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凤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社区慈善是社会慈善的应然组成部分,对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实现第三次分配、扩展第三次分配的体量和范围需要培育社会慈善主体的发展[1]。对于社区慈善的研究,首先应明确概念的界定。一种是定义性界定。杨荣认为凡以社区为基础、向社区居民提供社会服务的慈善活动均可称之为社区慈善[2]。另一种是内容性界定。谢起中[3]、李宝梁[4]等从其内部机动性出发,认为社区慈善是一种社区发展与慈善事业的结合,并以社区为依托将社区内部各主体联合起来形成有机联系的网络,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保障社区慈善事业的发展。

此外,研究发现社区慈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一方面是外部机制不健全。我国慈善组织的政府主导模式使其在双重体制管理下很难获得合法性地位[5],现行的工商政策和税收政策没有明确规定像慈善超市这种社区慈善的市场化经营,因此作为社区慈善的主要发展模式,慈善超市竞争力较弱[6]。另一方面是内生动力的掣肘。胡小军等以社区基金会为例,明确指出内部治理失灵、资源活性不足、战略资助能力缺乏等问题已成为社区慈善发展的主要绊脚石[7]。郑功成指出,随着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已不能满足现阶段慈善的发展,应该尽快修订,并出台有力度的政策,保障各慈善组织的有利发展[8]。针对社区慈善的内生性问题,聂洪辉等指出现代慈善组织募捐的广泛性, 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慈善工作的专业性可以弥补农村社区慈善的不足,因此要积极引进先进的慈善组织[9]。

综上,目前学界对于社区慈善的研究集中在对现有模式的概念、问题、对策和发展分析,对于社区内部社会资本的运用与社区慈善的结合,研究尚不充分。由此,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的三重维度,对于社会工作站的发展进行分析。

一、社区慈善与社会资本的契合性分析

“社会资本”的含义是由经济学“资本”概念转变而来,是相对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所不同的一种社会资本形式,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首次提出[10]。林楠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可以通过投资社会资本获得一定的社会网络资源[11](P18)。刘青把社会资本与社区慈善的发展联合起来,指出社区慈善的发展需要各方面的资源协调和居民的社会信任感,社会资本的来源正是目前社区慈善发展需要加以完善的要素[12]。鉴于此,本文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以信任、社会规范和网络为主要构成要素,并通过促进社员的协同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的社会组织特征[13]。

首先,信任资本是社区慈善建设的基本前提。信任作为一种心理感知能力,是一切交往和价值运转的基础。其虽不能像社会规范、制度等带有明显的约束和保障功能,但能将硬性的规定以柔性的方式融合于公共价值之中。社区慈善的发展需要各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只有信任资本存量的提升,慈善的理念和社区动员慈善的持续性发展才成为可能。信任是慈善可发展的前提,也是一切行动网络和社会规范建立的保障。社区居民对于社区慈善有了强有力的信任感和社会认知后,才能进行慈善捐赠行为;反之,信任的缺失,社区慈善建设将无法进行。

其次,网络资本是社区慈善建设的重要载体。作为社会资本主要的表现形式,关系网络是指个体或者组织在信任资本的基础上形成的复杂的网络体系。社区慈善的建设不仅要靠个体捐赠,以个体为节点所衍生的个人社会网络也是慈善网络发展的重点。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在对某一事务达成共识后,此网络将会带来巨大的资源。社会网络作为社区慈善的重要载体,对于社区慈善的发展和推动有着重要作用。

最后,互惠规范是社区慈善建设的制度保障。规范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正式规范是指政府对于社区慈善建设的政策、意见与制度保障,是社区建设最有力的支持。非正式规范是指社区居民在信任的基础上,以社会网络为依托形成的、共同遵守的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是社区慈善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社区慈善保持活力和持续性的基础。因此,信任、社会网络与互惠规范的共同作用推动着社区慈善的建设。

二、当前社区慈善发展的问题——基于社会资本的解释

(一)认知维度:社会信任资本的缺乏与嵌入

信任作为一种依赖关系,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要素[14]。在社会资本领域中,信任是建立社会交往网络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社会互动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社区慈善来说,信任主要分为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

一般信任是指社区人民对于本社区慈善组织的信任度,主要表现为社区慈善的财务、法律、项目和程序的信任。其中,财务信任是指社区居民对于慈善组织财务是否公开透明,财务计算制度规范是否健全、财务报告是否及时准确、是否存在贪污腐败现象的观感信任。走访中发现,K市社区慈善发展之初的财务规范制度都处于摸索阶段,财务报告的公示、财务计算制度的规范化都存在不足,社区居民的信任度不高。

法律信任、项目信任、程序信任是依托慈善工作站的发展而展开的。法律信任主要是指社区慈善遵守法律法规,确保其建立和实施都有法律制度保障;项目信任指组织在进行慈善过程中不能为了项目而开展项目,项目的持续性和社会价值要有所体现;程序信任是指社区慈善各项目开展过程中要时刻与项目对象和服务人群保持联系,项目程序要公开透明化。任何类型的慈善组织都需要依照既定的评判准则取得相应的法律主体地位,也必须获得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这是保障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基础性和原则性条件[15]。

K市慈善工作站在建立之初缺少完善的法律保障。法律信任资本存量比较低,间接影响了慈善工作站的程序和项目信任。K市社区慈善发展和建设需要依靠项目的获得和实施,由于基层社区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和专业人员的匮乏,项目流程比较简化,公平性难以保障。

特殊信任是指社区居民对于社区慈善的认知和情感信任。这种信任是内嵌于社区居民认知和心理的信任感。社区居民对社区的情感越深,对社区慈善工作站发展抱有的信任感就越大。K市作为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地区,其社区居民大都来自外地,外来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不强。外来务工人员在访谈中提到:“我们只是来打工了,这个地方只是我们住的地方而已,什么慈善不慈善的,大家都自己管自己,不了解什么慈善。再说了,我们捐了钱,后面他能保证我们出事的时候帮我们吗。”①社区慈善的发展需要社区全体居民的共同参与,外来居民的信任资本存量不能满足现阶段慈善的建设空间,制约了社区慈善的发展。

此外,居民对于社区慈善的认知影响信任资本。K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大,对于慈善的认知存在碎片化,造成不少居民对于社区慈善的了解较少,信任感较低,慈善工作站建设无法持续推进,需要相关组织进行慈善的推广和建设。

(二)结构维度: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与影响

社会关系网络是指公民在参与公共事务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网络,是不同利益群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基于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而组成的联合体[16]。从社区慈善的发展来看,社区慈善的关系网络是建立在社区居民对于帮助和想要获得帮助的理念之上所形成的慈善关系网。但社区居民的分层发展,对于慈善的认知和关系网络的形成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按社会主体之间的联系方向,社会关系网络分为横向社会关系网络和纵向社会关系网络[17]。

在社区生活中,横向关系网络主要分为内部关系网络和外部关系网络。K市社区作为外来人口比较多的社区,其内部主要分为商圈、老乡圈、文化层次圈、年轻人、工作者等多群体网络。不同群体之间的网络产生交集时,社会关系网络就开始形成了。目前,K市各个圈层之间的互动存在“隐形隔阂”,缺少沟通场地,关系网络封闭,网络资本存量不足,社区慈善的发展理念传递受限。在外部关系网络方面,做为K市社区慈善模式之一的慈善工作站,依赖政府资金,来自企业和社会的捐款不多,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慈善捐赠网络。

社区慈善纵向为主的关系网络是指社区居民、社区慈善工作站、社区、政府等主体和机构对于社区慈善的认知和认同而形成的关系网络。但就走访来看,K市不同层级的人群对于慈善工作站的看法不一,加之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不健全,导致纵向慈善关系网络很难建立起来。

(三)制度维度:互惠规范制度的意识与保障

人员的流动性影响社区内部隐形规范的构建。社区隐形规范类似于村规民约,是一种自发性自治规范,是具有共同伦理文化和生活惯习的居民在长期共处中为了维持和谐有序的生产生活而行形成的[18]。对于K市这种流动性社区和外来人口居住较多的社区来说,地区分层、文化分层、年龄分层、经济分层具有很大阻碍作用。因此,社区慈善捐赠中内部规范的缺失和不遵守,导致慈善工作站发展的持续性存在动力不足。

随着现代多样化新型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建立,社会资源的资本化及其存量的高低除了遵循人情规则外,越来越多的社会网络更愿意依照以市场原则、契约精神和法治理念建立资源互惠规范[19]。慈善关系网络的建立也是如此。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指出:“互惠是由一系列行为构成的,其中的每一个行为都具有短期的利他性,但它们的集合一般会令所有参与者受益。”[20](P202)企业是慈善工作站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来源之一,K市未能结合新时代现代企业的发展需求和法治社会的发展节奏,及时更新理念和管理手段,与企业的合作深度不够,规章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此外,K市社区委员会的管理存在一定缺位,导致社区居民对于互惠意识理念的认知水平不高。法治理念和契约精神的认知和内化是一个长时间不断深入的过程。在走访中有居民反映:“我们也不知道社区慈善是干什么的,让我们捐东西大家互相帮助,但是等我有困难的时候,谁知道他们还在不在,我还是希望我做了好事能给我一些我能看得到的实惠。”②信任的缺失,互惠规范的理念和认知的表层嵌入共同阻碍了K市慈善工作站互惠网络的建立与扩展。

三、增量社会资本——社区慈善建设的破局之路

面对存在的问题,K市积极进行社区慈善发展创新,建立社区慈善与本土资源的有效链接,增量社会增本,拓展社区慈善的建设发展之路。

(一)认知维度:提高信任资本,强化社会认知嵌入

首先,加强慈善宣传,提升公益意识。社工走访和活动宣传是社区慈善理念宣传的有效方式。作为社会工作站的社工人员,一方面建立专业的慈善信息平台,进行公众号的推送和总结宣传;另一方面,社工人员通过组织人员学习,发放小礼品的方式提高社区居民对于社区慈善的兴趣,加强公益理念的认知。

其次,强化数据平台,实施“阳光捐赠”。利用抖音、快手等新型互联网平台,构建新型社区慈善平台,启用专业人才打造专属社区的慈善公众平台,通过短视频进行慈善理念的宣传,加强公众对于慈善的认知,提高居民的信任资本存量。同时,公开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赠,使社区居民能够时刻关注到捐款情况和开销,增强社区慈善的社会信任感。

最后,政府鼓励帮扶,强化慈善认知。政府对于社区慈善的推广和宣传,有利于加强居民对于社区慈善的权威性认识。当地居民表示:“一开始我们哪知道什么社区慈善、社会工作站啊,政府一直宣传让我们做慈善,帮助他人,我们才知道这是做慈善的机构。跟着政府走啊,做点慈善,希望政府以后也帮帮我。”③可见,政府的政策支持使居民对于社区慈善的认识更加深入,增加了居民社区慈善信任资本的含量。

(二)结构维度:提升社会参与,加强社会关系网络

首先,慈善活动的开展要具有适应性和能动性。K市社区居民的文化分层、年龄分层等特点决定了慈善活动的开展要适应各个圈层。这就要求社区慈善工作站通过专业的社工人员进行慈善活动的安排,从活动内容、时间、形式等进行专业化的划分,避免单一慈善活动。从不同层次出发,增加社区居民的互动与交流,在促进居民社区认同感的基础上,嵌入慈善认知和理念,建构起本社区的慈善网络资本,使居民逐步从慈善互动的参与者发展为社区慈善的建设者。

其次,慈善网络的展开要具有覆盖性和协同性。当某个人进入社会网络时,他不仅仅是此网络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点,而且是将其他网络关系带进这个网络的有效提供者[21]。由此,个人网络资本在整体中发挥作用才能更好地体现群体网络资本的价值。因此,慈善网络建构要增强慈善网络的覆盖性和协同性。所谓覆盖性是指社区慈善的发展需保障与其相关的各项社会组织等网络资源的参与,通过建立横向沟通平台,建构属于本社区的慈善资源网络。社区慈善工作站以慈善为目的,通过与高校和政府合作,以交流会和联谊会为依托,在充当慈善组织交流平台的作用下,吸引不同社区和不同领域的慈善组织参与到平台交流建设。一方面,可以获知各慈善组织机构的信息和发展;另一方面,在交流的过程中,可以吸引其参与到本社区慈善网络中来。不同领域的慈善组织对于社区慈善网络的覆盖,有利于社区慈善网络资本存量提升,推动社区慈善的建构与发展。此外,在资源覆盖的基础上,进行协同合作是社区慈善网络形成的重要步骤。工作站作为社区慈善网络的中枢系统,在连接各社会组织网络的同时,也应发挥调适作用,使各网络节点进行协同合作。工作站应从社工专业性角度出发,以基层慈善需要和居民信任为基点,以党建引领为核心,通过了解各组织机构的慈善领域,从专业角度进行资源整合、沟通协调,以达到协同合作的目的,强化社区慈善网络资本,助力工作站的发展。

最后,慈善网络的发展要具有保障性和政策化。目前,我国慈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社区慈善正在摸索中前进。“人人公益”和“大慈善”理念不仅要从人民入手,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保障也是慈善落实的重要基础。由此,对于社区慈善来说,慈善网络的建构不仅需要社区内部自组织的内生性,还需政府的外部政策支持和保障。网络资本的建构是在关系和利益的基础之上形成的。维系和强化这种网络需要政府政策的鼓励支持。市民政局出台K市社区慈善发展政策,使更多的社会组织融入社区慈善的发展网络。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驱动着社会工作站的稳步发展。

(三)制度维度:加强政府保障,深化规范网络环境

首先,出台政策规范,建立管理系统。慈善组织合法性是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内核,而慈善组织公信力则是慈善组织合法性的外在表现[21](P75)。社区慈善作为最基层的慈善事业的发展空间,既是“大慈善”理念的最终落脚点,也是慈善有效实施的基础。因此,出台和完善法律、条例和规章等能够提升社区慈善的公信力,促进规范化建构。

其次,明确制度管理,降低“搭便车”行为。互惠规范制度的建立不仅包括外部制度的保障,社区慈善内部的软制度也是社区慈善工作站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这种软制度是以社区居民的互惠互利为前提的,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默认的并且能够遵循的一种价值观念。面对K市居民的流动性,为让更多的居民遵循规范,参与社区慈善。工作站要积极联合社区居委会进行慈善信息管理,对于参与慈善活动的居民有效激励,积极尝试慈善积分制,物资捐赠或者参与活动的居民根据积分可优先享受社区某些福利待遇。这种物质鼓励和精神激励的方式加强了慈善互惠规范。此外,对于社区慈善工作站来说,内部工作人员也要遵守相应的制度。工作站要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奖惩机制、监督机制和慈善项目活动执行的反馈机制,保障慈善活动开展的有序进行;建立健全财务透明体系和独立审计体系,提高组织管理者的决策科学性,增强慈善组织的信任资本。

最后,加强监督机制,强化评价考核。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社区慈善发展的实际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对慈善组织的审批和登记、社区慈善的募捐形式、工作站的日常管理等方面的监督、评价、考核。驰而不息,推进社区慈善建设,引进第三方监督机制,保障制度规范的有效落实。

四、总结及反思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22]。慈善事业是一种立足于第三次分配基础之上的混合型分配机制。社区慈善作为慈善事业的落脚点,是落实“大慈善、大民生”理念的重要方面。本文通过对K市社区慈善发展的前后对比发现,K市前期的社区慈善在关系、结构、认知维度等方面的社会资本存量较低,在政府部门的强力推动和广大慈善工作者的扎实工作下,通过重构社会资本,社区慈善工作站办得有声有色,促进了慈善事业的发展。随着国家对于第三次分配的重视,社区慈善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现阶段,如何保障社区慈善的社会资本存量,并使其逐步提升,这是社区慈善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重要问题。

注 释：

①访谈编码:ZF2021-10-7-03。

②访谈编码:ZF2021-10-7-02。

③访谈编码:ZF2021-1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