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龙（广州美术学院 视觉文化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510006）

音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虽然世人对于音乐皆有接触且大都能够感受或欣赏它，但对它的起源、功能和与文明的关系却未必真正了然。特别是，音乐的内涵远远不止是音乐本身，它携带了很多重要的文化信息和符号性密码，也埋藏着人类文明起源和制度史方面的诸多秘密。因此，从上古人类文明萌芽时期，古人就关心音乐起源、意义以及音乐与文明、与国家制度渊源之间的关系。世界文明史上几大早发的文明都有思想家和政治家对音乐与文明和国家典仪—制度及政治间关系的论述，尤以上古中国和古希腊思想家的研究为世所关注。

中国先秦思想家对音乐意义的重视是一个世界性的文明课题。研究中华文明史的学者大都会关注到这一现象，即中国先秦思想家对上古音乐起源问题的探讨和对音乐在华夏文明及国家政治发展中功能性作用的强调。仅仅被后世视为“艺术”之一种的音乐为什么在国家政治和制度史上承担着这么重要的意义？而同样被视为艺术的绘画、雕塑乃至于后来被认为更具划时代意义的书写系统的发明（文字起源）却没有音乐的政治符号性意义那么重大？音乐有着什么特殊功能使它能够超越其“艺术”地位本身而进入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在塑造中华文明过程中起到这样巨大的作用？理解并阐释上述现象，远不是音乐理论和音乐史研究本身的课题，它牵涉到了早期人类文明的全部。[1]因此，我们必须拓宽视野，将先秦思想家的音乐理论放到更宏阔的人类发展史和音乐人类学大背景上去研究，方能得到比较接近事实的答案。

凡研究中国上古思想史的学者皆知音乐在先秦政治和制度史上扮演的角色和意义。先秦思想家从未把音乐仅当成娱乐消遣或者表演调节感情互动的工具或手段，而是把它当成了国家制度典仪和法规的象征，音乐在上古就跟礼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礼乐”制度。[2]它后来渐变成了宪法性质的国体轨范的一个部分，与宗法制度一起构成了古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基石，影响到后世的政治、文化、哲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成了古代中国典章制度的总汇和人们社会行为的准则，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文明和文化的发展。

音乐本身的意义如此重大，由音乐而衍生出来的乐论成为研究中国思想史和美学史的重镇。甚至对中国古代乐器和演奏内容的研究也成为显学，比如由上古乐器演变而来的对礼仪物质文化呈现之钟与鼎嬗衍出来的青铜—钟鼎文明和礼器的研究，由钟鼎的政治符号意义所代表的国家权利（重器）象征而衍生出的“问鼎”，因对国家典仪祭祀和权利象征之间的严格规定而制定的君臣邦国尊卑之间的关系以及僭越或挑战这种关系对制度的造反—叛逆性颠覆等的符号性呈现等，都远远超出音乐学的范畴。[3]

因此，在上古中国特别是先秦时代，乐论也是文化学和政治学。音乐是国家和社会政治风气的晴雨表，也是民风的呈现和社会治理、习俗考察的伦理标杆。[4]所以孔夫子在讨论音乐问题上这么用心，这么全情投入。他听到了尊崇复古的《韶乐》能够兴奋到“三月不识肉味”，而听到了他认为不合古制却带创新性的民间“郑声”和“卫声”则加以谴责。而当他看到季氏居然破坏古代演奏制度、越级使用只有天子才有资格采用的规格时，他则愤怒谴责“是可忍，孰不可忍”！按说，倡导温柔敦厚风格的孔子，对一场音乐演奏完全没必要这样有失风度地勃然大怒。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了孔子的乐论和这里潜藏的上下文目的以及季氏通过音乐演奏包藏的祸心和野心，就不难理解孔子的义愤和潜台词。而若想理解这些，我们必须回到先秦乐论和音乐人类学的世界，从当时的文明发展和社会政治历史中去研讨并还原音乐以及音乐携带的所有人类学知识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激荡和影响。

一、音乐溯源与音乐人类学的前世今生

音乐到底发生起源于人类文明的什么时间段？如果连这个源头问题都解决不了，后面的研究将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传统的音乐起源研究往往是寻找文字史料和古人的记录，这样的记录当然不可靠，因为文字发明的历史仅六七千年，而音乐起源的历史远远早于文字。虽然文字可以追溯远古传说并记录此前口口相传的历史，但这样的“历史”往往不够真实可靠。自从有了考古学以后，它又提供了一条发掘信史的途径，于是研究音乐起源的方法可以借鉴考古学的物证。

根据考古学发掘，世上最早的乐器物证迄今可追溯到5 万到6 万年以前的欧洲的戴维亚贝博骨笛，[5]但音乐的源头肯定远不止于此。首先，我们可以肯定这不是人类制造的第一件乐器。其次，它也未必是能够被遗存和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制造的乐器，因为将来或许还能有不同的发现可以改写这个历史。第三，我们也不能肯定人类最早制造的乐器就是骨笛。所以，有理由推断，在它以前，人类就已经发明了音乐，而且有可能实践着多元的音乐活动。那么，除了文字史料和考古学物证以外，我们又有何探寻音乐起源的解码钥匙呢？

众所周知，文字出现在人类文明很晚的时期，即使记载历史，它也只能记录比较晚近的文明。考古学有它物质性和科学性的优势，但它的能力和视野仍然受制于客观条件，而且考古资料还有时空和未知历史之上下文的局限，仅有物证是很难说话的。那么，音乐起源的探讨只能另辟蹊径。

若想找到人类音乐起源的真正源头，肯定不能只靠考古学。因为人类原始音乐活动的最早乐器不可能只是骨笛。人类最早音乐活动极有可能是人类的声音和吟唱、节奏的原始旋律。而且人类最早的乐器不可能是需要耗时耗力制造的骨笛，而有可能选择触手可及拍打出节奏的石块、树枝、木棒或摘下一片能吹的树叶、能敲击发声的树皮和竹木的腔管、动物骨骼—皮毛，乃至于随手取到的任何能够发声的器物。[6]25更有考古民族学家和艺术史家认为，人体本身才是最原始的乐器。人类在早期活动中激动或情绪发展时下意识的拍手、击节、鼓掌、拍臀、引吭高歌和手舞足蹈等才是音乐发生的最早的本源。[7]而对这些，考古学却无能为力，因为诸如树叶、竹木和皮毛这类不易留存的物品，很难像化石类物质那样保存下来变成物证；而且当年的人声、人体动作和各种以身体为发声器官的节奏、旋律和活动，考古学更无从记录和考据。即使当时原始人使用作为原始乐器敲打出节奏的石块可以遗存到今天，考古学也无法确证它们不是普通的石块而是乐器。

以上这些关于人类身体和无法保存取证的物质材料可为最早乐器的假说和推断，并非玄想或臆造推测。虽则上古几万年前人类活动影像和声音已经湮灭无考，但在今天，人类学家仍然有可能“看到”这些几万年前景象的呈现而作为物证。这就需要我们引入另一种方法来研究。这种方法叫做人类学田野考察和文化志比较—平行研究的方式。[8]

根据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人类的由来和进化与人的文明建造是同步的，这其中，音乐的起源和发展也是其贡献之一。音乐并不是人类完美进化后才发明的产物，而是原始人进化为人类之发展史的一个部分。人类学在对有形的文明证据研究的基础上也对人类进化和人类智慧、认知以及创造文明的可能性进行着全方位的综合研究，从而设立了综合交叉学科优势的“史前学”研究方法来探讨人类和文明的进化。根据考古学和史前学的综合研究，人类从330万年前开始进入旧石器时代，直到距今五六千年之文字发明以前的这段历史被称作“史前史”。很显然，从这个时间比例上看，有文字记载的成文史（也被称作“信史”）记录的其实只是人类发展史之冰山一角。

根据考古学证据，人类遗址在69 万—79 万年前开始有用火的痕迹，早期智人起源约于20 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在大约距今6 万年前后，人类进化开始显示出了更高级的思维和使用符号的能力。本期人类文明出现了对死者的仪式性埋葬，音乐、早期艺术以及日益复杂的多部件工具的使用等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者和证据表明，人类音乐的起源有可能与人类语言的起源同步，甚至有些人类语言学家认为音乐对人类语言的起源有过积极的互动和推进作用。[9]更有学者认为，人类语言在大约5 万到 15 万年前首次进化，也就是被称作“中石器时代”的现代智人进化的时间。考古学的资料证实，在发现上古乐器的地方也发现了最早的人类岩壁画洞穴画和“原始艺术”雕塑堆塑。这些有可能从侧面反映出人类的语言和音乐以及视觉艺术等能力的发展几乎是一体的，人类原始音乐的起源也是人类语言发源和文明缔造的一个重要基石。[10]体质人类学家研究早期人类化石，也寻找到了本期人类身体适应语言能力的痕迹。[11]

由此可见，人类学为破译和探讨音乐起源问题拓宽了思路。中国先秦乐论探讨音乐起源最多从文字文献和口头传说里追溯最早三皇五帝暨公元前26 世纪至传说时代约总共不足七千年的历史，古埃及、巴比伦和古希腊等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和音乐起源追溯的历史也大致如此。那么，除了随后考古学的证据能够将其研究纵向的历史略作拓展以外，若想了解和研究此前几万年间的人类音乐起源和发展，今天学者多把目光转向了人类学方法，这种思考催生了音乐人类学的诞生。

西方人类学思想渊源古已有之。它在古希腊和其后历代哲学思想中皆有反映。西方进入中世纪后，神学大盛而人类学思想发展进入迟滞期。随着文艺复兴人的再发现、地理大发现和科技革命的刺激，经历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学派的拓展，人类学思想在启蒙运动后期勃兴。大航海和殖民潮，使西方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视野得以拓宽，也诱发了他们对世界和文明有了更新的认识和对人类文明起源进行研究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直接促进了现代人类学的发展。18世纪后期，“扶手椅人类学家”书斋学者群体开始形成。他们收集世界上的奇风异俗和考古学资料，更兼钻研古代文史哲理论来破译人类文明起源之谜。其代表人物弗雷泽和泰勒都写出过卷帙浩繁的理论著作，但因缺乏对所研究文化的实地考察和田野工作，学界对其理论成就的评价打了折扣。[12]

其后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异军突起，掀起了一场科学和思想革命。接着弗兰兹·博厄斯的文化相对主义人类学思潮开始在美国兴盛，进而影响了全世界的思想界。这种积极的背景是酝酿音乐人类学发展的土壤。前面我们已经论及研究音乐起源和音乐理论曾经在文字和考古学资料的局限下遇到了瓶颈，在18 世纪以后人类学理论勃兴的基础上，音乐学研究开始拓宽视野，它不再仅仅局限于主流文明及欧洲音乐中做道场，而是把解决问题的目光放到了对全球文明及其音乐文化的视野考察上去寻找答案。因此，研究非西方音乐和其他民族的音乐成了一个有益的镜鉴和补充。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以人类学理论为基础的“比较音乐学”研究，把目光放到了亚非美等其他洲的音乐主题上。在这种基础研究基础上，又进一步拓宽视野发展出了“音乐考古学”的学科。有了音乐考古学，更可以整合文字记载和世界各地的考古资料，把音乐和乐器乃至不同文化文明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13]

人类学在19 世纪以来发现大量因各种各样原因而脱离人类主流文明、孤处于地球不同角落的当代原始部落文明。这些部落的文明虽然跟我们生活在同一时代，但它们的历史和文明发展却被封存于远古文明状态，即从物理时空上他们与我们是同代人，但在文明和文化进化的时空上，他们生活状态是“史前”的。这些远离文明发展主流被称作“当代原始部落”的人们，有的生活在新旧石器交叉的时代，有的甚至生活在更古远的石器时代。他们仍然使用最原始的工具，没有文字、政府，但有语言及最原始的社会组织状态，他们的生活有可能是人类远祖社会的雏形和早期文明状态的缩影。因此，自19 世纪以来，很多人类学家开始深入这些新发现的当代原始部族文明去长期观察、记录和研究其文明状态及发展，以补充文字记载和考古资料缺乏的人类几万年前文明的可能状态资讯。这种研究有效地衔接了此前文明研究的史前“断链”和“缺环”现象，这些当代原始部族文明的发现拯救了文明史研究以前无法解决的盲点。相比于文字记载和化石对文明研究的作用，它能够演示人类早期史前文明阶段的实迹可供人类学者参征比较，被称作文明探源的“活的化石”。这样，对这些新发现无文字记载的当代原始部族文明研究，当然也被归入了史前学的范畴。通过对这些文明活化石社会的类比和平行研究，人类学家或可以根据其文化上下文并参征文献和考古资料等，勘探出人类原始文明早期无法侦知的史实。[14]

此时人类学家采用“文化救险”的手法在这些部落文化消逝前对之进行抢救性的记录并保存，如采写文化志、利用当时刚发明的录音和摄影技术尽量撷取原汁原味的原始素材。[15]即使那时学者对某些内容无法解释和理解，也要求原样记录素材以待后来科学家破译。于是，当时人类学结合考古学等认知方法组成了新的学科史前学。史前学貌似研究考古但其方法论却并不拘泥于古物。这里“史前”的概念是以成文史即文字发明为基点的，凡未发明文字或无文字记载、处于原始状态的文明形态就适用于“史前”的范畴。这样就极大拓宽了文明史研究和人类学的视野。

在这种意义上，“史前”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时间概念，而成了一种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历时—共时”的概念。因为地球上各地人类文明文化发展的进程不一、人类发明文字的时间不一，因此被学界公认的历史（即成文史）的断代在不同文明和不同民族、国家的标准就不可能一致，“史前史”在世界不同的地域出现和终结的时间就有很大差异。

比如说，在埃及，人们普遍认为它的史前时代结束于公元前 3100 年左右，因为那时候它发明了可以记录其信史和文化实践的文字；而在新几内亚，其史前时代的结束时间要晚得多，迟至19 世纪70 年代。同样，中国在殷商晚期发明了甲骨文，它的历史可以被推衍到前12 世纪，从那时起中国有了确切的文字记载被称作有信史的时期，此前的传说时代被称作“史前史”。但是学术界亦有观点认为远早于甲骨文、距今约6 千年的“良渚原始文字”才是中国最原始文字的源头。[16]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中国的成文史则将改写，而中国“史前”的文明年限会更前推进。

由此可见，“史前”除了在不同文明中所指的时间概念不一，即使在同一文明中，也会视其文字发明系统的形成而出现不同的断代可能。基于这种人类学的文明历史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在同一时空下的文明有可能因其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而被断代为不同的历史时期。譬如说，埃及、中国和希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致被定为五千年，而有些民族的史前时代结束很晚，至今才不过一两百年（甚至有近期新发现的当代原始部族至今仍然生活在史前时代）。比如大洋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和美洲的部分地区，除了美洲前哥伦布文明的一些例外，这些地区在欧亚人到来之前并没有发展出复杂的文字系统，因此它们的史前史可以追溯到相对较晚近的时期，例如1788 年通常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史前史的终结。[17]

早期人类学家利用这种综合比较的方法做了大量田野工作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如摩尔根长期深入美洲印第安部落实地记录观察写出巨著《古代社会》，发表了很多关于远古文明发生及发展的真知灼见，拓宽了对人类古代历史和史前学研究的视野。马克思推荐并盛赞摩尔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他细读了《古代社会》并做了详尽的笔记《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而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则研究和论证摩尔根的资料、方法和观点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恩格斯此著的副标题开宗明义就是“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他采用摩尔根的资料剖析人类早期历史并揭示原始社会及阶级形成的过程，探讨了国家起源的实质。此著被认为是马恩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19]由此可见，人类学和史前学的研究方法对上古史和文明溯源的研究有重要参考意义。

人类史前学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及对当代原始部落文明的研究拓宽了现代人类学的视野。19 世纪—20 世纪，经欧洲和美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等人的提倡，这种方法遂成圭臬，为其后的人类学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巧合的是，这种历史比较和援用民间考察物证补充史料不足的方法，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也曾提出过。孔子在当时文字材料和正史档案不足的情况下曾经提出“礼失而求诸野”[20]——这一概念富含着朴素的人类学思想，它也是提倡用民间考察寻根的方法探讨文明文化发展的根源，用民俗习惯中传承的风俗遗存和习惯法来补足文字正史描写的不足。所不同的，孔子强调访求的或是已有文明中因各种原因被磨灭、遗落或错失的部分，而西方史前学关注的是“礼”暨文明形成前的缺环部分。但是，孔子主张“求于野”的“礼”等文明形成的要素也未尝不是史前建立文明时的雏形和“礼”的本原。这里的“礼”及其所代表的文明也许就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礼乐制度形成的最早源头。而这里的“失”并不一定是指失去而是指湮灭无考或源头难寻。

二、先秦乐论与古希腊乐论之比较研究

如果说探讨中国和欧洲上古音乐起源及其功能意义的目标曾经只能止步于因缺乏已成文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证据而受到滞碍，在19 世纪现代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新方法出现后，这方面研究的思路和路径却得到了较大拓展。在这种背景下去研究前述问题，就比较容易得出突破性成果。这样，我们对音乐起源探索的背景就不会局限在六千年或5 万年，而可以一直延展到史前甚至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发生场地去探索。

中国是个非常注重历史的国度，早在先秦时期，先哲们就尽可能地追溯并记录那时他们目力所能及的音乐史和音乐理论资料。当然，对音乐起源的研究和探讨，他们著力最深。中国甲骨文发端于商代后期，而距此数万年以前就产生了音乐，因此中国史料记载的音乐起源只能通过传说和当时民俗追溯发掘。中国较早记载音乐现象的典籍有《尚书·益稷》：“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21]其中描绘载歌载舞情形，有人认为是狩猎场面，有人认为是操练或祭祀，甚或有学者认为这是描写上古的仪式场面。显然，这绝不是音乐起源最早的记录，因为该记述里有了非常后起而且成熟的乐器琴、瑟、笙、镛的记载，而且有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体系乃至尊卑地位的描写。但是，上文确也流露出了一些原始音乐发生的影子，如用最原始的“击石拊石”做乐器节拍及“百兽率舞”的原始场面。后起的《吕氏春秋·古乐篇》中也转录了此类古代以石块作为乐器的最早的场面如：“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致舞百兽。”[22]285这些记录里埋藏着上古音乐发生和起源的影子。

《吕氏春秋》成书虽晚，却是一部集合众人编纂的杂著，其中大量抄录载袭了前人各种远古传说，故它保留了相当的史料内容被后来研究者引用。其中关于上古音乐起源的《古乐篇》一直为中国音乐史研究者重视。此外，《尚书》《左传》《山海经》《国语》《诗经》《楚辞》《周礼》《竹书纪年》和先秦诸子典籍中也有音乐起源方面的诸多记载，而以《吕氏春秋·古乐篇》的记载比较系统和详尽，下面以此为例来分析一下先秦时期人们对音乐起源和意义的见解。

“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22]284这里追溯有史以来的历代帝王跟音乐的发明、制作和发展间的关系。这份长长的历史简表其实也是中国音乐简史。它从初民治水和调整阴阳开始，到黄帝铸钟定律吕、和五音。其后颛顼帝命作《承云》祭上帝，帝喾命咸黑作声歌（九招、六列、六英）并令人抃或鼓鼙击钟磬，吹苓展管篪。再后，“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22]285到此时，音乐的起源回溯和发展雏形已经基本完成。不只是音乐、舞蹈、操演和祭祀活动，而且音乐已经被赋予了本不属于它的政治使命，与国家体制和宪政典仪建立了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此时的“乐”已然融入了“礼”，而且成了“礼”的一个部分，中国礼乐制度基础由此奠定。

此后《古乐篇》仍然记载上古迄自舜创制和充实乐器品种及乐曲、大禹治水命皋陶作乐记功——音乐在这里俨然成了政治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体现和象征。然而其后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破坏社会秩序，于是汤率众讨伐胜利，乃修九招、六列来表彰战功。其后周文王周武王时代杀伐征战消灭无道奸佞，胜利后皆作乐庆祝以嘉其德。《古乐篇》的终篇结论是：“故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23]

自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1、中国古代关于音乐史的论述不完全是音乐本身，音乐史其实就是文明史、制度史和国家政治史的合流。2、这里对音乐的溯源其实并非音乐真正的源头，它记述的初始音乐已经发展较为成熟，其“源”很可能只是“流”。3、此处强调音乐的伦理意义多于强调音乐发生的本体论意义。作者关注的不是音乐发生的本原，而是注重其功能特别是社会—政治功能。这为今后音乐介入政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接口。4、虽然这篇音乐简史报告里从头至尾都强调了音乐起源和发生历史悠久（如开头和结尾的句子都强调“乐所由来者尚也”），但它并没有致力于挖掘和探索其“由来”暨音乐起源的真正意义，而是用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和大量的帝王国主的文治武功及其音乐成果代替了对音乐学本身内容的探讨和追溯。

但是，通过这些史料间接透露的历史信息，我们还是可以理出一些远古音乐发源的信息即：1、上古音乐起源于劳动。故此处记述有大量原始先民生存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历史，包括开垦、治水，劳作和狩猎、收获等内容。2、起源于巫术和阴阳崇拜及祛除自然灾害信仰。3、起源于原始的舞蹈、身体律动和人体生命运动的本能。4、起源于慎终追远和祖宗崇拜习俗。5、起源于崇敬天地顺应命运的思想。6、起源于祈盼丰收娱神娱己的古老民俗。7、起源于“达帝功”之类的先王崇拜及其对征战杀伐业绩的宣扬崇拜和歌功颂德内容。8、起源于神化音乐和乐器的功能，从圣人造乐到其后乐器变为国家典仪重器和度量、宪制和祭祀的标准，从而其意义被尊为建立社会制度的规章，奠定了“礼乐”制度。音乐从此走入了跟政治一体参与政治和国体建设的大任。

从上面总结可以看出，先秦思想家研究音乐本身的目的已经不是在研究音乐，而是以此研究中华文明史、中国宪政史和制度形成史。中国上古的音乐并不是单纯的音乐，而是富有政治符号价值的内容，它承载着远远超出音乐本身的意义。

在这种文化上下文中，我们就容易理解先秦思想家为什么那么热衷于研究和评说音乐，其实先贤的音乐观大多携带了他们自己的政治观和世界观。这也说明了古代讨论音乐的典籍如《乐经》等地位为何如此重要，盖因它们讨论的绝非作为“艺术”中一个门类的音乐或娱乐活动，而是将音乐与立国、治国、政治制度联系在了一起。这里的音乐是礼乐、仪式、法律和典仪的政治符号，礼乐制度被上升到了文明史和制度史的高度。

以孔子为例，他不仅重视音乐的政治和社会意义，而且开宗明义把音乐当做其信仰核心的“六艺”之一教育学生。他在著述中往往将“礼”“乐”并论，强调“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礼节人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24]1527-1547明眼人可以看出，孔子这里讨论的并不仅仅是音乐美学问题，而是政治和社会伦理的课题。

比较古希腊关于音乐起源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其乐论跟中国先秦有很多暗合之处。音乐在古希腊也是无处不在，音乐从国家仪典到婚丧嫁娶、宗教、艺术再到日常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也渗透在其国家政治、经济和伦理思想中。它的起源秘密多保存于希腊神话和各种出土文物及陶器、雕塑和民俗中。古希腊神话音乐起源于大神宙斯和创造智慧守护神的馈赠，其词根源于缪斯女神（Muses）。这种起源说把神话和历史扭结在一起，让人很难分辨什么是神话，什么是历史，但毕竟这里面也透露出了很多真实的信息。关于其音乐起源，大致上有如下说法。

一、有学者考证古希腊哲学家相信音乐起源于宇宙数学和力学和谐法则，并从中演绎出天体跟国家模式相吻合的概念。毕达哥拉斯学派曾经热衷于这种观点。而柏拉图在其《理想国》里也论述道“当音乐的基本模式发生变化时，国家的基本模式也会随之改变”这类的观点。[25]100-104可见古希腊思想家也认可音乐在国家模式和统治基础上所起的作用。二、音乐起源于教育。古希腊认为音乐和体操是人的完善和成长的重要学科。“‘音乐’这个词表达了整个的教育。”[26]三、音乐起源于宗教、仪式和娱乐活动。它大约源于酒神祭祀和相关风俗。[25]57，81-82四、音乐起源于上古占卜和预言等诱导先知进入宗教迷狂和启示的活动。据学者们考证，在古希腊语中，“制作音乐”和“预言”的表达方式是相同的。[27]学者们进一步考证出了史前和上古希腊最早的原始乐器是喇叭和鼓（这一点远比先秦乐论所述正确。因为据考全世界最古老的原始乐器皆应是打击乐和吹奏乐器，而不应是琴瑟这类出现在音乐成熟期的弦乐器）。

古希腊学者在这种溯源的基础上进而给他们的早期音乐类型做了大致分类：1、祈神的圣歌和赞美诗（暗合中国先秦《诗经》中的“颂”部分）。2、纪念和崇拜日月神阿波罗雅典娜的赞歌（暗合先秦《诗经》中的“雅”部分）。3、在通往神殿和祭坛路上游行和乞求神佑时演唱的韵律歌。4、一种叫做“Hyporchema”类型的舞曲。这种舞曲节奏明快，常与赞歌等联系在一起，非常热烈，也被译作“哈泼尔谢玛狂舞曲”[28]。5、狄奥尼索斯酒神颂，通常在庆祝性节日欢唱，特别是在献祭酒神狄俄尼索斯时表演。6、跟诗歌与戏剧相关联的音乐。这一部分包括古希腊学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研究关于荷马史诗传唱、古希腊抒情诗演奏以及音乐在古希腊戏剧中的意义等课题。[29]

以上古希腊音乐起源和研究的总结与中国先秦思想家对音乐与国家礼仪、伦理、教育和文艺的观念有很多相通和暗合之处。比如古希腊乐论中关于音乐起源跟宇宙天体和国家模式暗合的观点，与先秦思想家对于中华文明制度史上天和神制造音乐并赋之与统治者建立礼乐制度的关系颇为同调。此外，在音乐和国家教育、音乐跟宗教的关系、音乐与占卜和预言、音乐跟民俗和社会风气的察知（如古希腊圣歌赞歌跟先秦诗经《颂》《雅》的关系等）方面也有很多脉络相通之处。但从音乐美学和其艺术本体论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乐论更多探讨了音乐本质和内涵，如其强调音乐作为娱乐的功能并着重探讨音乐在艺术中扮演的角色如其在史诗、抒情诗和戏剧中的意义等。先秦时代虽则抒情诗和作为歌曲的音乐非常发达，比如今天被奉为“经”的《诗三百篇》当年曾是民歌和雅颂体的歌词总集，但它们经过先贤“圣化”，其音乐功能渐被弱化而不再被认作是传递感情和娱乐的歌曲，却被当做是洁本或净化后的礼仪政治读本，消减了其作为歌词的音乐娱乐性和质朴的民歌意义。

有趣的是，希腊乐论也经历了一场被“圣化”和音乐为政治所用的异化过程。譬如说，恰如孔子因政治和“克己复礼”观念而反对“郑声”，柏拉图也曾因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遭受重创时在仪式、游戏、戏剧等中听到的音乐风气发生的变化而反对当时的“新声”并拒绝接受它们。[30]而亚里士多德也跟孔夫子一样强调音乐的教育作用，认为音乐应该跟阅读、写作和体操等一起成为一个人教育的一部分（跟孔夫子“六艺”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并认为音乐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性格，是美德的组成部分。[31]这些观点——正如孔子思想对中国两千年文明产生的效果一样，都对后世西方音乐有着绝大的影响。

三、先秦乐论与音乐人类学之比较研究

与传统古典乐论比较以后，让我们再从音乐人类学—史前学的角度来探讨和比较世界其他史前文明跟先秦和希腊音乐起源及其对音乐功能的理解和阐释之异同。前面我们说过，不论先秦还是希腊对音乐起源的探讨，都未能做到真正探源。这里面有受制于资料的匮乏和技术本身的原因，中国先秦和希腊古人在对音乐追根溯源方面的敷衍，非不为也，实不能焉。但在有了史前学和音乐人类学的互渗比较研究方法以后，对于人类文明史和音乐起源的研究有了探源的可能，并为此类研究开辟和拓展了新的道路。

人类学家在19 世纪—20 世纪间在这个地球上发现并考察了大量被称为“活着的化石”般处于史前文明状态的当代原始部族，并深入这些原始状态文明中进行长期沉浸式的生活、观察和研究。人类学家从学习这些世上没有字典和工具书的原始语言入手去了解这些当代原始人的认知、概念和语言，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日常生活，也观察并理解他们的原始社会组织、习俗、精神世界和仪式活动。这些使用原始工具生活在几万年前状况的先民在很多方面提供了我们先祖创造文明的信息，补足了考古史料和文献资料的不足，也从很多方面给我们展示了上古音乐起源的可能情形。这些宝贵资源似可让我们透过万年或数万年时光隧道看到人类先祖生活的实况。

在浩如烟海的大量人类学民族志和文化志资料中，我们可以筛滤出世界各大洲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人种的文明和音乐起源学资料。总体来看，这里面有着很多共性，它们因是研究整个人类音乐起源的宝贵资源而被音乐人类学家们重视。对史前学和音乐人类学综合考古学对当代原始部族文化志的归纳，可以从下面比较分析中看出音乐起源的一些新思路和新材料。

1、音乐起源跟人类的动物性行为有关。19 世纪以来，达尔文进化论拓宽了研究者视野，人类学家发现音乐起源跟人体进化之生物本能有关，同时也源自人类的求偶及性的活动。[32]动物界的鸟类和灵长类都自然发展了引诱异性的天性和天然能力，有学者研究表明，求偶期猿类能发出可以被用乐谱记录的清晰的音阶和音调。[33]这些本能和社会化行为，后来演变成为大型的青年男女相会互动的社交活动，如世界各地的春祭、狂欢节。中国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大量民俗学资料如“仲春三月，令会男女”习俗及流传于少数民族间千百年的“歌圩”“对歌”“三月节”等可以证明它们或有这种上古音乐行为的社会遗存。

2、音乐起源跟人类语言起源有关。很多人类语言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认为，音乐是与语言一起出现的，据说两者都起源于“共同的先驱”[34]。生物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和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都是这一理论的重要早期支持者，他们将音乐和语言的共同祖先称为“语音音乐”。21 世纪以来，更多学者支持音乐与语言起源同步的观点。[33][35]甚至有学者判断音乐出现在语言之前，认为在上古原始阶段，人类面临抵御自然灾害和兽群袭击，其最早语言应是单音节呼叫而经数万或数十万年发展成语言。原始单音节到多音节呼叫交流歌唱或是比语言更早的原始音乐雏形。[36]

3、音乐起源跟劳动有关，它给人类互动提供协调和凝聚力。同时，音乐的节奏感可以帮助大脑区分发自不同来源的声音，还可以帮助个体成员调整和同步他们的动作。律动、节奏、号子以及类似技能使早期人类祖先具环境适应性价值，它可使人们更敏锐地发现猎物或与潜行者有效地加强交流。[37]

4、音乐起源与原始社会通讯需求相关。上古生态非常峻厉，缺乏交流方式使得原始人生境尤为艰难，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创造出一些符号性交流手段。音乐成了史前人类的选择之一。由于共享约定俗成的编码，原始音乐成了一种亚语言，在语言出现以前和以后，它皆承担着传递信息和人际交往的补充任务。[38]

5、与神沟通。原始人认为音乐是神秘的产物，它通常跟未知世界相关。因此音乐可以通神，也承担着祈求神示、信使和跟神合作（包括祭祀、娱神、庆祝和谈判甚至诅咒）等作用。通常，此功能与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或其他原始宗教实践有关。[39]

6、音乐起源与乐器演进有关。根据史前学和当代原始部族田野资料，人类最早的乐器远非文献记录和考古学发掘的古乐器，而是另有其宗：（1）几乎所有的田野文化志材料都证明，世界上最早的乐器就是人体自身。人类最原始的乐器是嗓音，其最早流行的是声乐。除了口—鼻腔和声带，人体本身就是音乐的声源体。原始人激动或吟唱时会自然地手舞足蹈，拍手、蹈足、击节、拍腿、拍臀、跺脚等，身体部位会自然地发出节奏和韵律，它们是最天然的原始乐器。（2）音乐和乐器起源于原始天然物品。文献和考古文物发掘了骨笛、罄、钟等易保留的化石和金属类文物，但这些却不是最早的乐器。史前史的田野观察告诉我们，原始人最早的乐器之所以没有被侦知，是由于它们使用了较软、因更易生物降解而无法保留到今天的材料，如芦苇、葫芦、可吹奏的树叶、树皮、枝干和动物的皮等软性物质。[40]（3）从理论上讲，音乐可能在旧石器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即使有人体以外的最原始的乐器，也多是原始人身边能发现的临时物品，如能敲击出节奏的石块，用完即掷，我们很难将它们跟乐器联想到一起。直到后来新石器时代出现了专门制作的石磬以后，才有人关心这“金石”中石乐器的存在。（4）最早的音乐是能制造节奏和律动感强烈旋律的物质。除了石类外，触手可及的木棍、树干都是原始响杖响板等的材料。这些用过即扔的原始木质乐器在被精致化和专业化造成乐器之前是很难被想象成乐器的。如果不是在当代原始部落中观看其使用，这样的“乐器”也许永远不会被今人溯源发现。[6]26-42（5）最早的乐器还有可能就是原始劳动或狩猎工具，如劳动用的树杖树干、石头，打猎的矛跟弓弦等，都可能临时被用作敲击发声的器具。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音乐和乐器的起源都远远落后于它们的起源本身，它们都应该是音乐早已起源发展以后正规化的产物了。因此，音乐人类学家考证，最原始的音乐和乐器除了上面列举临时用品和粗拙者外，开始定型化的应该是人声、打击乐的鼓类和吹奏类的号笛角之类。琴瑟类的弦乐器，只能是后出的。

7、音乐起源与魔法仪式和巫术暨与宗教和灵性（Shamanism）有关。史前学研究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约6 万年以前，人类开始有了系统埋葬仪式和墓葬殉物及复杂工具出现，此期考古学物证发现同时有原始乐器和早期雕刻、岩壁画洞穴画的出现。这一切都显示原始人开始有了灵魂和宗教观念。[41]而验之于当代原始部族史前文明，巫术、原始宗教的产生，皆与音乐有扯不断的关联，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灵魂”的活动没有音乐的参与。

8、音乐起源于狩猎“视听威吓—显示”吓退掠夺者和敌人的实践活动。[42]音乐的驱邪和宗教意义早已被原始人深信不疑，因此在早期狩猎和部落战斗中，它有着操演、示威和军事演习等作用。即使没有乐器，人们用声嘶力竭的吼嚎、拍打身体、击石撞木和利用工具发出有节奏的乐音，也能起到某种震慑和威吓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音乐人类学田野工作文化志和现场考察资料在探讨音乐起源时，能补充古代成文史文献和考古学物证方面的不足，有助于修复探源的缺环断链部分而拼全上古和史前音乐发源的基本版图。

可贵的是，除了补充成文史之不足，音乐人类学材料还验证了成文史上史料记载的很多内容，并充实和确认了其中合理和经过历史实践考验的部分。如这些音乐人类学和史前史资料验证了先秦和古希腊音乐探源和功能学说中的这些观点：1、音乐起源于劳动的学说。2、音乐起源于舞蹈和身体本能的律动，如当代原始部族人“无舞不蹈，无舞不歌”现象等。3、音乐跟原始信仰、巫术和宗教有关。4、音乐起源跟祈祷丰饶的愿望有关。5、音乐和乐器的起源跟神秘传说有关，但也跟人类本身和自然、社会实践活动相关联。6、音乐和教育、和生存斗争实践操演、狩猎和战争有关。

除了验证成文史—考古学物证已知内容以外，音乐人类学研究也用大量的考察实践和文化志资料补足了原文献和考古材料不足的内容。这些主要体现在：1、音乐起源跟性和生物进化本能有关。包括原始求偶活动和引诱异性的模仿进化等，虽然先秦文献和希腊乐论以及古代中国—希腊历史和民俗验证了上古中国和希腊都有类似狂欢节和春祭等大型音乐社交活动。2、音乐起源跟人类的语言起源有关。由于先秦和古希腊思想家尚未研究到人类认知系统和抽象思维以及身体、智能进化这些专业课题，所以他们关于人类音乐起源跟语言起源对比研究方面的资料皆付阙如。而19 世纪以后的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对这个课题有了精深的研究，并将这些研究纳入到对“活化石”和当代原始部族史前文明的研究，掘出了这些宝贵的资料。这是音乐人类学和民族认知科学对音乐起源研究独特的贡献。3、对于音乐和乐器起源综合关系研究的特殊贡献。4、对音乐起源之“视听威吓—显示”功能的独特研究。关于前面1、2 两个方面的贡献，近年来西方音乐人类学界已经多有探讨，本文拟对后面3、4两方面的独特贡献进行简要的综合评述。

前面已经讨论，中国和希腊乐器起源研究因缺乏史前资料，故文献都仅以晚近乐器为对象来论述，音乐人类学引入了最原始的乐器起源论，革新了整个研究领域和视界。它首先强调人体本身是最原始乐器的观点，从人的嗓音到人体各部位在原始音乐活动中的表现，令人信服地自证了这个学说的意义。但从中国古人的乐论中，我们也能看到有人思考并隐约地表达过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如陶渊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朴素说法）。而最早乐器先秦也有认为是原始石器的“击石拊石”（《尚书》）、“拊石击石”（《吕氏春秋》）。此外，先秦乐论虽然没有音乐起源跟性行为关联的观点，但古人并没有忽略它这方面的功能，《礼记》“令会男女”的记载似乎也透露了这方面遗俗的影子。关于乐器发展，中国上古乐器源流也证明了早期乐器多为鼓吹乐器的鼓与号，这与汉语词遗存“鼓舞”“鼓吹”“一鼓作气”“号召”等上古信息不无关系；而且我国民族音乐学家周楷模在其当代云南少数民族人文音乐田野考察中发现少数民族原始乐器多为鼓和吹奏乐器，这也证明了这个假说的原始性。[43]

此外，探讨音乐起源除了其原始功能以外，在音乐人类学和先秦乐论中，随着音乐功能的延展和扩大，其政治—礼仪和符号意义都在增强，因之其后音乐渐渐附加了很多政治和社会内容。比如音乐的“视听威吓”和“显示”暨示威方面的内容，除早期原始人类为了生存而集结利用发声器官和工具恫吓动物和敌人以外，在原始社会的进化和文明的进展中，它也在不断增添并携带新的内容。到了后来，音乐不只是为了求生存威吓动物，而且还在威吓敌人和未知对象（包括神灵和邪恶）。同时，音乐也履行着实际的示威和阻吓功能。比如《韩非子》中记述了这样一段史实：“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44]这里记述的其实是一个史前完整的音乐政治事件。事件的核心是一场通过音乐的“视听威吓”方法暨军事演习手段镇吓“有苗”而避免了战争。这是较早的用政治方式解决民族纷争的一个案例。

当然，先秦音乐介入政治，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不只是跟战争有关，先秦音乐符号学意义及政治功能以及它介入“礼乐”制度的部分，前面已经做了很多论述，此处不赘。除了作用于国家礼仪、政宪和国际关系、威慑—军乐队—军事演习，音乐在国家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塑造方面所起作用也很重大。

儒家经典《礼记· 乐记》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24]1527-1547这里明确强调“乐”除了有制定和维护制度的意义外，还承担着教育民众、移风易俗的责任。前述部分揭示了上古及先秦先贤及政治家为何独重音乐的政治符号化意义的原因。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音乐所承载的内容已经不再仅仅是音乐，它有记录天灾人祸的认识意义，有反映民生的时事意义，有诅咒暴政和携带“新声”民歌的叛逆意义，也有昭示礼崩乐坏社会变迁的政治信息。今天我们用比较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的方法，将这些先秦乐论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综合研讨，则更容易看出先秦乐论与世界各种音乐理论的异同以及它们在史前不谋而合的辏应和互补之处。

其实，不止是在上古，音乐实践在今天虽然在全球的表现不一，但其在文明史和文化功能上的角色却仍是具有世界性共通意义的。比如，音乐与仪式、与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仍然是全球文明共同的话题。音乐的政治符号的典仪意义已然被全球公认。在国际场合，国歌、军乐、示威、鼓舞乃至于宗教活动、军事演习、体育竞赛，各种正规场合，甚至包括毕业典礼、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中都离不了音乐，当然也离不了音乐携带的政治符号和社会化内容。

结 语

中国先秦乐论和音乐人类学的关系是一个宏大话题。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对华夏音乐起源和它的意义、功能有着诸多不同的诠释。从上古崇尚“和”的音乐观到郤缺的“无礼不乐”（《左传·文公七年》），再到孔子所代表的乐论、墨子的非乐、老庄的音乐观，以及管子、荀子、韩非子等思想家，都有其独到的音乐思想和论述。但鉴于论题和篇幅，弱水三千，笔者在此只能撷取一瓢，专注于上古音乐起源及功能的先秦及音乐人类学课题进行比较研究和再阐释，以展示最近数十年学界在比较音乐学及史前学、民族音乐学和考古理论方面新的发展和成果。

自先秦起，中国古人已然非常重视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意义。孔子除了把音乐带入政治，也重视歌词暨诗的作用，他强调“《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而后世儒家则更强调“文以载道”的文学艺术观。“文”，曾经是重要的文化宣传工具。古人极为看重这一工具的美学意义：“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非文辞不为功。”[45]但事实上，中华文明历史上真正体现和实行的却不完全是“文以载道”，而是“乐以载道”。因为中国的文字起源及书写艺术乃至文史哲思想渊源形成的历史远远晚于音乐起源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说，在成文史和中国上古书写系统形成和发生以前数万年时光里，音乐曾经在文明的熹微中独步于中华文明创建的曙光中，而在这以万年为单位的历史进程中，中华音乐文明也参与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它是一个伟大的宝藏，随着史前学、民族音乐学以及音乐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还将出现更多的发现和成果、并为人类文明的整体研究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