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惠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矿业研究

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是华北地区所有根据地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矿产丰富，矿产资源主要包括煤矿、铁矿以及黄金等等。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矿业的发展资源保障和经费方面为革命红色政权提供有力的支持，有力地支持和鼓舞了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晋冀鲁豫根据地占地面积广以及矿产资源丰富是根据地矿业发展的自然条件。晋冀鲁豫根据地是华北各革命根据地中占地面积最大的抗日革命根据地，是我国抗战时期重要的矿产资源出产地。从地域分布来看，河北西部、河南北部以及都是丰富的产煤区。从矿产的种类来看，晋冀鲁豫根据地盛产铢、瓷器原料、硝、石灰石、硫磺，以及金、铜、银、铝、锰、石棉、云母、石膏、石英、长石等多种矿产。据当时边区相关的史料记载太行山区的煤藏量多达三百五十亿吨，铁藏量为一亿五千万吨。素以“金都天府”闻名的招远金矿就坐落在山东省境内。山西铁矿几乎遍布全省，其铁矿资源储量位居全国第四。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丰富的矿产资源是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矿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根据地经济困难是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矿业发展的重要原因。1941和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为了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革命根据地除了缩减不必要的财政开支之外，还实行生产自给的政策。晋冀鲁豫革命根据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丰富的开采经验使得发展根据地矿业成为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解决经济财政困难的不二选择。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矿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1940年至1943年，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开展多处地质矿产调查，开办的小煤矿有472个，日产煤达2739吨；在河北内丘发现一处黄铁矿，很快就得到了开采。1945年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府颁布《太行山区的采矿条例》。其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煤矿、金矿、铁矿、盐矿均有发展，并于1944年8月举办了抗日根据地第一届工业展览会。”[1]在抗战的八年中，仅中共胶东特委往延安运送的黄金数量多达数十万。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矿业的发展在解决当地革命根据地的同时，还有力地支持了延安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但是抗战期间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矿业发展困难重重，主要是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对矿业的掠夺和控制是影响抗战时期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矿业发展最大的因素。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华北地区的重要的矿产区，包括山西的大同、太原、阳泉等大煤矿，以及招远的玲珑金矿等。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矿业开采来源以及矿业资源的流失对矿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除此之外，“日寇对于散在各地的民营手工煤窑，则采取统一收炭”等手段加以控制。[2]据估计日本占领山西期间共劫运山西煤矿2000多万吨。据陈天启在《追索玲珑金矿被日本掠去矿石损失咨文》中的记载日本在玲珑金矿掠夺金矿就达20万吨。“当二十五年扩充资本以前，在玲珑山硐处贮存含金十万分之五（50克/吨）之矿石二十万吨，……提炼净金十六万两，存入日本正金银行。”[3]

其次，运输困难是影响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矿业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金矿的运输尤为苦难。日军封锁和大扫荡使党组织组织矿工搜集的黄金也很难大批量运出去。抗战期间，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黄金的运输方式具有无规律性、零散性、危险系数高、保密程度高等特点。黄金的运输通常是有专人运输。“金子凑够一定数量，由山东领导决定派专人送往中央。给中央送金大多是和护送过路领导干部、首长一起办理。”[4]

  三、抗日战争期间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发展矿业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矿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人不仅有组织地起来罢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而且在党的领导下在矿业的发展上取得重大的成就。1938年，中共胶东特委机关和部队移住玲珑山北麓一带，特委派干部组织群众开展黄金生产，并组织了采金委员会。党组织和部队指战员在矿工中宣传抗日救国，扩大抗日武装，组织职工会，在矿工中点燃了抗日烽火。这一时期工人运动发展很快，采金工人达1万多余人，黄金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当地的矿工在党的组织下夺取可能夺取的物资和黄金“据当时地下收购站负责人回忆，从1939年到1945年，收购钢材50余吨、炸药10余吨、水银25公斤、黄金13万余两（包括从敌占区矿商中收购的），物资直接供应了八路军及其军工厂。”[5]

坚持实事求是，合理掌握“统制”力度是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发展矿业的基本保证。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凭借其工业、交通、资源、科技等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进行打压，使得边区的入口总量处于入超态势。“敌需要的东西一律不给”的“统制”成为当时对敌斗争重要方法。因此出现了河北等地民用铁运销困难的问题。合理掌握“统制”力度是发展根据地矿业、坚持对敌斗争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赵腊平.红色是矿业文化最亮丽的色彩[N].中国矿业报，2021-09-29（001）.DOl：10.28106/n.cnki.nckyb.2021.001907.

[2]张正明著.《山西工商业史拾掇》[M].1987年版第71页.

[3]《招远金矿志》[M].招远金矿志编纂委员会，第434页.

[4]孟英.山东抗日根据地向延安输送黄金的回忆[J].百年潮，2013（05）：48-49.DOI：10.16624/j.cnki.11-3844/d.2013.05.011.

[5]《招远金矿志》[M].招远金矿志编纂委员会，第43页.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