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娜

(四川外国语大学 日语学院,重庆 400031)

日本战国时代,织田政权主导的争霸战在本质上不是战国大名之间的争端,而是一场宗教战争。织田信长火烧比叡山延历寺,并与一向宗展开长达十年的拉锯战,最终在一向一揆的斗争中摧毁了中世封建制最大的遗物寺院经济,创设出新的土地政策与流通政策,构建出近世幕藩体制的雏形。织田政权是新封建体制的先驱,奠定了太阁检地的基础,加快了日本从中世社会跨入近世社会的步伐。

一、一向宗与寺内町

十三世纪初,日本战祸连连、民不聊生,宗教无疑成为人们在现实中寻求解脱的最好工具。这一时期净土真宗应运而生,因其强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所以又被称为“一向宗”。一向宗分裂成数个教派,势力最大的当数本愿寺派,门徒利用传教结成自治性的地缘组织,形成跨区域性的联合体。日本将农民、教徒联合的武装斗争称为一揆,一向宗抗交地租,甚至赶走领主,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这便是“一向一揆”的起源。如长享二年(公元1488年),十万余一向宗门徒围攻加贺国守护富樫政亲的高尾城,最终城破,政亲自杀,加贺从此成为一个独立于室町幕府的“门徒共和国”。

天文元年(公元1532年),本愿寺派十代法主证如将本山移至大阪石山。石山本愿寺是全国一向宗的中枢,地处摄津、河内、和泉三地的海上交通要塞,形成六个町场,是町场民众与各地门徒交际往来的重要场所[1]235。

天文七年(公元1538年),石山本愿寺从摄津国守护细川晴元那里获取“免除一切苛捐杂税”与“不入不输”的特权[2],意味着石山本愿寺不但可以拒绝守护的介入,还可免除各项赋税,本山在政治上的特权开始向各地一向宗蔓延。以南河内的富田林寺内町为例,十六世纪中叶,兴正寺购入此地兴建别院,吸引了周边乃至大和川流域至大阪湾沿线的民众“垦荒辟地,守护御堂、圈地筑町”。经过建设,富田林寺内町不但拥有锻冶、铁炮、五金等铸造业者,还有染坊、油屋、纸屋等手工业者,其中近十名拥有商号的商人沿大和川流域与石山寺内町有密切的经济往来[3]。大阪石山对于近畿的寺内町而言已超越宗教的意义,成为连接各寺内町的经济中枢。寺内町致力于开发耕地、发展手工业、扩大商业流通,兼具农村与城市的双重机能。且寺内町的町民挖沟筑垒,以真宗信仰为媒介形成兼具自卫与防御机能的军事城塞,与大名的城下町呈对抗之势。永禄三年(公元1560年),河内守护安见美作承认富田林寺内町享免除杂税、商人交易税等特权,并明确此特权的依据是“寺内之仪,皆参照大阪事”[1]391。可见,各寺内町最大的力量源自与本山的联系。至此,一向宗超越了佛法的世界,形成政治性的“大阪参照体制”。一向宗的寺内町隔绝大名领主的统治,凭借特权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治外法权世界,发展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宗教势力。

二、加纳乐市

在织田信长眼中,石山本愿寺本质上就是一个拥有大量寺领且享有不入不输特权的庄园领主。寺内町是坊主大名建立的“新庄园制度”,“坊主大名”与其他战国大名一样是统一全国的障碍。但比起宗教与政治,信长与一向宗在经济上的矛盾更为突出。

信长在与战国大名的征战中不断吸纳各地中小领主。永禄九年(公元1566年),信长向名为日比野孙一的尾张小土豪下发了一通文书。该文书保障孙一在信长麾下享有以下权益:1.除上缴公家(庄园领主)的年贡外,永世保障其土地的收益权;2.保障其对山野林地、水池沟渠的管理权;3.借贷给他人的米、钱不适用德政令;4.免除一切夫役等[4]。孙一是典型的中世小领主,这通文书正是他与信长结成主从关系的恩赐。虽然孙一仍要向公家缴纳年贡,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但可以独占野、林、池等公共资源。在水稻农耕中,山野林地是绿肥的最大供给源,水池沟渠作为灌溉设施更是农业生产的生命线。掌握公共资源就可以使百姓依附于自己,使自己的土地支配权更加稳固。除此,孙一被从德政的适用范围排除出去,就可以通过高利贷谋取暴利。

中世社会,日本每村都有数个像孙一这样的小领主,他们占据优越地位,稳步开展农业经营,还兼具高利贷商人的身份。然而,一向宗在各地开荒垦地、割地造町,不断吸收下层农民、手工业者与商人,强化独立的流通与商业机能,这从根本上威胁到孙一这样的小领主。向织田政权靠拢的多是孙一这样的中小领主,向一向宗靠拢的多是下层百姓,他们拒绝纳入武家的主从关系下,选择在本愿寺法主之下拥有独立的百姓地位。“一揆众”与织田信长的“武家众”之间究其根本是领主阶层与百姓阶层围绕村落的掌控权形成的对立,与其说是宗教争端,莫不如说是一场“资源争夺战”。

信长率先对一向宗展开的是经济攻势。永禄十一年(公元1568年),信长在美浓国厚见郡加纳乡开设了自治性的自由市场,称为“乐市”,并发布乐市令[5]。任何人不但可自由出入加纳市场,还可在织田领内自由往来,废除以往债务,免除年贡,取缔领内强制买卖等非法行为[6]。乐市令是信长为与寺内町争夺资源创设的经济政策,无疑招致了浓尾流域一向宗的攻击,加速了织田政权与一向宗的武力对决。

三、越前国掟

信长赴京之前向石山本愿寺十一代法主显如上人索要5 000贯军费,迫于武力威胁,显如不但承诺提供军费,还派遣使者恭贺信长上京。然而,一向宗地方门徒的动向却与法主的战略性妥协背道而驰。从近江琵琶湖北到湖东,信长赴京所到之处是一向宗道场密集分布之地,一揆众与信长军团的斗争范围不断扩大,显如也因地方门徒的动向从妥协转向主战。元龟元年(公元1570年),显如为响应“江北一揆”,终于向近江、美浓、河内、纪伊,赞岐、筑后等地的门徒发出全面抗击信长的檄文,拉开了“石山合战”的序幕。

檄文发出后,东海道、北陆等地区的一向一揆均响应本山。元龟三年(公元1572年),近江一向一揆的根据地湖东金森道场陷落,信长随即在金之森城开设乐市,要求“往来于中山道的商品须在金之森通关”[1]17。且不管是怎样的身份,甚至是一向宗门徒一旦进入乐市就是平等的存在。乱世之中,乐市采取中立的立场,保障所有人自由进出乐市的权利,目的是吸引寺内町的农民、匠人、商人归顺。织田政权的目标从来不是打击真宗寺院本身,他在寺内町周边的占领区开设新的流通市场,吸收商业中枢各项机能,旨在瓦解他们的经济基础。

天正二年(公元1574年),信长领国越前国爆发一向一揆,其间因本山派遣的坊官与当地门徒矛盾激化,爆发“一揆内一揆”,使越前一揆在翌年被信长的讨伐军击溃。信长在越前一揆解体后发布九条“越前国掟”,要求百姓专事耕作、禁止移居等,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废除织田分国的所有关卡,由信长下发朱印状保障公领的土地所有权[7]。废止关卡旨在没收庄园领主对海港、陆路要道的关税征收权,军事管制与经济统制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一向一揆最大的保障是流通体制,只有掌握全国水陆交通大权,才能彻底破除“大阪流通”。信长表面承认庄园旧有的领有关系,因此有人认为织田政权仍是中世的旧式政权,但这只是一种怀柔政策。信长以保护庄园的名义将它们与流通统制权分离,再用下发朱印状的方式将庄园置于自己的统制下,在此基础上介入中世庄园复杂的土地权益关系。信长将中世庄园中央大贵族—地方中小贵族—庄官错综复杂的各级领主权整理为“一职化”管理,并相应地整理了复杂的年贡关系。早在元龟三年(公元1572年),丰臣秀吉就以信长的名义要求天龙寺妙智院领辖下的安弘名百姓根据土地台账“直纳”年贡给领主妙智院[8]。至此,庄园领主的新封领地与新设大名领都以“直纳”“一职”为条件,信长的土地政策促进了中世庄园的解体。

天正四年(公元1576年),信长在近江建安土城,它就是最大的乐市,免除商业交易税与土木工程等课役,是寺内町及诸乐市政策的集大成者。且安土城扼住东海、北国至大阪交通的咽喉,形成可与大阪石山抗衡的全国流通据点。同时,信长的直属家臣被要求前往安土城下町定居,孙一等小领主则被易地到近江的小堀等地区,这便是近世“兵农分离”的雏形。

四、指出检地

天正六年(公元1578年),播磨门徒与安芸、纪伊一揆组成内海水军一揆,内海水军联通濑户内海与大阪湾,实现与本山的直接对接。信长调集船、炮等战略物资,入主堺港,从海上封锁石山,夺取大阪湾制海权。从军粮调配到铁船铸造可以看出信长的流通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信长水军入主堺港是为了斩断一揆众的后援,使援兵及军粮物资无法入港。成为孤城的大阪很快被围,天正八年(公元1580年),信长下令焚毁经历了八十五载春秋的“石山御堂”。

石山本愿寺被焚毁意味着“大阪参照体制”破灭,但不意味着石山体制下的各寺内町会立即随之消亡。于是,信长开始在势力范围内推行新的土地政策。石山城焚毁翌日,大和国收到信长的破城指令,除郡山城之外,领主的城池全部拆除[9]17。明智光秀作为上使进驻大和国最大的庄园领主兴福寺,全面展开检地活动。领主让农民上报土地的所有权者、所在、面积,收益及年贡负担者,这种由百姓向上级领主提交土地台账的检地方式称为“指出”检地。指出检地被置于严密的监控下,土地收益一律折算成米的产量,称为石高。最后,兴福寺向上使提交“兴福寺领和州一纸目录”,兴福寺领与隶属于兴福寺的春日大社领总收益达10 829石1斗3升1合[9]179-180。接着,法隆寺、东大寺等大寺社及大领主都提交了土地台账,由信长下发“朱印状”予以保障。因此,检地并不是完全否定庄园领主的土地所有权,只是领主无法再像从前那样自由役使农民,独占公共资源。除了进一步掌控土地利权,织田政权改变了中世领主对土地与百姓的统治方式,为太阁检地奠定了基础。

那么检地对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推行大和检地的同时,信长在近江湖东平原兵主乡安治村实施了检地。这次检地作成四类账簿[9]228,第一类账簿是土地基本台账,记载每处田地的所在、面积等。农民相互在邻村耕种土地是日本中世常见的现象,称为“入作”或“出作”。统治末端的农民也存在错综复杂的土地关系,第二类账簿记载了本村与其他各村入作、出作的情况。安治村是信长的直辖领,实际是恩赐给十余名家臣的“知行地”,知行地是封建主从关系的一种介质,第三类账簿记录了每个知行人的知行地及年贡额。第四类账簿记录因自然灾害荒废的农地。不管是农民还是领主,每年最关心的便是灾害减免的勘定。中世以来,农民常以农作物遭受天灾为由要求减免年贡,当与领主就减免率发生争执时,通常采用逃亡等手段迫使领主妥协。织田政权采取派遣奉行实地调查后决定减免率的方针。织田政权介入领主与百姓之争,以统一政权的姿态抑制分散在各庄园领主与庄民之间的减免纠纷。对于农民来说,减免不再是与庄园领主之间的斗争了,它意味着一个统一政权的出现,这与大和检地政策相辅相成,都是为了将土地利权置于织田政权的统治之下。

指出检地是织田政权土地政策的核心,也是彻底杜绝一向一揆的政策。寺内町不是光凭军事力就能彻底瓦解的世界,它兼具农村与城市双重机能,需要逐步推进各项土地政策与流通政策。更确切地说,织田政权本身就是在与一向一揆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

五、结语

天正十年(公元1582年),信长因明智光秀的叛变自裁于京都本能寺。丰臣秀吉继承信长的遗业,在诛伐光秀的翌日,便在全国开展检地,拉开太阁检地的序幕。通过检地将农村所有生产力都折算成米的产量,以此确定一村年贡,并在信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清理复杂的土地所有关系,将土地的实际耕作者登记为年贡负担者,否定了地主职,排除中间压榨,将剩余生产力以年贡的形式全部归属于丰臣政权。天正十六年(公元1588年),秀吉相继发布了刀狩令与海贼禁令,最终实现兵农分离。兵农分离的前提正是通过检地确定了一村石高。像孙一那样的小领主被迫离开农村,移居大名的城下町,他们曾经的土地权益变成石高这一抽象的数字了。

太阁检地是织田政权各项政策的集大成者,这些治国方略在与一向一揆的长期斗争中逐渐成熟。秀吉在信长的基础上彻底整理了中世末期复杂的土地领有关系,以石高制为杠杆建立起“一地一作人”的近世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兵农分离,从而抑制了战国时代“下克上”的风潮,实现了统一。近世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奠定了近世幕藩体制的基础,标志日本送走中世纪,迎来近世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