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明，张 欣，张天舒

（1.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应急管理教研部，北京 海淀 100089；2.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一、引言

我国正逐渐步入风险社会。伴随着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各种传统风险、新兴风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对外释放和交织耦合，与此同时，各类灾害性事件易发频发，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社会发展正呼唤有效的非常态治理。

因此，中央对非常态时期的选人用人工作也进行了专门规定。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央多次提出，要在抗震救灾中考验考察干部，领导干部在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的，要大胆提拔任用。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考察识别干部，功夫要下在平时，并注意重要关头、关键时刻。”①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37.2020 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指出：“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的实际表现作为考察其政治素质、宗旨意识、全局观念、驾驭能力、担当精神的重要内容。对表现突出的，要表扬表彰、大胆使用。”②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EB/OL］.中国政府网，（2020-01-28）［2022-04-12］.https：//www.gov.cn/zhengce/2020-01/28/content_5472753.htm.那么，上级部门选人用人真的会参考干部在重大关头关键时刻的表现吗？抗震救灾等重大突发事件的灾后治理绩效是否会影响干部的政治晋升？本研究尝试对此做出回答。

二、文献综述

（一）官员晋升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官员晋升研究的热潮。立足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学者们构建了丰富的因果关联体系，试图厘清“哪些因素更能帮助官员脱颖而出”，并由此形成了三大代表性派别：绩效论、关系论与个人属性论。

绩效论的学者认为，官员政治仕途走向由工作绩效直接决定，绩效表现突出者更容易获得上级部门赏识和重用。周黎安等人认为，上级政府为了提升地方政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设计出面向多个下级部门行政长官的晋升竞赛，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激励，而GDP 是重要的竞赛标准之一③周黎安，李宏彬，陈烨.相对绩效考核：关于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一项经验研究［J］.经济学报，2005（1）：83-95.，由此奠定了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官员选拔逻辑。后续研究拓展了财政收入④Guo，G.Restrospective Economic Accountability under Authoritarianism［J］.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2007（3）：378-390.、GDP 年均增长率⑤乔坤元.我国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的再考察——来自省、市两级政府的证据［J］.财经研究，2013（4）：123-133.、辖区GDP 占比⑥杨其静，郑楠.地方领导晋升竞争是标尺赛、锦标赛还是资格赛［J］.世界经济，2013（12）：130-156.等指标来佐证绩效论的合理性。随着“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等系列理念的提出，社会绩效、生态绩效等也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维护社会稳定、维系生态发展等也被证实与官员晋升间存在显著关系⑦左才.社会绩效、一票否决与官员晋升——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7（3）：23-35.⑧吕凯波.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带来官员晋升吗？——来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证据［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2）：67-74.。但也有学者从数据真实性、政府层级设定、官员布局内生性等角度对晋升锦标赛模式提出质疑⑨陶然，苏福兵，陆曦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J］.管理世界，2010（12）：13-26.。

关系论的学者认为，政治背景、社会关系等因素会影响官员政治晋升⑩陈科霖，谷志军.多元政绩竞赛：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新解释［J］.政治学研究，2022（1）：117-128，159-160.。奥珀等人测算了老乡、校友和同事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指数，发现获得晋升的领导的亲缘关系明显多于非晋升领导⑪Sonja Opper，V.N.S.B.Homophily in the Career Mobility of China's Political Elite［J］.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15（54）：332-352.。张堃等人发现，重要地级市市委书记拥有的政治联系对其职务调动有正向推动作用⑫张堃，江艇.“小市经历效应”：重要地级市市委书记职务晋升的逻辑［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7-68.。关系不仅能为官员带来发展机会上的特殊照顾，还助推了官员更为便捷地获取和了解政绩导向相关的信息，并依此产出具有显示度的政绩，从而为晋升竞赛积累了比较优势和竞争筹码。

个人属性上，年龄、教育背景等因素都是影响晋升的重要变量。姚洋等学者使用我国18 个省份241 个城市书记和市长的数据分析发现，晋升概率在50 岁之前不断上升，此后便开始下降①姚洋，张牧扬.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3（1）：137-150.。兰德里等人发现，取得相同政治绩效的市长，年轻市长的晋升概率比年长高近19%，年长的市长更难被提拔②Pierre F，L.The Political Management of Mayors in Post-Deng China［J］.The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3（17）：31-58.。林蓉蓉基于我国1891 位省级领导的职业轨迹，发现从县处级副职到国家级副职的晋升过程中，高等教育水平的促进作用都十分明显，硕士和博士生的竞争优势也更大，理工科相较于人文社科更容易晋升到厅局级副职和省部级副职③林蓉蓉.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官员晋升——基于1990～2013年省级领导晋升过程的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9（1）：91-105、128.。

（二）灾害事件与官员晋升

西方学界对灾害事件与官员政治走向关系的考究由来已久。在灾害政治学看来，灾害事件并非单纯的自然或社会事件，还具有很强政治意味，它既可能是西方政治家职业生涯向好发展的助力器，也可能带来民情消耗，导致领导人最终走向下台。原因在于，大选体制下，选民有机会通过投票来表达个人政治偏好，而在灾害中反应迅速、救助及时的官员自然更容易获得民众的拥护和选票支持。相关研究也揭示出选民逻辑下灾害政治影响的两个典型特征：一是受灾越严重的地区，灾害的政治性影响越突出④Bodet，M.，Thomas，M.，and Tessier，C.Come Hell or High Water：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s of a Natural Disaster on a Local Election［J］.Electoral Studies，2016，43：85-94.⑤Hainmueller，M.M.B.A.How Lasting Is Voter Gratitude？An Analysis of the Short-and Long-Term Electoral Returns to Beneficial Policy［J］.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1（4）：852-868.；二是灾后回应行为是政府化危机为转机的关键因素⑥Olson，R.S.，and Gawronski，V.T.From Disaster Event to Political Crisis：A "5C+A" Framework for Analysis［J］.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2010（3）：205-221.⑦Gasper，J.T.，and Reeves，A.Make It Rain？Retrospection and the Attentive Electorate in the Context of Natural Disasters［J］.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1（2）：340-355.⑧Healy，A.，and Malhotra，N.Myopic Voters and Natural Disaster Policy［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9（3）：387-406.⑨Chen，J.Distributive Spending，Voter Partisanship，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 Theory of Voter Turnout as Retrospective Evaluation［J］.Unpublished manuscript，2010.。

类似的观察在国内学术研究中并不鲜见。国内对灾害政治影响的探讨大多围绕问责制展开，我国建立问责制的直接动因就是频繁发生的突发事件⑩张海波，童星.公共危机治理与问责制［J］.政治学研究，2010（2）：50-55.。在行政问责制的制度设计下，官员需要为灾害事件负责，这也导致突发事件传递的多为负面受罚的人事信号。王凡凡等人使用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和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作为衡量地方安全生产绩效的逆向指标，发现较高的死亡率和死亡人数对官员晋升具有负向影响⑪王凡凡，文宏.地方安全生产治理绩效影响了官员晋升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4）：95-107.。王贤彬选取环境事故发生起数、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作为代理变量研究社会和谐与官员晋升的关系，发现环境事故与煤矿事故对省委书记的晋升具有显著负向作用①王贤彬，董一军.社会和谐与官员晋升［J］.经济学报，2017（2）：37-64.。

（三）过往研究不足

现有研究尚存在进一步探讨空间：一方面，官员晋升影响因素的解释谱系过于聚焦常态情境，揭示的是社会正常运转下官员绩效表现对晋升的影响，忽略了对非常态时期官员晋升的规律探寻，极具张力的选拔样态呼唤一个更为统合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国外灾害政治学研究表明，灾害既可能带来政治晋升的消极影响，也可能成为政治家职业生涯的跳板，纵然中西方体制不同造就了官员选拔与任用方式的差异，我们仍有理由检验灾害这一重要窗口期对官员选拔任用的影响，以更全面地审视灾害政治学在我国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基于此，本研究将从非常态视角切入官员晋升研究并主要聚集恢复重建阶段，探讨灾后重建绩效与官员晋升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持绩效论的学者认为，上级政府选人用人遵循着发展为先的逻辑，出于促进地方发展的需要，上级政府会重用发展竞赛中的优胜者以表明决心和态度②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由此，不同治理场域中的绩效表现也成为官员追逐晋升的重要筹码。这一发现在不同时间维度、空间场域、行政层级和发展领域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检验与证实。相较于常态化发展，非常态下的恢复重建工作往往政治意义更突出。一方面，突发事件会迅速进入各级政府、公众和媒体视野并获得注意力关注，因此围绕响应救灾的回应性行为也更具焦点效应。另一方面，灾害的强破坏性是对政府能力的一场大考，政府救灾表现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水平。良好的灾后重建绩效释放出一种信号，即“一把手”积极响应了灾后重建的号召，既具有贯彻执行上级非常态治理理念的政治忠诚度，同时也具备进行非常态治理的综合能力③张天舒，王子怡.荣誉称号影响官员晋升的信号机制研究——来自全国文明城市评比的证据［J］.中国行政管理，2020（9）：121-127.。上级政府对官员绩效的认可也有利于在同级官员中形成竞争氛围，从而为激励地方发展的形成良好示范效应和正向循环。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重建绩效显著影响官员晋升概率。

有研究表明，“一把手”晋升存在异质性。王贤彬等发现，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核制，对省长的影响甚于省委书记④王贤彬，张莉，徐现祥.辖区经济增长绩效与省长省委书记晋升［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1）：110-122.。姚洋等发现，市委书记的个人顺位对晋升没有显著影响，而市长的个人顺位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⑤姚洋，张牧扬.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3（1）：137-150.。吕凯波立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72 个县，发现生态环境绩效对县委书记的晋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县长的晋升影响不显著⑥吕凯波.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带来官员晋升吗？——来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证据［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2）：67-74.。这种激励的异质性可能源于“一把手”权责分工的不同。地方事务工作中，作为党委“一把手”的书记主要负责组织建设等全局性事务，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地和领导班子建设，而政府“一把手”主要负责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执行与管理等具体工作，贯彻落实重大决策事项和经济活动等。灾后重建工作是涉及地方发展的战略性工作，尤以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首要任务，自然“一把手”的工作重心与绩效奖惩也有所不同。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重建绩效对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晋升影响存在差异。

晋升速度是考察官员晋升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晋升速度具有典型的个体异质性特征。有研究发现，地级市官员从参加工作开始到最终上任为市长平均需要28.2 年，最慢者用时40 年，最快者仅用12 年①李树，高珺，黄世琦.官员晋升速度能够影响地方经济增长吗？——来自中国地级市市长的经验证据［J］.经济评论，2017（5）：107-122.。还有研究基于县“一把手”数据，发现最常见的晋升速度是4 年，最短的只需一年，最长则需9 年②吴芸.影响县委书记和县长晋升速度的相关因素——以河北省为例［J］.东南学术，2012（5）：88-96.。持绩效论观点的学者认为，绩效表现是影响晋升速度的关键变量，干部任期内的绩效表现越好，晋升的速度就越快。例如左才发现，任期内财政收入、医疗领域的政绩能够缩短晋升时间，而任期内发生群体性事件则会延长晋升周期③左才.社会绩效、一票否决与官员晋升——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7（3）：23-35.。陈硕等人发现，县域干部的晋升速度不仅遵循能力逻辑，还遵循关系逻辑，且相较之下，能力逻辑的效应大于关系逻辑④陈硕，陈家喜，聂伟.能力、关系与晋升速度：基于522 名县委书记的实证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9（6）：110-124、201.。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3：重建绩效显著影响官员晋升速度。

（二）变量解释

本文聚焦自然灾害的灾后重建工作，并选择汶川地震作为具体案例情景。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成立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损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内容复杂、实施难度大、时间跨度长，这为地方政府官员发挥主观能动性，彰显治理能力和才华提供了充分空间，同时也为上级政府识别优秀人才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考察入口。

1.官员晋升的测量

官员职业发展情况的界定，除结束任期时职级或实权变化外，对于获得晋升的官员，晋升速度也是衡量职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变量。本研究拟综合考虑重建绩效对官员职务晋升与晋升速度的影响。

职务晋升。结合陶然等对省级领导干部的职位变动⑤陶然，苏福兵，陆曦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J］.管理世界，2010（12）：13-26.，本文界定以下变动为职务晋升：（1）县级部门进入市级领导核心层，包括从县委书记进入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政协主席、市长、市委常委等。（2）从县长到县委书记。（3）从县长、县委书记到地级市重要党务部门和市局正职，如发改委、财政局等。（4）57 岁后升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政协主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职位。此外，从普通地县级城市县长（县委书记）升为省会城市区长（区委书记），视为晋升。从党委或政府行政岗，进入其他事业单位的，不计晋升。

晋升速度，即从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晋升到新职务的速度快慢，使用“任期”来衡量，任期短，视为晋升快，反之则晋升慢。任期的计算方式为任职结束时间—任职开始时间，周期以月计单位。

2.自变量的测量

重建绩效。本研究重点关注灾后重建工作中的经济重建绩效和社会重建绩效：（1）经济重建绩效使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倍数”。原因在于：一方面，灾后重建期GDP可能会爆炸式增长，指标效度存疑。另一方面，国务院印发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或超过灾前水平”作为重要重建目标。有学者也指出，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可以依据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等建立效度更高的衡量干部实绩的变量①左才.社会绩效、一票否决与官员晋升——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7（3）：23-35.。（2）社会重建绩效。参考余显财、王家庭等人的处理方式②余显财，朱美聪.财政分权与地方医疗供给水平——基于1997-2011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财经研究，2015（9）：42-52、64.③王家庭，李艳旭.晋升压力能够提高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吗？——基于中国285 个城市的DEA-Malmquist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1-58、129.，使用医疗维度的“人均病床增长倍数”衡量社会重建绩效。指标测量上，使用2007 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病床数作为反映灾前水平的基准数据，结合中央“三年重建两年完成”的要求和2011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灾后恢复重建基本完成”的实际进展情况，使用2010 年数据作为灾后重建成绩。为克服各地经济发展禀赋的影响，以灾后与灾前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倍数”和“人均病床增长倍数”作为最终指标来反映灾区经济重建绩效和社会重建绩效。

灾害严重程度。采用官方公布的灾区类型作为地震严重程度的替代指标并赋值如下：极重为0，重灾为1，一般为2。

官员类型。以灾害发生时间2008 年5 月12 日为临界点区分出两种类别的官员，一是地震发生时在任的官员；二是震后上任的官员，分别命名为常任型官员与转任型官员。官员类型赋值如下：常任型官员为0，转任型官员为1。

此外，本文还设置了控制变量：（1）常态绩效，以任期内GDP 增长率来测量。（2）政治关系，以到任方式来测量，具体为：上级下派型，赋值为0，本地成长型，赋值为1。（3）年龄，职位变动年份与出生年份之差。（4）学历，以官员的最终学历为准，划分出“本科及以下”与“研究生学历”，分别赋值为0 和1。（5）职务类型：县长和县委书记分别赋值0 和1。

（三）数据来源

本文涉及县级“一把手”个人属性、政治关系、常态化绩效等控制变量数据，重建绩效等自变量数据与晋升的因变量数据。数据的来源方式如下：搜集并整理政府官网、新华网、择城网等公开网站的信息获取官员的年龄、学历、任职经历等信息，并以此为依据加工处理获得任期、官员类型、晋升情况等数据。常态化绩效与重建绩效来自于政府工作报告、统计公报、统计年鉴等官方数据。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重建绩效会影响官员晋升吗？

国外灾害政治学研究表明，既定自然灾害和政府的灾后回应行为都可能影响政治家的职业发展。本研究立足我国坚持党管干部的用人体制，分别检验这两项因素对我国官员政治晋升的影响。

既定灾害本身是否会影响官员晋升？本文以灾害严重程度作为测量指标来回应这一问题（见表1）。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若灾害严重程度与官员晋升间具有统计学意义，那么即使无外力干预，自然灾害也能显著影响官员晋升。回归模型m1 中，设置因变量为“官员晋升”，自变量为“灾害严重程度”，并分别控制官员的年龄、学历、任期、政治关系与常态化绩效。结果显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并无显著关系，说明本模型中灾害严重程度并不能增加官员晋升概率。由此可以认为，既定自然灾害不会显著影响官员晋升。

表1 重建绩效对官员晋升的影响

那么，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政府的回应行为是否会影响官员晋升？政府回应的本质是以公众利益为基点，处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灾后重建场域内，降低灾害损失、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是政府回应的核心目标，本文从经济和社会两个重要领域分析政府回应行为，并以重建绩效来度量回应效果。模型m2 中，在原有控制变量基础上，加入经济重建绩效指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倍数”与社会重建绩效指标“人均病床增长倍数”。结果显示，经济重建绩效与社会重建绩效都与官员晋升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在m2 中加入“灾害严重程度”构成m3，经济重建绩效与社会重建绩效依旧显著影响官员晋升，研究假设H1 成立。

异于国外建立在选民个人利益基础上的灾害政治影响逻辑，我国非常态时期的官员选拔遵循着效能逻辑。根据回归模型m2 与m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倍数”和“人均病床增长倍数”与因变量“官员晋升”之间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官员在经济重建与社会重建领域绩效成果越突出，获得政治晋升的概率越大。这一发现拓宽了绩效论对官员晋升的解释范畴，也彰显出上级部门在灾害时期对民生发展的关注和人文主义的关怀，是一种对发展效率和人民受益的理性权衡。

（二）重建绩效对县长与县委书记的影响机制相同吗？

为分析重建绩效对官员晋升的影响在县长与县委书记中的异质性程度，本研究以职务类型为分组依据进行回归，结果如下（见表2）：

表2 基于职务类型的晋升影响

县长模型m4 中，学历、任期、政治关系和经济重建绩效都会影响县长的政治晋升。具有研究生学历、本地成长的县长晋升的概率更大。随着任期的增长，晋升概率会降低。经济重建绩效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提升了县长的晋升概率，灾害严重程度和社会重建绩效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县委书记模型m5 中，年龄、任期、政治关系和社会重建绩效都会影响县委书记的政治晋升。相比于本地升任的县委书记，上级下派的县委书记更容易获得晋升。年龄对县委书记的晋升有显著负向影响，年龄越大，晋升的可能性越小，任期对县委书记的晋升有显著正向影响，任期越长，晋升概率越大。非常态维度变量社会重建绩效能解释县委书记的政治晋升，社会重建绩效越突出，对晋升的影响越显著。

回归结果表明，自然灾害的灾后重建绩效对县长与县委书记的政治晋升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经济重建绩效显著影响县长晋升概率，社会重建绩效显著影响县委书记晋升概率。研究假设H2成立。

（三）重建绩效能加快官员晋升速度吗？

为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以“任期”衡量官员晋升速度，任期越短，意味着官员晋升的速度越快，反之则晋升速度慢（见表3）。在模型m6 中，以“任期”作为因变量，分别将官员年龄、学历、政治关系、常态绩效对应的指标与官员类型、灾害严重程度与重建绩效纳入模型。结果显示，经济重建绩效与晋升速度关系不显著，社会重建绩效对晋升速度的影响具有显著意义，“一把手”社会重建绩效越好，晋升速度会越快，研究假设H3 部分成立。

表3 重建绩效对晋升速度的影响

此外，模型还汇报了影响晋升速度的其他变量。官员的年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晋升速度，“一把手”年龄越大，任期越长，晋升速度会越慢。相比于灾时在任的常任型官员，灾后上任的转任型官员能更快获得晋升。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相比于极重灾区，一般灾区官员晋升的周期更长，速度更慢。

五、结论

本文聚焦汶川地震这一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分析灾后重建绩效与官员晋升间的关系，研究控制了官员的个人属性、政治关系和常态化绩效表现等变量并检验了重建绩效对官员晋升的影响。结果显示，良好的经济重建绩效和社会重建绩效会增加“一把手”晋升概率，但对于县长和县委书记具有一定的异质性，此外，良好的社会重建绩效会加快一把手晋升速度。实证结果基本证实了重建绩效与官员晋升间的显著关系，表明我国上级部门进行干部任用决策确实会考察重要关头、关键时刻的表现，这是我国干部管理的重大革新与进步，是对“各级组织部门要在抗震救灾中考验考察干部，对表现突出的，要大胆提拔使用”的有力回应。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健全非常态治理体系，提升非常态治理能力，已然成为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对县级“一把手”以重建绩效为核心的非常态绩效与官员晋升关系进行大胆假设和精细求证，证实了上级政府以激励为导向、以人事为抓手的治理推行逻辑。这一逻辑的价值在于，它能够鼓励下级政府更积极投入到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与恢复重建中，用最短时间、最高效率平复灾害影响以保证非常态治理的有效性。基于此，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官员考核规则，健全官员考核体系，完善专项考核制度，实现重大突出事件应急处置的奖惩结合，不断丰富多样化考核标准，特别要契合治理需求，以更好地激励干部作为，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