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一

不久前，根据时代楷模张桂梅老师的真实事迹所改编的电影《我本是高山》上映。还在点映阶段，其中部分剧情的改编就在网络上引发了网友激烈讨论。电影导演、编剧，甚至“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纷纷为电影发声，反而让讨论更加激烈。

《我本是高山》是一部传记电影，影片片头打上了“根据张桂梅真实事迹改编”的字幕，向观众传递了这是一部以真人、真名、真事为故事主要依据的电影，与《我不是药神》《中国合伙人》等依据人物原型改编的电影有所不同，这意味着《我本是高山》从一开始就和观众签下了“影片内容真实”的“契约”。

其实，除了《我本是高山》，不久前上映的《奥本海默》《吾爱敦煌》和正在上映的《拿破仑》，同为传记电影，都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热议。其中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改编后失去真实，不如看纪录片”和“为了塑造立体人物需要在事实基础上进行改编”两种看法之间。

传记电影可以为观众提供一个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窗口，同时也是艺术家表达自我创造力的机会。然而，電影作为一种媒介，其真实性和创造性之间常常难以平衡。从国内到国外，传记片拍摄都非易事，对编剧的要求极高。

不改编易成流水账 

《我本是高山》的争议点主要在于批评者认为不少剧情违背了事实，比如“女生因为逛街早恋去网吧不读书”“张校长强迫女生剪短发”“张校长形似神不似，像个鸡娃虎妈”；其次则是批评者认为“酗酒的是父亲，而非电影中的母亲”“张校长坚持办学是因为信仰，而不是影片中的思念亡夫”。

其实，《我本是高山》遇到的争议，与传记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经历的争议大同小异，无非就是“事实问题”与“价值观问题”。

近些年，公映的国产传记电影数量并不少，以“时代楷模”“感动中国”人物为原型的电影就有《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杨善洲》等。国外不少传记电影希望在商业性与艺术性上有所突破，经常会陷入“魔改争议”，比如加入“原创剧情”的《模仿游戏》就虚构了计算机之父图灵“发现同事是间谍，却因同性恋取向被要胁”的争议情节。但看过影片的观众大多可以理解，此处创作者希望借助英国在20世纪40年代严厉抵制同性恋的社会背景，表现英国同性恋的艰难处境。虽然这种方式带来了一些非议，却给观众呈现出了一个精彩又寓意深刻的故事，让图灵“伟大”与“悲剧”的生动形象在银幕中展现出来，感动了全世界的观众。

《我本是高山》的片方在对事实进行改编时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能增强戏剧冲突，在宣传和市场定位上摆脱尴尬处境。它选取了2008年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开学的第一天，以及2011年首届毕业生在学校里学习、生活3年间的故事，为避免“平铺直叙”，采用了经典的三段式叙事结构：“热开场”——开学典礼上状况百出，设施简陋的校舍、意外中断的电路、狼狈不堪的县教育局局长，以及刚从山里出来、人心散漫的女学生，为之后即将发生的学生逃课、被剪头发、老师辞职等一系列戏剧情节埋下伏笔。在最后，情节被推向高潮，主人公化解了所有矛盾，实现了华坪女子高级中学首届毕业生全部考上大学的奇迹。

张桂梅很特别，她和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故事，已被观众熟知，甚至每个观众对于张桂梅的事迹都有自己的重组方式，也有自己希望看到的叙事视角。

而一些观众无法认识到传记电影与纪录片的表现形式存在区别，再加上传记电影的改编边界问题在电影工业发达的欧美国家，也无法明晰，就导致了这场舆论风波的发生。

当辩证看待传记电影商业化

“要拍人物的事迹，干嘛不直接拍纪录片？拍电影就是为了圈钱！”当一部传记电影不及预期时，最常见的批评声音就是如此。

据统计，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国外影坛，传记电影一直是夺奖的热门赛道，至今，就有超过15届奥斯卡将“最佳影片”颁给传记电影，传记电影的男女主饰演者获得影帝影后的概率也极高。

《吾爱敦煌》展现了敦煌守护者樊锦诗的传奇一生。

《我本是高山》刻画了一个“不一样”的张桂梅。

之所以不少欧美影迷和电影人都对传记电影青睐有加，有观点认为，原因在于，相比很多商业大片，传记电影艺术水准更高，更容易出现品质优秀的作品。因为对一个伟人、一件真实事件、一段时代特征进行改编、塑造的影片，在立项之初就有无数眼睛在盯着。这就意味着此类电影不能草草进行拍摄，因此传记题材的电影前期准备周期、制作周期要比一般题材电影更长。欧美观众还喜欢从传记电影中审视历史的利弊、回顾一个时代印记。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获奖者亚历克斯·吉布尼曾说过，传记电影需要有一个独特、犀利、新颖的角度，否则容易因为“塞进很多大道理”而难以成功。票房，自然是一部电影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2016年，以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为主角的电影《第一夫人》，就遭遇了票房惨败。正因为编剧与导演的“保守”，导致娜塔莉·波特曼主演的杰奎琳没有从她的“标志性外壳”中走出来，成为一个完全丰满的个体。

所以，传记电影更不应该是沉闷的，毫无娱乐性的。有观点指出，优秀的传记影片在创作时，导演脑子里一定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把历史人物塑造成“人类”，而不是“明星”“圣人”或彻头彻尾的“恶棍”，这是至关重要的地方。

2018年公映的《波西米亚狂想曲》，这部以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莫库里为主角的电影，记录了这名殿堂级歌手的创作与生活，巅峰与堕落。影片强调了音乐人的才华与魅力，也展示了名人作为普通人性格软弱与萎靡的一面。该片全球票房突破了9亿美元大关，仅次于《阿凡达》《泰坦尼克号》《星球大战前传1：幽灵的威胁》，成为二十世纪福克斯全球票房第四高的电影，也是有史以来最卖座的音乐传记片。

围绕《我本是高山》的舆论争议纷纷扰扰，影片刻画了一个“不一样”的张桂梅，这本是内地传记电影的一个改革方向，可惜它与观众的期待有所偏离，主创对一些细节的处理也不够成熟。在国内，“圈钱”成为一种对电影的“道德绑架”；在好莱坞，有一种更中庸的提法叫“商业化”，为了票房高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希望关于《我本是高山》的争议褪去之后，能留下一些有价值的内容，为华语传记电影发展摸索出更宽阔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