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昊 赵家敏

内容提要：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拜登政府基于调动盟国支持其全球及区域战略的考量，继续重视日本的角色。日本亦对美国的战略号召做出积极响应，以应对乌克兰危机、维护国际秩序稳定为名积极加强同盟战略合作，推进“同盟现代化”，联手拓展军事、经济安全合作，加强地区战略配合。为应对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大国博弈、国际秩序及地缘竞争形势，以及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领域风险，日方认为，需要充分认识并积极利用日美同盟的战略价值。在美国主导、日本配合下，日美联合遏华态势日益明确，中美、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将加剧。日美同盟战略产生更强外溢，导致地区安全形势更趋动荡。日本的“战略能动”更趋凸显，对中日美关系影响权重上升。

战后日美关系经历了冷战时期同盟关系的确立、冷战后同盟的“漂流”与调整，以及21 世纪以来同盟的持续强化等历史阶段。近阶段，国际权力转移与秩序重构加速，美国全球战略需求与日本“正常化国家”战略诉求日趋交汇，推动日美同盟在深度与广度上不断拓展，并日益明确以中国为战略对象。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2022 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等文件，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积极拉拢日本等盟国共同防范、制衡中国。同时，日本岸田文雄政府在内外战略压力及竞争博弈思维驱动下，继续谋求“战略自主”与有利国际地位，明确将安全领域作为驱动国家战略转型的突破口，并据此调整对美、对华关系。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持续深刻影响大国博弈与地缘战略形势，成为当下日美同盟持续强化，特别是日本主动增强与美同盟关系的重要催化因素。乌克兰危机正值日本修改国家安保战略、积极寻求外交安全政策“突破进取”的关键时期。日本政界保守势力借机推动国家安全战略“大国化”及“正常化”，依托、利用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响应美国加强对华竞争遏制，导致中日美关系呈现新的形势。

一、乌克兰危机下日美同盟强化态势

战后日美同盟几经历史波折，总体趋势是从聚焦双边的传统军事同盟，向干预地区周边乃至全球安全事务的综合型战略同盟转化，体现了日美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共同维护霸权的战略取向。2022 年以来，在大国博弈长期化态势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的背景下，日美同盟进一步强化。拜登政府基于积极调动盟国支持美国全球及区域战略的考量，继续重视日本并加强与日方的战略协调。日本亦在坚持依托美西方阵营并发挥自身战略角色的方针下，对美国的战略号召做出更积极响应，并以推进“同盟现代化”为名，与美国联手巩固并拓展安全合作议程，加强地区战略配合。这一时期，乌克兰危机加剧了美欧战略分歧，而日美间战略协作反而得到加强，同盟强化态势凸显，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以应对乌克兰危机、维护国际秩序稳定为名，积极加强同盟战略合作

针对当前国际变局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形势，美国为充分贯彻安全战略、维护霸权秩序，要求西方盟国与其保持立场和步调统一，坚持对俄严厉制裁并支援乌克兰。2022 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彻底扭转此前对俄协调政策，实施多轮对俄制裁措施，逐步扩大对乌援助力度。根据日本政府数据显示，2022 年日本对乌相关援助总额约16 亿美元。2023 年4月，日本外相林芳正在比利时会见乌克兰外长时承诺，未来将向乌提供包括“非杀伤性武器装备”在内，总额达76亿美元的援助。①「ウクライナへ継続的に1 兆円支援 林外相、クレバ外相に伝達」、YAHOO!JAPAN、2023年4月5日、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dc0f97b39375664648a5859c0ef5a1e5 ca462470[2023-05-28]。日本坚持与美国就乌克兰危机保持沟通，展现一致立场与“团结姿态”，成为七国集团乃至整个西方阵营中追随美国行动最为积极的国家。2022年至今，日美首脑多次会谈及通话，进一步加强战略协调。②2022年初至今，日美首脑会谈及通话包括：2022年1月21日，岸田与拜登视频会谈；3 月24 日，岸田与拜登在比利时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谈；5 月22—24 日，拜登访日并与岸田会谈；6月27日，岸田与拜登在德国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谈；7月9日，岸田与拜登电话会谈；9 月21 日，岸田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拜登短时间会谈；10 月4 日，岸田与拜登电话会谈；11月13日，岸田与拜登在柬埔寨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会谈；2023年1月13日，岸田访美并与拜登会谈；5月18日，岸田与拜登在日本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谈。双方高层会谈涉及议题广泛，但围绕乌克兰危机的磋商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在立场一致、行动同步的情况下，日美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协调成为牵引两国推进战略合作的关键。日美互称对方为“关系前所未有紧密的盟友”，并对日美战略合作的重要性与前景持日益乐观的看法。③「日米首脳会談」、外務省、令和5 年5 月18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4_005887.html[2023-05-28]。

当然，日美同盟战略合作不止于应对俄、乌当事方，而是着眼于统合西方阵营，联手维持利己的国际秩序，共同应对“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即中国。日美此举既是为了树立自身“道义形象”，也是为进一步聚焦中长期战略目标。2022年，日美高层在会谈中多次强调，日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维护因乌克兰危机而“严重动摇”的国际秩序，推广“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共同价值观与规范”。2023年1月中旬岸田访美时，日美首脑宣称将聚焦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团结其他“民主盟国”共同应对。美国强调支持日本主办七国集团峰会以及在当前维护国际秩序的外交协调中发挥“领导作用”。④「日米首脳会談」、外務省、令和5年1 月13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1_001475.html[2023-05-28]。围绕乌克兰危机，日美在首脑及部长级会谈中反复强调安全危机与“秩序颠覆”问题，企图将俄罗斯及中国彻底置于国际社会对立面，并基于欧洲与亚洲安全“普遍联系”的逻辑，宣扬“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特别是渲染台湾海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并不断重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为日美在亚太持续强化战略合作及对华遏制制造合法性依据。

（二）以推进“同盟现代化”、增强威慑力与应对力为名，大力拓展军事防务合作

基于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安全挑战”，日美一方面各自强化自身国家安全战略的进攻态势，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同盟现代化”，以实现更具广度、深度及力度的军事防务合作。2022 年1 月，在日美“2+2”会谈上，双方强调全面整合各自战略与共同优先目标，利用各种手段，不断推进“同盟现代化”。①根据日美外交与防务“2+2”会谈等高层磋商内容，日美所宣称的“同盟现代化”主要意指应对新的安全环境变化和战略挑战（包括所谓“中国因素”），维持并强化同盟对全球安全事务的介入干预，加强对新技术条件下军事与非军事安全手段的应用等。「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2+2」）共同発表（仮訳）」、防衛省、令和4年1 月7 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npo/2022/0107a_usa-j.html[2023-03-18]。在2023年1月的日美“2+2”会谈中，双方强调建设“在战略竞争的新时代取得胜利的现代化同盟”，决意“推进双边措施，以建立更有能力、更全面、更灵活的联盟”。②「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2+2）共同発表（仮訳）」、防衛省、令和5年1 月12日、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npo/2023/0112a_usa-j.html [2023-01-28]。日本基于2022 年底出台的新版安保战略三文件，宣布在大幅增加预算、加强防卫力量的前提下，与美国为首的安全伙伴加强合作。美国表示，这是强化同盟威慑力与应对力的重要进展。同时，美国表明将加强并优化包括日本在内的印太地区军力态势。对此，日本表示全力支持美国的军事部署计划。③同上。2023 年5 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期间，岸田与拜登在会谈时强调，支持美国加强“延伸威慑”，即依托核威慑及常规军力阻止他国对美国盟友发动袭击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深化美国与盟国的防务合作。

以推动“同盟现代化”为名，日美目前在以下领域重点推进双边防务合作：第一，加速日美军事防务机制一体化建设。在日美“2+2”机制下，加强高级别事务磋商以及同盟协调机制（ACM）的功能，拟于2024 年设立一元化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统合司令部”，强化驻日美军司令部权限及与自卫队司令部的协调，增强日美两军相互运用与快速反应能力。第二，强化日美常态化军事部署以遏止潜在威胁，加强双方在“平时状态”下情报、监视和侦察（ISR）以及灵活威慑选项（FDO）等合作。增加日本自卫队对驻日美军的“后方支援”演练力度；在日本的西南地区即冲绳、九州共享弹药库等军事设施，围绕“远征前沿基地作战”（EABO）等作战概念增加演习频率及实战。第三，提升日美联合实战能力与军事威慑力。在综合防空及导弹防御、水面战、反潜战、水雷战、两栖作战、空降作战、情报监视侦察和目标定位（ISRT）、后勤和运输等领域全面强化合作，开展能力共建。在美国支持下确保日本“高效运用反击能力”，即构建具有先发制人能力的海陆空作战体系。①日本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出的“反击能力”原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对手准备针对日本进行导弹攻击为前提，将先发制人地摧毁敌方发射基地乃至指挥部。第四，拓展日美新兴领域防务合作。加速在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高新边疆领域军事合作，将太空安全纳入《日美安全条约》范围，签署落实太空合作协议，加强网络战合作与重要军事情报保护措施。第五，确保日美军工产业及技术竞争力，加强装备技术合作，推进军民融合以发展国防产业，相互支持构建强韧且多元化的国防装备供应链。

（三）以稳定国际经济秩序、共同确保经济安全为名，重点开展经济技术合作

日美强调乌克兰危机对当前国际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导致经济安全问题凸显。在此背景下，日美大幅提升了经济技术议程在双边合作中的优先级，在2021 年4 月日美签署的“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尖端技术、供应链保障、核能等新能源及蓄能设备等领域的合作。2022 年2 月，“日美贸易合作框架”机制启动，日美就双边货物及数字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双方在国际贸易规则协商中的共同立场进行了磋商。同时，日美还积极寻求制定有利于己的国际经济新框架及规则。同年5 月，拜登在访日期间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聚焦数字与传统贸易、提升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减排与基础设施、税制与反腐等领域，试图掌控相关经济规则制定权。②「インド太平洋経済枠組み（IPEF）の立上げに関する首脳級会合」、外務省、令和4年5月2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2/us/page3_003323.html[2023-01-10]。日本成为首批参加IPEF 的成员国之一，同时也是美国推进IPEF的重要助力。2022年7月，日美首次召开“日美经济政策磋商委员会”，即经济版“2+2”，双方除探讨深化双边经济合作外，还表示将“主导构建基于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胁迫”，并出台了包括强化半导体等重要物资供应链、共同开发尖端技术、对抗经济施压等内容的行动计划。2023 年1月，日美首脑在华盛顿会谈时声称，日美经济版“2+2”及日美主导构建“印太经济框架”标志着“日美经济关系上升到战略性阶段”；双方将利用日本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与美国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之机，维护并强化“基于规则的自由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双方还就深化数字经济规则合作、推进“基于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体系”（DFFT）达成一致。

为维护科技领域的国际霸权，日美以确保经济安全为名，大力加强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科学、下一代通信设备等领域的技术产业及供应链合作，力图构建科学与技术创新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其中，日美半导体领域合作尤其受到外部关注。2022 年5月，日美部长级会谈敲定了日美半导体合作基本原则，当月下旬，拜登访日时与岸田确认加速日美半导体合作。7月，日美召开经济版“2+2”部长级磋商，宣布设立日美尖端半导体共同研究机构。11月，丰田等八家日企出资组建名为“Rapidus”的半导体公司，并于12 月与美国IBM 签署半导体技术合作协议。2023 年1月，岸田访美时与拜登商定由日美国家半导体技术研究部门互相派遣科研人员，共同培养人才。为遏制中国半导体发展，2022 年10 月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华出口管制新措施，严控高性能芯片材料制造设备等对华出口。在美国推动下，2023 年1月日本与荷兰同意配合美国联合加强尖端半导体技术对华出口管制。5 月，日方管制措施出台。事实上，围绕限制尖端技术出口，日美一直在磋商并考虑设立新框架，同时将协调欧洲“民主盟国”加入，打造现代版“巴统”。

（四）以加强盟国团结、应对地区安全发展挑战为名，持续推进亚太地缘战略合作

2022 年2 月，拜登政府公布任内首部“印太战略报告”。日本迅速对此做出响应，表示欢迎并承诺继续与美共同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5月拜登访日期间，日美首脑发表联合声明，称“印太”地区对于全球安全与繁荣“极为重要”，同时在秩序稳定方面又面临“日益提高的战略性挑战”，因此需要加强围绕“印太”地区的战略合作，特别是与“民主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合作。①「日米首脳共同声明：自由で開かれた国際秩序の強化」、外務省、2022 年5 月2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47254.pdf[2023-05-28]。同期，在日本主持下，美日印澳在东京举行了第二次“四方安全对话”（QUAD）首脑会议，商讨在气候、医疗、新兴技术和网络安全等领域加快合作，并发布了“四方债务管理资源门户”（Quad Debt Management Resource Portal）、“四方因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方案”（Qua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Package）、“四方卫星数据门户”（Quad Satellite Data Portal）、“印太地区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四方伙伴关系”等一系列协议框架。②「日米豪印首脳会合の概要」、首相官邸、2022年5月24日、https://www.kantei.go.jp/quad-leaders-meeting-tokyo2022/index_j.html[2023-01-10]。2023 年5 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期间，美日印澳举行了第三次QUAD 首脑会议，强调四方将进一步加强“印太战略”构想的“包容性与强韧性”，重点对东盟“印太战略”及太平洋岛国“2050 年战略”开展支持，作为本地区的“行善之力”（force for good）发挥作用。③「日米豪印首脳会合」、外務省、令和5年5 月20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p/nsp/page1_001702.html[2023-05-28]。在2023 年1 月及5 月的日美首脑会谈上，双方均强调日美同盟将继续以“印太战略”合作为中心，使这一同盟关系“继续成为印太地区和平、安全及繁荣的基础”。④「日米首脳会談」、外務省、令和5年5 月18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4_005887.html[2023-05-28]。

在推进“印太战略”合作中，日美声称应对“新安全威胁”，着眼于强化经济及非传统安全功能合作。除推动IPEF 谈判、拉拢亚太国家参与日美主导的区域供应链合作外，日美还以协助别国应对债务问题为名，加大对亚太新兴国家的经济援助力度。2022年QUAD首脑会谈承诺五年内提供500 亿美元，支持“印太”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海洋安全方面，2022年日美除继续积极在印度洋开展联合巡航、多边演习外，还牵头提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从非传统安全议题切入，与地区各国加强海洋信息共享、卫星监控、防灾救难、打击非法捕捞、网络安全等合作。同时，日美在亚太地区积极构建并扩大“多层次的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的网络”，即“日美+1（N）”的小多边安全机制。①森本敏「民主主義の危機もある中で、日本の安全保障をどう構築するか?」、『財界』2022年2月号、40—43頁。特别是巩固日美澳三边“准同盟”，拉拢韩国参与亚太安全事务协商，推动日美菲三方防务合作，谋求与岛屿国家加强安全合作等。同时，在北约介入亚太的“新战略概念”及日本的积极响应下，日本与北约围绕亚太的战略协调与防务合作显著加强。②2022年4—5月，日本外相林芳正、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首相岸田文雄先后赴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参谋长级会议和首脑会议。这也是日本外相、统合幕僚长和首相首次出席北约以上会议。通过磋商，日本与北约明确表示将构建“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日美联动其他西方盟国及亚太国家，声称将共同应对“基于规则的印太海洋秩序所面临的挑战”，频繁在南海问题乃至台湾问题上宣示立场，做出强势干预姿态。

二、乌克兰危机下日本强化日美同盟的考量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日美进一步战略靠近，在各领域强化合作态势，这既是21 世纪以来日美持续推进同盟转型的延伸发展，同时也受当前形势下日美各自寻求战略利益最大化的具体选择驱动。需要看到，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持续，深刻影响了大国博弈与地缘战略形势，成为当下日美同盟持续强化的重要外部背景与催化因素。从日本的角度看，一方面，美国基于对华战略竞争及维护东亚区域主导权目标，始终保持并不断加强对日本的战略牵引，促其服务于美方战略；另一方面，日本基于维护自身国际及区域战略地位、争取对华博弈优势等目的，也日益主动地依托日美同盟体系，并加强对其“战略性利用”。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为应对中美博弈，日本对美、对华政策总体上以如下战略考量为基础：第一，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日本外交最重要基础，日美拥有共同战略目标及价值观追求，且同盟是否稳固涉及日本根本的安全利益；第二，有必要与中国维持建设性的、稳定的关系，但更需要重视并应对中国崛起对日本自身及日本所依托的国际秩序带来的“战略性挑战”；①森本敏「国家の防衛戦略をどう構築するべきか、より高度な判断が問われている」、『財界』2022年6月号、34—37頁。第三，需要在密切关注中美博弈形势的同时，在中美之外的国际社会寻求外交支持，拓展新战略立足点。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基于对危机及其外溢效应的评估，从上述总体考量出发，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作为优先战略选择，并联合美国加强针对中国的“战略聚焦”与制衡施压。当前日本强化日美同盟，有以下具体考量。

（一）乌克兰危机对中美博弈形势产生重要影响，有必要积极驱动同盟制衡中国

日方认为，乌克兰危机形式上是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抗，但实质上仍无法脱离中美博弈的大背景。美国需将一部分战略关注转向欧洲，但同时将中国视为中长期“压倒一切的威胁”，因此仍将努力聚焦亚洲压制中国；而中国为了应对美国的遏制仍与俄保持紧密战略关系。②高原明生「ウクライナ危機と米中対立」、『国際問題』2022 年10 月号、16—24頁。日方认为，乌克兰危机加剧了美国主导的西方与中俄之间的阵营对立，使得中美博弈更趋向于激烈化、复杂化。③森本敏「当面する国際情勢と日本の安全保障」、『あきた経済』2022年9月号、8—17頁。同时，乌克兰危机也对国际力量格局特别是大国实力对比产生了影响。俄罗斯陷入长期战事消耗与国际制裁，欧洲则面临严峻安全危机与能源短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美两强力量的持续增长，中美将在国力竞争层面展开拉锯战。在日方看来，目前世界的主导权仍在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手中，中国的崛起仍在进行中，“日本现行的政策只能以自身为（西方）民主世界一员为前提”。④森本敏「ウクライナ戦争の展望と教訓」、『政経往来』2022年4月号、5—8頁。

基于乌克兰危机下中美博弈形势的变化，日方有以下逻辑：第一，乌克兰危机加剧了东西方阵营对立，使得“中立”的战略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日本必须选择紧靠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而与俄罗斯、中国拉开距离。⑤小泉悠「ロシア·ウクライナ戦争と日本の安全保障」、『経済倶楽部講演録』2023年1月号、44—99頁。第二，在美国相对实力下降且需同时在欧、亚两线战略推进的情况下，为确保日本有利的战略位置，必须积极将美国“抑留”在亚太，“锁定”其安全保护及战略承诺，其中主要办法之一是促使美国始终聚焦于“中国威胁”。①辰巳由紀「さらに深化し拡大する日米同盟」、『外交』2023 年1 月号、34—39頁。第三，在中国持续崛起压力下，美国将更加重视盟友的地位和作用，这有助于日本在同盟关系中争取有利地位与实际利益。第四，根据当前中美权力转移的态势，制衡中国崛起可能处于决定成败的关键时期。②村野将「リソース制約下での日米の防衛戦略」、『VOICE』2022 年6 月号、70—77頁。在上述逻辑下，日方认为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将同盟战略聚焦于制衡中国，是对己更为有利的选择。

（二）乌克兰危机加剧安全环境风险，有必要利用同盟强化自身安全战略的自主能力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国内主流媒体声称，这反映了“即使在当代，一国单方面（向另一国）发起武力攻击也是可能的现实”，“即使存在联合国等国际安全机制，也无法阻止战争的爆发”。日本社会的安全危机意识受到刺激，并转化为对周边安全环境的担忧，“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的论调大幅上升。一方面，更多日本民众担心被动卷入周边的军事冲突当中；③五百旗頭真「ウクライナ危機と日本国民の意識変化」、『防衛学研究』2023 年3月号、1—2頁。另一方面，日本政治保守势力利用这一情绪，挑动国内针对中、俄、朝的威胁认知，渲染在台湾海峡、朝鲜半岛、钓鱼岛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其作为支持本国迅速推进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发展超出“专守防卫”乃至“先发制人”军事能力的依据。日本的保守政客乃至主流战略界直接把日本的国家利益与“保护台湾安全”结合在一起，甚至主张在冲突期间直接军事介入。

基于乌克兰危机加剧安全环境风险的评估，日本强调以自主的姿态、自助的方式实现国家安全。但同时，日本也趋向认定，为了在中长期增强日本安全战略的自主能力，在当下必须更为积极地依托并利用日美同盟。其具体逻辑包括：第一，在可预见时期，面临中、俄、朝三个方向的“安全压力”，为遏止竞争对手（特别是拥核国家）的武力威胁，日本需要继续依托美国强大的核力及常规军力，以同盟方式维持威慑力。①神保謙「日本を取り巻く安全保障環境の変化:パワーバランス変化と中国·北朝鮮·ロシア3正面の構図」、『安全保障研究』2022年12月号、1—16頁。第二，在台海等周边区域可能爆发冲突的情况下，日本需要明确与美国共同行动的原则与方式，否则将会陷入被动。换言之，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而日本无法向其提供军事协助，不仅意味着日美同盟“陷入危机”，也很可能导致日美军事干预的失败。②德地秀士「米中対立の中の『台湾有事』:日本の対応について」、『国際安全保障』2022年9月号、38—55頁。第三，与美国在军事装备、技术、训练及情报等方面的合作，将为日本增强自主防卫力量提供必需的资源与条件。③兼原信克「DIMEに基づく国家戦略を築け」、『VOICE』2022 年6 月号、62—69頁。第四，在西方主导国际舆论话语的情况下，日本若想在推动安全战略转型上获得国际认可，离不开美国的认可与支持。在上述逻辑下，日本期望最大限度利用日美同盟，在顺应美国战略以获得其支持的同时，使得同盟资产尽可能服务于自身的安全战略目标。

（三）乌克兰危机下国际秩序与地缘战略竞争加剧，有必要借助同盟确保自身战略主动

在日本看来，乌克兰危机加剧了国际社会分裂，加速了国际及地区秩序洗牌进程，也使得地缘战略竞争更为激烈。一方面，“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严重动摇，新的政治与安全框架正在形成。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正在影响秩序规则。④石田淳「武力による現状の変更:ロシアによるウクライナ侵攻における対立の構図」、『国際問題』2022年10月号、6—15頁。而且，基于竞争意识和意识形态偏见，日本认定中国主张的秩序规则“与现有秩序规则及其基本价值观不适应”，中国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另一方面，在大国阵营对立及其加强地缘战略区域影响力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或者称之为“全球南方”的新兴势力面临选择。⑤神谷万丈「国際秩序維持へ強靭な軍事力持て」、『正論』2022 年8 月号、92—99頁。日方认为，上述情势下，无论维护对己有利的国际秩序，还是确保在其他地区及中小国家影响力方面都面临重大挑战。

基于国际秩序及地缘战略竞争加剧的评估，日本有以下考量：第一，在地缘竞争加剧形势下，仍需聚焦亚太地区并将其打造成日本外交最重要战略根据地，而日美围绕亚太的地缘战略合作则是日本这一举措的关键。①市原麻衣子等「重層化する国際秩序と日本キ-フ-ドで読み解く」、『外交』2022年1月号、6—17頁。第二，美国在亚洲及欧洲的广泛盟友体系可为日本在发达国家内部及南北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联合“中等强国”共同稳定国际秩序提供重要的资源。②日方认为,“中等强国”是虽无法成为“超大型国家”，但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和外交实力且价值观相同的国家，它们“是肩负着稳定国际秩序重任的为数不多的存在”。包括日本以及欧洲的德、法、英，亚太地区的印、澳等。第三，美国主导的西方价值观将为日本构建并主导国际秩序理念提供基础。第四，对冲抗衡中国的国际秩序规则主张，单凭日本的力量难以实现，必须依托美国及其盟国的力量。总之，日本希望在国际秩序及地缘战略竞争中推动多元化的外交战略，但同时仍然认为这一战略实现的前提是保持与美国的紧密合作。

（四）乌克兰危机下经济技术及新兴安全风险增加，有必要依托同盟争取自身有利处境

在日本看来，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国际格局震荡与当前科技产业革命叠加，已引起全球经济技术格局重塑，并且凸显了经济产业链在系统风险及突发危机面前的脆弱性。日本一方面因严重的对外依赖性正面临更为严峻的能源、粮食、金融、信息及生态风险，另一方面在部分新兴产业领域因为自身体量或战略失误等原因已明显落后于美、中，甚至可能错过新技术革命发展机遇。③森原公敏「ウクライナ侵略の行方と世界の動き:平和への模索」、『経済』2023年1月号、12—26頁。日本要扭转不利处境，除强化自身能力外还必须依靠外力，特别是美国的支持。有日方观点认为，尽管中国的超大市场需求对于日本外向型经济发展是重要的，但在所谓优先规避经济技术及新兴安全风险的前提下，与拥有尖端技术传统优势并与其他“民主盟国”共享经济及产业体系的美国对于日本的价值似乎更大。④根据笔者2023年2月对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江藤名保子的访谈内容归纳得出。

为应对经济技术及新兴安全风险，日本从以下角度理解强化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第一，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的优势仍然明显，且为了争取外部支持，美国正与盟国开展“新尖端技术相关合作”，部分开放敏感及涉密技术领域，这将为日本跟紧当前潮流、在相关技术领域取得发展创造条件。①秋山信将「安定-不安定のパラドクス」、『VOICE』2022年6月号、78—85頁。如目前日本已将本国半导体产业“弯道超车”的突破口定在与美国半导体的官民合作上，力图以自身材料及设备上的优势换取美国的技术优势。第二，美国正以“友岸外包”的方式在盟国内部强化供应链网络，日本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均“难以脱离这一网络”。②神谷万丈「経済安全保障をめぐる諸論点」、『安全保障研究』2022 年3 月号、51—65頁。第三，考虑到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及快速技术升级，为防止来自中国的“经济胁迫”，与美国共同阻遏中国通过国际合作发展尖端技术，建立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有利于日本在对华博弈中取得优势。总体上，日本力图在经济与技术上确保自身“战略不可或缺性”，稳定外部经济安全保障，并日趋强调对中国的经济竞争手段，因而更加重视与美国的经济战略合作。

三、日美同盟强化的战略影响

日本主动配合当前美国战略举措，日美“战略共振”进一步增强，战略互动更趋活跃。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大国竞争加剧，无论涵盖外交、军事、经济、技术等领域的综合国力竞争，还是地缘政治战略势力均衡的竞争，日美战略立场日趋相似，彼此借重，相互利用，且矛头聚焦“中国因素”，制华态势强化，导致中日美三边关系呈现以下趋势。

（一）日美遏华态势明确，中美、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将加剧

中美博弈呈长期化、复杂化态势，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与遏制日益成为推动日美同盟强化的根本动因。拜登政府2022 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明确定位为唯一的竞争对手，“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也愈发拥有推动这一目标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而岸田政府2022年底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也将中国明确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而且，在该战略制定过程中，日本执政集团内部有相当高的呼声认为应将中国明确定位为“威胁”。这表明，日本安保外交和军事战略的“中国指向”已经锁定。当前，日美仍然宣称谋求对华关系稳定，如在2023 年5 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联合公报中声称，“随时准备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鉴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及其经济规模，有必要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共同利益领域与中国合作”。但同时，在日美推动下，七国集团国家仍然对东海和南海局势表示“严重关切”，重申所谓“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关注西藏、新疆及香港的所谓“人权问题”，还在经济、技术等领域指责中国。在多个维度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并强调“民主盟国”面对来自中国“战略挑战”时应紧密团结，从而反映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全面推进对华竞争的企图。

在推动对华战略竞争方面，美国不仅方向明确、手段强硬，且力图带领西方阵营形成合力，中美结构性矛盾因此更趋尖锐，对抗风险持续上升。同时，在联美制华方面，日本从“战略模糊”趋向“战略清晰”。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在保持对美同盟或者伙伴关系的同时，仍注重与中国密切的经贸联系，同时由于警惕美国将“新冷战”强压给本地区，而倾向于在中美博弈中不选边站队，不直接参与美国对华打压；后者则强调对美国的同盟责任，认同美国对中国的定性和打压，乃至在未来可能的对华冲突中与美国共同行动。①参见朱锋：《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第17—19页。当然，在对华安全认知、战略应对和防务责任分担等方面，日美仍存在一定具体差异。相比美国强硬阻遏、力图迅速取得对华战略优势的行动，日本更倾向于相对有弹性但能够切实制衡中国，乃至开展“预防性遏制”的做法。在中美间改变相对平衡姿态、谋求“战略清晰”的日本，更加聚焦于未来在南海、东海和台海可能出现的冲突，并将追随甚至在个别问题上主动推动美国对华遏制。同时，日本还将主动调整对华经贸与科技合作原有框架，以便降低未来对华关系恶化可能带来的经济代价。尽管日本仍坚称将维持对华关系稳定，但很显然，日本日益以西方阵营“核心成员”自居、明确与美国联合遏华的立场，成为加剧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导致两国间新旧问题并起且更趋复杂的根源。

（二）日美同盟战略产生更强外溢，地区安全形势更趋动荡

基于各自战略利益，日美均将继续加强对同盟关系的管理与运用。其基本方向是：第一，巩固同盟利益与价值观基础，通过拓宽战略合作持续推动同盟转型；第二，针对“中长期威胁”（中国）及“当前直接威胁”（俄罗斯），在欧洲与亚洲同时“两面出击”，配合开展外交与地缘战略竞争；第三，联手积极整合并强化全球同盟及伙伴关系网络，在安全及经济领域积极掌控秩序规则主导权。这方面日美仍存在战略分歧，但目前情况下，双方战略趋同性明显大于差异性，局部性分歧难以动摇同盟总体性根基。乌克兰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一方面统合盟国进行干预，持续对俄施压，同时继续聚焦亚太大国博弈，保持对华战略压力。而日本在这两条“战线”上均给予美国强有力的支持，受到美国一再褒奖和日益倚重。尽管日美各自国内政治形势有所区别，但两国执政精英及主流舆论对于日美加强战略协调均持积极态度。正如两国战略界人士所指出的，目前日美同盟管理是近年来“状态最好的”，两国合作不仅着眼于双边或亚太的“周边地区”，而且企图让同盟产生更强“示范作用”，促使其战略辐射到更大地缘政治区域，带动欧洲、亚太的“中等强国”以及“全球南方”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促使其附和日美所提出的战略构想。相比过去，在日美的积极策动下，其同盟的外向型姿态与外溢性影响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日美力图通过战略协调，与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更密切联动，宣称为国际和平及繁荣作贡献。但事实上，乌克兰危机下，日美同盟更加强调军事对抗、意识形态对立与经济问题武器化，使得该同盟的外溢影响更加负面，与其所宣扬的作用背道而驰。日美的战略协调在安全领域的负面影响至少包括：进一步激化大国间矛盾，导致中小国家陷入战略困境与安全风险；加剧国际阵营对立与外交对抗，导致安全协调机制失灵；刺激各国军备竞赛与敌意上升，激化竞争博弈与对抗策略；驱动安全热点升级扩散，加大危机管控难度等。其中，日美围绕台海问题的挑衅举措让台海自身以及周边海域安全热点再度升温，导致形势更趋复杂。所谓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关注”，事实上是在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加剧对抗冲突风险。

（三）日本“战略能动”愈发凸显，对中日美关系影响权重上升

在当前中日美三边体系中，日本在综合国力上的弱势趋于凸显，与中美的差距逐步扩大。但日本在软实力及战略能力运用方面仍具备某些特定优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硬实力不足导致的战略缺陷。2022年，日本除推动出台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外，还加速推动其他领域配套战略的规划与实施，包括“印太”地缘战略、经济安全战略、太空战略、海洋战略、对外援助政策等，体现出“战略振兴”的强劲态势。与日美同盟关系相关，一方面，日本对同盟安稳度、可靠性的信心目前正处于历史高点。在日本看来，拜登时期美国对华竞争的大战略是基本可预测的，美国非常需要日本的战略支持，稳固与发展同盟的前景是“乐观的”。①参见吴怀中:《“同盟困境”管理与日本对华关系变迁》，《日本学刊》2022年第5期，第16—17页。另一方面，日本对于自身所处战略环境特别是在大国博弈中的压力感、危机感也正在日益增强，由此更加依赖同盟合作所带来的政治、安全乃至经济效益以推动当前国家战略转型，维护自身在国际体系格局中“一流国家”的战略地位。基于日美同盟这一前提，日本的战略应对以“体系内发展”与“战略性追随”为基础，并日益体现出“体系外延伸”与“自主化利用”特点，即谋求拓展同盟之外的战略选择，强调在同盟战略中的自主体系利益。比如，依托日美防务合作迅速提升日本自身的先发制人军事能力（即所谓“反击能力”），依托美国同盟网络强化与其他盟国以及北约等政治军事集团的战略合作等，已成为当前日本的重点目标。

日本在主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对于能否有效掌控局面、影响中日美三边关系走势并非全无顾虑。作为同盟中的从属方，日本仍不可避免地面临“同盟困境”，即如过度依赖日美同盟将有卷入或陷进美国对外战争的风险，而如寻求自主权则有可能遭到被盟主美国抛弃的风险。对于日本而言，一方面，随着中美实力日趋接近，美国随时越过日本谋划对华战略或中美战略避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基于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远程操控”但避免直接下场的事实，日本对于美国能否在“有事”情况下充分兑现战略承诺、直接介入并支持盟友仍有较大疑问。②根据笔者2023年3月对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佐桥亮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并参见吴怀中:《“同盟困境”管理与日本对华关系变迁》，《日本学刊》2022年第5期，第34页。上述事实促使日本持续积极对美开展工作，试图管理“同盟困境”，确保战略上的可预见性，并企图引导中日美的关系朝对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但考虑到美国相对日本巨大的战略优势与同盟规范制约，日本的自主选择与影响力发挥条件仍将受到相当程度限制，而无法理性妥善处理对华关系，这将进一步加剧日本的困境。事实证明，日本强固日美同盟并促使其深度介入地区事务的举措，使得中日关系稳定改善的空间被大幅压缩，而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与对抗性风险的增强，对于日本的安全与发展显然并无益处。

四、结语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日美同盟呈强化态势。其中，既有美国的战略牵引与强势驱使，也有日本的主动顺应与有意利用。日本评估乌克兰危机下大国博弈、国际秩序及地缘战略竞争形势，以及日本在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的风险威胁，对日美同盟的价值进行“再确认”，并将自身战略诉求与同盟合作进一步结合起来。日本的上述举措，使得日美联合遏华态势更为突出，日美同盟对地区安全的负面影响增强，中美、中日关系的未来不确定性与风险因素亦进一步增长。从中国对外战略的角度看，在关注乌克兰危机下大国博弈特别是中美博弈形势变化的同时，仍需要从中日美三边互动的视角把握并应对日本在其中的“战略活跃”及可能产生的短中长期影响。日本依托日美同盟争取“战略自主”乃至扩大同盟外战略选择，但很显然，同盟约束下的义务与自主之间仍存在着矛盾。同时，日本借同盟合作助推政治军事“大国化”与“正常化”，并持续加码对华强硬的举措，反映出日本对自身国家利益与发展道路的认识已出现了重大偏差。日本在战后实现经济崛起与国家振兴，并重获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邻国的接纳，靠的是“和平宪法”精神和“专守防卫”原则，而非重回扩军备武、以邻为壑的历史老路。覆辙在前，殷鉴不远，日本应当深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有利于自身的国家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