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著名的金石学家刘敞在一次与好友的雅集中出示了两枚古代的钱币，围绕着对这两枚古币的审美行为所产生的诗歌酬唱，似乎显露出了“钱币”功能的某种偏移，它不仅再是经济领域中承担着交换功能的媒介，也不仅是私人领域中的个人趣味，在士大夫的公共社交场域中，它开始彰显着审美功用和收藏价值。本文拟用文本细读的方式，通过已有的史料尽可能地还原北宋时士大夫对于古币的接受情境，在勾勒出该时期古币收藏史一隅的同时，也希望能够借此考察宋诗题材在日常领域的嬗变过程。

【关键词】古币；日常性；宋诗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8-004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8.014

宋人在寻找诗歌材料的时候，他们的眼光并不像唐人那样特别聚焦于能给人带来深刻印象的事物，吉川幸次郎就已指出：“他們对极不特殊的事物也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一言以蔽之，就是对日常生活的注意观察。”[1]18他们将前人认为过于繁缛琐碎的日常事物纳入了审美的视野之中，积极地将其置入诗歌的材料库中，极大地扩展了诗歌的边界，而“钱币”这一常见的日常物象也在众多北宋文人探寻的目光中，进一步地进入了诗歌的世界。

一、古币的来源：一种道德上的焦虑

北宋著名的金石学家刘敞在一次与好友的雅集中出示了两枚古代的钱币，围绕着对这两枚古币的审美行为产生了诗歌的酬唱。在正式讨论刘敞等人的诗歌文本前，刘敞的诗下自注向诗歌的读者告知了其中一枚古钱币的来历：

“沂州民凿地破古冢获之，各数十百枚，稍为好事者购取。王公和守沂州，求得数枚，以其一遗予。”[2]

《宋史·地理志》载：“东路。府一，济南。州七：青，密，沂，登，莱，潍，淄。”[3]2107由此可知，沂州隶属于京东东路，位于今山东省临沂，去古齐国辖区不远。自注告诉了读者，是沂州之民主动选择了挖开古人的墓地，获得了大量的古币。在这则副文本中，刘敞对此似乎流露出了一种十分微妙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显然对“凿地破古冢”的行为并不支持，所以用“好事者”这样的称呼来定义那些购买古币的人士，但另一方面，他却是实在的既得利益者，因为自己的好友王公和购买了其中的一部分古钱币，并将其中的一枚送给了自己。在这里，虽然二者购买古币的行为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但他将王公和与之前的“好事者”做了一个明显的区分。《钱通》转引了刘敞的好友江邻几《杂志》对于这件事的记载：“王公和学士罢沂州，得银刀一，有齐太公杏九字，九字中阙不相属，刀上又有隐起圜形，疑是九府圜法也。”[4]可以看到的是，古代的钱币在此时被不少士大夫收为合法的藏品，但江邻几却很可能有选择地在自己的著述中隐去这枚古币更为详细的来源（即使他大概率已经通过好友刘敞了解到了这枚古币出自古墓）。我们不知道江邻几在《杂志》这一流通在公共领域的作品中这样书写的具体缘由，但似乎可以确定的是，收藏出土古币的行为与主流的社会秩序有着某种抵牾。李世博在其学位论文中梳理了北宋初期艺术品的来源及其流通过程，他指出：

“艺术品多来自古遗迹之中，被一些有心之人搜得，卖给那些有收藏喜好的士大夫们，其中多以古器物为主……这一时期，在都城开封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艺术品交易市场。交易市场中不乏艺术价值较高的真迹，但总体而言规模较小。或许是基于‘君子不言利’的思想，士大夫们往往通过私下交易的方式获得艺术品，并不在市场上搜寻艺术品。”[5]18

所谓遗址，是指古代的墓葬和古建筑的废墟。古人墓葬中多有陪葬品，因时日久远，价值极高，而遗迹中尤以古器物居多。在最开始，这些古器物往往被当地的农民偶然间发现获得，上交给地方主官。宋代法律规定从他人地中挖得古器物必须上交官府，否则以罪论处。甚至在自家土地中挖掘出古器物，也需要上交官府。如宋太宗时期，长安有一农民曾在耕地时得一甗，上交官府后被收藏到了秘阁之中。[6]445但这种明面上的规则却逐渐被官员的对于古器物的占有欲所打破，许多地方官往往利用职务之便搜集古器物，如刘敞在之后的嘉祐四年出任永兴军安抚使时期，因为治所在长安附近，附近多有周、秦、汉代的古墓遗址，它们的年代久远，故而坟冢荒废破裂，农夫、牧童往往从中搜得古器物，被刘敞以重金购得。欧阳修就在其《集古录》中记载了当时刘敞对于古物的搜集：

“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读学士出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在长安。原父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读古文铭识，考知其人事迹。而长安秦汉故都，时时发掘所得，原父悉购而藏之。以予方集録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铭文以见遗。”[7]2724

很显然，欧阳修对于刘敞的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对于古器物的“物恋”如果全然限制在私人领域之内，追求“适意”本无可厚非，但杨晓山曾经指出，一种癖好一旦成为社会风尚并且有权贵加入其中时，那它就不可能不与社会道德发生矛盾。[8]3在刘敞的这个案例中，欧阳修所说的“时时发掘所得，原父悉购而藏之”，可能的确是某种意义上的事实，但不得不注意到“沂州民凿地破古冢获之”这一行为的主动性。与其说是百姓盗墓以后将陪葬的古物进行发卖，还不如说是官员这样的有权力者的收购促成了百姓盗墓这一不合道德的行为。因为对于百姓来说，古物无法在民间流通，他们显然不可能为了本身无用之物而承担不敬祖先的道德风险。而正是那些崇尚古物的权贵们赋予了这些古物价值，由此才形成了相关的产业链条，才会有专门的人士进行有组织的盗墓。而古币这借由盗墓而被发现的物品，似乎也由此沾染了某种不光彩的阴影，它不仅仅构成对于现有法律的一种挑战，引诱百姓发掘他人的坟墓本质上对于儒家的伦理秩序的冲击，因此这可能是对于“士大夫们往往通过私下交易的方式获得艺术品”现象的一种合理的解释，因为他们仍然对公共领域这一收藏行为保持了相当的警惕，但是从私下的交易仍旧不绝于缕来看，这种对于古钱币乃至于古物的痴迷已经隐隐突破了过往的伦理范式，而刘敞“双标”的言论似乎也是二者撕扯的一种结果。

二、观察古币的两种视角：对于固有观念的超越

如果仔细观察刘敞关于此次诗歌的全部文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刘敞在有意识地将想要传递的信息以副文本和诗歌正文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部分。在诗歌的副文本中，刘敞细致地描摹了他所观察到的两枚古币的形制及其由来：“大刀长五寸半，阔一寸，正为刀形，铸作绝精巧其面有古文三字，上一字可晓曰齐，下二字不可晓，其背为圜法。错刀长二寸，厚四分，金错篆文两字，上曰一，下曰刀，又其下曰平五千。”[2]其中自注中的大刀指的其实就是齐刀，彭威信指出所有齐刀的制作“都比较精整，每枚重量在四十公分以上”[9]33。根据刀面的文字数量而言，齐刀有六种不同的形制，大致可分为六字刀、四字刀、三字刀、即墨刀、安阳刀以及覃邦刀，很显然刘敞收藏的这枚大刀就是三字刀，三字刀相比于其他的齐刀，制作工艺稍显粗率，但数量却是齐刀中最多的，应该是齐国后期铸造的货币。它的面文为“齐杏化”三字，宋人囿于专业鉴定知识的缺乏，很难对刀币的文字做出专业的释读，因此也就有了刘敞“有古文三字，上一字可晓曰齐，下二字不可晓”的说法。而第二枚金错刀人们可能更为熟悉，《汉书》就曾记载：

“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10]1177

这种“以黄金错其文”的“错刀”，即“金错刀”。“一刀直五千”又名“一刀平五千”，即一枚当五铢钱五千枚。根据彭信威的计算，错刀连锁嵌错的一点黄金在内“重约二十八九公分”“一刀平五千”等于贬值呈七百一十分之一以下（不计黄金）。[9]125到王莽建国改元后（公元9年），他就实行了第二次币制改革，废止五铢和刀钱。刀币之所以废止，是因为国内的黄金已经集中到了国库，其使命已经完成。因此，金错刀作为货币，流行仅两年，流传下来的极为稀少，因而在不久之后，即成为贵重珍稀的收藏品。

而在诗歌的正文中，可以看到，刘敞避开了所有对于古钱币外形的直接描绘：

“君不见九府圜法倾东邻，齐公大刀又日新。

君不见黄牛白腹荡沧海，亡新错刀忽遽改。

一盈一虚更贸迁，势如流波不复还。

迩来上下各千岁，何异俛仰须臾间。

王伯之事百存一，况此钱刀握中物。

愚智共尽令人悲，兴废相寻空史笔。

前有一樽酒，浩歌为君寿。

君能识此当日醉，身世悠悠复何有。

朱门狼虎性，一半逐君回。”[2]

九府圜法是西周初实行的货币制度，《汉书·食货志》就曾记载：“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10]1149这里的“太公”即是太公望，他辅佐武王消灭商纣，建立周朝，灭商后受封于营丘，为齐国开国之君；“黄牛白腹”则是蜀中百姓反对王莽、公孙述相继废除五铢钱，转而使用刀币而传唱的谶语。在诗歌的前两句中，刘敞首先借助历史掌故浅浅地点出了两枚钱币生成的历史背景，可随后他又话锋一转，表达了对两种钱币速朽的叹惋：虽然太公制定的钱法一度全国通行，但是齐国自身的货币就已不断改革，对其产生了背离，而王莽、公孙述对刀币的推行力度也十分之大，可当刘秀恢复汉室之后，这些刀币又很快被五铢钱所取代。在这两枚钱币身上，刘敞看到的是一种时光的伟力，新朝去齐国千年，北宋又去新朝千年，时光使得“王伯之事百存一”，在“愚智共尽”之后，也只有这些古币能够偶然记录点滴的历史，刘敞在钱币与时光的对抗中发现了其史学的价值，这也可能是刘敞为何如此痴迷古物的一个原因。

对比唐人罗隐的诗作“志士不敢道，贮之成祸胎。小人无事艺，假尔作梯媒。解释愁肠结，能分睡眼开”[11]7569，李峤“九府五铢世上珍，鲁褒曾咏道通神。劝君觅得须知足，虽解荣人也辱人”[12]329这样的描写钱币的诗歌，人们会发现在宋人的眼中，钱币被赋予了历史的厚重，它不再仅仅是能够“贮之成祸胎”，当宋人以一种理性的目光审视它们的来历时，它们似乎同样有了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可惜的是，刘敞似乎限于自己儒者的身份，以至于“志士不敢道”，他在诗歌正文对钱币的描写与其副文本形成了鲜明的畛域，对于钱币的直接描写似乎仍然会让士大夫有一种道德上的谴责。

另一方面，从副文本文体本身的属性而言，它主要起到的是补充诗歌内容的作用。诗歌因为内在的格律要求，要求诗人用较少的文字来容纳较多的内容，这时诗人就被迫面临着选择，他们往往需要将不那么重要的部分舍去，而这部分内容有时就会转化为诗人的自注，便于读者对这首诗歌有更为明晰的认知。就这一方面而言，显然在刘敞的心目中对于钱币表征的描绘不适合提取为诗性的组织，因此不得不以散文的形式标注在旁。

而当人们把视线转向此次唱和的另一位主角梅尧臣的诗歌时，就会立刻感受到两人诗歌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似乎并不能仅仅以个人风格不同来概括：

“主人劝客饮，劝客无夭妍。欲出古时物，先请射以年。

我料孔子履，久化武库烟。固知陶氏梭，飞朱风雨天。

世无轩辕镜，百怪争後先。复闻丰城剑，已入平津渊。

聊雠二百载，傥有书画传。 嗢呼才十一，便可倾觥船。

探懷发二宝，太公新室钱。独行齐大刀， 鎌形末环连。

文存半辨齐，背有模法圆。次观金错刀，一刀平五千。

精铜不蠹蚀，肉好钩婉全。为君举酒尽，跨马月娟娟。”[13]239

在诗歌中，梅尧臣花费了大量的笔墨记录了这次唱和的缘起：刘敞为了劝客人饮酒，与宾客进行了射覆的猜物游戏，众人猜测了许多的古物，可是终究没能猜到答案，最终刘敞将两枚收藏的古币从怀中出示给宾客，让好友一睹为快，这说明对于古器物的收藏在当时已经在士大夫群体中蔚然成风。而梅尧臣也借此在诗歌中将这两枚古币的模样完整地记录了下来。接下来的文字则是他对于这两枚古币的描摹：他看到的第一枚古币是齐国的大刀，它的形状像链，端柄有呈环状的把子连接，从刀币的正面看，只能认出有“齐”这个字，其余的字则因为时间的摧残让人难以辨识。而刀币的背面圆润，似乎是太公的九府圜法的产物。他看到的第二枚古币是王莽的金错刀，上面有“一刀平五千”的字样，由于系用精炼之铜铸造，它的刀面难以腐蚀，刀币上的边和钩都很完好。

梅尧臣对于古币的描绘，可谓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他不觉得对于钱币外表的直接描绘是非诗性的。相对的，以刘敞为代表的深受唐代影响的文人群体诗歌中对于钱币外形的留白，似乎能让人们意识到他们仍然觉得钱币并不是一种适合写入诗歌的对象。虽然刘敞在钱币上看到了它新的价值，但这份价值并不独属于钱币本身，它是所有古器物拥有的共同的特点。换言之，如果说唐人吟咏钱币，是为了借助钱币的特性来抒发自己警世思绪的话，那么刘敞诗歌的描写对象并不局限于自己所收藏的这两枚古币，他吟咏的是古器物这一抽象的概念。而梅尧臣的诗歌则是真正将目光落实到了具体的物象之上，他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以往儒家社会所建构起来的诗歌规则，突破了前人道德上的焦虑，把那些唐人看来不那么美的物象写入了自己的诗歌之中，将日常性赋予了这两枚古币，从而将其纳入了宋诗的新世界。

参考文献：

[1]（日）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M].郑清茂译.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

[2]（宋）刘敞.公是集·卷十八[O].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3]（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明）胡我琨.钱通·卷七[O].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李世博.北宋士大夫的艺术品收藏与鉴赏研究[D].安徽大学，2021.

[6]（宋）窦仪等.宋刑统[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曾枣庄.宋代序跋全编[M].山东：齐鲁书社，2015.

[8]（美）杨晓山.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M].文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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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汉）班固著，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清）彭定求等.全唐詩[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2]陈尚君.全唐诗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3]（清）吴之振等选，（清）蒋光煦补.宋诗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6.

作者简介：

柏嘉辉，男，汉族，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