湖

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夏斗寅让开沙市之后，川军也在向武汉挺进。三镇告急，中共中央高层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迅速作出决策。按照蔡和森和李立三等人的提议，一方面，团结和推动武汉国民政府打击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另一方面，带头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动员军民粉碎叛乱保卫武汉。

5月1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关于夏斗寅叛变告诉民众书》。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武汉国民政府即令叶挺率11军24师迎击夏斗寅部。同时，武汉国民政府还调动在九江和武穴的第2、第6军紧急回援。革命军司令部还统筹河南战场的精锐部队，对川军进行反包围。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紧急赶往革命军司令部，将中央农讲所的武装交于叶挺。恽代英任党代表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全部加入了平叛行列。另外，工人纠察队也参加了战斗。他们被组成中央独立第1师，紧急开向战场。

军队动了起来，民众也走上大街，武汉三镇沸腾起来。学生们演讲揭露蒋介石和叛军的阴谋，市民们参加支前和街头筑垒，而更多的是工人和学生也武装起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叛军斗争，在党和人民的推动下如同潮涌。

实际上，17日下午，中共就派叶挺先头部队赶到纸坊火车站，并迅速组织好攻击准备。在纸坊火车站，夏斗寅的参谋长、叛变骨干万耀煌始终做着他的“头功梦”。为了保证攻打武汉一举成功、万古留名，他出了一个馊主意，就是乘火车冲进武汉。不料，第一辆的火车司机听说去攻打政府，说什么也不干，被叛军当场杀害。找来第二个司机仍然摇头，瞅准时机逃跑了。正在叛军一筹莫展的时候，铁军发起了冲锋。一个来回，就把叛军阵线打成了马蜂窝。

这个结果恐怕是夏斗寅没有想到的。他先让部队占领纸坊，接着就大肆屠杀革命群众，目的就是整出动静，以便在蒋介石那里好邀功请赏。但现在不仅没有进到武汉城里，部队还被出城的铁军打乱，不仅抢不了头功，恐怕还要影响蒋介石“三方发力”的计划。他吓得脸色铁青让增兵。很快，叛军源源而来，战斗一夜胶着。

铁军72团团长许继慎带领新兵团，以进攻对进攻，先是打进纸坊火车站，继而占领了纸坊镇。在同敌人拉锯的时候，许继慎腿部受伤，但仍然坚持指挥和冲锋。最后，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一举夺回纸坊镇。

敌人先头和增援部队被打掉，夏斗寅看到“偷鸡不成蚀把米”，就开始将部队做收缩状。

在平叛过程中，中共中央始终联合国民党左派，孤立蒋介石。武汉国民政府发布讨伐杨森的命令，第2、第6、第8军各一部组成“西征军”，由程潜指挥讨伐杨森；充分利用唐生智和叛军的矛盾，组织许多革命志士来回穿梭斡旋，高压叛乱内应何键等人的行动。此战不仅探索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方式，也在最后对国共联合进行了挽救。

5月25日，杨森部队出仙桃，在蔡甸碰到第8军第1师彭德怀的先锋营，交手之后便向后退缩，然后走水路向巴东撤军。革命军很快收复宜昌。

夏斗寅的残部在退却之后，还一度游击在鄂东南和湘鄂边界，但遭到了唐生智部的报复性围阻，只好从大冶偷渡长江。

这时，叶挺率领24师始终紧盯追剿，一路围歼叛军3000多人，击溃驱散叛军难以计数。其间，夏斗寅还企图联合麻城老巢暴乱接应，也被武汉留守部队和农讲所学员赶赴现场，连克匪巢10处，彻底断了夏斗寅的念头。

1927年的初夏，夏斗寅残余力量开始退居太湖。蒋介石为了扩充力量，对夏斗寅既往不咎，并派人送来10万大洋，帮助收拢部队。夏斗寅部合编为一个军，他如愿当上了军长，万耀煌等各任师长。从此，夏斗寅部寄生于蒋介石的麾下开始杂牌军之路。

但是，夏斗寅发现蒋介石并不是他的贵人。

1927年5月17日，夏斗寅独立第14师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后被叶挺率部击退。图为当时的消息报道

“宁汉合流”迫使中共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

夏斗寅叛乱，是他出卖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并且借蒋介石“清党”之名投蒋的一次暴行。与他同行的杨森所到之处，全部实行白色恐怖。他们借口“清党”，捣毁各地党部，实行抢劫，焚毁房宇，惨杀人民。一时间，湖北省许多地方党组织，被迫转移到地下或者农村。

由于共产党人团结并领导人民群众奋起还击，特别是发动武汉保卫战，最终粉碎了蒋介石策划的阴谋。这是中共建立统一战线的胜利，也是在国民党管辖范围内的一次大胜利，更是以武装进攻对抗武装叛乱的第一次胜利。

但是，局部的胜利弥补不了方针路线错误导致的大范围损失。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很快在湖南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到1927年7月15日，反动派由“宁汉对抗”演变成“宁汉合流”，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也宣告失败。

在此期间，先后有31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失踪和脱党者不计其数。

就在这一年的8月1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随后，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接着，朱德、陈毅也在湘南发动农民大起义。从此，中共领导的武装革命“千呼万唤始出来”。

也是这一年夏天，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拉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走上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夏斗寅叛乱，在乱世中带出了几个命运多舛的人物。

被人称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国民党左派领袖、也被国际国内视为“国民党内部亲共派”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因其兼任武汉行营主任，对大本营的防务负有重要责任。但因为当时他在河南前线慰问，对于夏斗寅叛乱失察，曾在两党颇受微词。但他绝对不与蒋介石和汪精卫同流合污，始终致力国民党的挽救，最后被反动派秘密处决于南京。

同盟会的元老、国民党黄兴的参谋长、孙中山的军事部部长，以及北洋军阀政府的陆军总长李书城，作为湖北德高望重的人物，在夏斗寅叛乱时，被国共两党推举为“说客”。因为他曾经收留过夏斗寅，但没想到“骄横逆子”并不买账。李书城晚年还有几许自责，但共产党人并没有计较。特别是中共对于借用其在上海的住宅召开一大，更是念念不忘。

最后，叛变革命的主谋夏斗寅在看似辉煌之后，落下了让人耻笑的人生。

夏斗寅投奔南京国民政府后，首先跃升为军长。接着，他又在中原大战和“剿共”战争中继续发力，被蒋提拔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委。

但蒋介石用人，重在使用黄埔嫡系。像夏斗寅这样的杂牌军，他是既设防又拉拢。最后在基本安定之后，蒋介石给了夏斗寅一个湖北省政府主席之职，等于剥夺了他的兵权。

成了文官，夏斗寅并未消停。经过反复琢磨，他成立了一个“省政设计委员会”，企图招揽人才东山再起。事情刚开头就被人告发。蒋介石对他不去“剿共”大为不满，主要还是怕他又长反骨，干脆免其职务让另外一个湖北人来接替。这时，他就剩了鄂豫皖“剿总”总参议头衔，实际上蒋介石是用更虚的职位彻底将他架空。夏斗寅只做了15个月的“短命主席”。

抗战爆发之后，蒋介石仍然怕夏斗寅拥兵造反。除了让他担任国民政府新兵训练处的第一处长，夏斗寅就只剩下“成都行辕总参议”一职。夏斗寅自知没趣，干脆就在成都南郊隐居，偶有杨森的部下来讲古，算是聊以自慰。

在解放战争中，中共即将打过长江之时，夏斗寅任广东省立法委员，经不住不断来电催促其报到而决定履职。同时，他也知道当年“清党”“剿共”背信弃义，与中共血海深仇不可饶恕。于是，他凑了一些盘缠启程南下。在长沙，突然遇到熟人同乡讲起广州乱象，只好一同回汉另谋出路。

武汉三镇风云再起。“湖北同志会”纷纷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夏斗寅求生的欲望让他多方接触打听，但收效甚微。

直到辛亥革命的元老张难先、李书城和耿伯钊等名流组建“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夏斗寅才争取了一个委员职位。为了表现和赎罪，他妄称要捐出全部资产，并打算卖出昙华林、东山和麻城的房子，也是为了变现做多手准备。但此时大军南下，人民解放军顺利接管城市，他只好怏怏收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夏斗寅看到辛亥革命同志和中共朋友接到参加开国大典的通知，而唯独自己没有这样的机会，再联想到自己反共的罪恶历史，便惶惶不可终日，担心人民迟早的清算。

这时，夏斗寅故伎重演，趁乱同晚辈夏长生一起潜逃到台湾。刚刚上岸，就得知他在大陆的行为已被特务知道。国民党将他作为“叛徒”开除党籍，并撤销了他立法委员的职务，蒋介石正在查他的“通共行为”。

到底是叛变共产党，还是叛变国民党？到底是在同国民党共事，还是同共产党共事？夏斗寅算计了一辈子，最后自己也没有弄清楚。在台湾惊魂未定，面对牢狱之灾，他立即转到香港。

在香港，夏斗寅坐吃山空，很快遇到生计问题。万般无奈，他在香港的几家报纸上发出启事：“某君曾任封疆大吏，愿以麻衣相法结交天下士。”

“封疆大吏”靠算命过日子，这种带有欺诈的行为发生在一个曾叱咤风云的人物身上，让人确实产生“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感慨。给人看相，解决了夏斗寅的饥饿问题，但不能解决他根本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苦闷。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之下，夏斗寅于1951年6月客死在香港酒店客房的卫生间里，终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