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静

内容提要: 当代美国加勒比女作家茱莉娅·阿尔瓦雷斯的小说《以莎乐美之名》讲述了19世纪多米尼加共和国知名诗人莎乐美·乌雷尼亚和她的小女儿、现旅居美国的卡米拉·莎乐美·亨里克斯·乌雷尼亚的故事。论文结合阿尔瓦雷斯对《以莎乐美之名》这部作品的叙事编排,分析卡米拉和母亲莎乐美之间的联结,论述卡米拉的寻根之旅。卡米拉的寻根之旅不仅追寻母亲和祖国,而且还探索过去、认知自我;在这样的寻根之旅中,卡米拉不仅领悟了家园的含义,而且为自己重构家园并寻得生命的意义。本论文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分析《以莎乐美之名》这部作品的家园重构,进而探索流散的加勒比裔群体的文化身份与归属。

茱莉娅·阿尔瓦雷斯(Julia Alvarez,1950—)出生、成长于加勒比西班牙语区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童年时期家境优渥。在阿尔瓦雷斯10岁时,全家人为了逃脱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Leonidas Trujillo Molina,1891—1961)的迫害,紧急逃往美国定居。初到美国的阿尔瓦雷斯一家不仅失去经济上的优势,还得艰难地适应当地的语言文化习俗,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了她的文学作品中,小说《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带口音》(How the Garcia Girls Lost Their Accents,1991)即带有相当的自传特征,反映特定历史背景下加西亚一家的移民经历。

《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带口音》是阿尔瓦雷斯的第一部小说,她在这部小说中将个人历史和民族历史相结合,在之后的小说中基本延续了这一书写范式,《蝴蝶飞舞时》(In the Time of the Butterflies,1994)、《悠!》(Yo！,1997)、《以莎乐美之名》(In the Name of Salomé,2000)、《在我们自由之前》(Before We Were Free,2004)和《拯救世界》(Saving the World,2006)等都属于历史题材小说;散文集《有所宣告》(Something to Declare,1998);少年儿童小说《神秘的脚印》(The Secret Footprints,2000)和《罗拉姑妈是怎么住下来的》(How Tia Lola Came to Stay,2001),以及纪实文学作品《曾经的成人礼: 在美国的成长故事》(Once Upon a Quinceañera:Coming of Age in the USA,2007)都带有明显的历史取向。阿尔瓦雷斯对于历史,特别是多米尼加历史的书写,在美国读者中引发了广泛的兴趣,她的作品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带口音》一出版便成为畅销书,并荣获1991年的PEN 奥克兰/约瑟芬·迈尔斯文学奖,而《蝴蝶飞舞时》入选美国图书馆协会著名图书系列,并被改编成同名电影。阿尔瓦雷斯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与读者之间有较多的互动,散文集《有所宣告》就记录了她与读者分享自己的移民经历及创作历程的故事。

阿尔瓦雷斯的作品突出移民经历、身份建构以及寻找家园的主题,小说尤其给予她充分的创作空间,因而她在小说创作中较多反思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历史,特别凸显女性视角下移民经历对女性成长的影响,进而审视移民作家与祖国及移入国的关系。《蝴蝶飞舞时》和《以莎乐美之名》便是如此,这两部作品不仅从女性的视角重新书写历史,而且在创作中对历史进行重新想象,对历史人物加以多层面的解读,让阿尔瓦雷斯更好地认识自己的祖国、对抗被迫流放的创伤以及理解自己流散的身份。

阿尔瓦雷斯小说的精彩之处不仅在于其历史题材,而且叙事也是别具一格。她常常在作品中糅合历史、自传以及虚构叙事这三种文类;其次,非线性叙事及多视角的叙事是她惯常采用的手法。譬如《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带口音》以及《悠!》这两部作品皆是由若干相互关联且各自独立的短篇小说构成,并且作品中加西亚一家人的移民经历多取材于作家本人的经历,因而常被认为是虚构性自传体小说。多视角叙事将个人历史和民族历史相结合,特鲁希略时期的独裁历史也在人物的经历中不时浮现出来。《以莎乐美之名》具有以上的这几个特点,不过在叙事上更是别出心裁: 阿尔瓦雷斯通过不同的时间顺序,讲述19世纪多米尼加民族诗人莎乐美·乌雷尼亚和她的小女儿卡米拉·莎乐美·亨里克斯·乌雷尼亚的人生故事,母亲生活在19世纪的多米尼加,女儿旅居20世纪的美国,母女俩的故事以各自的章节交织一起,她们相隔着时空和生死进行灵魂的交流,从而构成这部奇特而又引人入胜的小说。

阿尔瓦雷斯的小说颇受读者和批评界的欢迎。多数批评者偏爱《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带口音》和《蝴蝶飞舞时》,所以研究讨论这两部作品的文献颇丰,而关于《以莎乐美之名》的批评文献则为数不多。多数批评者从历史的角度解读这部作品,比如玛雅·索科洛夫斯基(Maya Socolovsky)阐释了阿尔瓦雷斯如何通过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思考个人和民族记忆,回忆个体和民族的创伤,以及对于幸存者如何面对过去进行探索(Socolovsky 2006)。另外一些批评者则讨论阿尔瓦雷斯对历史的表征体现在揭开被淹没的女性的声音以及她们真实的内心世界。琼恩·M.霍夫曼(Joan M.Hoffmann)在《我从母亲这里所学的: 茱莉娅·阿尔瓦雷斯〈以莎乐美之名〉的母女关系》这篇文章中讨论莎乐美和卡米拉母女之间的纽带以及女儿与祖国、母语以及母系传统的关联(Hoffmann 2002)。

本文将从阿尔瓦雷斯在《以莎乐美之名》这部作品中的叙事编排入手,分析卡米拉·莎乐美和母亲之间的联结,论述卡米拉的寻根之旅。对于卡米拉而言,寻根之旅不仅是对母亲和祖国的追寻,而且还是一个探索过去、了解自我的旅程;在这样的寻根之旅中,卡米拉逐渐明白家园的含义,她为自己重构了家园,也寻得生命的意义。

一

《以莎乐美之名》按照时间顺序讲述莎乐美1850—1894年间的人生经历,以她的童年、成长、成名、恋爱与婚姻、为人母、遭受病痛与背叛,及最后离开人世为主要的叙事脉络,仿佛引领读者走进历史长河、揭开一位历史人物的面纱,读者得以从小说的每个章节了解到莎乐美的人生经历。不过,小说讲述女儿卡米拉的人生故事时却采用完全不同的叙事形式: 从整体叙事时间来看,故事采用了倒叙的方式,小说伊始卡米拉出场时已到了退休之年,小说在卡米拉故事的每个章节讲述的是卡米拉经历的具体事件和地点,这些经历的时间与空间各异,并且相互之间留下空隙。最后一章讲述的是卡米拉于1897出生的场景,而这恰好与莎乐美故事的结尾相衔接,表明这个时间节点正好是莎乐美生下卡米拉遭遇难产之时。在小说最后一章的两个片段包括莎乐美逝世,还有女儿卡米拉三岁时登上一艘船离开圣多明戈的情景。从某种意义上说,莎乐美和卡米拉母女俩似乎从未真正谋面,因为小说没有具体描述从卡米拉出生到莎乐美逝世的这三年都发生了什么。卡米拉三岁的时候同时失去母亲和家园,而她之后似乎也在穷尽一生去找寻母亲和家园;卡米拉多处流散,“每隔十年就更换一个新地址。”直到最后卡米拉意识到:“我一直在寻找的是我的母亲啊”(Alvarez 242)①本文所有引自《以莎乐美之名》的内容均出自Alvarez(2000),由本文作者翻译。下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注明。。可见,由于时间、语言和地域的不同,小说中两位女子似乎没有多少交集,甚至她们的故事都未见明显的关联,但通过这样首尾相接式的叙事编排,她们的故事交织一起,向读者呈现历史人物莎乐美和活在当下的卡米拉的故事,进而探索母亲、女儿和祖国家园的关系。

《以莎乐美之名》这样的叙事编排寓示着卡米拉与母亲莎乐美及祖国多米尼加(家园)之间的复杂关系。阿尔瓦雷斯在小说开篇引用了莎乐美的诗句作为题词,同时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呈现给读者:“家园是什么?我亲爱的,你知道你在问什么吗?”(4)而诗句中的这两个问题也引导着卡米拉探寻答案。因为小说开始时,卡米拉是一位“高个儿、优雅的女子,柔和的棕色皮肤(意大利南方人?来自地中海的犹太人?还是浅肤色的黑人女子由于高学历而得到认可?)”(1)她虽然美丽优雅,但是这位看似茕茕孑立的女子一生却如同难民,不断漂泊于尘世——从加勒比海地区到美国,辗转古巴,从西语区到英语区。卡米拉出身显赫,母亲莎乐美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民族诗人与英雄,父亲弗兰西斯科·亨利克斯曾于1916年担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总统,哥哥佩德罗是著名的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教授,另外一位哥哥马克斯是大使、历史学家和作家。然而,卡米拉的这些家人似乎都忙于自己的事业与名声,令她感觉自己一直生活在显赫家族的阴影之下。她自认为是家族里唯一的无名之辈,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安静地教书,她情愿隐藏自己的身份,希望不引起注意甚至被遗忘。她总爱把中间名“莎乐美”去掉,因为她觉得自己的中间名字与名声显赫的母亲有着太过明显的关联。卡米拉出生时随母亲取的名字,但长大之后卡米拉总是坚持说“我只是普通的卡米拉”——一位棕色皮肤的寻常女子(37)。在卡米拉后来的人生经历中,她“没有子嗣也没有母亲……一颗从几代家族串成项链掉落的珠子”(2)。对于卡米拉的习惯性谦卑和自我隐匿,同父异母的弟弟罗多洛佛认为这种生活状态来源于她所从事的教师这个职业,职业习惯形成了障碍,即她让自己隐身于任何教学材料中。的确,卡米拉进入教室前就开始隐藏自己,或者把自己变成一个次要人物——奄奄一息的男女主角的最好朋友(或者女儿)(8)。然而,卡米拉这种生活状态也并非完全出于自愿,从小说第一句话卡米拉对自我质疑就可以看出,她缺乏真正的安全感,而且对自己也不够自信。此时,她正面临退休,她的人生也似乎来到一个不知如何抉择的交叉路口。可见,卡米拉的流散经历是她心理漂泊的写照,似乎一生都漂泊不定,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不知何处是家园。

卡米拉对于自我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她对母亲的拒绝,以及她和自我历史的割裂。卡米拉年幼丧母,对母亲的记忆非常模糊;她的中间名字“莎乐美”本来是与母亲的一个意味深远的纽带,但卡米拉一开始拒绝接受母亲的名字,仿佛想切断与母亲的关联。安德烈娅·奥莱利(Adrea O'Reilly)认为卡米拉这样的抗拒不仅切断了对母亲(母系)的传承,也使得她无法更好地认识真实的自我(O'Reilly 20)。因此,卡米拉需要回到过去探寻母亲的故事,了解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家国,如此才能看到自己内心的空白,与失去的母亲和家园重新联结。事实上,卡米拉正是通过母亲的诗歌重新建立起了母女之间的联结。而母亲留存下来的诗歌正是她与母亲、母语和家园唯一触手可及的关联。奥莱利认为,“女孩们需要倾听母亲的故事,从而形成稳固的母女纽带并构建以由女性自己定义的身份”(O'Reilly 19)。确实,小说一开始退休之年的卡米拉正在整理家族的信件和材料。家族的信件,尤其是母亲莎乐美·乌雷尼亚的诗歌让她得以了解母亲的故事,从而填补失去母亲和家国的内心空白。这些信件和诗歌也宛如一把钥匙,一步步解锁了卡米拉对自己身份的疑问和困惑。卡米拉不仅了解自己的母亲和家国,而且最终了解了自我,“我正在谈论的是我自己啊”(8)。可见,寻找母亲的过程也是她认识自我的过程,而语言/叙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二

引领卡米拉面对过去、重新建立与母亲和家园联结的,正是母亲莎乐美的诗歌。卡米拉通过阅读、教授及赏析莎乐美的诗歌,不仅得以走近母亲,也开始认识祖国:“我得从母亲开始,这就意味着祖国的诞生,因为祖国与母亲几乎是同时诞生的”(8)。而在探寻母亲故事的过程中,卡米拉也更好地认知自我、建构身份。

莎乐美的诗歌对于卡米拉的自我认知、母女关系的联结以及家园的探寻及重构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小说别出心裁的叙事编排更是凸显了莎乐美诗歌的意义。读者打开小说就能看到阿尔瓦雷斯为小说写的目录,与其他小说目录不同的是,《以莎乐美之名》的目录采用英西双语书写而成。小说分为两大部分,始于“序言”,结于“尾声”,讲述都是卡米拉的人生经历,构成整部小说的基本叙事框架,喻指卡米拉的寻根之旅。每部分又进一步分成四对看似不相关的章节标题,交替使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序言和尾声西班牙语的章节标题采用的是莎乐美·乌雷尼亚的诗句,西班牙语标题下的故事讲述了莎乐美的人生经历,因为她从未离开过多米尼加,始终生活在西班牙语环境中。英文的标题实际上是从西班牙语的标题翻译过来的,这些英语标题之下的章节讲述的是卡米拉的人生经历,因为卡米拉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四处漂泊,从西语区到英语区,似乎与母亲的影响渐行渐远。然而,当读者依次读着莎乐美和卡米拉的故事,却逐步发现,母亲和女儿的故事仿佛跨越年代、语言和地域的界限连接起来。

莎乐美的故事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事而展开。莎乐美的一生虽然不长,但是却经历了多米尼加的动荡年代,见证了多米尼加摆脱殖民主义影响走向独立的历程。作为一名非传统且颇有激情的女性,莎乐美这样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多米尼加独立六年之后,我人生的故事和我的国家的故事一同开启”(13)。这个断言正是莎乐美整个人生的根本基调: 她的人生经历折射了国家的发展历程,她先后经历了30多个政府的更迭,切实感受到了多米尼加为了寻找合适的道路而做出的努力。小说按照时间顺序,追溯了莎乐美的童年,尤其聚焦于她的诗才的萌发和个人成长,诸如她年轻时以“赫米尼娅”为笔名发表诗歌并开始获得声望,她跟波多黎各知名教育家尤金尼奥·玛利亚·德·霍斯托斯的友谊,她作为校长践行霍斯托斯的教育理念,并以身作则教育多米尼加女孩如何获得独立的人格。小说还聚焦于莎乐美的个人生活,诸如她的婚姻,丈夫的背叛,她的四个子女(其中最小的孩子就是卡米拉),以及人生最后几年里与肺结核的搏斗。可以说,莎乐美的一生中,家庭和国家是同等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国家意识在她的心里占据了首要的地位,她在年纪尚轻时就不断追问:“何为国家?”作为一位民族诗人,她除了践行独立思想、致力于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用她意识到自己可以用语言为武器,去唤醒、激励多米尼加人为梦想而战斗:“诗歌,我的诗歌,正唤醒身体!”(62)莎乐美一出生便与家国命运紧密关联,这样的联结坚不可摧,也无法磨灭,为了响应她内心的追问,她“决定致力于创作,通过写诗让同胞们在如此艰难时世留存内心对解放的热爱”(133)。莎乐美的力量来自内心的激情,更来自国家命运在心中激荡起的使命感,她以手中的笔为武器,以文字为号角,为了让国之希望永存而毕生不懈奋斗。

卡米拉的故事与莎乐美的故事不同,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暗示着一直沉默的卡米拉没法讲述自己的故事或找到自己的声音。另外,叙事时间的序列也截然相反: 莎乐美的章节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组织,卡米拉的故事则是从她的退休开始讲起,以倒叙的方式追溯她早年的经历。小说的第一章中是66岁的卡米拉,第八章则是三岁时离开多米尼加的卡米拉。此外,叙事的地点也有着明显的变化,不同于莎乐美故事中多米尼加历史的再现以及强烈国家意识的投射,卡米拉每个年龄阶段所处的地点各不相同,读者在她的故事中不仅看到以下地点的切换: 纽约州的波基普西(1960)、福蒙特州的米德尔伯里(1950)、麻省的剑桥(1941)、古巴哈瓦那(1935),首都华盛顿(1923)、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1918)、古巴圣地亚哥(1909)以及多米尼加的圣多明戈(1897),而且感受到这些地理概念在卡米拉心理上的投射: 她宛若一个无根之人,漂泊不定,难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获得真正的认同感。再者,卡米拉的叙述在很多时候呈现的并不是她本人的故事,而是他人的故事或者她与他人的关系,比如卡米拉从姑姑莫恩那里了解到母亲莎乐美和继母提维斯提塔的往事,她和家人一起迁居古巴圣地亚哥又辗转美国,在首都华盛顿照顾年老的父亲,到哈佛拜访兄长的经历,在同父异母的弟弟罗多洛佛的鼓励下来到古巴参加文学运动等等。可见,卡米拉很少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是“习惯通过别人的视角来看自己”(243),并且她的叙事声音也不像母亲那般坚定有力,她所呈现的更多是不自信,对自我的困惑,因而在试图通过她和别人的互动来获得自我的认知。

如此看来,莎乐美和卡米拉母女之间似乎差异之处多于相似点。对于莎乐美而言,国家对于自我的身份至关重要,而卡米拉时常觉得自己是无根的,也缺乏对自我的明确认识。再者,莎乐美一生虽然短暂,但她通过诗歌的创作发出自己的声音和信念,通过教育实践影响多米尼加年幼的一代,她的人生态度积极、充满激情。相比之下,卡米拉人过中年却仍然将希望寄托于他处,在期望着外的一番现实:“对她而言抽象地活着比实际活着是不是更容易些?”(151)从这些现象也许可以推断,莎乐美和卡米拉这对母女由于年代、地域和性情的差异,彼此之间似乎无所关联。

然而,细读文本会发现,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小说巧妙的叙事让读者分别了解莎乐美和卡米拉的故事之后,重新思考母女之间的关联。在阿尔瓦雷斯的叙事编排下莎乐美的每一个故事都与卡米拉的人生经历重叠一起。比如,小说以西班牙语“el ave y el nido”作为标题的第一章节讲述的是母亲莎乐美童年的故事,而小说以英语“Bird and Nest”作为标题的最后一章讲述的是女儿卡米拉的童年故事。以此类推,读者读完整部小说之后发觉莎乐美和卡米拉母女俩的实际人生经历各不相同,但母女俩的人生阶段几乎重叠一起。此外,西班牙语的章节标题源自莎乐美的诗句,而英文的标题实际上是从西班牙语的诗句翻译而来。作者阿尔瓦雷斯对小说目录的编排寓意母亲和女儿的人生相向而驰却最终重叠一起,彼此映射、回响。读完莎乐美和卡米拉的人生故事,读者停下来思考,这时发现母亲和女儿面对面站着,消解了所有想象出来妨碍母女联结的障碍。

三

在卡米拉审视自我、重新联结与母亲的纽带过程中,莎乐美的诗歌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母亲的诗歌萦绕在卡米拉的耳畔,促使她认知并确认自己的身份,并试图找到得以归属的地方:“甚至现在,在某些孤单的下午[……]她会听到那些声音在脑海里回响,让她吟咏着母亲的诗行回家”(236)。在阅读中她领悟到母亲对于国家的责任,她说“我发誓我听到母亲一个非常低沉而坚定的声音跟我说: 热爱你的祖国意义在于此。责任是最高尚的美德”(207)。母亲的诗歌还不断激励着卡米拉,引导她行动起来,去重访加勒比家园。卡米拉下定决心走自己的道路,她回到加勒比通过语言来实践理念;如此,卡米拉变成了母亲莎乐美,传承母亲的精神,延续母亲的故事,也更加真切地认知了自我和家园的含义。在20世纪60年代,卡米拉在古巴做一个文学运动的项目,其目标在于“(……)当我的某位学生拿起一本书,如饥似渴地阅读,我知道我们又朝着我们想要的国家迈进一步”(347)。像当年母亲通过诗歌表达坚守和希望一样,她也利用语言所构筑的桥梁,帮助人们建立起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卡米拉曾经因为不了解母亲而认为自己活在母亲光环的阴影之下,如今通过诗歌这个纽带她认识了母亲,并且感受到了母亲的激励,并在寻根之旅中发现了自信和勇气。更重要的是,她在“尾声”中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叙事声音,得以讲述自己的故事,由此象征性地构建了属于她自己的精神家园:

当我意识到她[莎乐美·乌雷尼亚]再也不会回来,我不愿意听到谁提及我的母亲。我想念她——这样的想念会在夜深人静之时涌上心头,让我到处游走。我试过所有的策略。我了解了她的故事。我将她的故事和我的故事放在一起。我将我俩的故事交织起来,编成一股结实的绳子,然后在这根绳子的帮助之下把自己从压抑和自我怀疑中拉出来。但不管我做了什么尝试,她还是走了。直到最后我在死者唯一能够找到的地方发现了她:妈妈仍然活在人间,在古巴活得好好的,而我在这里和其他人一起努力构建她曾经梦想的国家。(335)

卡米拉的寻根之旅不仅让卡米拉真正走近母亲莎乐美,而且母女之间的纽带也随之构建;如果母亲是源头,女儿是延展,两人离开谁都无法完全理解或欣赏对方,如罗西奥·戴维斯(Rocio G.Davis)所说:“通过重构过去、母亲的形象以及家园这个概念,卡米拉超越了离别与死亡,实现了与母亲(祖国)的和解”(Davis 61)。小说的尾声可谓卡米拉人生故事的完结,然而读来却令人意犹未尽。卡米拉通过探索母亲的故事,修复了所有的联结,在这样的寻根之旅中,她发现了母亲、自我、人生目的以及精神家园。

阿尔瓦雷斯选择多米尼加共和国19世纪民族诗人莎乐美·乌雷尼亚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通过引人入胜的叙事编排让莎乐美的小女儿、现旅居美国的卡米拉·莎乐美·亨里克斯·乌雷尼亚从赏析母亲莎乐美的诗歌开始,追寻母亲(祖国)、认知自我和重构家园。阿尔瓦雷斯选择这样的题材及如此的叙事编排其意义不仅向读者展示流散他乡的多米尼加人与祖国之间的关联,更重要的是告诉读者: 如同莎乐美的诗歌促成莎乐美和卡米拉跨越时空进行对话,文学作品,不管是流散移民的创作,还是流放他乡的移民阅读本土作家的作品皆有助于联结流散的移民和祖国家园。因此,流散异国他乡的移民如何认知跨国身份并维持与祖国之间的纽带、如何重构家园,在阿尔瓦雷斯看来,答案在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与创作,或者用她在采访中常用的一个词“想象力”。想象力使得阿尔瓦雷斯写下《以莎乐美之名》这部作品,想象力使得莎乐美和卡米拉的人生故事交织一起,想象力使得卡米拉最终认知自我、寻得人生意义及精神家园,想象力也促使读者积极思考,从而读懂莎乐美与卡米拉母女俩的对话,把整部小说拼成一幅完整的画。最后,想象力让流散的移民与祖国家园联结起来,彼此不断认知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