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格 张 丽

（宝鸡文理学院 陕西 宝鸡 721013）

话语体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深入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研究的重大课题。陈独秀能够依托近代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进行主动选择、加工、创造，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中国的创立做出突出贡献，得益于他对话语建设规律的把握和遵从。系统梳理探究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动因、主要内容、主要途径、历史价值，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方面的启示意义。

一、陈独秀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动因

首先，中国传统封建话语解释力、凝聚力匮乏。民国初年出现了尊孔复辟的逆流，这个时期陈独秀意识到传统封建思想对人们的束缚，他奔波于日本和国内，吸取外来先进经验，思考着中国该如何进行革命、该如何挽救国家。1915年6月15日，陈独秀从日本返回到上海，开始筹办杂志，“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1]。他认为封建思想束缚着国民，封建话语解释起来相对困难，因而主张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同年9月15日，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杂志公开问世，这一刊物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这场运动于国民而言是轰轰烈烈的解放思想运动。陈独秀认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2]89。陈独秀呼吁青年诸君对传统封建话语做出革新，对青年寄予厚望。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挽救国家危亡以及对制度推新除旧，运用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唤醒沉睡的国民。

其次，西方资产阶级话语影响力、引导力不足。辛亥革命的失败给国人以惨痛的教训。这场革命失败根源于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软弱性、局限性，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话语影响力、引导力的不足。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使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却没有撼动封建军阀的根基。西方资产阶级话语引导力较弱，中国深层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没有彻底改变，民主制度逐渐被封建军阀割据统治取代。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深入地运用话语发动人民群众。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剖析辛亥革命所带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照西方国家的历史，认真研究中国历史与西方文明的不同之处，总结出中国革命多次失败的原因是封建思想束缚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没有话语力量支撑。辛亥革命失败后，各种社会思潮涌入中国，因此找到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和引导力的思想文化并建立其话语体系成为迫切的需要。

最后，陈独秀满怀对马克思主义话语建设的热忱。陈独秀始终是一个爱国者和革命者，他一生孜孜不倦地探寻救国救民的中国革命道路。经过理论探索、实践验证他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自己一生追随的真理，也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出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话语建设的选择绝对不是冲动和盲从，而是建立在多次的仔细比较和慎重的理性思考与热爱的基础上。他认为，相信一种学说，不应该盲目地遵循，而一定要知道其本质精髓所在。如果做不到知其精髓，那就无法说自己信仰此主义，也就无法批评其他主义。因此，在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后，陈独秀积极投身于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做出了有效贡献。

二、陈独秀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首先，陈独秀系统介绍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陈独秀在1922年7月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一文中着力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具体内涵，并试图将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分析中国革命所呈现出的一系列问题之中。在《马克思学说》中，他明确阐述道：“唯物史观之要旨有二：其一，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其二，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动。”[3]238-239他认为，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经济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等方面，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所有制度和时代精神都会发生变化，而经济基础也会随着生活资料与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3]239关于生产力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社会制度，当生产力发生变化时，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可见，陈独秀对唯物史观的把握十分精准，他详细地阐述了经济基础（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者的联系，并将其灵活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

其次，陈独秀清晰论述了阶级争斗的基本含义。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陈独秀运用唯物史观思想来说明阶级斗争思想。他指出，阶级争斗的基本含义有二点，一是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争斗的历史，二是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3]240并列举出压制阶级与被压制阶级不断明争暗斗、反抗对方，不断产生新的争斗。随着市场的扩大，需求不断扩大，新的阶级就此产生，制度的不合理性由此暴露出来，便必然会崩坏。陈独秀还提出，有产阶级带动无产阶级一起发达起来，并且“有产阶级之倾覆及无产阶级之胜利，都是不能免的事”[3]242。他还在《劳动者的觉悟》演讲中抛出一个问题：在世界上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3]10陈独秀认为这是错误的思想，纠正道：“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3]10。他试图通过演讲来鼓舞工会成员，并站在劳动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发言。还提出劳动者的觉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求改良不平等待遇，第二个阶段是要求获得管理权。他呼吁劳动者组织自发的抗议、罢工等行动，以表达对不公平待遇的不满，要求权益保障的诉求，帮助劳工者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并开始形成对管理者的斗争意识，使劳动者进一步认识到他们需要争取更大的权利和话语权，遂要求参与决策过程、共同管理工作场所，并争取对自己劳动的控制权。陈独秀呼吁劳动者们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积极争取管理权，这是劳动者迈向全面解放的关键一步。陈独秀的理论观点强调劳动者从现实的人的劳动出发，积极参与斗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争取管理权，形成初步的阶级斗争意识。

再次，陈独秀通过文章传播了武装斗争的革命思想。1926年11月25日，陈独秀发表了《革命与武力》一文，文中充分揭示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主张依靠暴力推翻各种受压迫的不平等的制度。他指出，“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4]。这表明，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建立在武装统治的基础上的。他认为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拥有强大的武力，如果没有武力压迫，革命肯定不会成功。他主张武力革命，用暴力革命推翻封建军阀及资本主义的压迫。同时他还意识到，这种革命武装必定要与人民群众相联系，脱离人民群众必然会走到民众的对立面，必定会与民众渐行渐远，必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陈独秀发表的关于武装斗争以及革命军队建设的思想政治理论在当今依然适用。

最后，陈独秀致力于妇女解放话语的阐释。他特别关注妇女思想的解放，于1921年1月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他提出，“正当的人，就是不施压于人，亦不受人所压”[3]143，而“女子所受的压迫有政府，有资本家，有男子，还有他同类的妇女”[3]143，在家庭中被丈夫、家婆欺压，在社会上被雇主欺压，生活完全服从于别人，毫无自由可言。陈独秀对广东被压迫的工人群众和妇女开展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有效促进了广东省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同年1月29日，陈独秀在广东女界联合会上发表演说《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总结出妇女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就是她们经济不独立。他把妇女目前存在的问题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还号召无论男女都能够致力干社会主义。同年的“三八”妇女节，陈独秀又发表了《我的妇女解放观》，目的是呼吁妇女要积极投身参与革命事业，并在顽强的革命斗争中发挥自身作用，“极力要求在身体上、在精神上解放你们自己，解放你们数千年来被人轻视、被人侮辱、被人束缚的一切锁链”[3]157。其实这就是要呼吁妇女群体为自身遭遇到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发起革命抗争，至于“在决定‘男女平等’这个问题之前，更要紧的问题，是决定女子也是个‘人’”[3]156。陈独秀着力探讨阐发女子人权问题，以实现女性自身的真正解放。在陈独秀等人的积极努力下，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及妇女解放的思想被广泛传播，对广州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陈独秀还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概念，并将其理念付诸实践，以实现女性自身的真正解放。为女子争取和男子享有同等的教育权利，他还提出了“男女同校”的办学方案。

三、陈独秀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途径

首先，陈独秀深入工人群体中演讲，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工人中的广泛传播。他通过发表大量文章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还积极组织大量的演讲活动，调动群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和积极性。1920年5月1日，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时讲道，世界劳动工人的觉悟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的觉悟是要求提高工资待遇，第二步的觉悟是要求管理，要求做工的劳动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该演说为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做出了贡献，并提出工人阶级争取领导权等一系列问题。此时，马克思主义正在指导工人运动，正在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他还提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3]10，这对劳动者而言不单单是鼓励的一句话，而是对劳动者个人价值的肯定和人身的尊重。陈独秀强调了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增强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与历史使命感，引导工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各种剥削阶级，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陈独秀于1921年1月15日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发表名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发。他从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以及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三个角度出发进行演讲，肯定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陈独秀还特别关注妇女的教育与解放问题，在广东、上海两地发表演说鼓舞妇女，1921年1月29日，在广东女界联合会发表名为《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的演说，提出女子解放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必要性。他批判封建礼教对妇女思想上的禁锢，明确只有社会主义的实现，才能使妇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才能使其获得精神自由、人格独立与社会地位。

其次，陈独秀创办报刊扩大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受众群体。为更好地团结工农群众，陈独秀亲自深入工厂，了解工人工作及生活现状，倾听工友们的普遍诉求，在工人群体中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创办工人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各种刊物。他于《劳动节纪念号》专栏上发表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谈道，女工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工资约8元，在上海生活，不至冻饿而死罢了。工人的劳动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和股东以红利的名义夺走了，工人们像往常一样得不到报酬。通过深入分析造成工人处于困境的现实原因，陈独秀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剥削本质，希冀唤醒工人们的斗争志气，为争取自由平等的生活而奋起抗争。该文章对提高工人阶级的影响力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并宣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1920年10月，陈独秀等人创办了刊物《伙友》，专门刊登劳动者身边发生的事情，大多是关于劳动者的新旧境遇转变的介绍和启事。其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二是研究伙友们将来的发展。陈独秀认为劳动者们有必要改革自己的境遇，现在要联合起来，每个人都说说自己的苦恼状况及原因，共同商量一个改良的方法，并呼吁劳动者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奋起反抗与斗争。陈独秀在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上发表的《短信》中谈道，如果我们要解放拯救同胞，所有生产工人必须团结到一起，用阶级斗争的革命手段推翻国内外的一切资本主义阶级，并建立劳动专政的制度，这才是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陈独秀在工人中的一系列行动，有效地促进了工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极大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有力地加强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斗争信念。

最后，陈独秀组织翻译出版相关著作丰富马克思主义话语内容。由于国际国内局势的复杂多变，直到五四运动前夕，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才在我国流传开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有力平台。它刊登了《共产党宣言》以及《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的部分内容，随后还刊登了各种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及社会主义的外国著作，如《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等，为国内知识分子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资源。为适应当时革命的需要，陈独秀还委托具有留学经历并且热衷于革命事业的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这部早期著作。陈望道又受其委托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文，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文全译本和中文单行本文献。《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共同撰写的纲领性文件，整体文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视野，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资本主义注定灭亡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定理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较完整的阐释。第一，《共产党宣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发展演变为理论基础，科学地总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诞生、发展和斗争的历史过程。第二，《共产党宣言》 揭示了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是阶级斗争，全篇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共产党宣言》文本明确强调，从原始社会解体到现在，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第三，《共产党宣言》阐明了无产阶级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第四，《共产党宣言》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这是无产阶级斗争成功的根本性保证。这些相关著作的出版，极大推动了对我党吸纳人才和指导革命的工作，同时也使党内同志树立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认清了无产阶级的前进方向，成为更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四、陈独秀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

首先，陈独秀揭示了劳动阶级的地位和使命，指明了中国革命力量所在。陈独秀深刻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本质属性。在推进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为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传播，他通过演讲、办刊等渠道多次提及劳动阶级的问题及力量。在《答柯庆施》一文中，陈独秀针对许多人支持的“德谟克拉西”和“自由”指出，如果社会上全是无产的劳动阶级，社会上就不存在剥削的专政现象，呼吁广大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形成无产阶级民主政府，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工人阶级的力量虽不成熟，但无疑是最具革命的阶级，他们一无所有，只能靠反抗剥削的资本家来获取本应得到的权益。在《劳动者的觉悟》中，陈独秀说“我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3]10，初步意识到了劳动工人也就是工人阶级的作用。“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3]11他呼吁劳动者提高阶级觉悟，要求管理权和统治权，为后来无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做了话语和行动上的铺垫。人民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在革命的过程中，陈独秀逐渐认识到伟大无产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担负着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使命。陈独秀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潮流，在团结广大无产阶级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启发了无数革命者和群众的觉醒和行动。这一过程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国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有力指导，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时代化、大众化。

其次，陈独秀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汇聚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力军。他在演讲与著作中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理论。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致力于社会改造与文化创新，逐渐形成了一些思想上的转变，其思想上的变化引导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阵营转变，也迅速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阵营，使科学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当时各种意识形态流派中的主流思想。他在《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中提出“社会主义不止解决妇女的问题，且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3]147，又说“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好”[3]147，表明了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以及传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鼓舞人民大众。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他把无产阶级定为共产党的先锋队，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提及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活动，需要一个团体进行组织力的把握，创造新的政治理想，这就迫切需要一个新兴组织——中国共产党，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党。《新青年》的创办为后来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包括集结多方组建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来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活动。1920年，陈独秀与俄共代表会面，分析中国革命运动发展情况，探讨在中国组织构建共产党的可能性。事实证明，当时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时机与条件已基本成熟。经过各种实践验证和思想上的准备，上海地区的早期共产党组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正式成立，在当时被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组织，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效团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无产阶级为夺取国家政权进行浴血奋战的新阶段。

最后，陈独秀阐释了国家、科学、文化创新等概念范畴，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第一，提出国家概念范畴。1919年，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专栏上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指出：“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2]491他提出了国家的概念，并指出国家也需要一个真正为人民着想的强有力的领导，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抵抗外来侵略，逐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最终建设一个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实现人民的自由解放。第二，陈独秀提出科学概念范畴。陈独秀在提倡德先生——民主的同时，提出的另一个口号就是赛先生，即科学。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他指出科学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3]1。同时，他指出，“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3]2，也要“严守科学方法”[3]2。他又在《新青年》中明确提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旧中国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的不成熟。陈独秀强调科学破除迷信、造福人类的实用性，始终坚持唯物论的科学观，主张运用科学改造旧文化。党的革命事业以及中国社会走向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进程中，正因为坚持了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才避免许多错误的发生。陈独秀的科学观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的一份历史文化遗产，他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后续发展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第三，陈独秀深入阐发文化创新的概念，力求从社会变革中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他的文化创新观是在中西方文化辩论中逐渐形成的，他也参与了辩论的整个过程。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寻找中国道路，他的文化创新观念首先表现为主张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对民主和科学也就是“德先生”“赛先生”进行广泛宣传。当时西方已经步入近代化，已经成为近代化的代名词，然而近现代中国的现实明显滞后于西方各国，东方文化与封建文化紧密联系，西方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紧密联系。陈独秀极力支持从东方文化向西方文化转变，这实际上也是支持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转变。从陈独秀所表现出来的彻底的反封建精神来看，他的文化观主要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3]1，要树立新的时代精神，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五四运动期间的新文化运动主要表现在对中西文化冲突的激烈争论。在此期间的论战中，陈独秀勇于站出来进行讨论，其观点鲜明、思路清晰、思考全面深刻，并引起了广泛的传播，为后来民众接受马克思主义流派做了铺垫。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建构是基于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阐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受众群体，促进了人民群众对话语的理解，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基础，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话语体系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只有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与话语本土化，不断赋予其时代内涵与时代需求，使其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应用，才能持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