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 树

每个人都是一扇半开的门

通向一个共有的房间

—特朗斯特罗姆《半完成的天空》（李笠译）

1

妻子和我站在楼底下，仰望着眼前这栋楼。

我的兴奋期过去了。从它的基槽开挖、第一道地圈梁浇注、第一批钢筋齐刷刷立起来，我就每天盯着它，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也许更早，那种按捺不住的兴奋从拿下这块土地就开始了，像荒凉多年的内心丛林跑来一群鹿，总是在躁动着。多少个夜晚，我一个人在出租屋40 瓦灯泡下揣摩着设计院打印给我的图纸：客厅该多宽合适，进深太长，天井的采光是否够，卧室多大才合理，必须在一个局限的尺寸里做到尽可能完善。房子的外装修完成，拆了架，我就着手内装修，没有时间和耐心让它过一个夏天，让南风吹干墙体的水分。我在出租屋住太久了，住别人的房子，像一叶浮萍，悬着。

其实我更早之前就处于悬置状态。十六岁考上大学，这个世界的夜晚安置我的，就是宿舍里六张上下铺床的一个上铺，白天坐在下铺兄弟的床上，夜晚爬上去，关上蚊帐，围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床上看书，隔着蚊帐争论世界杯足球，各执己见，你推崇阿根廷队，我力挺德国队，争到激烈处我就撩开蚊帐，朝着下铺那个固执的同学挥舞手指。我们似乎都忘记了自己的悬置状态。夜深了，熄灯以后，对面上铺的同学从教室回来了。他很少参与我们的闲聊，脚不时击打床铺，长吁短叹。我们都知道他失恋了，谁也不吭声，装作睡着了的样子。他的孤独有时候会感染我，只是我排解的方法和他不一样：两只手按在床上，将身子撑起来，双脚凌空平伸，努力撑住，慢慢感觉两腿之间在膨胀、发热，直至颤抖、坍塌，像一摊雨后的废墟。这一座从废墟中升起的房子，妻子久久望着，眼睛闪闪发光。她站在那里，脸上的酒窝显露出来。我第一次发现她的下巴那么好看，线条柔美、圆润又不失锐度。她不敢相信在这个城市、这栋六层楼房里，有了自己的房子，不是一套，而是两套，外带一间商铺。这一年我34 岁，下海六年，历经涂料厂的血亏、塑料厂的半死不活，我们俩不得不兵分两路—她在乡下老家的小镇守着那个能够正常运转却始终步履维艰的塑料厂，我则出击房地产，凭着五年前的一笔曾经以为丢在河里泡都不冒的投资，获得了一个重大转机。在此之前，我们一家三口蜗居在市场边沿一栋两层楼的苏式公寓里，没有厨房，做饭的炉子放在走廊上，旁边堆着一堆蜂窝煤。“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只是少有往来的高朋故友。我们在那间简陋的房子生活了三年，直到儿子出生。孩子七八个月的时候，会在地上爬了，我就给他买了一些小玩具，拨浪鼓什么的，不能太多，太多放不下。白天我看工地或跑装修公司，妻子就趁孩子睡觉的时候去买菜，孩子实在不肯睡，她就把他放在一个塑料盆里，让他的小手抓着波浪鼓。孩子摇着拨浪鼓，摇出一片银铃般的声音，嗤嗤地笑。妻子悄悄出门，把门反锁，飞一般奔向菜市场。当她气喘吁吁拎着菜回来，打开锁，推开房门，看见孩子还在摇着拨浪鼓嗤嗤地笑，一颗吊到喉咙眼的心，这才“噗”的一声落下去，像一个空桶落到深井。

2

太阳升起来了。屋顶的檐口，淡蓝色的波纹瓦在蓝天下熠熠生辉。铝合金窗的玻璃映照蓝天，白云在里面悠悠移动，看上去像静止不动。防盗网大煞风景，但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没有围墙、四面开放，还期待每天车水马龙的盛景的市场，只能退而求其次。妻子不知道我脸上的灿烂笑容出于何故，她一定想，我和她想的是一样的：有自己的房子了。“上去看看吧。”我说。她跟着我走向单元楼梯，问我装修搞得怎么样了，我说你看了就知道了。客厅里一片火热的场景，七八个师傅在工作。有的脚架在木马上的木方上，手握着嘶嘶作响的电锯；有的推动着刨子，刨木花从上面的小口喷薄而出；有的站在木楼梯上，反着身子，在顶棚上划线……他们唱着当时正流行的《纤夫的爱》：“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我没法“荡悠悠”，至少还需要一些时日。或者说，我的“荡悠悠”摆幅有限：眼前这个年轻美丽的女人给了我家，但家宅离我还很远。我依然悬着，好在有些重量了，不会再被一阵风卷走。

我在原单位工作八年，毅然下海，固然是受到时代的感召，但是和我的孤悬状态不是没有关系。与我一起分配到单位的哥们，没几年都结婚了。夜晚开往齐家桥夜市的队伍不断减员，大碗喝酒、对着天上的月亮嚎叫的美好时光就像单身宿舍附近的火车，一晃而过。宿舍里不断更换新人。一个宿舍四张床，我就在那一张不全属于我的床上“悬着”。

有一个星期天，我逛书店回来，有些晚了，过道里暗沉沉的，我腾出一只手从口袋里摸出钥匙，插进锁孔，打开门，头还没完全伸进去就听到屋里一个女人的声音低低地说：不好意思，你在外面稍等一下好吧？好吧，我撞到他们的好事了。那女生是我们一个单位的，我也知道他们在谈恋爱，只是没想到……钥匙在锁孔转动的声音，是怎样让他们惊慌失措，瞬间退潮……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房间里的那张床并不完全属于我。在那张床上，唯一能够帮助我延伸空间的，是我像鼹鼠一样从书店搬来的那些书—它们并未占用床底下和小桌上的空间，反而将空间大大延伸了。《安娜·卡列尼娜》或《死屋手记》，《吉檀迦利》或《漫歌集》，从莫斯科的大街到安第斯山的峡谷，没有人知道我今天在哪里游历，明天又去了哪里。那从大学开始积蓄的四大箱书，几乎是我全部的财富。

我沉浸在这些书里，直到后来分配来的几拨人都先后结婚了，我在单位慢慢成为一个异类，总觉得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当然，这只是我下海的一个潜在动因，促使我下海的也不乏理想主义的冲动、寻求个人自由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性。我离开单位的最初几年，是以停薪留职的形式，每年还要交一笔数额不大的管理费，因为我的档案、户口、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都在那里。又过了几年，单位的盛世风光不再，科研和生产都暮气沉沉，一些吃技术饭的工程师将手头技术转让给私人，课题慢慢成为一个幌子或者继续理直气壮在工资表上签名的理由。我最初的室友当了研究所的所长，他把所里几代人在那里修建、生产、搞科研的车间和分析室卖给了一个开发商，自己在单位改制前神不知鬼不觉调到省城的一所大学去了。有人说他最后捞了一笔，就拍屁股走人了。这样的事情没有证据，只有天知道。我最后一次回去，看见单身宿舍旁的办公楼、试剂车间、机修车间被挖成了一片平地，与坡上的宿舍楼形成更大的高度差。以前那个绿树成荫的缓坡和小路不复存在，只几个头发花白的女人和一个中年男人坐在宿舍旁的泡桐树下。我办完事离开时，忽然一粒鸟屎从泡桐树落下，砸在前挡风玻璃上，“啪”的一声，一朵白花绽放，花瓣带着放射状。

3

泡桐树荫里那栋红砖平房在后视镜里变小，拐一个弯，它就消失了。再次想起它，是几年前的同事聚会上。许多老同事走上来，这个说，我家有你的书，那个说，我家有你的书。我说，原来我的四大箱书就是被你们这帮人瓜分了。我离开单位以后，那些书不断地迁移：从门边弃置的厨房，到办公室端头的杂物房，再到车间旁边的原料仓库。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娜、奥尔洛夫、巴勃罗·聂鲁达、泰戈尔，无不遭遇流亡。那些书籍上有我画的红线、在边角写的旁注和一些书页的折痕，带着那间宿舍的潮湿气息，或许还有的生了淡淡的霉点，甚至留有我的口水—在寂静中，它在淡黄的台灯下，会发出怎样轻微的声响？我的日记、我的手稿、发表诗作的样刊，统统荡然无存。我当然没有愚蠢到让他们还我书，相反我感觉这些书为我那段“孤悬”的历史，拓展了更为广阔而隐秘的空间：我脱离了那段历史，又依靠活生生的细节活在其中，超越了那个逼仄的几何学空间，在存在的意义上获得了绵延。

“我们把家神带走。”这句古老的谚语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做法。我见过惊人的一幕，当一位老人在乡下刚刚去世，她的儿媳就在城市的客厅安了一个神台，把她的遗像放在上面。镜框边沿的黑纱还没有去掉，没有灰尘，黑得有些刺眼，她领着四岁的女儿跪在地上，双双拜下去，嘴里念叨着：“您老要保佑我们一家发财，您老要保佑我们一家平安健康。”当时，我就坐在她家沙发上。那一刻我不敢再坐着，看着她撅起的臀部，不知为什么觉得有些刺眼。别人路过楼梯看见这一幕，远远的听不见她说什么，大约会把她的行为和“孝”联系在一起。“死者长已矣，托体同山阿”，不必再那么悲伤。可我的眼前却浮现出另外的画面。老人去世前一年，我就租住在她家。她经常和我聊她家的家事，婆媳俩可谓死对头。她经常让小女儿管奶奶叫“老猪婆”。“老猪婆”，有一次孩子当着奶奶的面冒出一句，说完“咯咯”地笑。老人顿时气得脸色发青，破口大骂。那时她已经检查出乳腺癌，且是晚期，从医院回到家里保守治疗。有一次我去送她儿子捎带的东西，她坐在堂屋门口一把椅子上，脸色苍白，说话很吃力，但她几乎使出最大的力气对我说：“你把这些东西带回去，我不要，你就回去帮我问一下我那个没骨头的崽，是要嫩娘还是要老娘！”她儿子是否知道妻子的作为？当然知道，但没办法，每次说到这他就一声长叹：“唉，家有横妻劣子，无法可治。”依他的个性，当然不会这么软弱，他可是个霸道人物，和老家的黑社会老大是拜把子兄弟，第一桶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拜那位仁兄所赐（垄断一条县际线路的中巴车运营），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将全部房子抵押，跟着那位仁兄炒法人股，结果血本无归，还背一身债。

房子。房子。房子。没有房子，就像一朵紫薇在户外忍受暴雨击打，花瓣零落，枝条低下去，抬起来，又低下去。没有房子，就像浮萍的根悬在水中漂浮不定，一场大雨就把它们冲散了。一个睡城市过街地道的人，只能默默忍受屈辱和冷漠。一个站在夜色中亭子下听马路歌手唱歌的人，必拥有附近闪烁的灯火中的一盏。古往今来，中国人总是怀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人生理想。像赶一趟又一趟火车，一班过去了又一班，一班价格比一班高，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仿佛在漫长寒冬的沉睡里忽然醒来了。先知先觉者赶上春来第一班火车，接着，长期在大锅饭和计划分配的香气和酸味中昏昏欲睡的也醒来了，倾其所有，不够找父母，再不够找亲戚朋友。银行给买房者和开发商加双重的杠杆。只要有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20 世纪90 年代后期，中国开启阿基米德定律的伟大实践，国家日新月异，每个人都获得了支点。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一条条老街拆除了，挖掘机在门梁上发出尖锐的声音，再坚实的青石柱子也经不起炮机的一阵轰鸣。领导站在前排招商引资，后排敲锣打鼓，然后在开工仪式上为开发商站台，在工地开现场会，一切都必须为铲车让路。土地拍卖大厅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二十轮竞价下来，有人开始去拦伙伴手里的牌子，但无济于事，拦不住，最终不得不让牌子耷拉在膝盖上。中标者走向拍卖台，高高举起手，像明星获得大奖。电视台记者蜂拥而上。电视镜头中中标者振振有词，伴随着鲜花、掌声。然后是一些大楼烂尾，官员被查的消息登上新闻头条，冲上热搜。整顿。加息。观望。新政策出台又引发热议，冷却一阵，又忙不迭地去赶新一班房地产快车，发现短暂的沉寂过后，价格没有下跌而是更高了。冷却又加热，过热又调控，像一个没有自动控温装置的反应釜。二十多年后，在我退出这个火爆的行业十年、参加一次文学聚会时，一个人悄悄告诉我，他家在省城有大大小小四套房子，问我如何整合两套换一个大平层。一个三口之家，两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拥有四套房子，中国头号地产公司爆雷就根本没有什么意外而尽在情理中了。

已得广厦千万间，是否天下寒士俱欢颜呢？我想。

4

女儿在小区的游乐场玩，我去楼下找她。一群小孩像蜻蜓一样乱窜，我看了半天，才发现她从一个弯曲的圆管露出头，满脸汗珠。我喊她，说妈妈喊吃饭了。她拉着我的手，一摇一摆，走到半路停了下来。原来紫薇开花，引来了蜜蜂。我们在一株紫薇前停住脚步，盯着那只蜜蜂看。小蜜蜂似乎不知恐惧，翅膀颤动得比风扇叶子还快，当它停在一朵花的花蕊上，女儿伸出小手去抓。它无比敏感，迅速飞走了。我说，好了，走吧。女儿不肯，要继续等它飞回来。我蹲下来陪着她，细细欣赏起那一丛紫薇。那一刻，我终于脱离轴承连轴转的状态，停下匆匆的脚步。

选在这个省城买房，虽是优先考虑女儿的就学问题，但也有我的私心。家乡口音、辣椒风味、湘江、岳麓山、黄兴广场……这一切都是年轻时就熟悉的。人一辈子总得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很早就计划把后半辈子留给文学，这个计划现在付诸实施了。不为稻粱谋，不必为五斗米折腰，不再围着房子转，多好啊。

最初，从外省回来有点不适应长沙的气候，动辄感冒，后来也就适应了。刚回来那几年长沙雾霾很厉害，清早街道上汽车像鱼在水里游，但到处不都一样吗？在这里我至少再不会面对那样的威胁了—“在这里你没有根，我们要搞你很容易。”尽管在长沙，除了高中大学的同学外，我也不认识几个人，但是橘子洲的毛泽东、北正街的左宗棠、岳麓书院的张栻、营盘路的辛弃疾、太平街的贾谊故居和没有杜甫的杜甫江阁等等，我都耳熟能详，即便走在陌生的人群中，走在高楼大厦的水泥峡谷中，我也没有焦虑和恐惧。何况，在陌生人中不是更安全吗—这几乎颠覆了我年轻时代的经验，但不是吗？

在孩子们都上了大学之后，这所房子看上去终于像个家宅了。玄关里挂着一张意大利哈德良桥的摄影，远处是教堂巴洛克风格的尖顶，我在《教父》里看见它多次出现。三盏射灯照着，旧照片泛出黄光。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看一眼。褚红色的实木地板和挂着水晶吊灯的顶棚，似乎在时刻拓展空间的纵深，通向天空和大地—从宽敞的阳台望去，橘子洲的烟火从星期六的天空升起来，像一把把花伞在夜色中打开；地窖则以新的形式储藏积蓄—不是父亲在马灯照耀下从洞中递上来马铃薯，而是更加深厚的东西，一种丰赡的沉默。抽屉空了也是满的，回忆在里面积蓄。柜子没有锁，衣服和床单散发着淡淡的薰衣草香味—不是樟脑，它没有锁却锁着我们幸福、光荣和梦想时刻的证物，一段离开了又随时可以置身其中的历史。

我以为可以扎根了，就像移栽的香樟根须稳定，第二年开始出现长势，枝头布满新芽。这时，乡下的父母亲却沉不住气了。看着老家的房子跟不上潮流，比人家的新房子落后了，就不断地在我耳边唠叨。一段乡村惬意的散步，本应该是昨日重现、心旷神怡，却常常变成思想动员会—你看这是谁家的房子，修得好。你看这是谁家的房子，设计更合理。下一次，说辞又变成政策越来越紧了，再不修以后弄不到地了，我们都活不了几年了，主要是为你们好，为了子子孙孙有一个祖业。终于，修房的事提上家庭会议议程。修多大规模，选择什么样的建筑风格，内部结构如何布局，涉及兄弟们的经济能力、内心意愿、未来规划，最后发展为美学争论和世界观的分野—即便在一个家庭，在这个时代，钱多就拥有相对大的话语权。知识在这一场又一场辩论中不得不靠边站，美学见解更是仁者见仁，无法达成一致。逢年过节的轻松假期沦为沉重的负担，虽然各有妥协但终是实用主义取得了胜利。经过差不多五年的谋划、争论和建设，房子落成了，每当有人来参观房子，说您老的房子修得好，父母亲嘴上虽谦虚，脸上却总是露出自豪的笑容。我想，一切都值了。这是唯一的慰藉。

站在阳台上，望着后山的松林一片苍翠，在蓝天上绘出柔美的弧线，我并无豪情。后院的园子里树木葱茏，四野昆虫唧唧，凉亭和鱼池多少显出几点古典主义的气息，或许在外人看来，有那么点现代桃花源的味道，但我却感觉有些空落和茫然。

房子，房子，房子。

她的座位靠窗，他靠走道

她拿出手机拍窗外，他在睡觉

做了一个难以表述的梦，醒来时

她给他看一段刚拍的录像

房子、房子、房子……很快很快地移过去

然后还是房子、房子、房子

然后，镜头转向了车内他的睡姿

戴着新帽子，帽檐压得低低的

张着大嘴，里面黑洞洞的，鼻孔也黑洞洞的

镜头转向他的耳朵，逐渐放大

在耳朵和腮帮之间有一道皱纹，很长

“我怎么会长出这道皱纹？”他用手摸

但没有摸出来

“你用手机拍张照片，然后给我看”

她拍了，但很模糊，又拍了一张

还是看不见那条皱纹

—韩东《在高铁上》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时光悄然流逝。谁也没法在一座房子里长期住下去，没人赶你走，你自己会走，或是，不得不走。走到“岁月忽已晚”，而不是“思君令人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