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京奕 刘 灵

（1.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吉首大学基地 湖南 湘西 416000；2.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4）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劳动是人本质力量的展现，劳动解放也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其实现包含两个向度，即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以及自由时间和全面发展条件的获得与扩大。21世纪以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强势崛起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全面嵌入，智能化生产方式引发了社会生产和劳动形式的重大变革。从“深蓝”到“AlphaGo”，再到“ChatGPT”的风靡火爆，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逐渐取代了人的部分体力和脑力劳动，一定程度上为劳动解放的两个向度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让劳动者获得“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1]不可忽视的是，人工智能为劳动解放创造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引发新的忧虑，如“失业”恐慌以及人工智能的“自主性”特征对人类的主体地位的冲击等。这一系列“症候”的解决亟须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入审视人工智能对劳动解放不同维度的影响，探讨当前时代背景下促进劳动解放的应有路径。

一、人工智能对劳动解放的积极意义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2]。作为新兴的科技力量，人工智能与生产过程各要素的融合，深刻变革了社会生产方式，并极大提升了社会生产力。随着人工智能逐渐代替危险繁重的工作，人类劳动更为便捷且趋于人性化，劳动效率得到提升，劳动时间得以节省，劳动条件获得改善。种种迹象表明，人类逐渐从异化劳动中解脱出来，并获得解放的条件。但马克思主张的劳动解放并非“免除”劳动本身，而是使劳动获得无束缚的存在。[3]因此，人工智能并不能直接实现劳动解放，而是为劳动解放提供技术准备，对其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1.人工智能为劳动解放创造生产力条件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力量，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了人类劳动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可能程度。当生产力低下、物质水平受限时，人类依靠劳动获取物质资料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因此最初形式的劳动仅仅成为人们“谋生”的手段，并具有高强度、繁重、机械的原始性质，人们无法在劳动中获得尊严感和幸福感，劳动解放也无从谈起。随着劳动工具的发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得以强化和延展，人的本质力量在劳动中愈发显现。因此，劳动工具是劳动资料中的重要组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经济时代的革新。正如马克思所言：“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4]人工智能的兴起及其在人类生活、生产领域中的嵌入，标志着智能时代已然到来。人工智能赋予生产要素“智能化”的特点，并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劲动力。

一方面，人工智能提升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效率。相较于传统、自动化程度较低的劳动工具而言，人工智能不仅是对人类肢体的模拟和延展，其智能化更体现于对人类大脑的模拟，并具有一定的学习、判断、分析能力，是人类智力和思维的工具展现。因此，人工智能具备一定的智能性和主导性，能帮助人们节省大量劳动时间，提升劳动效率，并能在恶劣环境中体现出超越人力极限的劳动能力。正如智能生产工具在工厂流水线中的应用一般，相较于人工而言，人工智能具有速度快、成本低、工作时间长的特点，愈发成为制造业的首选。“无人化”“智能化”的生产场景为制造业的发展带来新动能。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拓展人的劳动对象。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人类逐渐突破原有物理时空的限制，探索到之前难以接触的领域，拓宽了劳动对象的深度和广度，如人工智能对宇宙空间、海洋空间的探索，或是对高空作业、地底挖掘等高危职业的替代；同时，虚拟空间和数字信息也成为智能时代新的劳动对象。总之，人工智能与生产力要素的有机融合促进了生产力的跃升，为人的劳动解放和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2.人工智能为劳动解放奠定时空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时空维度是人类开展实践活动的基础。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5]，而空间则决定人的客观存在形式。拥有充足的自由时间和发展空间是劳动解放实现的重要前提和鲜活表现。正如前文所言，人工智能提升人的劳动效率，扩宽人的劳动对象范围，进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开拓劳动空间，为实现劳动解放奠定了良好的时空基础。只有在充裕、广阔的时空基础之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成为可能。

一方面，人工智能释放了充足的自由时间。马克思将时间划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分别与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和自身发展需要密切联系。也就是说，要超越自然需要和基本生存需要，进而充分满足发展需要时，人们对自由时间的需求便会扩大。“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6]，即意味着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而工作效率的提升是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必然前提。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剥削和低自动化的劳动形态往往使工人（无产阶级）难以拥有自由时间。伴随人工智能的应用，社会生产领域降低了对人力的依赖，并具有高效率、高质量、自动化、智能化的特点，人们的劳动形式更为灵活，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为拥有自由时间创造了更多可能性。虽然人工智能并不能使人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直接实现劳动解放，但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人们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逐渐“脱繁就简”、省时省力，对自由时间的获取、利用也显得更为便捷高效，进一步促进了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虽然资本主义的扩张“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将世界连接为一体，但资本统摄下的空间无一不带有生产性质和价值增殖逻辑，进而成为无产阶级新的囚笼。因此，马克思认为，实现劳动解放必然要摆脱资本的剥削及其对人们时空条件的钳制，由无产阶级占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资料，建立起“真正的共同体”。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劳动、生存空间，扩宽了实践范围。无论是高空或地底等人类难以涉足的领域，还是带有虚拟性质的数字空间，都意味着人工智能进一步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为人们的交往、联系提供便捷，为劳动解放创造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3.人工智能为实现劳动到“自由的生命表现”的复归提供技术准备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劳动具有本体论意义，与人的类本质相一致，并被定义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就是说，劳动是人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本源动力，也是考察历史发展的尺度。马克思指出：“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7]人们在劳动的过程中展现、外化自身的本质力量，以此实现自身的价值并享受生命乐趣，劳动也因此是人的本质需要。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无时无刻不受到资本家的监管，劳动对象与劳动成果归资本所有，劳动工具进一步强化劳动分工，使劳动者成为“机器零件”，从属于生产环节和生产机器。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是被迫的、强制的，被“贬”为维持生存的手段，与“自由的生命表现”相去甚远，即异化劳动。马克思强调，实现劳动解放必然要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劳动，使劳动回归为具有自主性、创造性的“自由自觉”本性。唯有如此，“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8]。

伴随人工智能而来的科技革命，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迎来了智能化变革。人工智能系统将依据人们所设置的“问题类型”或“求解目标”提供所需“知识”与求解路径。[9]人们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赋能实现不同领域的智能化转变，不仅引起劳动形态和生产方式的革新，也带来生活方式的进化。人们逐渐脱离原本危险繁重、重复机械的劳动状态，并依靠智能技术实现跨分工、跨领域的交流互动。人工智能实现了人类多维度的实践活动，不仅延展了原有的物理时空，而且打破了行业间的知识壁垒。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人类“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上批判”，不仅有了更充分的时空条件，更被赋予更完备的技术条件。因此，人工智能为人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自由劳动、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提供了技术准备。

二、人工智能促进劳动解放的现实问题

人工智能作为生产工具，为劳动解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准备。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不仅在于生产力的解放，而且在于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消除。虽然随着智能化、自动化程度的发展，早期的部分异化劳动形式被机器所取代，但在私有制条件下，人工智能仍未改变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以来人类劳动所面临的普遍问题，甚至催生出新的“异化力量”。因此，准确把握人工智能与劳动解放的关系，必然要在其理论框架中引入私有制概念，并进一步揭示智能化时代下劳动解放所遭遇的现实困境。

1.人工智能催生的劳动“新异化”

马克思曾指出：“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10]这正是对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雇佣劳动的批判，人们与机器一般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工具，在劳动中丧失了主体能动性与创造性。然而，这一现象在人工智能时代并未得到解决，而以更严峻、隐蔽的形式存在，即“新异化”[11]。其一，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被人工智能逐渐弱化，大量人力劳动被机器、软件、算法等人工智能客体所替代，劳动主体与工具客体的关系发生颠倒。当下，众多重复性、低层次的劳动形式被人工智能替代，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逐渐被弱化，甚至取代。而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优化升级，越来越多的高层次、复杂性的工作也将被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操控。如此一来，人对人工智能的依赖也使自身主体地位受到巨大冲击，劳动者不仅无法获得劳动的满足感，甚至无法获得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同时，人工智能导致职位的流动性降低，于是引发人们的“失业”恐慌。“机器排挤人”的现象对人类劳动权构成威胁。其二，人们对人工智能过度依赖，进而引发“技术拜物教”现象，逐渐消解人类的实践性、创造性和社会性，人们的精神愈发被智能产品所奴役。在人工智能的渗透下，人们将智能产品奉为圭臬，将其凝聚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信仰。在离开智能手机、互联网的情况下，人们显得十分焦虑，甚至不知该如何生存。而这种失落和恐惧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使自身被“数据化”“符号化”，甚至劳动能力弱化而显得愈发脆弱，进而沦为人工智能的附庸。总的来说，“新异化”现象的衍生正是以人工智能的价值增殖功能为前提的，因此人工智能的应用便异化为资本增殖的目的，资本增殖空间也由生产领域渗透到生活领域，由此催生新的异化形式并加剧异化程度。

2.私有制下的自由时间获得性悖论

人工智能的应用革新了劳动生产方式，但在私有制的制约下，劳动者仍然难以将劳动效率提升所节省的剩余劳动时间转换为自由时间。资本逻辑下的人工智能应用并非以人们自由时间的获取为目的，反而进一步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剰余劳动”[12]，即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时间也要进行劳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增殖空间。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资本主义进一步增长侵占时间的贪欲，人们的劳动时间、工作日“在尚未受到法律的强制干预之前——不是缩短了，相反地却延长到了超过它的自然界限”[13]。而在人工智能所表现出的自动化、智能化、组织化等强大功能特性下，被迫排挤出来的劳动者不得已参与到过剩劳动力的内部竞争中，“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14]，接受自由时间的剥夺。如此一来，本应由劳动者获得的人工智能所释放的自由时间被资本家窃取，只有资本家才拥有自由时间，与人工智能的劳动解放初衷相悖。因此，马克思曾指出，工人阶级必须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以阶级意识统领阶级力量，争夺本属于自身的自由时间。正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机器化大生产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机器统治人的现象进一步加深了劳动的异化程度，工人们试图以摧毁机器的方式实现自身解放。但在私有制的前提下，试图以批判机器扬弃异化劳动，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在智能化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仍依靠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生产力不断地扩大化生产，将剩余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以实现剩余价值的积累。由此，人工智能语境下的自由时间往往蕴含着两方面趋势：一方面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自由时间增加；另一方面则隐藏着将这些自由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的趋势。如果仅仅基于技术层面讨论人工智能对自由时间获取的作用，而忽略私有制、阶级因素，仅将劳动解放寄望于科技的发展，那么劳动解放的愿景就会在这种时代悖论下实然落空。

3.人工智能引发的主体性现代性危机

随着现代先进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逐渐被赋予类人的特征，在外观、行动和交流能力等方面更趋近于自然人，表现出强大的“类人性”和“自主性”特征。人工智能通过对人脑机制及思维方式的模仿使其自身远远超过了以往的程序化机器，并在现代大数据算法和学习能力的加持下，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人类固有的功能。当下，自然人和人工智能所加持下的“机器人”之间的边界日趋消弭，人的主体性受到冲击。进一步界定人的本质、探讨“人是什么”的话题再度引发社会和学界的讨论。其一，人工智能对传统伦理提出挑战。在无人化、智能化逐渐扩大的现代社会，人们的决策、判断愈发依赖于人工智能，进一步削弱了人的主体性和认知能力。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同样难免“失误”“犯错”，但其能否有能力承担相应责任还有待商榷，或者是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责任划分该如何确认等，诸如此类问题仍未有定论。如：汽车在无人驾驶功能下引发的车祸，汽车“本身”、车主和汽车公司之间应承担的责任该如何判定？同时，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扩大化过程中，工具开始要求新的“身份”或“人格”，这无疑对传统的人机关系带来了革命性的瓦解与重构，使人的主体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其二，人工智能加剧“信息茧房”[15]效应，将进一步扩大算法歧视。网络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被大数据算法、信息收集等智能技术包围。在资本的导向和规制下，人们往往只能接触到自身所喜好的或是资本营造的信息，即信息趋于同质化、商业化，逐渐被资本打造的“信息茧房”所裹挟，造成人们认识、思想的片面性，使自身的主体性发展受到限制。人工智能本身不带有歧视，但为了完成资本有目的、有针对性的信息推送与广告投放，算法和数据往往内嵌资本对人们的偏见和歧视，进而影响人们的主观价值选择，致使社会的不平衡发展进一步扩大化。

三、以人工智能促进劳动解放的路径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16]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融入扩大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实现劳动解放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挥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但其与资本的耦合同样引发新的异化问题。在当代中国，如何消解资本逻辑的弊端，构建新型和谐人机关系，探索真正通过人工智能促进劳动解放的现实路径，是顺应智能化、数字化潮流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1.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并多次做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17]我国科技领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逐步取得重要成就。同时，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把人工智能的发展同保障、改善民生相结合，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为目标导向，以此推进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及其在人民生活、生产中的应用。当代，人工智能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的影响日益广泛，既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显著标志。唯有坚持党的领导，坚定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实现劳动解放的价值目标，才能从战略的高度全局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制定正确的发展计划。新发展阶段，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切实解决人工智能引发的失业、贫富分化等问题，使其在促进劳动解放的进程中经久不衰。

2.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资本逻辑的驾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18]。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特点，也是驾驭资本逻辑，发挥人工智能促进劳动解放的积极意义、推动劳动者获取自由时间的制度保障。一方面，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核心理念在于将生产资料、人工智能技术和经济剩余归属于全体社会劳动者，而非个人和集团。确保劳动要素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是对资本逻辑、对生产资料独占的驾驭，符合马克思对“生产资料全社会所有”的科学预判。如此一来，在公有制企业中，因人工智能提高生产效率带来的剩余劳动时间一部分将自动转化为自由时间，另一部分用于社会公共积累的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从分配制度来看，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促进人工智能所创造的社会劳动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对资本逻辑的有效扼制。在公有制企业中，人人都必须劳动，共同参与、享受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劳动者摆脱了私有制下的雇佣劳动关系，不再沦为机器或人工智能的“附庸”，而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生产主体存在。届时，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脱离了资本的钳制，归劳动者自身所有，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推动异化劳动的扬弃，成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社会繁荣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

3.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在新征程上，推动数字中国的建设必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引领人工智能的发展以求真、求善为目标前进。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无疑对人类的劳动解放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隐藏着一系列负面效应。正如前文所言，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日益广泛，其工具理性愈发凸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们的价值理性，成为部分领域中的主导力量。一方面，人工智能在资本的驱使下成为控制人、阻碍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的异化力量；另一方面，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人类主体性逐渐削弱，使得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人与人工智能地位颠倒。因此，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合理运用，必然要注重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平衡统一。在强化人工智能本身技术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价值理性的导向，重新审视人工智能的角色和地位。其一，要将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增进民生福祉相结合。智能化和自动化的生产系统应用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为劳动解放提供技术准备。其二，要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同社会公共服务相统一。借助人工智能的智能性和自动化优势，可以提供更高效、精确、便捷的公共服务，使其作用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例如，智能交通系统可以优化交通流量，提高道路安全性；智能环境管理系统可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节约，等等。未来，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我们更应注重防止工具理性对利益的过度追求，充分发挥价值理性的引导作用，使二者协调统一，确保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4.坚持以智能教育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面对伴随人工智能而来的主体性现代性危机，推进智能教育建设已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一方面，应创建虚拟劳动实践空间，提升人的劳动能力。这种虚拟空间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得以实现，劳动者通过在虚拟空间中的实践操作提升专业技能并增加实际工作经验，进而实现虚拟、现实之间的互通与转换。与此同时，虚拟空间的建设对劳动者的生产劳动安全教育起着重要作用。人们在虚拟空间中进行现实模拟，规避实物操作的安全隐患，保证实践过程的安全性。另一方面，构建良好的智能教育体系是促进人们全面认识人工智能、改变传统思维的必要举措。人工智能的全面嵌入已然改变了传统的工作方式和就业模式，当代劳动者应当适应智能教育模式，把握智能教育机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高实践技能水平，增强劳动能力，并以此迎接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此外，对人工智能的科学认识，同样是人们增强自身主体性、合理处理人机关系、化解“信息茧房”等现代危机的关键。

四、结语

人工智能为社会进步和劳动解放创造了客观的技术条件，但其所引发的劳动“新异化”、对人们主体性冲击等问题不容忽视。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审视人工智能，生产资料的私有仍是异化劳动的根本原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以人工智能促进劳动解放，我们必然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文明的文明结晶，必然蕴含着超越资本逻辑、促进劳动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趋势。将人工智能融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人工智能促进劳动解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