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思宇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1]。”表明了党和国家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视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少数民族档案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档案是少数民族的“记忆之源”和“记忆之场”，它们记录了各少数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知识和精神传统[2]。少数民族档案工作者要在守护民族记忆、传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不断开展对少数民族档案文化的系统性分析。同时，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培育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这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础，由此可见，做好少数民族档案工作至关重要。鉴于此，引入档案多元论这一视域分析少数民族档案工作，对于扩宽少数民族档案工作研究视角、更新优化理念，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概念论述

（一）档案多元论核心观点及研究综述

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学者将宗教和移民组织的档案资料纳入档案学中，随着研究范围的深入，这些学者又重点考察了各种弱势群体和非主流的档案现象对于多元性档案学的重要性，由此产生了档案多元论这一概念。档案多元论是一种从多元且非主流文化的角度出发的档案范式，对我国档案工作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对“档案多元论”观点进行系统讨论的研究者主要有安小米、郝春红[3]，他们在2014 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档案多元化的实质是21 世纪档案领域的一套假说，它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认知档案，以及在跨机构和跨文化的多维角度着手，将档案权力、档案实际模式、档案话语进行综合评判，系统分析了多重领域内的档案内容、档案手段与档案的社会影响。随后，也有学者提出了更为具象化的观点，李小林[4]认为，档案多元论是将档案主体、档案教育的管理方式、实现手段、档案价值与目标进行多元视角的系统分析，从中抽取更具有可实践性的现实方式促进档案学的发展，并对现有档案学中存在的各种多元现象进行研究，并加以科学性、理论性和综合性分析后的重要产物。而王丽[5]则认为，档案多元论的研究范畴主要集中在档案属性、档案价值、档案功能、档案管理模式和研究方法四个方面。

笔者通过在中国知网中进行“档案多元论”主题词检索，共检索出140 篇文献，其中主要主题分布以“多元主体”居多，共计13 篇。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学者对于档案多元论的研究较少，关于档案多元论的研究仍处于初始的发展阶段，因此尚未形成系统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档案多元论者则利用实证主义与阐释主义交叉糅合的理论方法[6]，将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档案学内容、手段进行科学评判、系统归纳，为档案学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案。

（二）少数民族档案工作概念

少数民族档案工作是一个复合概念，主要分为“少数民族档案”和“档案工作”两个部分。在表述少数民族档案的定义时，许多研究少数民族档案的学者绝大概率会持有这种基本观点，即认为档案工作者一方面应该立足于少数民族档案文化的根源，另一方面也应将档案的属性或者少数民族档案的特性纳入开展少数民族档案工作中。总之，归根到底就是要将档案学的原始记录性与民族性有效结合，从而对反映出的档案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7]。而档案工作有广义概念与狭义概念之分，两者的区别主要是研究的领域与范围有所差异。本文主要采用的是狭义的概念，指的是将国家档案事业合理划分为不同部分的档案工作，少数民族档案工作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少数民族档案工作是一个集成型的概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档案多元论与少数民族档案工作的逻辑关联

第一，档案多元论有助于扩宽少数民族档案工作的原有视角，提供新的思路。从单一的档案视角扩展至跨机构、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研究视角，开拓了少数民族档案工作的研究边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档案学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认知程度。

第二，档案多元论有助于更新少数民族档案工作的理念，提高工作效率。从原先仅在档案馆、档案局内部做工作，扩展至多元化背景下多主体工作，这需要档案工作者秉承积极主动、合作共赢的理念，推动少数民族档案工作融入档案多元化的背景中，从而建设更加科学的工作体系。

第三，档案多元论有助于加强少数民族档案研究工作的广度与深度。由于少数民族档案在语言、载体方面均呈现多样性，在这种情况下，让相关行业的专家参与到少数民族档案工作中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将跨学科、跨领域的专业人士融入档案工作中，才能更好地实现对少数民族档案的深入研究。

二、少数民族档案工作多元化的具体体现

（一）主体多元化：少数民族档案主体多元化

主体多元化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档案的保护主体、来源、分布的多元化。

在保护主体上，少数民族档案的保护主体可以分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档案局（馆），古籍办、方志办、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有关的教学科研机构，档案、民族、历史、文化、收藏、艺术等类社会组织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体[8]，即大致可以分为档案官方部门、其他官方部门、社会团体、个人这四类。这些主体可以通过合理的分类和管理以及建立有效的保护机制，确保少数民族档案的安全和完整。在保护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也使少数民族档案工作在治理体系、职责划分等方面区别于普通档案，更加侧重于朝着更为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在来源上，少数民族档案的来源不仅仅局限于单一少数民族，还包括来源于汉族、多民族相结合等情况。在我国汉族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管理过程中，积累与总结了大批量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研究的档案资料，这就是少数民族档案来源于汉族的例子。还有一种情况是很难确定少数民族档案的具体民族来源，例如，尽管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朝代均以汉族为主，但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也曾主导过元朝和清朝，而辽、金、西夏也曾与宋朝平分天下[9]，因此，辽、金、西夏、元、清朝的档案资料是否属于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范围，这是众多学者存疑之处，若是的话，算为哪个民族的档案都是有待商榷的。这就要求少数民族档案工作要通过多元化的视角，以一种相对模糊化、融合化的角度看待来源问题。

在分布上，少数民族档案的分布也不仅仅来源于某一地区，在民族迁徙、时代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少数民族的档案常常会在多地区出现。如记录了瑶族的民族起源、生产方式、迁移途径、宗教信仰以及各种生活风俗等的瑶族档案《评皇券牒》，在广西的龙胜、来宾以及湖南省江华、城步县和广东省的大连山等地均有发现，这让少数民族档案工作者需要以更为丰富的地方信息史库开展少数民族的档案工作。

（二）形式多元化：少数民族档案客体形式多元化

形式多元化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档案的载体和记录文字的多元化。

在载体上，由于不同少数民族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其自然环境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在档案记载上所使用的载体也存在一些差异。少数民族档案的载体形态分为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纸质档案、电子档案、简牍档案、草皮档案、磁带档案、蜡板档案、胶片档案等。

在记录文字上，有一些文字现在还在使用，但更多的文字已经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新中国成立之前，有些少数民族已经有自己的传统文字，这些民族包括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彝族、傣族、壮族等，不同民族各异的文字彰显了不同历史文化诞生的文明，历史的悠久性使其丰富的档案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壮族、布依族、苗族、侗族、哈尼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创制了16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新文字。这些新创制的文字的发展，由于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政治、经济问题而受阻，使其使用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到目前为止形成的档案也十分有限。还有一些曾在历史某一时期使用过但现在已不再使用的文字，这些文字包括察合台文、粟特文、八思巴文、东巴图画文、哥巴文、满文等17 种，由于各种原因，一大批档案资料没有得到有效的统计、收集与归纳，而价值正因其稀缺性使用导致其尤其珍贵[10]。

载体和记录文字的多元化也使少数民族档案工作具备了多元化的特性。以往仅靠档案部门开展编研的工作，在少数民族档案工作中会遇到一些挑战，如对非汉字的识别、翻译等，这需要民族学、档案学、语言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共同研究，同时还必须坚持多元的方法论，即采取多种视角、运用多种手段分析文化复杂性，而非依靠一元、单一的手段[11]。

（三）价值多元化：少数民族档案实现价值多元化

目前，少数民族档案的实现价值存在鲜明的多元化特性。主要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学术研究及教育价值，二是经济转化价值，三是文化传承价值。少数民族档案实现学术研究及教育需求价值的主要群体为科研人员及相关专业教学人员，他们更关注的是少数民族档案的准确性、代表性及档案数量上的庞大，以便于开展学术研究和传道解惑。少数民族档案实现经济价值的主要群体为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员，包括有旅游产业、文创产业、服饰产业、非遗产业等社会组织，他们更关注的是少数民族档案中极具民族特色的部分。少数民族档案有文化传承价值的主要群体分为两类，一部分是政府等官方组织，另一部分是负责民族事务的人员，如族长、长老等，他们追求的是档案中内容的全面及传承性。少数民族档案能够实现不同的价值，也标志着在少数民族档案工作中不能一概而论，要有差别地推进。

三、档案多元化视阈下少数民族档案工作优化路径

（一）以党管档，推进协同治理

党的二十大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12]。”在少数民族档案工作进程中，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重中之重，必须建立由党领导、有关部门统筹管理、民族档案部门主导、非遗传承人积极参与的少数民族档案工作协调管理共同体，并通过各方协同、良性互动，把“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的制度优越性，更高效地转化为民族档案管理工作效能。

协同治理包括构建治理体系和凝聚共识两方面内容。在构建治理体系方面，对于保护主体、来源、分布多元化的少数民族档案来说，推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体系建设是切实提升档案工作的关键一环，档案部门、各地区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之间应建立起良好的协同治理体系。在《“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已明确，档案部门必须强化行业协作、地方合作、产业协作，以激励、指导、规范社会力量投身档案事业，但关于社会力量介入档案事业的具体范畴、内涵、机制，仍未提出具体政策配套。因此，在协同治理的过程中，一要完善好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权责分配、利益分配体系，二要建立好保护主体单位与非遗传承人之间的协同互助关系，保护主体单位为非遗传承人提供经费支持、宣传教育等渠道，而非遗传承人为保护主体单位提供民族文化风俗培训、翻译识读民族文字等。通过各方相互协同合作，能够将档案工作充分融入跨界合作体系中，促进少数民族档案工作中多元治理主体的功能互补与融合。

另外，在凝聚共识方面，要建立起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向“大众化”文化资源转变的档案治理理念，由于民族档案来源广泛、来源又不存在绝对性，所以许多民族档案都只能保存在非官方组织和人士的手里。因此，当前云南省综合档案室中民族档案资料具有总量不多、种类较少、档案资料无法完整体现民族社会历史演变的全景的特点[13]。所以，通过转变档案治理理念让更多社会主体参与到少数民族档案工作的建设中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收集到更“草根”、更全面的少数民族档案。

（二）以人治档，促进因“档”制宜

由于少数民族档案载体及其记录语言的多样性，使少数民族档案工作的开展也具备了多元化的特征，在这过程中凸显出的问题就是“人”不够。档案工作人员不懂民族学、语言学的内容，而掌握民族学、语言学技能的人士不做相关的档案工作。因此，为了推进少数民族档案工作的正常开展，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多方配合，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完成以人治档，促进因“档”制宜。

一方面，从“人”的来源看，需要开展新职业人才培养，打造“档案学+民族学”的复合型职业人才，满足少数民族档案工作的发展需要。少数民族档案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往来，充分调动少数民族档案职业人才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将档案学工作的行业需求和院校的培养工作有效衔接。这样一来，复合型人才既有档案学的专业素养，又有民族学的理论及调查视角。对于一般的少数民族档案，可以通过这一部分复合型人才，基本上满足对不同载体、不同记录文字的档案编研工作。

另一方面，通过设置专家智库的方式满足对各类少数民族档案的管理以及研究工作。对于一些较有难度且具有价值的少数民族档案，普通的档案工作人员难以识别、分辨档案，这时候专家智库的存在尤为重要。《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必须重视我国档案机构与学科领域专家的作用，加大对档案智库的投入力度。在少数民族档案工作中，充分发挥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地质学等学科专业人士的作用，再因“档”制宜地开展档案工作。比如，对于少数民族语言记录的档案，通过专家智库中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方面的专家，构建“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的智库工作体系。而对于石刻档案，可以通过专家智库中地质学、文物学方面的专家，构建“地质学+文物学”的智库工作体系，因“档”制宜的方式使多元化的少数民族档案可以有序地开展鉴定、编研等工作。

（三）多措并举，传承社会记忆

尽管少数民族档案的实现价值多元化，但少数民族档案作为记录我国不同民族社会历史文化记忆的现实载体，应是馆藏资源建设的关键部分，同样也应是档案馆传承人类社会记忆的宝贵历史文化资源[14]。因此，传承社会记忆应是价值实现多元化的最终目的。

在传承社会记忆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档案工作者尤为重要，正如冯惠玲所说：“档案是建构集体记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要素，档案工作者有责任通过自身的业务活动积极主动地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维护和传承[15]。”档案工作对于档案工作者要求偏高，需要其拥有相匹配的专业能力、职业道德以及其他相关知识，对于保护社会历史文献的完整性、维护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作为少数民族档案工作者，应自觉推进少数民族档案工作的制度化、标准化、数字化建设，为传承社会记忆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对于想要将少数民族档案进行开发和利用，实现其教研价值的科研人员、教育者来说，将少数民族档案的内核更好地传达给受教育者，将这份来自历史的社会记忆传递给更多的学习者、对其感兴趣的人。对想要实现少数民族档案经济价值的人员来说，利用少数民族档案中的特色信息，将其合理商业化，也未尝不是对少数民族档案的合理保护和利用，如对于在少数民族档案中记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其发展为文创产品，可以让普通老百姓也接收到这份社会记忆，同时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

因此，无论是想让少数民族档案实现何种价值，进行少数民族档案工作的最终目的都应该是更好地传承社会记忆。各方人员在实现对少数民族档案的利用时，可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少数民族档案进行选择和加工，以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但最终目的都是帮助少数民族档案传承起它本身的社会记忆。

四、结语

本文基于档案多元论这一研究视角，对我国少数民族档案工作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判断，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档案工作的优化路径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文章所设计的优化路径，主要立足于目前档案学的理论层面论述，让我们看到少数民族档案工作在跨领域跨学科方面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在档案资源研究手段、研究内容、优化路径等方面存在部分理想化，具体成效仍然需要实践检验。通过对少数民族档案工作的系统分析不难发现，任何档案工作者都必须充分挖掘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并将其融入更具时代性的科技成果，从而不断探析少数民族档案工作的优化路径，这将对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工作的长远性发展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