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发义，姚 楠，杜紫薇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学科建设是当前高校工作的重点，特别是国家倡导建设“双一流”学科以来，其在高校工作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对学科建设的相关研究由来已久，时至今日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同时，经过几十年长足发展，学科建设研究不断深入，其研究趋向也愈加多样化。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服务国家和社会，它的终极载体是人，学科建设与思政教育的结合将成为新的研究导向。目前学界理论研究和高校教学实践对此颇为重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如学科建设与思政教育衔接较为疏阔，甚至浮于表面；思政教育效果欠佳，教育方式、方法趋于僵化等。本文试图在回顾学科建设发展、演变的基础之上，就学科建设中思政教育的实施路径作一简要论述。

一、方兴未艾：学科建设研究的蓬勃发展及变化趋势

1977 年恢复高考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迎来了新的蓬勃发展期，各大高校锐意革新，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在教育界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下，却潜藏着如何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跨上世界级平台的迷惘和与之伴生的教育、教学上的混乱。［1-3］

世纪之交，中国学界多位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刘献君《论高校学科建设》一文，强调了学科建设在高校工作和建设世界一流高校中的重要性，并明晰了学科建设的基本环节应当包括学科方向建设、学科梯队建设、基地建设和项目四个主要方面。同时，提出学科建设要结合高校自身地域特性，创建既符合高校办学特点，又协同学科发展的优势学科。［4］刘献君的论述是该领域研究的发凡起例之作，对增强中国高等教育世界性学术影响力作出新尝试。

21 世纪前十年是学科建设研究的发轫时期，其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众多学者着眼于高层战略层面，强调学科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关节，并从宏观上对学科建设的实施路径进行探讨。［5-7］有赖于诸多重要学者的探究和呼吁，学科建设在高校建设中的重要性得到普遍认可和重视，后续学者则沿着这一路径，继续不断拓展该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第二阶段是通过概念界定的研究方法，明晰学科与学科建设、专业与专业建设之间的异同，从而厘清了不同概念所承载的内涵及肩负的职责。如王建华在框定学科、学科制度和学科建制三者定义的基础上，阐明了学科建设是以学科、学科制度与学科建制为中心的研究领域学科化，以及单一学科的“学科群化”；［8］罗云辨析了学科和学科建设的概念，并明确提出学科建设的内涵和基本逻辑。［9］第三阶段的研究呈现出研究视角多样化的特性。究其原因，在于学科建设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重要性在学界已形成广泛共识，研究者已不再囿于学科建设研究本身，转而将研究方向转向更多样、更具体的侧面。朱新涛提出学科建设过程中可能伴生出学科壁垒和学术堡垒的潜在性危害；［10］赵文平从现代学科是分化与综合的高度对立与统一的基本学科趋势发覆，提出推进学科建设应当实施的诸项举措；［11］罗云剖析了学科建设与专业、课程建设之间的关系。［12］

值得一提的是，刘献君再度撰文指出学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阶段性问题，认为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13］这无疑说明，学科建设的相关理论和高校的实践活动在十年间的积累已达到一定高度，获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和经验，故而转入更深层次的螺旋式上升、曲折式前进的认识层面。

2010 年前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学科建设的研究和发展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各高校在学界理论的指导和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步伐，在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已较为充沛的境况下，以学科建设为单一核心的研究已成为研究领域的红海，［14-15］而学科建设与其他领域的融合则成为新的研究风向。

其一，高校学科建设本土化的研究论调和倾向。关于高校学科建设应当与地方特色相契合的问题，彭爱萍较早对此进行专文论述，提出高校学科建设要利用地域文化、自然资源特色。［16］孔建益、杨军另辟蹊径，认为高校学科建设不但需要结合当地政府、区域社会等办学区域的外部环境，更要与高校的办学传统、办学模式、学科历史等自身特色相融合，即差异化发展与错位竞争。［17］2010 年之后，对高校学科建设与当地特色结合的相关论述范围愈加开阔，研究亦愈加深入。叶芃指出地方高校的学科建设规划要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学校的整体定位和发展战略目标相吻合，应当以自身优势学科为依托推进重点学科、学科群的建设发展。［18］吴文清、高策等虽仍以地方高校与地方区域二者为对象展开研究，但此文探讨的核心是地方高校的学科建设应当如何服务、引领地方的发展。正如作者所言：“使得高校学科建设回归于其本来的内涵——服务于社会的全面发展”［19］，颇具垂范意义。

其二，建设“双一流”背景下的学科建设研究新趋向。2015 年是学科建设研究的重要节点，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20］从政策层面明确了在“双一流”建设中“坚持以学科建设为基础”的原则，加强学科建设的认识更加深入人心，同时催生了相关理论研究的热潮。

早在2007 年，已有学者对我国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学科进行过相关探讨，徐小洲提出一流学科的建设离不开大项目的支撑，同时阐述了大项目的特性及建设经验，并进一步谈及围绕大项目建设一流学科的具体实施路径。［21］2015 年之后，为响应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号召，多位学者结合当下教育实景及前人研究成果，对一流学科建设进行了更加深入、切时的探究。首先，厘清了高校学科建设过程中互相交织的几对关系。如张德祥在讨论院系谋划与学校顶层设计的关系时，以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生物原子工程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光学为例，提出高校高层决策者应当紧跟时代和科技发展潮流，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超前部署建设高峰学科，其说颇具见地。［22］其次，强调了学科建设中人的核心地位。倪亚红通过三个维度对此予以说明：其一，人是知识创造的源泉，而知识的传承和创造正是大学存在的唯一价值；其二，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得以切实提高的根本保障，工具性追求学科发展的短视行为则会背离学科建设的初衷；其三，在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统辖下的学科建设，其最终载体要落点到人的身上。［23］再次，分析了“双一流”建设与交叉学科建设的内在关联、所存障碍及创新路径。［24］最后，提出“双一流”建设应当构建和完善遴选、绩效评价、问责等机制。［25］

综上，进入21 世纪以来政府和各地高校对学科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与日俱增，学术领域愈来愈多的学者聚焦于对学科建设的定义及具体实践路径的探讨。经过近十年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学科建设研究出现新的变化趋势，即高校学科建设本土化和契合国家建设“双一流”学科。时至今日，学科建设仍是高校建设、发展之要端，对于学科建设的研究也连亘不绝。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相信学科建设依然是政府和高校关注的重点，如此则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虽已相当丰富，但总体而言仍呈方兴未艾之势。

二、维新之路：学科建设中的思政教育导向及面临的困境

无论是学科建设的本体研究、学科建设与其他领域相结合的路径研究，还是“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学科建设研究，均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即“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增强学科实力”。学科建设研究的另一条探索路径是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对思政教育的贯彻及二者的交融，正如学者所言，“在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统辖下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是相统一的，学科建设既要为知识创新服务，更要为国家和民族服务”［23］。

我国高校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一直重视与思政教育的衔接。众所周知，全国高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大多独立成院，马克思主义思政教育也自成一门学科，思政教育与其他院系学科的联系无疑是相当紧密的。从本科教育到研究生教育，马克思主义思政教育一直贯彻始终。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理论的不断深入，也与其他学科的建设工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高校学科建设迈上新台阶。思政教育学科建设研究历来颇受学者重视，成果丰硕。早在21 世纪初，多位学者即对此进行探讨，［26-28］近年来思政教育学科建设愈发受到重视。部分学者呼吁重视思政教育中“以德树人”的德育使命和功能。［29］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也颇为关注，在2016 年12 月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30］一些学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论述为依托，提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价值归宿。［31］此外，也有学者指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存在的若干问题。［32］总之，我国高校学科建设中的思政教育工作已得到足够的重视，其理论和实践在多角度探索下不断向纵深发展，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

学科建设是高校建设的核心，而“思政教育在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铸魂立本、统帅全局的重要作用”，［33］决定着“为谁培养人”的问题。近年学科建设中的思政教育导向，是高校对教育工作应当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终极价值的回应，也是培养能够“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人才的必由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我国各个高校已将思政教育摆在各学科建设工作排头兵的位置，但就学科建设与思政教育两者在理论层面的相互结合及实际层面的切实落地而言，仍给人以各为其政、鸾分凤离之感。譬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理论虽然发展迅猛，但与其他学科的学科建设交织之处却颇为薄弱。当然，这可能是由于思政教育学科建设是面向整个高校、社会甚至国家的思政工作，自然不能仅以与单一学科的结合为导向。不过，既然思政教育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作为学科建设的核心要素，又是思政教育的主要受众，探讨如何在学科建设中开辟思政教育的实施路径无疑是高校学科建设工作题中应有之义。

思政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培养人的爱国主义情感，现代情境下的思政教育中同时也包含对人文情怀的关照。既往学科建设中的思政教育，往往通过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晓谕时事政治这两条路径加以践行，以期达到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和人文情怀的目的。毫无疑问，此两条路径是思政教育的两把利刃，也是学科建设中对思政教育不断探索的结晶。然而，时代的连亘发展对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提出新的要求，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培养爱国主义和人文情怀需要更加新颖且行之有效的方略，而思政教育与中华历史文明的结合似乎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三、纾困之道：以历史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学科建设新路径

历史具有天然的教育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的教育功能高度重视，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他讲道：“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这句话生动诠释了历史对人类的教育功效。

中国古代历史是当今中国社会汲取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至今仍充满蓬勃生机与旺盛生命力，是人类历史了不起的奇迹。而本固根深、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是铸就这一奇迹的重要基础。深入发掘中国古代史中关涉爱国主义和人文情怀的历史案例，从历史中探寻精神的源泉并汲取变革的力量，是探索学科建设与思政教育结合的新路径。

以爱国主义思政教育言之，爱国的内涵在历史上往往并非以单一的形式呈现，而是有着多样态的特征，如郑成功收复台湾所展现的追求祖国疆域统一的爱国精神与陆秀夫负帝跳海殉国相比较，两者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爱国主义内核和表现形式。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梳理、汇聚出一条契合新时代爱国主义的脉络是爱国主义思政教育的重点研究内容，也是在学科建设中贯彻思政教育的基础性工作。同时，历史思政教育要回应一些长期在社会中形成的历史谬论，如“元朝非中国王朝”“民国的黄金十年”“中华文明西来说”等。通过历史思政教育，让不同学科的人群通晓上述问题的历史实相，对其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念多有裨益。

对“人文”的关注和思考，无论古今中外永远是人类文明史上永恒的话题。人文情怀的培养与爱国主义情感的塑造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爱国情感是人文情怀的一部分，而一个具备人文情怀的人，所迸发出的爱国情感无疑会更加理智和深沉。人文情怀的塑造为久浸科技文明喧嚣学科教育不断职业化、工具化的当下传递了人文关怀、人性之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收徒授业有教无类，稷下学宫百家争鸣，即是对人类精神文化的高度珍视，对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对“人”的高度重视，深刻诠释了中国古代文明中重视人文传统的特质。人文情怀的培养同样需要从中国古代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摄取养分，并与爱国主义共同构筑起当今思政教育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导向。

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是我们在学科建设中塑造爱国主义和人文情怀所仰赖的又一重要场域，是历史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则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不懈奋斗史，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曾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近代波澜壮阔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下，在前辈先烈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浴血奋战的历史片段中，可以使我们更加真切、生动地感受到爱国主义的磅礴力量，更甚者当我们沉浸于这段既充满苦与痛又不乏新与变的历史往事中，亦能浸染那个物换星移、思想激荡的年代中特有的人文精神和情怀。

总之，历史思政教育无疑是当前思政教育工作的有力突破口和新趋势，教育部及许多高校已然注意到这一点。如：教育部要求各高校推动“四史”宣传教育要深入青年学生；大学课程中早已加入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在校园内举办各类历史宣传活动；由国家倡导、学校主办的“三下乡”等走向田野的活动也是学生触摸历史、感受历史的绝佳机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思政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历史思政教育依然停留在“德育”的范畴，与高校学科建设的工作没有形成良好的衔接和互动，如何处理好学科建设与思政教育、思政教育与历史教育这两对关系，让历史思政教育能够真正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高校也切实将历史思政教育作为学科建设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