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玉

（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荆州 434022）

黎紫书1971年生于马来西亚怡保，是马华“七字辈”代表作家之一，有“得奖专业户”之称。《告别的年代》曾入选《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小说，荣获第十一届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和第四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推荐奖等。发生于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是马来西亚华人沉重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创伤，《告别的年代》中杜丽安的命运转折就始于“五一三”事件，小人物的个体命运与历史事件交织而成为历史场域的一部分，黎紫书书写杜丽安的生存境遇和成长历程，也是在关照马来西亚华人女性的在地生活和命运走向。

女性成长是黎紫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由于性别境遇和文化位置不同，女性成长有明显区别于男性成长的特点。有学者将女性成长小说定义为“以生理上或精神上未成熟的女性为成长主人公，表现了处于‘他者’境遇中的女性，在服从或抵制父权制强塑的性别气质与性别角色的过程中，艰难建构性别自我的成长历程，其价值内涵指向女性的主体性生成，即成长为一个经济与精神独立自主的女人”[1]。杜丽安从社会底层的戏院售票女郎成为老字号茶室老板，实现物质和精神富足的过程，也是她主体性生成的成长过程。本文立足女性成长叙事视角，从主体意识觉醒、女性身体解放和主体性生成三方面解读杜丽安的成长蜕变。

1 主体意识觉醒：“他者”境遇下的挣扎

男权社会中女性是依附男性而存在的客体，“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女性实现自我成长首先要确立主体意识，即“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2]，它是激发女性追求物质和精神自主的内在动机。同时，“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和发展是个不断变化和丰富的过程”[3]，《告别的年代》中杜丽安经济独立后逐渐摆脱对男性的依附，清醒认知姐妹情谊，这个实现物质与精神双重自足的过程体现了她主体意识的变化和丰富。

1.1 “前成长”状态下的主体觉醒

所谓“前成长”状态是指成长主人公“思想意识处在旧的已去、新的没来的黎明前的黑暗状态”[4]，“前成长”状态下的女性仍依赖男性提供的物质条件和精神依托。与钢波结合是杜丽安身处“前成长”状态，在主体意识尚未完全觉醒的情况下做出的取舍。“五一三”事件当日，钢波救下被疯汉用车链袭击的杜丽安，两人因此相识。钢波曾是私会党的小头目，比杜丽安大20 多岁，私生活极为荒唐，在老家渔村有妻有儿，在外又终日莺莺燕燕。钢波还曾到杜丽安家里讨债，砸掉她老爸的一颗门牙，用热水把她老爸的手烫得冒烟。杜丽安却对旧日仇人的追求欲拒还迎，最终抛弃以教师为业的恋人叶莲生，嫁给钢波做妾室。

处于“前成长”状态下的杜丽安虽然已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意识，但仍将自己置于“他者”境遇下。结婚之初的杜丽安视自己为钢波的附属，她在婚姻中极力讨好钢波，试图以美食和孩子留住钢波的心。杜丽安改良过母亲传下来的广西酿豆腐和芋头扣肉，又学做钢波喜欢的盐鸡和算盘子等客家菜，让钢波吃得赞不绝口。杜丽安曾为钢波频繁回渔村看望孙儿深感焦虑，为此她迫切希望用孩子拴住钢波，曾多次央求钢波去看医生。“前成长”状态下的杜丽安看似懂得凭借婚姻改善物质生活，她不仅有了屋子、平乐居，还有自己的汽车，也是邻居中最早有彩色电视、电冰箱和录影机的，但这其实是女性以身体、性别为筹码换取的所谓主体成长，其本质仍视自己为依附于男性的客体，是“他者”境遇的延续，缺乏明确的主体意识。

1.2 经济独立与主体意识明确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性要想推翻“他者”身份，其中一条就是成为“职业女性”，经济上独立于男性。成为平乐居的老板娘，物质上自给自足，是杜丽安实现自我成长、告别“他者”身份的关键一步。大伯公会拨下钱后，杜丽安全权操办生意，从物色地点到看风水取名字都由她一手筹划。虽然最后钢波以两个儿子要搞养鱼场为由把一部分资金“抽调”到渔村去，让原本计划开酒楼的杜丽安只得开小茶室，但杜丽安却将茶室经营得生意兴旺。《告别的年代》多次提到杜丽安操弄收银机的情节：“钱箱弹出。满眼硬币与纸钞”“她仍然每天打扮靓丽，坐在平乐居柜台里按收银机”“她已掌握了这台收银机的节奏，熟练得几乎可以用它来演奏了” ……钱箱不仅是杜丽安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是她经济实力的象征，经济独立后的杜丽安精神上也开始摆脱从属状态。

杜丽安操持平乐居经济独立后，自我主体意识逐渐明确起来。杜丽安第一次让钢波领教她的“意志如钢”是确定新房前栽种的植物。杜丽安决定在前院种几棵皇家棕榈，树下再摆几盆苏铁和九重葛，钢波对此不满，嫌弃这些东西不能结果实还浪费土地。杜丽安却以低头算账的姿态来回应他，让他明白自己已无法被人左右。“女性争取话语权的抗争过程实际上是自我建立的过程”[5]，决定栽种的植物不仅是杜丽安争夺话语权的胜利，也是自我建构的过程，而凭借经营平乐居实现经济独立无疑对她主体建构起着很大作用。

1.3 清醒认知姐妹情谊

姐妹情谊是“女性团结一致的强烈情感”[6]，女性之间生存体验相似，能够分享彼此的悲喜且相互扶持，因此姐妹情谊在女性成长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告别的年代》中娟好与杜丽安因曾同在戏院工作、同为人妾而渐渐亲近，特别是弟弟南去都门、母亲驾鹤归西后，无人倾诉心事的杜丽安一度与娟好推心置腹。娟好曾为杜丽安分担不育的焦虑，不但陪她去看妇科医生，还每周替她炖滋阴补阳的汤药。不可否认在娘家无人后，与娟好的这份姐妹情谊曾给生存困境和性别“他者” 境遇下的杜丽安带来过精神慰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杜丽安主体性建构过程中的艰辛和苦痛。

然而姐妹情谊并非牢不可破，“女性之间总是因为社会角色，包括地位、身份、名声的悬殊而彼此疏离；女性之间还会因为女性自我心理、气度、才智的偏狭而彼此轻视”[7]。娟好与杜丽安出身相似，免不了暗中攀比，陈金海死后娟好为陈家所拒，而杜丽安顺风顺水好不得意。娟好认为杜丽安对她的关照是东家恩施，而非姐妹之情。娟好与潮州佬吵架丢尽颜面，埋怨杜丽安不帮忙而心生嫌隙，后来干脆辞去茶室工作。杜丽安给娟好包了红包并要私下请她吃饭，但娟好并不领情，一直未曾赴约。娟好再次出现是杜丽安与钢波分道扬镳后，她颇有落井下石意味地带来钢波的消息，杜丽安深知娟好喜欢在自己人生暗淡时期出现，并未表现出娟好所期望的自怜与愤慨。杜丽安告别对男人的屈服状态，也清醒认知姐妹情谊的亲和与背离，消除精神依附，明确主体意识，这是主体成长的重要一步。

2 女性身体解放：从被凝视到反凝视

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身体作为被凝视的客体而存在，女性的欲望也是被压抑的。“女性主义身体论认为，身体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其物质存在，更重要的是，它与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有密切关系”[8]，因此，正视自我身体也是女性成长的必经阶段。《告别的年代》中杜丽安正视身体之欲、反抗男性凝视的身体解放过程，是她走向主体成熟的重要步骤。

2.1 女性欲望复苏

男权社会过于强调女人的母性、妻性等社会性，却忽视了女性身体中蕴含的作为自然本性的性欲，男性想当然地认为女性没有欲望，女性往往也顺从男性意愿压抑自己的欲望。《告别的年代》中杜丽安与钢波在结婚之初的性爱更多是为取悦钢波，而与叶望生的偷情则更多是自我满足。叶望生是杜丽安旧恋人的同胞哥哥，也是继女刘莲的现任男友。杜丽安与叶望生于尚在装修的新房内、钢波的旧居中、破旧的五月花旅馆里纵情欢愉，享受这段不伦婚外情带来的身体欲望满足。个体的主体性是身体和欲望的统一，杜丽安正视并满足自己的欲望是走向主体成长的重要一步。

“性爱作为女性成长过程中最醒目的标志，其中所有的幸福与痛苦都将一起成为女性寻找自我、塑造自我的力量源泉”[9]，在与叶望生的情欲纠葛中，性爱不仅给杜丽安带来欢愉，还给予她塑造自我的力量。杜丽安在满足欲望的同时并没有迷失，她将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杜丽安意识到“公子味”的望生与“书卷气”的莲生始终是两个人时，主动结束了这段关系。与大多数文学作品中情欲结束后男性给予女性金钱关照不同，《告别的年代》中曾两次描写杜丽安给叶望生现金的情节，在叶望生帮她暗中置业后她递给叶望生一沓钞票，在关系结束时她留给叶望生的信封里又是一沓钞票。对该情节的描写不仅因为杜丽安经济实力优于叶望生，也是她在关系中占据主动权的体现，杜丽安并不想与望生继续，所以用金钱为两人划清关系，这也是她主体成长的表现之一。

2.2 身体解放与反凝视

男性凝视“是一种将女性物化、化为景观并成为可欲对象的心理机制”，在男性凝视下女性被塑造为迎合或满足男性欲望的客体。《告别的年代》中杜丽安一度成为被男性们凝视的客体，她曾被陈金海用似笑非笑、半醉似的眼神盯得毛骨悚然，也曾被钢波的兄弟在婚礼上起哄，更有甚者拿“范丽”“狄娜”之名对她的大胸脯意淫和调笑，而大杜丽安20 多岁的钢波对杜丽安的追求很难说不是源于对她年轻肉体的渴望。凝视还具有规训身体的作用，“这种外来的目光如同一面镜子，不知疲倦地提醒着被监控者存在着不足之处，从而使被监控者驯服地接受目光的安排和调控”[10]。在男性凝视的规训下，杜丽安对身材十分在意，忙于生意后长胖了的她因身材不比以前玲珑而介怀在心，与叶望生初识时她还曾为自己的臃肿感到难堪。杜丽安此时将自己置于被凝视的客体位置，自觉接受男性目光的规训，但伴随主体成长，杜丽安开始反抗男性凝视。

女性成长应该走出男性的目光，摆脱自我客体化的困境。反凝视“立足于消解凝视的权力性”“用对立的抵抗的姿态对权威进行挑战”[11]。客体通过反凝视，将自己置于能动地位，使自身占据主体位置。杜丽安的反凝视首先体现在对符合男性审美的身材标准的反抗。杜丽安曾一度对身材十分在意，但“领养”孩子后生活惬意的她已不在意身上长肉，她喜欢自己的富态，并觉得如今的体形配上翠绿或葱白的玉器好看得很。其次表现在杜丽安生育态度的变化。见过继女刘莲对钢波及渔村一家老小的照料后，杜丽安向叶望生提出想要一个女儿，她看穿叶望生的沉默并强调想要自己的女儿，不是“我们的女儿”。此时生育对杜丽安来说绝非男权专制下的奴化与牺牲，而是自我心愿的满足，甚至在杜丽安看来叶望生是生育工具，是被凝视的客体。身体对个体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从被凝视到反凝视的身体解放过程，也是杜丽安正视自己女性身体的生理特征并走向主体成熟的重要步骤。

3 主体性生成：走出婚姻围城

主体性是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的能动、主动和自由，主体性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告别的年代》中杜丽安主体意识觉醒、女性身体解放再到走出婚姻围城的成长过程，也是她主体性动态的生成过程。杜丽安在家庭生活权力博弈中取胜，以及其后走出婚姻围城是她主体成熟的标志。

3.1 婚姻中的权力博弈

女性的成长与其在两性关系中的位置是紧密相关的。《告别的年代》中杜丽安与钢波在结婚之初是一种从属和支配的关系，钢波处于支配地位，杜丽安从属于他，杜丽安在钢波面前谨小慎微，她小心翼翼地处理与继子继女的关系。但伴随杜丽安的生意越做越好，两人的家庭地位发生变化，家事开始由杜丽安做主。杜丽安得知继子石鼓仔吸毒后，未与钢波商议就将钢波最看重、最疼爱的儿子石鼓仔赶出家门。钢波结束逃亡生活归家后，也是杜丽安押着钢波去给庄爷道歉。在生日宴上庄爷儿子挖苦钢波并要罚钢波酒，又是杜丽安上前挡酒。杜丽安由以前顺从的被支配者，变为家庭中的掌权者，家庭地位的变换和家庭权力的颠覆，是杜丽安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结果。

镜子作为意象符号在《告别的年代》中多次出现，“女人在整个一生中都会发现，镜子的魔力对她先努力投射自己、后达到自我认同是一个巨大帮助”[12]，杜丽安通过镜子审视自己和他人，对主体成熟起了重要作用。在成长之初，镜子像男性眼光的代替物，传递着男权凝视的审美标准，无泪风暴后杜丽安“看着被装在镜中的自己，脸上也没泪痕，却那么憔悴，像突然老了”。镜子也能成为帮助成长主体实现自我认同的工具，钢波落魄回归后，杜丽安一觉睡到傍晚养足精神后，“她朝镜里的人微笑。嘴角翘得够高的”，此时杜丽安借助镜像协调内心感受、确认自我，以积蓄力量来应对众人的盘问。在主体成长后期，镜子还成为杜丽安审视他人的工具，“她抬起头来看着梳妆镜里一前一后的两个人影……这男人脑壳中间的头发全掉光了，剩下的一圈也疏疏落落，半数是白发”“钢波就在那一面小圆镜里，多么卑微”[13]。借由镜子，杜丽安确认自我，也审视他人，与风光无限的杜丽安不同，此时钢波已是落魄年迈的老者。杜丽安与钢波家庭地位的颠覆，打破了男权体系下以夫为纲的规范，是杜丽安婚姻权力博弈中的胜利，也是杜丽安主体成熟的体现。

3.2 走出婚姻围城

钢波逃亡在外的几个月，没有告知杜丽安去向，没有给她捎信，甚至连电话都没有打回来，两人夫妻情分逐渐消耗殆尽，搬到新洋房后分房而寝。其后杜丽安与钢波达成协议，钢波不需要再负担家用和房子供款，并把旧屋子给他，而把大屋转到杜丽安名下。做完财产分割后，不需要再负担家用和房贷的钢波对家庭已没有贡献，甚至成为家庭的累赘。经济早已独立，精神上也再无依附的杜丽安原本可以结束这段婚姻，甩掉已成为累赘的钢波，但杜丽安感念钢波给了她最初的立脚处让她可以逐步高攀，选择继续与钢波维持这份无爱的婚姻，并履行妻职，在钢波病倒后还常去病床前照顾钢波。

杜丽安在病房遇到生面孔的中年妇人和一对少年男女，才知道原来钢波不知多少年前就瞒着她在甲板小镇有了“第三头家”，且当年拿钱资助渔村两个儿子办渔场根本就是个谎言，实际用来安置甲板小镇的家。甲板女人的出现彻底粉碎了杜丽安与钢波最后的情义，让她明白曾经的恩情里掺杂了太多谎言。杜丽安结清医院账单，留下地址钥匙，将钢波交代给渔村的人。最后钢波被安置在老房子里，只有卡拉OK 伴唱机和老人椅作伴，那一刻他真明白了杜丽安的“恨与意志”，而这“恨与意志”里应当也包含了杜丽安告别过去的决心。以主体性生成为标志的女性成长之路，必然伴随着对男权的抵制和解构，如果说钢波的衰老是杜丽安成长路上男权式微的象征，那么杜丽安最后将钢波从洋房中赶出，则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女性主体生成后对男权的解构和驱逐。走出婚姻围城的杜丽安实现了主体性成熟，也最终完成了这场延宕多年的成长蜕变。

4 结束语

《告别的年代》讲述了出身马华社会底层的杜丽安实现物质丰裕和精神蜕变的成长故事。杜丽安的个人成长史也再现了马华女性艰难的主体生成过程，为我们打开了瞭望海外华人女性生存境遇的一扇窗。有学者指出，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塑造的是女性视角观察下的女性成长史，但又不仅是“成长”这么简单，重要的是她找回被长期琐屑生活所遮蔽的“女性身份”。在历史长河中女性大部分处于缄默状态，她们无名、无意义、无身份。《告别的年代》中杜丽安的母亲姓名不详，被邻里街坊喊做苏记或炒粉婆，大多数马华女性正如苏记一样，长期处于主体悬置、身份遮蔽的状态，而杜丽安这一代女性则在觉醒和成长中找回了女性主体身份。或许借由《告别的年代》一书，黎紫书想要告别的不仅是杜丽安的过去，也是对马华女性无名史的告别，是对女性主体性缺失时代的告别，而诸如杜丽安般的成长和成功也寄托了作者对马华女性未来的美好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