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济沅

榜样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蕴藏着治党治国的强大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新时代新征程赋予榜样教育新的时代背景和出场语境。榜样教育实施是在榜样发现选树的基础上，通过对榜样事迹叙事的有效运用，从而达成榜样教育目的的过程，是整个榜样教育运行架构的终端环节，也是做好榜样教育的“最后一公里”。榜样教育组织是否到位、实施得好不好，直接影响榜样教育的成效。榜样教育的实施包含榜样教育活动的设计和开展、教育资源的分配以及教育对象的组织动员等诸多环节，涉及组织力量的整合、载体形式的创新以及运行机制的完善，其优化需要从汇聚多方合力、善用仪式典礼、嵌入社会运行、形塑大众审美等方面着手。

一、汇聚多方合力

榜样教育作为一项具有特定教育目的（即引导榜样教育对象崇尚榜样、学习榜样、争做榜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彰显出鲜明的实践性品格，同时也呈现出系统性特征。榜样教育系统的平稳有效运行意味着各系统构成要素之间的良性协同，在“三全育人”理念的指引下，尤其将榜样教育置于治党治国重要方式的时代定位时，更是迫切呼唤各方育人力量入场，共同构筑协同联动、优势互补的育人格局，汇聚起榜样教育的强大育人合力。因此，充分激发多方育人力量的协同效应，符合榜样教育的现实需要。然而，有效的协同育人不是各方力量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共同的育人目标以及运行机制之下的有机融入和有序参与。在榜样教育实施过程中，应着力加强榜样教育实施的主体、场域、资源等方面的协同配合。

（一）榜样教育实施主体的联动

从榜样教育实施的主体来看，党、政府、军队等官方部门的各级组织机构是榜样教育实施的当然主体，并由党群部门、政工部门等职能机构的党员干部具体负责落实，也在事实上发挥着榜样教育资源分配的作用，具有很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与此同时，大众媒介、社会组织等广泛地分布在复杂社会网络之中，在社会动员方面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注意力稀缺的时代背景下，若要达到榜样教育的目的，首要前提是榜样教育内容能够成功争夺受众有限的注意力。如果没有官方力量的主导，榜样教育将面临各自为政、良莠不齐的混乱局面；而如果缺乏社会力量的配合，榜样教育会陷入“唱独角戏”的尴尬境地。因此，有必要在以官方组织机构为代表的榜样教育实施主体的主导作用下，承认并吸纳以大众媒介、社会组织为代表的榜样教育实施主体，确保二者的关系既不是互不干涉的平行状态，更不是相互冲突的逆行状态，而是相互支撑的并行状态。

（二）榜样教育实施场域的贯通

个体的生命历程由连续的时空截面接替而成，不同的空间情境赋予青年不同的道德体验。人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不同的空间场域扮演着不同的身份角色，与身份角色相适应，个体所经历的教育形式也有所不同，体现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多种形式。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揭示了空间场域的延展与贯通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榜样教育需要广泛延伸到家庭、学校、社会等不同的空间场域，并在榜样教育实践活动中有意识地增强不同空间场域的互动。

（三）榜样教育实施资源的共享

榜样教育的实施过程，也是榜样教育资源分配的过程，榜样教育资源分配是否科学合理、榜样教育对象的匹配是否精准到位，会对榜样教育成效产生重要影响。在网络时代，没有任何一方力量是榜样教育资源的垄断者，或者是榜样教育资源的唯一生产者。一方生产的榜样教育资源，既可能被另一方借鉴吸收并进行二次生产实现资源的持续累加，也可能遭到另一方的拒斥甚至解构，带来的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效果。无论是国家性的资源还是地方性的资源，无论是官方组织机构的资源还是社会组织机构的资源，无论是非物质的资源还是空间实体的资源，都要注重彼此之间的融合共享，并在相互整合借鉴的过程中，实现榜样教育资源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尤其是在思想政治教育逐渐从大众走向分众的当下，榜样教育资源的匹配也要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否则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榜样教育实施的主体、场域和资源三者之间本就具有贯通性。以主体之间的联动驱动场域之间的贯通，最终实现资源的共享。

二、善用仪式典礼

仪式典礼具有特定的互动空间、独特的情境氛围、共享的意义联结等优势，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得到了广泛的探讨和运用，也逐渐成为榜样教育的重要载体。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仪式是通过多重要素的组合建构起来的，它们形成了不同的强度，并产生团结、符号体系和个体情感能量等仪式结果”[2]。榜样教育的实施其实就可以理解为一系列仪式议程的交替叠加，榜样教育实施的效果则表现为仪式的结果。仪式越成功，意味着在仪式成员之中激发的情感体验就越为强烈积极，榜样教育的成效则更为显著。从仪式的视角出发，榜样教育实施载体和形式的创新空间得到极大拓展，打开了崭新视域。当下，仪式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人都热衷于追求生活中的仪式感。同时，仪式也拥有非常丰富的呈现形态，从形式上看，既有如典礼一般的正式仪式，也有如发生在平常生活场景之中的非正式仪式；从性质上看，既有如党员代表大会、入党宣誓等政治仪式，也有如生日聚会、结婚典礼等生活仪式。仪式形态之丰富，赋予榜样教育以广阔的创新和优化空间。

（一）榜样教育元素融入仪式典礼

得益于榜样事迹的多元叙事形态，故事、格言、图像等都是承载榜样教育元素的鲜活载体，具有形式丰富多样、转换灵活高效的特点，在仪式典礼推进的过程中将榜样教育元素有机融入可以使仪式典礼更加真实具体、生动感人，呈现出“画龙点睛”之意蕴，同时也促进榜样教育于无形之中浸润人们的心灵，营造出润物无声的效果。例如在仪式典礼的致辞、宣讲、展示等环节，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榜样的事迹娓娓道来，有助于让深刻的道理变得生动易懂、平易近人，赋予讲道理旺盛的生命力，也使仪式典礼更富有亲和力。

（二）榜样教育环节嵌入仪式典礼

相较于将榜样教育元素融入仪式的隐性方式，将榜样教育环节嵌入到仪式典礼则更为显性直接，借由仪式典礼本身所建构的独特场景和情境，秉持借力思维，巧妙地将榜样教育嵌入其中，可以发挥出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高校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通常会设置优秀校友、优秀学生的发言环节，这其实就是一种由榜样本人具身参与的榜样教育活动。对于此类优秀榜样代表发言的榜样教育环节，应当进一步加强话语表达创新和互动形式创新，避免给人以“念稿子”“走流程”等形式主义观感。同时，更要坚持守正创新，常规的仪式典礼要在现有的议程框架之下，不断更新迭代出更多具有榜样教育价值的仪式安排，让典礼不仅有宏阔盛大的场面，更有仪式成员之间彼此相连的温情。

（三）榜样教育实践创设仪式典礼

榜样教育对仪式典礼更为主动的运用方式，就是以榜样教育为主旨主动创设仪式典礼情境，即整个仪式典礼都围绕榜样教育的目标结构展开。例如，自2014年设立国家首个烈士纪念日以来，每年9月30日国家都会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再如2019年开始举办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等，都是榜样教育中极具代表性的仪式典礼。榜样教育在实施过程中要积极把握重要时机、重大事件和关键节点，依托榜样教育资源中丰富的空间情境，主动创设各式各样代入感强、体验感好的仪式典礼。

三、嵌入社会运行

“社会每时每刻都处于运行之中，众多要素在满足一定运行条件的情况下，基于一定的运行规律发生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可以看作是由多个子系统融构而成，如学习系统、劳动系统、生活系统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也是其中之一。”[3]从系统论视角来看，榜样教育既可以看作一个自成体系的系统独立运行，同时作为一个独立系统也可以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协同运行，同时还可以将其看作要素构件一般分散于不同社会子系统之中，呈现出依托运行的嵌入式形态。在多元运行模态的支撑下，榜样教育既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特点，又能够与社会运行融通联动。尤其是在当前榜样教育与治党治国深度耦合、与社会治理充分互动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将榜样教育的实施过程深度嵌入社会运行的逻辑结构，使榜样教育熔铸为社会良性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积极建构力量，从而在实现榜样教育为社会运行赋能的同时，社会良性运行的成效也会反哺榜样教育实践。

（一）榜样教育资源嵌入社会运行

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是榜样的主要组成部分，榜样塑造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中又有一部分榜样在历史进程的迭代中消逝，榜样在“塑造—迭代—塑造”的动态变化中实现存续和累积，构成了榜样的资源形态。榜样资源形态形象具体、可触可感，具有文本化、图像化、符号化等特点，是充盈于社会道德空间的“公共品”，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类教育活动以及个体的道德实践活动提供道德资源供给。社会道德资源呈现出开放、开环的结构特征，即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宣传思想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媒体从业者等群体在内的社会大众都可以从中自由灵活利用素材。与此同时，社会大众也可以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交互中成为榜样道德资源“素材库”的建构主体，并且为社会道德资源提供积极的反馈和补给。

（二）榜样教育方法嵌入社会运行

社会成员的有效动员和整合，以共同的意志引领共同的行动，是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标志。对于一个共同体内部而言，必然会存在先进分子以及相对的落后分子，也必然会存在局部的优势或局部的劣势，因此无论是发挥先进分子的主观能动性带动后进分子，还是共同体的某一组成部分发挥自身局部优势弥补另一组成部分的局部劣势，其实从本质上而言都是一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有利于促进共同体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其中的先进分子或者优势群体其实就是一种榜样。在社会整合视角下，榜样是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积极建构力量，是群体共识的“聚合剂”、资源整合的“催化剂”和社会矛盾的“缓冲剂”，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可以激发个体成为“真正的共同体”其中一员的伦理自觉，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满足社会需要、胜任社会期待。

（三）榜样教育思维嵌入社会运行

随着榜样治理经验的积累，榜样的价值产生了质的飞跃，摆脱了资源条件的束缚和方法范式的制约，在资源形态和方法形态的基础之上，呈现出“无形胜有形”的思维形态。榜样教育的意义逐渐抽象于榜样治理的具体方法和举措，内化为一种具有很强迁移性的思维方式，例如试点再推广的创新思维、先进带后进的协同思维、全国一盘棋的系统思维等，都深刻蕴藏着榜样思维的智慧，为推动社会良性运行提供了有益启示，应将榜样教育思维灵活迁移到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

四、形塑大众审美

“马克思主义认为，美是自然界本身具有的特性，也是人类长期社会实践的产物，它反映了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并不断创造美好生活和完善人类自身的能动过程。”[4]对美的天然向往合乎于人的天赋秉性，又与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高度契合，也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人们对榜样教育的认识理解，以及在榜样教育实践中采取的态度行为，也是个人审美态度和审美情趣的显性表达。榜样教育中的审美现象与偶像崇拜中较为普遍的“颜值审美”现象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人们对榜样的崇尚则更多的是精神层面上的审美。榜样教育是一项社会全员在道德生活中共同参与的审美实践活动，是榜样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之间的审美对话，其理想状态是榜样教育与大众审美的“双向奔赴”。榜样塑造过程中充分考虑社会主流的审美文化固然重要，但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榜样教育所倡导的社会文化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和引领性，因此也有必要在全社会上下积极塑造与其相适应的大众审美品位。

（一）倡导积极的审美取向

在榜样所承载的社会主流文化广泛流传的同时，在“网红思维”“流量思维”的推波助澜之下，例如“饭圈经济”等倡导消费至上、娱乐至死的庸俗文化，网络恶搞、恶意炒作等“以丑为美”的低俗文化依然暗流涌动，并且不乏追随者，“美”与“丑”的交锋也是社会主流文化捍卫自身话语主导权的必由之路。因此，榜样教育在实施过程中，要坚持以我为主的基调，强化正面宣传教育，旗帜鲜明地倡导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风尚，并通过对反面典型的主动驳斥和大力批判，引导大众在“审美”与“审丑”的正面交锋中树立正确的审美取向。

（二）培育健康的审美素养

一个人“一旦建立起高尚的审美素养，就会自然地远离低俗，以高蹈的精神，创造美好人生”[5]。榜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格化叙事、隐喻化象征和形象化表达，榜样教育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方式，也是提升和增强大众审美素养的基本方法。学校作为青少年审美素养培育的主阵地，要将审美教育通过课程、劳动、实践等多种形式有机融入榜样教育的各个环节，引导学生通过榜样之美领悟劳动之美、奋斗之美，让时代精神熔铸于自身“审美基因”中，不断提升青年的审美素养。

（三）营造优良的审美环境

网络时代，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是形塑大众审美的题中之义。广大社会媒介在形塑网络环境中的重要作用自不待言，因此应主动扛起应有的社会责任，自觉抵制“流量经济”的侵蚀，摒弃“赚快钱”“赚热钱”的功利主义、短期主义思维，不给消费主义、娱乐主义、拜金主义等各种不良文化思潮留有滋生空间，转而深耕于社会主流文化的资源富矿中寻找“流量密码”，打造一系列积极向上、引领大众审美的网络文化作品，使其成为网络空间中优质的文化资源供给者。同时，还需要注重社会公共空间、公共文化场所的审美环境营造，运用好宣传标语、喷绘、海报、涂鸦等载体，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全方位营造榜样教育的优良审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