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满达，黄云海，阮国利

（赤峰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辽西考古学文化区简称辽西地区。本文所指辽西为依照张忠培先生的界定，“是指医巫闾山以西，北至西拉木伦河两侧，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及支流地区”[1]，位于北纬 41～45°、东经117～124°。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是在老哈河中上游、教来河上游、大小凌河及其支流地区。其范围北至西拉木伦河两岸，南到渤海之滨，东西大致以七老图山和医巫闾山为界，西南部逾燕山山脉[2]。苏秉琦先生曾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并将燕山南北地区划分为中国北方文化区，同时指出，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集中于这里[3]。1930年梁思永先生对赤峰英金河流域以及对林西一带调查工作可以说是标志着辽西地区考古学田野工作的开始[4]。经过90余年的研究工作，已初步建立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及文化谱系。经过漫长的石器时代，在公元前约2000年辽西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目前已发现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魏营子文化以及凌河文化等，各自具有自己的时代与地域特色。

辽西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始终保持着与中原地区的密切文化交流。夏家店下层文化作为早期青铜时代文化，以发达的农业体系、复杂的防御体系以及社会形态等方面，引领着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进步和发展[5]。以短茎式青铜短剑为典型器物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对周边地区以及对东北亚地区均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随着学术界对辽西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对魏营子文化与凌河文化也有了很多新的认识。本文拟对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现有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伊始

30年代，梁思永先生对辽西地区进行调查[6]。1935年日本学者发掘赤峰红山后遗址[7]。当时对发掘资料的分析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在确认青铜时代的存在，弄清石器时代下限，同时了解这一地区社会文明发展阶段方面起到了较大作用。

进入50年代，尽管没有进行具体田野发掘，但仍进行了一些其他方式的调查。这一时期的收获，主要有佟柱臣先生的赤峰东八家石城的调查[8]和裴文中先生的调查[9]。其中佟先生对石城址的调查未能断定时代，仅推测为东胡族的遗存，但这一调查对此后的该地石城研究起了很大的参考作用。裴文中先生在赤峰一带的调查中，根据高脚分档鬲、表面磨光夹砂红陶以及打制石器、青铜镞、石棺墓等遗存，认为应早于日本人在红山后发掘报告里提出的秦汉时期文化，指出此地区存在不同时代的青铜文化。

60年代，中国学者发掘内蒙古赤峰市夏家店遗址，涉及了全面认识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问题，且取得了很大进展[10]。值得提出的是，将过去日本学者所称“赤峰二期文化”区分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两个阶段。这是依据科学的发掘所取得的成果，成为日后全面理解辽西地区考古文化的重要尺度。这段时期相继发表了《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11]及《辽宁寺儿堡等地青铜短剑与大伙房石棺基》[12]等报告，前者对青铜曲刃短剑的年代以及其族属等问题进行了推测，后者讨论了曲刃短剑（原报告称“丁字形铜剑”）文化系统的几种不同文化类型。引起了学者对含青铜曲刃短剑类文化遗存的注意。

二、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发展阶段

进入70年代，最主要的成果之一是苏秉琦先生在为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师生所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区系理论的概念。同时指出，远在四千年以前，即青铜时代早期，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国进入文明社会（阶级社会）的范围远比过去所认为的大得多，而且从那时起，已在社会、民族文化面貌上看出了相互有了密切的关系，远比政治史所反映的多得多，而且从那时起，又一浪一浪地反复作用、相互影响，才形成我国今天这样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13]。70年代辽西地区考古学研究成果之一，是弄清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存在新的文化阶段，同时开始探讨文化的分布地域和文化性质[14]。1979年发表的李经汉先生的《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期和类型》[15]，是70年代最先对夏家店下层文化进行分期、分区和类型研究的尝试。

80年代的研究工作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继续进行田野考古工作，一是运用已积累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性研究。1981年，苏秉琦先生将我国新石器时代及部分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作了全局性的区域和文化、类型划分。指出“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自此，我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的研究呈现出了研究的新局面。1983年，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考古”的概念[16]，将燕山南北与长城地带等而论之，并连接起来作为北方地区考古的重心，这一空间范围的扩展和认识水平的深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辽西地区考古工作的突破性进展导致。1989年，苏秉琦先生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置于六大区系之首进行表述[17]，表达了他对该地区数年间卓有成效工作的肯定及其对该区系考古的重视。在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基本框架已呈现出明显的框架，研究较前期更为多样且深入。邹衡先生根据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地城，将其特征分为辽西型和燕山型[18]；林沄先生将青铜曲刃短剑命名为“东北系铜剑”，主张这一剑系在辽东地区最早形成，并不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原生因素[19]；韩嘉谷先生否定将京津地区划入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城，主张京津地区的同期文化为大坨头类型[20]；王成生先生则将大小凌河流城的青铜曲刃短剑时期的文化区分为“凌河类型”，认为是山戎族遗存[21]；靳枫毅先生认为青铜曲刃短剑起源于努鲁儿虎山以西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地域，大小凌河流域，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十二台营子类型”[22]，后来他又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为东胡[23]；张忠培先生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区分为西辽河水系和永定河以北海河北系[24]；李伯谦先生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地域区分为药王庙类型、大坨头类型、壶流河类型[25]，郭大顺先生主张70年代后期提出的魏营子类型系夏家店上、下层文化之间的过渡类型[26]；朱永刚先生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以努鲁儿虎山以西为中心[27]等。其中林沄先生认为青铜曲刃短剑起源于辽东地而后往西传播，对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的东界有重要意义。韩嘉谷先生主张，尽管燕山以南存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文化因素，但当地的同期文化应为大坨头类型。80年代出现了辽西地区青铜器起源可能始于红山文化后期的资料[28]，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此外，体质人类学研究对于这一地区古代人种问题或者族属问题，帮助很大。这一地区体质人类学研究开展较早，始于30年代红山后发掘时，当时只是数据测量。70年代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有了发展，开始对辽西地区古代文化居民和现代蒙古人种作一些比较研究[29]。进入80年代收集到了从新石器时代至辽代北方地区广大地域内的人骨资料，以此为比较材料，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人骨材料与前后时代和周邻地区比较，获得了许多新认识[30]。这些成果为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加科学的基础。

三、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繁荣阶段

进入90年代，随着新资料的增加以及专门领域研究，对各阶段文化及其特征的认识加深，敖汉旗西台地房址出土的土质合范，将辽西地区“金石并用器时代”出现年代推测为红山文化后期[31]；郭大顺先生也根据这两处发现提出了将红山文化看作金属器初期文化的见解[32]。从而为今后关于金属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郭大顺先生还提出了辽西地区窖藏商周青铜容器与辽西地区青铜器文化同属一个脉络的见解[33]，这就从过去的研究视角中摆脱出来，形成了与当地青铜器文化发展阶段联系的研究视野。此后，新的对以魏营子文化和青铜曲刃短剑为代表的文化相关见解开始提出来。此外，在环境考古学研究方面，虽尚处于初步阶段，但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方向[34]。

进入20世纪，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的开展，探讨了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及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并结合考古学与古史传说及文献对该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分期、类型、族属、渊源、社会、聚落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考古学结合自然科学技术，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并在大量新资料、新发现的基础上，对燕山南北地区相关青铜时代文化展开了新一轮的研究。对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来源问题有多种观点，陈平先生做过仔细的梳理。粗略可以分为源于中原文化、源于北方文化、源于当地文化三种[35]。刘国祥先生通过对二道井子聚落的形制布局和社会关系的探讨，结合夏家店下层文化其他遗址的类似发现，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强调布局和规划，管理有序，等级分明，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36]。田广林先生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发展形态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个时期社会冲突空前加剧，提出了与中原地区大体同步，较早地进入了国家文明社会[37]。诸多学者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形态、聚落形态、经济形态等方面均进行了研究，并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已进入了国家文明社会。王立新先生在以往辽西地区夏至战国时期古文化的分期、编年与谱系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该区域内文化格局的演进与经济形态的转变问题[38]。董新林先生对魏营子文化分期、年代、类型、文化特征进行过探讨，并重点分析了魏营子文化[39]。赵宾福先生探讨了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格局，并就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了分析，对东北地区进行了考古学文化分区[40]。除此之外，不少学者对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形态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历经夏家店、药王庙等50余处遗址的考古发掘及辽西地区北部区域调查，学界对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分期、源流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自“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的石城遗址”[41]“内蒙古赤峰市半支箭河中游1996年调查简报”[42]“2005年赤峰市三座店库区考古调查记”[43]等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调查开始，聚落考古的理论与方法被运用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研究，进而从宏观上把握了聚落形态与社会结构的主线。但中观和微观尺度的聚落间互动关系，以及聚落格局演变的动因尚未被触及。

在聚落研究方面我国很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探讨，“赤峰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44]以陶器等为线索，对聚落环境、人口估算、聚落分布演变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提出了区域性聚落数据的采集与计算的新方法。曹建恩先生于2014年主持的“赤峰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发掘与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以赤峰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中原地区相关文化的关系，分析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探讨了二道井子遗址聚落形态及社会组织结构等学术问题。

随着近些年科技考古的迅速发展，考古成果也相继得到了较大的成果，对研究夏家店下层文化在我国中华文明发展阶段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有力的资料。其中，周南[45]团队及王惠德[46]等均对辽西地区史前聚落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王立新先生专对夏家店下层文化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并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伊洛河流域二里头文化与鲁东南沿海龙山文化聚落层级对比分析后发现后两者均呈现出四级聚落，“与人类学上讨论的国家所应具备的行政体制十分契合”[47]。环境考古方面，李水城先生对西拉木伦河流域文化变迁、环境变化与人地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该区域生业经济的转变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48]。滕铭予先生运用GIS对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从史前文化到战国为止的遗址分布情况与对应的地质类型和地貌类型进行了定量分析[49]。孙永刚先生通过植物考古对西辽河生态环境变迁以及针对夏家店下层文化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对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分布及生业经济等问题进行了探讨[50]。王树芝先生运用木材考古理论与方法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环境进行了有效的探讨[51]。此外，二十世纪开始对辽西地区青铜时代各考古学文化生业经济研究方面也有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魏坚[52]、王立新[53]、包曙光[54]、贾鑫[55]、孙永刚[56]、朴真浩[57]等学者从动物骨骼、植物、聚落等方面入手，运用科技考古手段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经济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

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进入一个多发现、多研究、多交流、多合作的繁荣时代。围绕公元前3500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二十个左右的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分化、相互交流，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辽西地区在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中承担着青铜文化领头羊的作用，对我国东北地区以及其他相关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在认识文化年代、分布、社会形态及国家起源等问题上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存在的问题是主要研究对象以个案分析为主，少整体研究。多为单一文化研究，少多文化对比研究。整体而言，未能勾勒出系统的格局途径及关系图谱。关于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主要以聚落考古研究为主，同时对器物分型、分式等年代分期问题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青铜器、玉石器、陶器等器物的研究也在积极地开展。

通过对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历程综述，可发现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形成是多元交错发展，与邻近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碰撞与交流，尤其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的交汇碰撞更为深刻，所产生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始终引领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对东北亚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辽西地区至迟在距今8500年就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区。通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构建起了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兴隆洼文化村落组织的出现到红山文化时期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再到夏家店下层文化高级文明社会的出现，该区域表现出的社会演进，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