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娟

符号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载体，其信息的记录、建构、沉淀与凝结是一个相互渗透与交织的有机整体。文化符号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共同体，而集体记忆在文化符号的建构、认同、传播等程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电影往往通过叙事，借由文化地理空间呈现特有的影像话语符号，从而在人文地理与地域形象共生之中建构与传承特有的文化精神。本文选取蕴含“黄河”“太行”“嵩山”等地理空间与文化符号的电影作品，考察电影叙事与集体记忆、文化精神之间的联系，分析如何通过调整表意形态而形塑文化符号的媒介价值，以期勾勒影像叙事建构自身话语与文化记忆过程中的多维面向。

一、影像叙事中“黄河”符号的话语建构

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成为凝聚民族情感与文化记忆的纽带，黄河文化蕴含的文化品格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与力量之源。中国电影中的“黄河”通过影像共享的意义结构，连接起接受主体与影像中的话语模式，延展出历史与个体的镜像表达，让观众对影像中“黄河”产生主体意义的认同，从而完成文化记忆的跨时空传递与文化精神传承。例如，音乐纪录电影《大河唱》以音乐人苏阳为线索，以记录电影的写实镜头呈现了陕北说书人、秦腔剧团团长、花儿歌手和皮影艺人等人物的生活状态，用中国艺人的故事展示时代的变迁，探究传统与当下交织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电影中的花儿、皮影戏、秦腔、说书、唢呐、面人、糖人等民俗符号，讲述颇具人文气质的中国故事，引发观众探寻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黄河”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时空切片进行呈现，通过音乐与情感的共振和冲突，“黄河”在不同时间与空间的走向，达到历史与现实的重叠与呼应。电影《黄土地》则以色彩作为主基调进行叙事，黄土地与黄河水在相互映衬中建构了蕴含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世界。作为文化符号的表意象征，黄土地与黄河水在影像构建的文化属性中以集体记忆的方式呈现，参与建构了民族文化形态共融共生的生态体系。黄土地与黄河水象征着古老民族蕴藏的巨大生命力与包容性，同时也象征着传统的固守与封印。影像中的“人”在“天”“地”“水”意象中传递出凝重的生命意识，表达着小人物对于命运的不屈与抗争。“黄河”作为空间背景与意象能指，被放置于地理景观与精神心灵的双重空间之中，带给观众的是人类对于命运改变的希望、对于民族精神回归的渴望、对于冲破压抑人性的希望，在两种空间交互中重建关于“黄河”的文化记忆与叙事美学。

中国电影中符号媒介对民族文化的表征，往往通过多维度、多视角且融入故事的生成及建构过程，以解决文化传统与现代阐释对接与融合等问题。约翰·费斯克认为：“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用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事件或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1]仪式注重对于社会精神与文化意味的反映，往往建立在文化思维基础上并通过象征类比的推理模式，寄托特殊的精神信仰。电影《黄河绝恋》中镜头掠过奔腾不息的滚滚黄河，女性博大而柔美的臂膀与气势雄伟的母亲河，经由影像话语逐渐转化为一种文化记忆，更在观众心目中逐渐沉淀为文化的力量。电影中的“黄河”作为文化符号的生成结果，主要依靠“文本”符号与“空间”语境进行同构，这种因素往往成为参与建构“认同”的力量。以符号表征文化传统与审美意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同样成为中国电影叙事主题内容之一。

中国电影在表现黄河与家国情怀、文化想象、个体命运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影像话语，通过对“黄河”符号的艺术呈现，使得文化品格释放出无限的能量与魅力。黄河作为一种自然景观与地域空间，在电影中并非仅仅作为时代、地理与视觉背景而存在，作为审美观照对象的黄河往往植入了理想、道德、伦理与政治等元素，从而使得“黄河”被赋予更多自然、文化、历史、社会等层面的符号意义，成为民族、国家、社会、个体发生转型与变化的艺术具象表达与历史见证。音乐电影《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作为音乐符号，其中的“河”与“人”相互映衬，音乐与影像交相呼应，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黄河”文化符号借助影像话语，被赋予了古老、文明、活力、包容、伟大、英勇等价值意蕴，成为中国精神的重要象征。

二、英雄叙事中“太行”符号的文化认同

在人类自身的成长过程中，个体的记忆受到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历史事件与文艺作品成为建构个体记忆的重要内容。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共同回忆创造了一种凝聚感，形成“集体意识”能为共同体找到一种方式描述他们自己的事实[2]。太行山与中国历史发展紧密相连，见证了革命事业的发展，成为革命战争年代的重要战略地区，“太行”参与形成了延续中国精神血脉的集体记忆。电影《地道战》承载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太行”成为一种传递英雄主义的文化符号，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区域也成为凝聚英雄主义的热土。电影《浴血太行》讲述了抗战爆发以后，太行山人民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故事，“太行”作为文化符号，再次传递了中华民族品格中的正义、担当与血性，彰显了中华儿女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高尚意志品格。

集体记忆是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同经历的过程和结果，大量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可以通过代代相传，形成并保存共同的社会记忆。哈布瓦赫尤其强调当下性，认为“往事”并非客观事实，而是等那件事过了之后，在社会中不断地更新重组后建构的[3]。记忆不仅代表共同经历事件的过程与历史，还包含形成记忆者背后的观念与心理。太行精神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图谱，对于太行精神的传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艺作品带来的文化记忆。电影《太行山上》讲述了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历程，“太行”作为文化符号，也在艺术接受中逐渐成为一种精神符码。在中国电影中，“太行”更多与英勇的抗战历史相联系，传递出中华儿女的革命气概。以“太行”为代表的影像符码成为英雄叙事的重要载体，将民族精神内化为观众的心灵支点与归宿，在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范围中发挥影响力。文化符号的建构也是一种表达的权力，这种权力并不单单存在于理念与价值的建构力量之中，更多地存在于符号的认同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于对精神符号的建构与接受者之间的特定关系中，通过这种关系得到界定，并在符号生产与场域结构中得到认同与传播。

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出现了一大批塑造英雄、讴歌英雄的优秀作品，影像话语成为国家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电影中英雄叙事的发展流变，也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潮与社会心态，在电影文本与话语系统中，更具直接的内在关联性，其中以太行山作为背景元素的电影作品，更是诠释了不同历史阶段的“英雄”内涵。同时通过文艺形式，以文化记忆的方式对国家正史进行影像化表述，唤起观众心中的文化认同，进而增强民族情感和归属意识。20世纪70年代纪录电影《红旗渠》参与了一代人集体记忆的形成，红旗渠精神是太行山上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成为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篇章，体现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精神品格。“太行”作为影像话语与文化符号，也带领观众经历了从民族危机、国家振兴到地域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八百里太行”从地域空间视点中的英雄故事，逐渐拓展至民族命运与历史变革的大视野之中。

英雄叙事是对参与人类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价值视点的聚焦，指向人类更高的精神共性与命运走势。在更深层的文化诉求层面，则试图通过英雄话语有效缝合个体与集体、时代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个体是“大写历史”的积极参与者。电影《李保国》讲述了“当代愚公”带领群众脱贫攻坚的故事，电影中“自古燕赵多壮士，从来太行出英雄”的感喟，塑造了当代“太行之子”的英雄群像。中国电影需要将故事放置于社会语境与个体认知、情感和行动之间的互动之中，探索适合代际变化与文化消费需求的本土叙事策略，传递微观符号与宏观话语会通合一的内涵意蕴，从而实现把握时代脉搏、讴歌时代精神，激活文艺作品内部生机与活力。

三、媒介叙事中“嵩山”符号的记忆重构

电影在建构记忆与传递价值层面具有媒介的特性，往往在文本信息采集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与形象传播，进而演化为社会记忆存续的载体。通过电影进行的媒介记忆，使社会历史文化事件或与之相关联的人物得以重现原型，并逐步内化为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中国电影对于“嵩山”符号建构形成的媒介记忆，在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媒介连接中，呈现出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并在媒介叙事的符号信息重复中，逐渐形成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主要表现在各种以“少林寺”为背景的武侠功夫电影的传播与影响，“嵩山”也由此在影像文本中被赋予了功夫、禅宗、侠义等元素与意蕴。电影《少林寺》《南北少林》《少林小子》《少林俗家弟子》《木棉袈裟》等，对少林寺的故事讲述与刻画十分详尽。“嵩山”因少林寺的影响而成为宗教、哲学、旅游、武术、建筑、养生等领域的关注热点，电影借助叙事结构与 “少林”“嵩山”等隐喻象征进行编码，成为通过媒介重构文化记忆的过程。对于记忆共同体的建构而言，媒介关于“嵩山”的记忆会突破时间和空间叙事的局限，成为在阐释记忆共时表征和历史传承时需要选择的一种视角。

“嵩山”的媒介叙事是借助影像形成的关于嵩山的文化记忆，是在文字、影像与实景等媒介中被书写的过程，同时也成为观众接受、阐释与理解的过程。媒介叙事是在双重框架之下被创作者重构而成的，对于“嵩山”叙事的媒介记忆，本质上也是相关影像文本的叙事过程。20世纪80年代经典电影《少林寺》创下中国电影史上观影人数和票房收入的奇迹，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现象，并对推动中国功夫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较强影响力。《少林寺》中匡扶正义、杀富济贫、反抗欺压的武侠精神，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观众对于“英雄”的想象；影像中的苍松翠柏与千年古刹等自然景观，为“嵩山”赋予了神秘、正义、雄伟的气质，自然被作为英雄形象的艺术化典型。“嵩山”不仅拥有钟灵毓秀的自然风光美景，还有快意恩仇的江湖传奇故事，成为英雄们成长的地方，并逐渐由媒介叙事沉淀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参与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心理与情感世界。“记忆不断经历着重构。过去在记忆中不能保留其本来面目，持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架，过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断重新组织。即使是新的东西，也只能以被重构的过去的形式出现。”[4]对于“嵩山”的集体记忆成为影像生产的共同体意识与价值观念，成为功夫文化价值的直接凝结和体现，成为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和经历的结果，而与“嵩山”相关的电影也成为群体意识延续与提取记忆的文本。

人类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内容大多是记忆的产物。在文化形态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记忆的构成物，解释文化现象与文化特征可以从记忆理论开始，同时借助符号的角度探寻文化记忆的内在规律，使其成为了解文化形态的方法与视角。卡西尔说：“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5]中国电影以其内在的历史重构模式促成了文化记忆的特殊形式，其通过影像中的文化记忆，不断加强观众对于文化符号的集体认知。以“少林”为主题的电影叙事聚焦于中国功夫背后的文化精神，将传统的历史文化符号转换成为新的精神符号，参与建构集体文化记忆。电影《新少林寺》成为对“嵩山”符号建构的又一部重要影像，它讲述了军阀混战年代少林英雄救国救民的故事，以“禅”“武”作为重要符号元素，奠定了空灵的叙事美学基调，以唤醒观众的清净心和慈悲心。电影对于“嵩山”符号的建构更多通过“禅宗”的文化意象进行，某种程度上也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觉悟本心”的最高智慧。

民族精神符号在历史长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孕育孵化维系社会及人类不断发展进步的文化基因方面，发挥着不言而喻的作用。“嵩山”符号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更多与 “少林”“禅宗”“功夫”等价值内涵相联系，成为文化记忆的重要内容与类型，也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场”。当“影像—符号”通过电影叙事与符号象征意义进行合成呈现时，“嵩山”的符号意象更多地成为“记忆场”中的重要因子，转化为影像话语系统中的媒介符码。观众在接受“嵩山”文化符码的过程中，通过影像语言与影像符号进行新的意义重构，并在其过程中不断回忆历史时空中的故事，重构他们与过去的关系，根据已出现的记忆场重新反观并定位自己。由此，“嵩山”符号作为文化记忆是通过影像表征形式建构出来的，影像与符号借助现实表象的特性进入电影，并形成了记忆之所与记忆之场。电影作为大众媒介的一种，在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成为一种媒介记忆现象，为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建构与研究，提供了新的场域与视角。

四、影像符号中的文化精神传播

符号往往是针对历史有选择的沉淀与构建，如果一个民族缺乏共同的文化符号，往往会缺乏共同的精神基础与情感基础，缺乏构筑想象共同体的文化根基。影像话语的建构对于民族自豪感、个体身份归属感、文化认同感等，均具有重要作用，而民族文化符号建构的过程，往往也是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国电影通过“黄河”“太行”“嵩山”等空间地理符号切入，对民族文化及精神品格进行观照与传播，会有力改变传统的、以时间为固定维度的片面叙事场景，还原时空交融的立体化电影美学及其生态景观。对于电影自然空间符号与精神特质的考察，可以更好地把握电影叙事规律，进而建构集基础性、前沿性与探索性于一体的电影叙事模式。

地理空间不仅提供了客观的地理位置和空间场域，更成为传递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地理景观具有时空统一属性，作为空间性的地理景观与地理标识，为空间性景观呈现无形的时间提供了可能性。民族文化符号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之后，留下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凝结物，是一个民族时空、历史信息与民族品格的体现。中国电影要积极探索以地理标识参与民族文化符号建构的视角，推动“黄河”“太行”“嵩山”等地理文化符号参与建构起集体记忆，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维度上，讲述个体的命运与民族的奋斗史与成长史。中国电影需要加强地理标识向民族文化符号的转化，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将本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意蕴融入其中，强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认同，并为中华民族找到坚定的精神力量。将地理标识转化为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感知世界的独特方式，观众在接受影像叙事的过程中建构更加具体化、形象化、整体化的思维模式，在建构文化符号中不断生成更多意义，以新的创造传播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精神。

以影像和声音为主要媒介载体的电影，通过自身特质进行艺术叙事，营造了一种促进集体记忆形式的历史氛围，某种程度上消弭了时间与空间带来的距离感，能够使观众进行“浸入”式的个体记忆建构。电影中的“黄河”“太行”“嵩山”故事，大多展示了生命形态内在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以不同的“在地”经验提供关于民族的想象与文化品格的阐释。文化符号借助影像语言，逐渐形成了集体记忆且参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对于加强自我认同、民族认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电影的创作者需要深入挖掘、呈现、传播民族文化精髓，探索完成家国叙事和个体叙事之间的缝合，使其在纵向的历史维度与横向的空间维度中，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智慧与精神特质，从而维系中华文明之根，寄托中华各族儿女的精神诉求。

民族文化精神作为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成为推动民族进步的重要力量。民族文化精神是整个民族在不断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符号、文化品格、文化心理、文化性格的综合体现，是民族意识、文化与价值理念的彰显，这些品格特征与思想意识共同凝聚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电影作为重要的艺术样态，需要在文化观念、创作理论、文艺批评等层面坚持艺术自觉，使电影在传递情感和精神力量的背后，在叙事维度寻找到合适的支撑点与落脚点，有效彰显中国故事的深度与广度。电影中的“黄河”“太行”“嵩山”等符号，成为借助电影叙事与中国传统的艺术意象结合的探索，也成为电影表达民族品格的积极艺术探索。艺术自觉与民族文化的历史起源、价值取向、品格特征等要素密切相关，能够体现出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趋势。中国电影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自觉与创作自觉，以中华文化逻辑的重要维度体现民族文化深层结构，在电影叙事中发挥文化引领与支撑作用，积极推动中国精神的传承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