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庸官古已有之，因其碌碌无为，不能利国利民，只会误国殃民，因此，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下，庸官都为世人所不容。

所谓庸官，是指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业绩平平的官员。然而在古代，庸官却有一套自己的生存之道。自古以来，对于庸官之道，为仁人志士、文学大家、名吏大能所不齿，他们对此多有刻画、谴责与批评。

位非其人为旷官

人在岗位，心不到位，不关心政事，没有热心肠。这种官在古代被称为“旷官”，就是空居官位，不称职的官员。“旷官”一词出自《尚书·皋陶谟》：“无旷庶官。”汉孔安国在《尚书正义·皋陶谟》中进一步解释：“位非其人为旷官。”言外之意即在其位不谋其政也。

唐代时，大诗人、名吏韩愈曾批评谏议大夫阳城，“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政，则曰“我不知”。明代文学家宋懋澄写有《游汤泉记》一文，他通过观“汤泉”联想到心肠“非冷非热”的庸官的表现为：“冷不凛毛骨，热不刺肺肝，既不能拒人干求，又不能拯人缓急，徒以一己之喜怒、一时之得失为冷煖。”他的意思是，这种官员对丑恶现象缺乏恨心，心肠不冷；对弱势群体缺乏爱心，心肠不热，实在是尸位素餐。

清代顺治帝有《御制人臣儆心录·旷官论》，他将“旷官”分为四类，其中之一就是“怠弛便己型”，即食国厚禄，占据高位，却贪图安逸享受，无意于建功立业。

天天撞钟，毫无成果，得过且过，不思进取，这种官在古代被称为“具臣”，即备位充数的官员。《论语·先进》载曰：孔子弟子仲由和冉求为季氏家臣时，他们明知季氏有谋逆之心，却既不阻止，又不愿离开，故孔子将他们斥为“具臣”。汉代刘向在《说苑·臣术》中对“具臣”也有刻画：安官贪禄，营于私家，不务公事；怀其智，藏其能，人主急需良策时，却不肯“尽节”，安然地与世沉浮，上下左右观望。庸官的嘴脸被刘向生动再现。

宋代朱熹认为：“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朱熹对庸官是正话反说，其本意是指责庸官得过且过，瞎胡混。他的意思是，做混日子、装糊涂、随俗苟且的庸官比做勤快、聪明、能干的贤官要好，因为做贤官容易生事，给自己带来麻烦。被誉为明代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之一、官至刑部右侍郎的吕坤将庸官的“得过且过”或“差不多就行”称为“苟可以”。他认为，天下之患，莫大于“苟可以”而止。“养颓靡不复振之习，成权重不可反之势”，都是“苟可以”的心态造成的恶果。这就是顺治帝四类“旷官”中的“庸鄙诿众型”，即在位期间碌碌无为，推诿责任，因循守旧，毫无建树。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放任自流。这种“太平官”安于现状、坐享清福、不担风险。明末名将熊廷弼曾有“何曾作一日太平官，享一日自在福”的语句，表达他积极抗击后金而不愿做“太平官”的坚强意志。而南明官吏李发愚也写过“怪底新朝无个事，大家仍做太平官”的诗句，讽刺南京官绅面临危亡之际仍陶醉于歌舞升平之中，缺乏奋发图存的勇气。

熊廷弼曾表态不愿做“太平官”。

在一日之职，便是废一日之业

北宋诗人、翰林学士王禹偁对庸官提出了“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的批评。意即这些官员，甘居平庸，随波逐流，滥竽充数，以保全自身，值得大批特批。

清代江苏巡抚刚毅写了《居官镜》一文，总结了庸官明哲保身、放任自流的丑态：“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无所取于属员，而循分者安之；不能禁属员妄为，而贪劣者称之；刁生多事，而宽待之；劣绅不法，而姑容之。故刁生劣绅，皆言其和平，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惩，盗贼肆行而不能禁。自胥吏至于盗贼，皆乐其安静而不欲其去任。”刚毅所总结的此类庸官，在其位仅仅以“操守”博取名誉，对谁也不得罪，特别是对违法犯罪现象听之任之，而不去制止。其实，庸官的此等作为就是误国殃民。

庸官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的负面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吕坤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使用“焉能为有无”的庸官，则“受一命之寄，便是旷一命之官；在一日之职，便是废一日之业”。这样的庸官除了“贪位窃禄”外，则“国一无所赖，民一无所裨”，于国于民没有任何好处。

顺治帝更是气愤地说：“以之治事，则多败事；以之图功，则鲜成功。”显然，在顺治帝的眼里，庸官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清代文学家、名吏纪晓岚也曾指出，一个官员如果“一身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那就是“负民”；如果“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那就是“负国”。既然庸官“负民负国”，“无功”即“有罪”。

刚毅曾将《尚书·洪范》中的“有猷（谋虑）、有为（作为）、有守（操守）”作为官员的基本素质来要求，“有为”更是重要。而那些只求“违道干誉”，“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顿，苟且塞责，姑息养奸”的所谓的“清官”，甚至“贪吏”一样犯有“负恩误国”之罪。

可见，古代不少官员、统治者对于庸官的危害性看得特别准，且界定得更为明晰，发人深思，警醒世人。

三载考绩，黜陟幽明

古代庸官的存在，有着深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庸官拿着俸禄却不作为，于国于民无益，这无疑是一种罪过；庸官因其不作为而放任贪暴现象的发生，其危害甚于酷吏。为了打击和抑制庸官，中国古代形成了內外并举的治庸机制。

古代如何防止庸官贪官肆意妄为，除了采取教育引导与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外，对官员的绩效考核则是主要手段。《尚书·舜典》说：“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即官员经三年一次的绩效考核，业绩好的获晋升，业绩差的被黜退。汉代王符说：“官长不考功，则吏怠傲而奸宄兴；帝王不考功，则直贤抑而诈伪胜。”官员不考绩，就会有更多的庸官出现，而使贤直的官员受到压制。

唐代的考课制度最有特色，通常是每年一小考，三四年任期结束有大考。考课的标准，一般分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在个人品德、工作作风、态度方面对全体官员的共同要求，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与职责，对官员的个人才干和工作成绩，提出的不同的原则性要求。通过考核，把政绩作为选拔的基础条件，最重要的是民生问题，如户口的增殖、社会秩序的和谐等。

除了考核，平时的巡视制度也是考核监督官员的重要途径。汉武帝最早建立了系统的刺史巡察制度，全国划分为13个巡视区，设十三部州刺史巡察之。隋唐以后的巡察使、按察使，扩大了督察范围，不仅是地方“一把手”，还包括所有品官。监察的重点也从地方社会治安，转为着重监察地方官员的理政能力，对中央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以及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虐民害政情况。

明朝御史巡按制度更加严格规范。朝廷从十三省监察御史中选拔了百余名巡按御史，这些巡按御史职责是代天子出巡，“大事奏裁，小事立断”，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虽然级别不高，但他们既有敢于揭露问题的勇气和动力，又有处理问题的权威，从而使巡视监察达到了效果。

古代还设置“功过格”来督促官员自我反省，避免庸官误国殃民。最早的功过格是道士自记善恶功过的一种簿册。善言善行为“功”，记“功格”；恶言恶行为“过”，记“过格”。后来，这种记“功过格”的方式被引入官员的职业修养和监管中来。明代将“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官员的功过指标进行量化，有“功格”58条、“过格”42条。清代有“功格”68条、“过格”46条。官员们就是通过这些“功过格”来“返观内考”，推测自己是在“能官”“有为之官”线上，还是在“庸官”线上，以此来调整自己的思想行为，努力做一个“好官”“能官”，避免做一个“庸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