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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扬到重塑:色诺芬著作在西方的接受

2023-12-29贾瑞霞

长治学院学报 2023年4期
关键词:著作长征教育

贾瑞霞

(1.吕梁学院 历史文化系,山西 离石 033000;2.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你要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认真阅读希腊语和拉丁语,我建议你定期学习两种语言的历史和诗歌,首先阅读希腊文,先从《居鲁士的教育》开始,然后阅读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的《希腊史》和《长征记》,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以及普鲁塔克的《传记》”[1]1这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1820 年写给他孙子弗朗西斯·埃佩斯的推荐书目,其中提到色诺芬的三部著作,分别是《居鲁士的教育》《希腊史》和《长征记》,其中《居鲁士的教育》排在第一位。可见,色诺芬的著作在杰弗逊心目当中的地位。他的著作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著作一起构成了西方古典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某位西方精英人士认为他的后代要学习色诺芬的著作,是否所有的西方人都像杰弗逊一样,愿意大力推荐色诺芬的著作?本文拟从接受史的视角探讨色诺芬著作在西方社会的流变。

一、公元4 世纪之前:成为范例

自色诺芬的著作发布后,就受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赏识。马其顿时代的德米特里乌斯对色诺芬著作中的文辞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援引色诺芬《长征记》的段落作为例子,偶尔也以《居鲁士的教育》加以补充,以说明文章风格的重要性。[2]在波利比乌斯的笔下,色诺芬的著作是马其顿的腓力和亚历山大向波斯进军的精神动力。[3]罗马将领西皮奥·埃米利亚努斯则以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为学习的范本,时时刻刻带着此书的抄本以便阅读。此书也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历史学家撒路斯特参照的对象。他的《朱古达战争》引用了居鲁士对他儿子们所作的发言。[1]2这本书带来的影响如此之大,导致了西塞罗的抱怨。他认为,《居鲁士的教育》虽是一本优秀的书籍,但不适合自己所处的时代。[4]因为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不是根据历史事实描述出来的形象,而是按照自身理解塑造了一名公正统治者的榜样。[5]西塞罗的不悦间接承认了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具有可读性,只是对色诺芬叙述的居鲁士感到不满,认为这悖离历史事实。他更看重色诺芬的《经济论》,亲自翻译了该书的片段。[6]80

奥古斯都时期,哈利卡纳苏斯的批评家狄奥尼索斯在关注到《居鲁士的教育》的同时,意识到《希腊史》和《长征记》的价值。在阅读这三部著作后,他评价色诺芬是一位哲学家,却撰写出了历史主题的著作。他“选取的历史主题恰当、精致且令人印象深刻”。[7]罗马帝国时期,希腊演说家狄翁青睐于《长征记》的演讲片段,指出《长征记》的演讲内容满足了公共生活从业者、战时军队的指挥、人民大会和法庭发言等的一切需要,是最佳演讲的模板。[8]大约与狄翁处于罗马帝国同一时期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参阅了色诺芬所有的作品。他大量援引色诺芬著作的典故,“引用或提及色诺芬名字的场合有50 处,31 处出现在《道德论丛》,14 处出现在《传记》(包括《亚偈斯劳》的9 处以及之后的比较),5 处出现在‘阿塔薛西斯传’。”[9]44色诺芬的著作是普鲁塔克模仿的对象,是他“故事、道德楷模和清晰表达的来源。”[9]59

色诺芬的短篇著作《亚偈斯劳》获得了罗马帝国政治家塔西佗和小普林尼的垂青。他们分别在自己的著作中模仿《亚偈斯劳》的写作模式。[6]80罗马帝国时期,第二次智者运动的代表人物阿里斯提德视色诺芬撰写的著作为平实文风的代表。他研读了色诺芬的6 部作品,引用达130 次。[9]智者运动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萨摩斯塔的卢奇安在比较了克特西阿斯与色诺芬的著作后,评价后者是一名“公正的史家”。[10]罗马帝国时期,历史学家阿里安独爱色诺芬的《长征记》。他把色诺芬的《长征记》作为自己撰写史学著作的标杆,借亚历山大之口,说出《长征记》中“万人军”战胜波斯国王的事例,用来激励亚历山大将士的士气。[11]在他献给哈德良皇帝的游记中,引用色诺芬的著作至少有8 次,[12]被后人称为“新色诺芬”。[9]43公元3 世纪,色诺芬的著作由提奥奇尼斯·第欧根尼一一记录,“共有四十卷,分别是:《长征记》《居鲁士的教育》《希腊史》《回忆苏格拉底》《会饮篇》《经济论》《骑马战术》《狩猎术》《骑兵指挥官的职责》《苏格拉底的辩护》《雅典收入》《希耶罗》《亚偈斯劳传》《雅典和斯巴达政制》。”第欧根尼评价色诺芬为哲学家,宣称色诺芬是第一个撰写哲学家历史的人,记录了苏格拉底的谈话,甚至因色诺芬著作的文辞优美,称他是“阿提卡的缪斯”或“阿提卡的蜜蜂”。[13]

上述回顾表明,色诺芬的著作吸引了公元4世纪之前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目光。众人阅读、引用和评介他的著作,注意到他在历史、哲学和文学领域的成就,乃至给他冠以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名头,间接促进了其人著作的流传。《居鲁士的教育》《长征记》《希腊史》《回忆苏格拉底》《亚偈斯劳》等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阅读,尤其是《居鲁士的教育》和《长征记》,因为贴近知识精英和军事精英所处的境况,许多人从他的修辞风格、所记录的演讲、树立的道德榜样中产生共鸣。

二、公元4 世纪后到18 世纪末:再次发现

与古希腊和罗马人对他的欣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元4 世纪到14 世纪末,西方虽有阅读色诺芬著作的读者,但还不足以形成社会主流。这与欧洲大陆的局势有关,当时的西欧社会不稳定,古典作家的著作还未被大家所熟知,更不要提色诺芬的作品了。东西罗马分裂后,西方拉丁语世界熟知色诺芬著作的读者很少。东部希腊语世界,零星摘录了他的部分著作选段,语法书中包含了以色诺芬著作作为阿提卡风格用法的示例,苏达词典亦收录过色诺芬的《长征记》和《居鲁士的教育》。[6]801公元1 世纪之后,拜占庭史学家对待色诺芬著作的态度出现两级分化。尼西弗鲁斯·布瑞恩纽斯对色诺芬的著作顶礼膜拜。他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著作时以色诺芬的著作为榜样。[14]普塞洛斯对色诺芬的著作嗤之以鼻,认为他的著作风格缺乏美感。这个时期能直接阅读色诺芬著作的拜占庭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并不多见。12 世纪以后,拜占庭知识分子对色诺芬著作的态度发生转变。他们不仅摘引他的著作,还夸赞他本人及其著作。“编年史家佐拉那斯和语法家提兹茨斯引述《居鲁士的教育》,政治家梅特克利特摘引《回忆苏格拉底》和《希腊史》,特地夸赞了色诺芬的活泼风格和军人般的品德”。[6]80

色诺芬的所有著作得以再现仰赖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14 世纪末到15 世纪初,色诺芬著作的希腊语手稿首先出现在意大利政治家斯特罗齐和文艺复兴早期人物维罗纳斯的图书室中,[9]68不久之后成为古典希腊语教学的基本文本。意大利第一代学习希腊语的人文学者把色诺芬的著作翻译为拉丁文。[6]80接着人文学者纷纷翻译色诺芬的著作。他们目标各不相同,或囿于友情的考虑,或应赞助者的要求,或依照王室和教会的意指。1403 年,莱昂纳多·布鲁尼为朋友尼克利翻译《希耶罗》,1407 年翻译了《苏格拉底的申辩》。[9]68宫廷对狩猎和马术的兴趣促使莱奥尼肯努斯翻译了《狩猎术》,卡斯特利乌尼库鲁斯翻译了《骑马战术》。菲利佛翻译的《斯巴达的政制》和《亚偈斯劳》是“米兰比佛罗伦萨更优越”文化项目的一部分。他翻译这两部作品是为了献给博洛尼亚的主教阿尔伯格提。[6]80-81波基奥翻译《居鲁士的教育》缘于红衣主教托马索·帕伦图塞利的邀约。[15]到1534 年,色诺芬所有的著作都被翻译为拉丁文。1540 年,色诺芬完整的希腊文本编辑完成。[1]416法国的修道院长盖内尔可以说是色诺芬著作的忠实追随者。他投入了40 年的时间整理色诺芬所有希腊语的作品,把它们翻译成拉丁语,并做了批评性的注释。[6]85

西欧引入色诺芬的著作是在15 世纪,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是法国人。他们对《居鲁士的教育》和《希耶罗》充满了兴趣,[15]于是翻译了这两本书。后来,古典学者兼出版商埃斯蒂安涅再次翻译《居鲁士的教育》,并出版了色诺芬的全部作品。[1]429德国人与法国人略有不同,他们侧重于色诺芬的《希耶罗》和《经济论》。神学家厄内斯提又编辑、刊印了《回忆苏格拉底》。语言学家泽恩出版了色诺芬的全部作品。[6]85英国人偏爱《经济论》和《居鲁士的教育》,这两本书在英国得到大力推广,色诺芬所有的著作在英国的出版要归功于维尔。在色诺芬诸多著作中,西班牙知识精英选择出版了《经济论》。[6]83-85

色诺芬著作多语言版本的刊印扩大了他的读者群,为当时的人们阅读、引用和模仿提供了便利条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和《论李维》中引用色诺芬的次数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加起来还要多。色诺芬的著作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是因为他希望利用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文化的崇拜,宣传自己的观点。[16]伊拉斯谟在《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中常引用《居鲁士教育》,目的是为了说明理想君主的模板。《居鲁士的教育》启发了德国诗人威兰德,他创作了小说《阿伽同》。[17]法国启蒙时期作家伏尔泰即以《居鲁士的教育》为样例创作了《老实人》。[17]《居鲁士的教育》也是英国诗人西德尼和斯宾塞进行文学创作的灵感。

色诺芬的著作亦得到西欧政治、宗教和教育领域人士的重视。1559 年,德国教会制定了符腾堡公国教会和教育法规,规定学生在第5 年学习希腊语,可选择的文本包括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德国路德教的改革者梅兰西顿的密友——古典学者卡米拉留斯为《居鲁士的教育》翻译并作注。在他的影响下,梅兰西顿的部分观点和知识也与《居鲁士的教育》有关。英国外交家和学者艾奥利特在他的著作中曾介绍《居鲁士的教育》。英国政治家博林布鲁克肯定色诺芬作为道德家和政治哲学家的作用,把色诺芬和修昔底德放在一起讨论。[18]英国古典学者、政治家且是爱德华王子的老师切克积极传播《居鲁士的教育》。[1]427-428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老师罗杰·阿斯卡拉姆熟知色诺芬的著作。他醉心于《居鲁士的教育》蕴含的教育理念。[17]《居鲁士的教育》既是王室成员阅读的书目,也是英国学生进入大学前的推荐书单。[1]431该书塑造的君主形象成为君主或者未来君主学习的榜样。除此之外,16 世纪,欧洲大陆的读者喜欢阅读《经济论》,倾心于《回忆苏格拉底》中“赫拉克勒斯在十字路口的选择”的寓言展示的魅力。[6]欧洲第一个工人图书馆的书架上也摆放着色诺芬的著作。[1]453

在北美大陆,色诺芬的著作是学校希腊语的基础教材。他们印刷的第一本希腊语的书籍就是《居鲁士的教育》。[1]3《回忆苏格拉底》被视为道德教化的范本。亚当斯家族的成员被“赫拉克勒斯的选择”的寓言所吸引,亚当斯建议以此为国家印章的主题。其子昆图斯继承父亲对哲学道德和教育象征的激情。[6]85精英阶层以色诺芬的著作教育下一代人;儿童和普通民众透过色诺芬及其著作,习得词句、阅读故事。17 世纪,色诺芬的名字首次以书面形式出现在字母表中,18世纪逐渐成为儿童识字的普及方式。[1]440

公元4 世纪之后到18 世纪末,西方各界人士掀起了一场整理、翻译、出版、研究和学习色诺芬著作的浪潮。他们一方面重新发掘色诺芬著作的内容,以其为典范进行再创作;另一方面不断扩大色诺芬著作的影响力,其中尤以《居鲁士的教育》最为明显,这本著作成为教育领域的重要参读书目,围绕色诺芬传递的“理想君主”进行讨论,同时,《经济论》和《回忆苏格拉底》的经济管理和道德教化的作用被逐渐发现。

三、19 世纪到20 世纪:批评、辩护与折衷并存

19 世纪以后,对色诺芬的著作接受有批评也有辩护。首先发起攻击的是德国学者们。德国学界之所以非难色诺芬的著作,与德国国家的形成和学术的专业化紧密相关。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民族主义兴起阶段,追求国家统一的目标,加之德国学术专业化迅速发展,而色诺芬本人及其著作中表现出的不爱国以及非专业性成为重要的抨击点。他们主要在哲学和历史领域对色诺芬的著作进行了批评。

1818 年,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批驳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使其作为哲学家的声誉急剧下降。[1]31827 年,尼布尔撰写了一篇短文,第一次抨击了色诺芬的爱国主义。基于《希腊史》中色诺芬对雅典的矛盾态度,他试图分析色诺芬的写作意图,第一次提出《希腊史》是两部独立作品。他认为色诺芬最初是雅典人民真正的朋友,但后来成了“可恨的叛徒”。[19]站在民族主义立场,色诺芬是雅典城邦的公民,却服务于其他城邦,遭致雅典城邦的流放,尼布尔的观点站得住脚。但是,后来色诺芬派儿子为雅典城邦服役,雅典取消了流放他的决定,尼布尔的观点又未免有失偏颇。决定色诺芬是否叛国的是雅典人而非德国人。因此,只凭不爱国解释他的一生略显证据不足,且德国学者处在本国的环境中衡量古希腊人色诺芬的著作本身就值得商榷。然而,尼布尔的批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近代研究色诺芬著作的基调。

紧接着德国哲学家德尔布鲁克回应了尼布尔对色诺芬著作的质疑。他们的争论被英国历史学家瑟尔沃尔收录在《文献学博物馆》中。瑟尔沃尔同样不满色诺芬对待雅典的态度。他把色诺芬与苏格拉底进行比较,赞美苏格拉底接受国家的裁决,指责色诺芬逃避国家的审判是不虔诚的行为。[1]442

虽然尼布尔和瑟尔沃尔的批评动摇了色诺芬著作在18 世纪积累的历史名望,但色诺芬著作的复杂性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他的《长征记》成为欧洲各国、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学生学习的重要教材。[20]1820 年到1980 年,《长征记》大约有120 个不同的版本,包括古希腊语和现代各种语言的注释文本。[21]刚成立的美国急需学习各种著作以提高各阶层的素养。色诺芬活泼有趣的记叙风格令读者乐在其中,并能从中获得教谕,这与美国的需求不谋而合。1837 年,费城成立黑人青年男女同校的教育学院时,古典教育学习的两本希腊语书籍分别是《新约》和色诺芬的《长征记》。[1]1

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对色诺芬著作的评价,亦充分证明了其著作的复杂性。麦考莱认为,色诺芬的史学成就无法同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相提并论,《居鲁士的教育》既不算历史也非传奇,只是拙劣的表演。然而他又指出,《长征记》和《希腊史》阅读起来比较愉快。晚年,他更是三次阅读《长征记》,并认同《长征记》是古代同类中最完美的著作。[18]

20 世纪的学者延续了19 世纪的传统。历史学家们对色诺芬著作的撰史态度和批判方法颇有微辞。英国史家及古典学者伯里对色诺芬评价道,“他是留存大量著作的少数古典希腊历史学家之一,他的能力无法与他所取得的成就相匹配。他在历史和哲学上都是一个外行;他既不理解修昔底德的方法,也不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具备很好的文学天赋,有多种多样的作品,使得他成为希腊文学中有趣的人物。但是他的头脑本质上是平庸的,无法透过事物的表面看实质。如果他生活在现代,他会成为一名高级记者和时事评论者,他可以作为战地记者获得财富,写作普通英雄亚偈斯劳的生平传记。就历史而言,他真正的职业是书写回忆录。”[22]英国的另一位古典学者罗斯与伯里的观点不谋而合,认为色诺芬称不上伟大,不能同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同日而语,只把他定义为一个拥有二流头脑的人。[23]

加拿大裔美国史学家绍特维尔与伯里的观点部分一致,但他对色诺芬著作提出了新的解释:新闻报道式的风格恰恰是色诺芬的特点,他通过书写历史成为现实主义的历史学家之一。[24]美国史学家汤普森认为,色诺芬难以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相媲美,不是一流的历史家,但他的判断是精明、诚实而清醒的,《长征记》是叙事史中的杰作。[25]

哲学家们也卷入了对色诺芬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色诺芬对苏格拉底思想的理解能力。英国哲学家罗素在比较色诺芬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后得出结论:他的思想普通且平庸,为苏格拉底所作的申辩含糊不清。[26]与罗素相反,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为色诺芬辩护。他剖析色诺芬著作的隐微之处,得出其著作复杂多面的结论。[27]施特劳斯观点的不足之处是,他“在阐述这一哲学生命的概念时,拒绝将像色诺芬这样的作家的思想,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1]436-437

争论让色诺芬著作的研究和接受充满了活力,学者们开始以理解的态度看待色诺芬及其著作。较高评价者认为,“色诺芬是一个普通的绅士,代表了他那个时代。”[28]他可与塔西佗相媲美,他“尝试了传记、历史小说、带有自传体元素的军事史、单纯的历史叙事,最后收集了一些哲学名言”。[29]他让我们看到历史学家解释和论证的方法、评价和判断的过程,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的史学家。[30]“跨越了希腊人和蛮族人、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的交往边界,阐述了对民主的异议和反对,创新了形式和体裁,著作囊括多个方面。”[1]438那些力图用批判的方法讨论色诺芬生平的学者发现,色诺芬的优点被学者们低估,他是优秀的讲故事的人,可是判断力差、没有深刻的道德或政治见解也是他明显的缺点。[18]

20 世纪的学者在围绕色诺芬著作的哲学、历史思想进行争论时,还关注色诺芬著作中体现的波斯、斯巴达和雅典的政治制度;[31]撰写色诺芬著作在古代文学的接受历史;[32]讨论色诺芬著作中的文学、政治和哲学问题;[33]论述色诺芬著作在教育领域的作用;[34]梳理中世纪到近代色诺芬著作的版本和评注;[6]考证色诺芬著作的写作意图;[35]对地理学和人类学有兴致的学者仔细研究了色诺芬的近东地理学证据和他对蛮族的人种志描述,[36]等等,从而掀起了研究色诺芬著作的高潮。1999 年7 月,利物浦召开关于色诺芬的国际学术会议,第一次专门讨论色诺芬的问题。各国学者以色诺芬著作为起点,讨论斯巴达的特点、观察社会经济结构、阐述性别问题、剖释军事组织等,[37]提出了富有创建性的看法。

另外,学者们借助色诺芬的著作,衍生出多个方向。奥地利裔美国管理者德鲁克强调,《居鲁士的教育》在传授领导技能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433美国管理学教师奥珀尔意图从《长征记》的案例中获取启示,以供美国工业界吸取经验;[38]色诺芬的《长征记》核心内容被美国作家尤里克吸纳,改编为以美国大城市为背景的“朋克”帮派故事,希尔据此拍摄电影《勇士》;[12]色诺芬的《长征记》还成为意大利后现代主义寓言作家卡尔维诺的推荐著作,他称阅读《长征记》犹如观看电视或录像中反复播放的旧战争纪录片。[39]

总之,19 ~20 世纪,对色诺芬著作的研究和接受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通过对《回忆苏格拉底》和《希腊史》记载的批驳,质疑他的人生经历。其次,学校教育中《长征记》取代《居鲁士的教育》,成为希腊语的重要教材之一。再次,学界意识到他的著作的多样性,有些学者争论他的史学和哲学思想的深度,有些学者试图理解他的所有著作。学者对色诺芬著作的认识在不断研究中深化,直至从色诺芬著作中发掘出更多领域。

四、21 世纪:重新审视

21 世纪,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色诺芬著作的价值。有学者认为,在色诺芬的政治思想中,如何塑造成功的领导人占有重要地位。[19]他对读者进行道德教育并提供令人钦佩的行为范例,这也展示了色诺芬政治哲学的另一重要面相。也有学者指出了他的局限:他崇拜阿格西劳斯,仇恨底比斯,拥护泛希腊主义。[1]306-307

事实上,色诺芬的著作是专业研究者的必备材料,但不再像近现代一样,是很多人的阅读文本之一。他的著作的影响力开始减弱,甚至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也在下降。“最近色诺芬从大学课程中消失”。[21]学习色诺芬著作的机会逐渐减少,这是同众多著作竞争的结果,也与他著作中的风格简单有关。不过,他的另一本著作《希腊史》开始为学界留意,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

2004 到2009 年,有350 项涉及色诺芬著作的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表明学界重视色诺芬的著作。研究色诺芬著作的学者遍及全球,他们召开以色诺芬为主题的研讨会,互相交流,把他作为“古典后期的历史、社会和思想世界的独特声音”加以审视,理解本人及其著作、他的思想和观点、写作时所处世界以及其他的研究;[9]为编著最新色诺芬文学、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著作,促进大众了解色诺芬的叙事策略和词汇创新,研究者举办了研究论坛和工作坊;[40]最有影响力的两部著作《长征记》和《希腊史》评注本陆续面世;[41,42]出版了涵盖色诺芬著作的主题论文集。[19]

色诺芬著作的多样化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切入点。他们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既对传统观点再论证,也尝试新方法,还拓宽了研究范围,诸多专题研究出现井喷式的增长:结合军事社会学和现代战争研究的视角,通过普通士兵的角度探究部队成员间的关系;[43]厘清不同时期作者借鉴色诺芬著作的动机与手法,揭示美国军事文化中挪用长征记的现象;[44]色诺芬是科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记载的书籍史就是明证;[45]分析皮克罗米尼翻译的《经济论》,调查他对女性主义的观点;[46]观察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看色诺芬的著作如何用政治批判的形式介绍哲学;[47]把色诺芬作为个案研究,以讨论教育宣传下的希腊政治化现象;[48]阐析色诺芬和伊索克拉底的政治思想,阐明两者间的异同点;[49]把色诺芬的经济思想放在整个雅典经济中讨论,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解释色诺芬的著作;[50]讨论施特劳斯和色诺芬的共通之处。[51]总之,专业性研究覆盖了色诺芬所有著作的方方面面。[9]2

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有关色诺芬的综合性指南在新世纪问世。弗劳的《剑桥色诺芬指南》不仅直接承认了色诺芬作为哲学家和史学家的地位,而且试图打破过去学者们分散研究造成的片面性,尝试对色诺芬做全面的解读,因而该书既有对色诺芬作为史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概论,也有从单篇著作入手,还有从主要问题切入,详尽地讨论了色诺芬在哲学、史学和政治思想等领域的贡献,以对色诺芬的接受终篇。无论是作者的阵容,还是讨论的问题,该书都足以代表色诺芬研究最近的趋势。这些论述表明,色诺芬的著作是了解希腊文化一扇重要的窗户。[1]

五、结语

色诺芬的著作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发现,时至今日依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全世界形成一门显学。色诺芬的《希腊史》《长征记》形成了历史写作的传统,《回忆苏格拉底》《经济论》《会饮篇》《希耶罗》发展了文学对话的形式,《居鲁士的教育》是第一个“王子文学之镜”的例子,《亚偈斯劳》使用了传记歌颂体的模式,《斯巴达政制》描述了使斯巴达获得成功的法律和习俗,留下了城邦(politeia)文献的第一个实例,《经济的收入》《经济论》是关于经济改革的最早作品,《骑马战术》《狩猎术》《骑兵指挥官的责任》是专业的技术手册。[19]色诺芬用他特有的语言勾勒出政治冲突、军队事业、教育过程、文学对话、制度发展、经济管理和性别文化的故事。透过他的著作,提供了色诺芬式的观察角度,让我们对当时的人和事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9]

色诺芬的著作是西方古典文化的一部分,在西方历史上占据了一定地位。初看他的著作语言朴实、叙事简单、故事通俗,但深入研读就会发现,他的著作具有不同面向,入门容易,老少皆宜。不同时期的西方各界人士接受色诺芬各种著作的倾向表明,由于其著作具有开阔性、多样性、复杂性和现时性的特征,读者会根据自身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对色诺芬的著作进行取舍,选取适合当时社会的文本进行阅读、评估和诠释。这是西方社会思潮变化和思想观念变革的一种具体反映,是西方人接受西方古典学的缩影。总之,色诺芬的著作值得后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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