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少民

2023年11月4日至7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访华。这是2016年以来澳总理首次访华，可谓双边关系发展过程中又一里程碑事件。习近平主席在接见来访的阿尔巴尼斯时强调，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访问，并高度肯定中澳双方走上了改善发展关系的“正确道路”。阿尔巴尼斯也对本次访华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客观地说，当前中澳关系“止跌回稳”是双方深思熟虑、善意互动以及耐心建立互信的结果。在阿尔巴尼斯上台之后，中方以包容开放的大国风范重启高层对话机制，主动引领中澳关系重回正轨；阿尔巴尼斯政府也在谨慎地摆脱前任政府对华政策的“负资产”，并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化注入正能量。过去一年半以来，阿尔巴尼斯政府努力回归工党对外政策的优良传统，吸取前任政府对华政策失控的教训，同时积极回应澳社会要求改善對华关系的呼声，逐步调适对华政策，以实现中澳关系的稳定化。

回归工党对外政策的优良传统

尽管澳大利亚工党和自由党在国家安全战略上已形成广泛共识，例如两党都把美澳同盟视为澳安全战略中不可或缺的支柱，也都表示支持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但两党在对外战略乃至具体政策的认知和实践上仍然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别。其中最重要的差异是，工党并不像自由党一样，把美澳同盟视为其制定对外战略的充分条件。换言之，自由党坚信美澳同盟决定了澳对外战略的方向，习惯于无条件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但工党更强调用多边机制框定和约束美国的军事行动。整体上看，工党倾向于在美澳同盟之外，最大限度地寻求澳对外战略乃至具体政策的自主空间。

相对于自由党，工党总体上能够以更加进步的心态看待亚洲或中国。1971年，在冷战阴云密布和国内“恐华”阴魂不散的复杂背景下，时任工党党首惠特拉姆不顾反对毅然率团公开访华。随着工党在次年大选中获胜，惠特拉姆政府（1972～1975年）迅速与中国建交。曾随同惠特拉姆访华并随后担任澳驻华第一任大使的费思芬指出：惠特拉姆访华是基于对中国影响力的理性认识，澳没有理由不同中国打交道；不管世界如何风云变幻，澳都要与中国保持联系。归根结底，理性的国家利益而非抽象的意识形态才是制定对华政策的出发点。

阿尔巴尼斯同样重视工党的自主和务实外交传统。为纪念中澳建交50周年，阿尔巴尼斯特地选择在保守阵营的旗舰媒体《澳大利亚人报》刊文。在文中，阿尔巴尼斯高度赞扬惠特拉姆的远见和抱负促成中澳建交，肯定惠特拉姆政府与中国建交不仅“勇敢”而且“正确”，强调此举彰显出澳外交政策的“成熟”和“独立”。通过有意识地回归工党对华政策的自主务实传统，阿尔巴尼斯一方面委婉批评莫里森政府对华政策的不当之处，另一方面强调重启对华沟通接触以此稳定中澳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阿尔巴尼斯公开宣布受邀访华前夕，澳国内对华鹰派乃至美国部分势力向其施压，要求他访华时淡化惠特拉姆色彩，但他却在访华期间，重走惠特拉姆当年的足迹，站在他曾经留影的北京天坛回音壁前拍照留念。阿尔巴尼斯此举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他领导的工党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不会屈服于任何国内外政治压力，并坚持以自主务实的态度处理对华关系。客观地说，从友好协商解决多项贸易争端到宣布不取消中企达尔文港的租约，再到涉华核心议题上的谨慎表态，阿尔巴尼斯遭遇澳国内不少负面舆论冲击，特别是对华鹰派指责其对华“让步”，但阿尔巴尼斯坚持通过沟通接触、实现中澳关系稳定化的决心并没有动摇。

吸取莫里森政府对华政策极端化的教训

三年疫情期间，莫里森政府对华政策越来越极端，中澳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在2022年联邦大选期间，莫里森甚至将传统的国家安全议题政治化，企图通过打“中国牌”塑造不利于工党的舆论，以此谋求竞选优势。但莫里森政府的“反华”和“好战”言论不仅没有奏效，反而招致在澳华人的反感，最终自食其果。数据显示，在15个华裔选民比例较高的选区，反对自由党的选民摇摆幅度高达6.6%，而在其他地方这一比例仅为3.7%。澳华人选民抛弃莫里森领导的自由党是导致联盟党政府不能连任的主要原因。

尽管分析家对于莫里森政府对华政策极端化的解释不一，但对这一现象的存在基本不持异议。这种极端化的显著表现是莫里森抛弃对华政策的务实作法。事实上，务实主义曾经也是霍华德政府（1995～2007年）成功处理对华关系的重要法宝。与惠特拉姆的务实主义异曲同工，霍华德的务实法宝无非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与中国进行接触，求同存异，只是霍华德或许更在意经济利益。

对华接触长期以来是澳式务实外交的主轴，但针对务实主义乃至对华接触政策的质疑在特恩布尔时期（2015～2018年）开始浮现，并在莫里森政府时期全面爆发。在莫里森政府时期，务实主义的积极内涵逐渐被掏空，甚至务实主义被视为对澳主权、原则和价值观的“威胁”。对务实主义的批判与否定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澳在放弃对华接触的同时，更加坚定地倒向美国。随着美国完成对华接触政策的“全面清算”，莫里森政府似乎也找到贬低乃至否定对华接触必要性的借口，甚至一度在很多涉华议题上成为“反华”急先锋。澳对华政策快速极端化，以致澳成为亚太地区唯一一个多年不能与中方高层领导人直接对话的国家。

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或许已经认识到，澳对华政策和中澳关系发展态势会影响在澳华人的政治倾向。尽管在澳华人未必会积极参与到对华政策的大辩论之中，但他们能够在大选中通过选票直接表达其政治立场。目前至少有四名工党议员来自华人比例较高的选区，因此不难理解为何阿尔巴尼斯政府果断抛弃上任政府的“扩音器外交”，承诺冷静处理对华关系，并重新为务实外交正名。一言以蔽之，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外交同样反作用于内政。莫里森政府的极端对华政策可谓前车之鉴，回归理性和务实无疑是阿尔巴尼斯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应有之义。阿尔巴尼斯明确指出，不应让中澳之间的分歧定义双边关系。

回应澳国内要求改善对华关系的诉求

中澳建交50年来，民间来往和交流方兴未艾。中澳双边关系具有较为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尽管在特恩布尔政府和莫里森政府时期，这一社会和民意基础遭受冲击，但也展示出了弥足珍贵的韧性。例如，在澳国内“中国渗透论”甚嚣尘上之际，澳有识之士公开请愿，呼吁澳政府避免仓促对涉华议题政治化和安全化。这一坚韧的社会基础或许也是中澳关系历经风雨仍能砥砺前行的根本所在。事实上，就在工党胜选之后不久，澳15名学者联合致信刚刚就任的阿尔巴尼斯和黄英贤，督促工党政府抓住机会改善对华关系。

澳商界很早就呼吁澳政府改善对华关系，这是由中澳多年来形成的贸易格局和商贸网络所决定的。商界从中澳蓬勃发展的经贸关系中获益颇丰，因此完全有充足的动力要求澳新政府执行积极稳健（如果不能完全“重置”的话）的对华政策。在莫里森政府时期，随着经济议题的安全化，国家安全凌驾于经济利益之上，对华全面“脱钩”的极端言论甚至不胫而走，商界寻求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基本被压制或忽视。商界在澳对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明显被边缘化。随着阿尔巴尼斯的上台，商界的利益和呼声得到应有的重视，阿尔巴尼斯甚至公开为澳商品代言和站台。在今年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约有250家澳企参展，规模为澳历年来最大，反映出澳商界对阿尔巴尼斯稳定对华关系的信心。此外，作为澳数一数二的留学生和国际游客来源国，中国仍然是澳最为重要的市场之一，因此教育业和旅游服务业也呼吁阿尔巴尼斯政府改善对华关系，助力澳经济复苏和增长。在出席进口博览会期间，阿尔巴尼斯同样公开积极回应上述诉求。

中澳关系“超越稳定再出发”仍需耐心

整体上看，阿尔巴尼斯政府通过汲取工党对华政策的优良传统，吸取前任政府在处理对华问题上的教训，同时积极回应商界等要求改善对华关系的诉求，客观上促成了中澳关系的稳定化。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稳定化并非“常态化”，更不是“重置”。稳定化本质上只是澳对华战略的阶段目标，而不是最终目标。

目前阿尔巴尼斯政府的整体对华战略仍未成型，但已基本确定对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要的地方表达不同意见，从国家利益出发与中国接触。”过去一年半以来，阿尔巴尼斯试探性地通过改动个别措辞对上述指导原则进行校准和微调，总体上反映出他在对华政策上越来越积极。尽管这一指导原则是以布林肯的对华政策原则为参考模板，但顯然更强调合作和接触的优先性，与美把对华合作从属于对华竞争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如何处理分歧上，阿尔巴尼斯政府则采取明显的模糊战略，源于阿尔巴尼斯政府赋予澳“国家利益”开放性的涵义。在“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AUKUS）、南海问题、关键矿物供应链、科技竞争和合作、网络安全和南太岛国等诸多议题上，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势必相互交织和激荡，意味着每一次围绕分歧的沟通和互动都可能直接影响中澳关系的发展态势。从这个角度看，中澳关系“超越稳定再出发”任重道远，考验着彼此的定力和耐心。

（作者为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