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梦晗

翠云廊古柏森森，现存行道树7803株。据考证，现古柏胸径2米以上，树龄2000多年的应为秦代种植。（武丕星/摄）

“蜀山兀，阿房出。”唐代诗人杜牧在其《阿房宫赋》中对阿房宫建造有着这样的描写。在剑阁一带，一直流传着秦始皇修阿房宫伐光了蜀中的大树，为了平息民愤而下令植树的说法。当地人把秦朝所植的树称之为“皇柏”。

如今，在剑阁县境内，古驿道全长151公里，以普安镇为中心呈“三线”分布，贯通17个乡镇，两侧现存行道树（含古柏和其他古树种）7803株，最高树龄达2300年。据考证，现古柏胸径2米以上，树龄2000多年，均为秦朝所植。专家介绍，不只是在剑阁境内，蜀道周边大规模人工植树的历史颇为久远，而这些大树能够在浩浩历史中活下来，不止是自然的生命力，更有赖于蜀道周边先民的维护与种树传统。在生态文明建设如火如荼的当下，以翠云廊为代表的古树群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更让人在“天人合一，自然并育”的理念中体会到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

近期，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重走蜀道部分路段，采访专家学者，听他们讲述蜀道守护者们的故事。

管理蜀道被纳入官员绩效考核？

《周制》记载：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如今，从绵阳出发，沿国道108往北60余公里，逐渐进入一片翠绿山林。路旁七曲山大庙内古建森严，庙外古柏森森，道路中央有一座牌坊，穿过去，便算是进入翠云廊。走在这条由7778株行道古柏拉起的绿色长廊，一呼一吸仿佛都能感受到经千年沧桑的生机盎然。

据史料记载，在中国历史上起先秦，经蜀汉，至明朝，翠云廊历经七次大规模种植。两千多年以来，翠云廊与剑门关隘互融共生，同为古代先民心血与智慧浇灌而成的人间奇迹。而将目光放远至更大范围的蜀道，每一棵行道树都蕴藏着独特的故事，而翠云廊这些壮丽的古柏就如向我们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那些苍劲的树干和茂密的枝叶，时刻都在述说和记錄着时间的传说。

“保护树木的行政法规的雏形最早源于夏禹时代。《尚书》《史记》等古籍记载，早在舜时期就设立有‘虞官一职，负责处理全国的林业事务，这应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林业部长职务。”据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兼蜀道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小红介绍，在历史上，由于蜀地之于中央王朝统一局势的重要性，战争与王朝中兴的历史循环，基本决定了蜀道修建、损毁又重新维护的时间规律。而这些举动也都离不开制度性的规定。

从剑门出发沿蜀道往北，便可进入昭化古城。昭化古名“葭萌关”，早在2000多年前便是古蜀道上的咽喉锁钥。张飞挑灯夜战马超、黄忠和严颜勇退曹兵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古城以西7公里的牛头山，便是当年姜维被困的地方。东城门外的桔柏津渡，是白龙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曾为古蜀道上的重要渡口。

据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介绍，水道也是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沿途驿站、码头如今仍有一部分遗存。

“对于蜀汉来说，蜀道是相当重要的军事、政治要道，据我们考证，诸葛亮北伐时期，蜀道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建设整修。而唐代对蜀道也有成规模的整修。”王小红根据文献分析，在唐代，蜀道管理的制度初现雏形。比如多次诏令整修褒斜道，见于《旧唐书》记载的就有三次。又如今之所谓荔枝道，在唐天宝年间（742-756），因杨贵妃嗜鲜荔枝，为了保证荔枝顺利运到，沿途有不少驿站进行接力，因此这条道路在当时修整成了国家级道路。而唐代进出汉中和关中，主要走陈仓道，因其地势相对较缓，沿途配套较完善，路的修筑也更为便利。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入蜀避难时也走过陈仓道，其带首都的能人巧匠入蜀，也使蜀道得到再次整修。

“但更为成熟的制度形成离不开内部和外部的条件影响。道路的整修也不仅仅局限于道路本身，更多的配套管理也会纳入进来。”王小红向记者打了个比方，“就好比现在，高速路是重要的交通动脉，而高速路上每隔一段要有服务区、要有加油站。这在古代是一样的。但从文献来看，在唐宋之前，蜀道的管理制度还不太成熟。在唐代，交通管理具有明显的军事化特征。”

昭化古城古称“葭萌”，公元前285 年，秦国即在此建立葭萌县。如今，古城内留存着许多三国时期的遗迹，当地立足“高起点、高标准”对古城进行规划对与保护。图为昭化古城城门。

而据王小红介绍，到了宋代，蜀道沿线地区成为边防前线。北宋时蜀道的西北方有西夏，南宋则与金、蒙（元）相争于这一地区。因此，蜀道的一些重要路段长时期处于“破坏—修整”的循环中。一些道路受自然灾害影响本身就容易损坏，如剑州、利州段。因此，宋代蜀道的管理建设更加受到重视和制度化。那时朝廷不光对蜀道做了重大贡献的官员给予奖励，还规定，蜀道运粮官如有行腐败之事要连降两级。这些都是蜀道保护、修整传统形成的原因之一。

除了道路本身，蜀道行道树的的栽种、保护和利用在宋业已形成制度。王小红根据《宋会要辑稿·方域·道路》的记载，向记者还原了北宋天圣三年（1025年）兴元府（治所在今汉中市南郑区）褒城县知县窦充上表请求种行道树之事。

他鉴于凤州（今陕西凤县）至剑门关一线蜀道上有栈阁九万余间，每年培修所需大量木材要到古蜀道两旁二三十里外去采伐，所费人力财力巨大，于是上书宋仁宗，请求沿路兵士每年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栽种树木，以备其后培修栈阁之用。窦充的上书得到仁宗同意，仁宗诏令“陕西及益州路转运司相度施行”，并且纳入当地府州县官员的年终考核。

官民齐心守护蜀道生态

如今，保护较为完善的蜀道，古道與古柏相伴而成。据专家介绍，两宋期间，在蜀道管理制度逐渐形成之后，古道两旁的树木种植规模和中央的重视程度尤甚。

到了明代，唐宋以来“种松”“护道”制度继续推行，大种“陵道树”，并将很多驿道加宽为车道，植树护树达到高峰，今天的翠云廊主要形成于这一时期。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剑州知州李璧整修官道，率官民种植驿道柏树10万株。同时，李璧还规定了对驿道栽植柏树“官民相禁剪伐”命令。剑州官员在交接任时，相互要清点行道树，把植树护路的情况作为一项政绩来考核，作为升迁的重要标准之一，之后植树护树的严格惩罚机制在明代逐渐定型。

嘉靖年间，有工部官员虚报种树数量，骗取植树款项，嘉靖皇帝大怒，训斥该官员大胆妄为，之后革其官职，永不任用，并且还追加了罚金。崇祯五年（1632年），皇陵种植的千余株新苗在一个月后枯死了许多，崇祯命人彻查发现，是上林苑林衡署官员采购了劣质树苗，以次充好，随后责任官员被革职查办。

李璧沿途种下的10万株柏树，到清康熙初年已是荫翳蔽日，盛况空前，引得时任剑州知州乔钵见之，即命曰“翠云廊”。其实，唐代李德裕已有“翠岭中横，黯然黛色”、前蜀后主王衍则有“回看城阙路，云叠树层层”诗句，乔钵的命名，或许是从这类诗句中获得了灵感。

清代以来，植树护树制度得以延续。康熙时期，蜀道在养护管理方面曾规定，在园陵内栽种树木，需要派官员监督，并且栽种三年内出现干枯的情况，监种官还得自行补足。超过三年，朝廷则会再拨款补种。据《剑州志》记载，清代还对驿道古柏登记、编号、挂牌、示谕、禁伐，植树护树情况与官员政绩挂钩。

剑阁地方志中还保存着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川陕大道两旁、四方村落植树的记载。清代的林业法律也对护树做出了严格规定。对于特定区域盗取树木者“皆杖一百，徒三年”，对蜀道树木的保护渐渐深入人心。

除了由上至下的保护、惩戒制度，在民间，蜀道周边植树护树也蔚然成风。特别是剑阁一带，一代又一代的官员都加以提倡。上有宋代梓州路隆庆府普城县（今剑阁县）人黄裳，受到蜀中植树风气的感染，在任福州知州时，把蜀中植树的传统带到福州，在当地种了33万多株树木。王小红在对蜀道进行文献研究时，对清代梓潼县一个叫潘渤的贡生自发种树的举动印象深刻：“他看当地柏树时疏时密，发动了全家人植树24000棵，这一植树的举动由他们家三代人带领乡邻共同完成。这是完全自发的，从侧面说明，在当地，植树护树已经深入人心。”

但是保护与破坏总是相辅相成。清代后，蜀道的相关记载繁多，王小红研究发现，民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蜀道的树木保护理念有时也扛不住发展的滚滚车轮。不过，当地人和政府反对乱砍滥伐的记载以及人们保护蜀道树木的传统从未断绝。

“民国时期川陕公路开始修筑，蜀道周边不可避免要受到破坏，这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特别是反对声不绝于耳。”王小红告诉记者，1935年，行营参谋团主任就电令第十四区专员兼剑阁县长，要求把古柏予以保存，不得乱伐。到了第二年5月17日又发出训令，要是有擅自砍伐剥皮的，一是严查，二是要问责保甲长。而民国三十年，剑阁县还成立了古柏保护委员会，并在乡镇成立分会，将古柏列册备查，以供县长交接。“这一明确成文的交树交印的法规，也是这一时期形成的”。？？

研究保护，气象更新

保卫蜀道，是跨越千年的使命，这一使命犹如一场接力赛，被时代传承。今年11月，广元等地的蜀道又迎来了几拨专家学者。11月16日，蜀道文化与生态学术研讨会在广元举行。会后，一群学者又按捺不住对蜀道的热情，再次走上蜀道。这一次，王小红又有了新发现。

王小红说，从清代的神宣驿到广元县，史料多记载沿途驿、铺、岭、关等地名及里程，这些地名在今天的地名中留下了痕迹。虽然古蜀道的某些路段已经被破坏，但遗存还是不少。据她介绍，这次实地踏勘，还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之后可以进行古道的复原研究工作。

如今，像王小红这样的蜀道学者已经有不少在渐渐消失或模糊的古蜀道上留下足迹。

但是对于王小红这样的学者来说，重新踏勘、研究和复原线路就是在尽力对蜀道进行最大的保护，“只有在弄清楚蜀道到底是什么、历史上有什么、现在剩什么，才能在之后的工作中谈如何保护蜀道”。

而在朝天关附近，几名学者发现复制的清代道光《增修广邑道路碑记》错字很多，于是就到朝天区文管所对原碑进行重新释读。“碑文中间有几处剥落，我们一行人看到后很是兴奋，马上展开讨论，并查找相关资料，对碑文进行辨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发现1994年出版的《广元县志》记载此碑文有一些错误。该路碑记记载了道光二十八年当地官员讲述整修蜀道的情况。从碑文可以看到，官员讲述了清朝开国以来，此处蜀道路基损坏严重，使往来行人望而却步。于是官员号召乡绅、商人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而且不光是号召本地人，外地人也参与了此次蜀道的捐修。这也是一个动员上下的举动，对现在蜀道的联合保护也有借鉴作用。”王小红告诉记者。

2023年10月，蓝勇教授与学生在荔枝古道涪陵段进行田野考察。

与王小红有同感的还有蓝勇等一众学者。记者来到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见到了刚从蜀道进行田野考察回来的学术带头人蓝勇教授。办公室内，各类历史资料、研究成果分布其中，只留下极窄的通道，见到蓝勇时，他正埋头案间，几乎要被书籍淹没。而办公室一边的书柜前还放着一张可作简单休息的折叠床。

蓝勇从事蜀道研究40余年，被众多蜀道研究者称为“蜀道研究第一人”。谈及此，蓝勇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学者该做的事情，就像坐冷板凳一样，要耐得住寂寞。他对自己热爱的蜀道研究始终保有一份激情、细致。“今年以来蜀道的研究、讨论热度兴起，希望更多的人加入研究、保护蜀道的行列，但也希望这能够成为一个持之以恒的，可以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前进的工程。”这也是蓝勇对现在的蜀道保护最深的期望。

说到蜀道的保护者，蓝勇与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做了蜀道保护的前期基础工作。尽管这一项工作浩繁、艰辛，但这是为后人挖掘蜀道价值，保护蜀道遗存甚至发扬蜀道文化应尽的职责。

蓝勇带记者参观了研究所的历史图像与田野工作实验室。实验室里，蓝勇的研究生们正埋头学习，墙边放着地图测绘所需要的仪器。硕士聂伟鑫来自江苏无锡，受到蓝勇教授研究方法的鼓舞，跟随其学习。聂伟鑫说，自己读研两年多来，常常与导师蓝勇一起走蜀道做田野考察。“只有实地勘察，才能更好地考察、印证、比对我们所研究的交通地理资料。”

在实验室的一角，摆放着一个力量训练的器械装置。聂伟鑫说，野外考察非常艰苦，特别是走蜀道，许多路段荆棘密布，需要有足够的体力才能够支撑户外的运动强度。“我们出去都要带镰刀割草，有时候还要背仪器，为了我们的安全，蓝教授总在前面开路、探路，但对我们来说体力消耗也非常大。”聂伟鑫还记得有一次和导师、同学五六个人走过一段悬崖峭壁，脚底就是湍急的河水。

如今，4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即将在明年付梓出版。但蓝勇希望，未来，自己团队多年来的努力能够在蜀道保护中发挥更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