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中的舆论监督

2023-12-17孙于麟

新闻论坛 2023年5期

【内容提要】《红色中华》作为中央苏区发行量、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作为中央苏区的“喉舌”，对“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进行了系列报道，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发挥了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红色中华》的舆论监督有以下显著特点：语言的多样性；群众的广泛性；批评的尖锐性。《红色中华》的舆论监督不仅对当时党内的廉政文化建设大有裨益，而且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舆论监督工作提供了鞭辟入里的启示。

【关键词】《红色中华》中央苏区舆论监督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党报党刊的宣传报道，一方面严厉抨击官僚主义、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等不良行为，另一方面大量刊载思想理论、革命模范等新闻。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党内滋生腐败的源头，逐步探索出一条廉政文化建设的新路。而《红色中华》作为当时舆论监督的重要载体，对中央苏区的廉政文化建设所起到的重要贡献不言而喻。《红色中华》的内容丰富、主题多元、形式多样，能为新时代舆论监督提供重要借鉴，理应深入挖掘、全面学习。

一、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舆论监督的逻辑生成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起便注重党报党刊在舆论宣传方面的重要性，并充分发挥其在舆论监督、政治动员、发动群众、壮大力量等方面的一系列作用。因此，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创建了第一张中央铅印大报——《红色中华》。

（一）《红色中华》的创设依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相继创立，为了巩固各革命根据地，提高党内的纯洁性与凝聚力，发挥党报党刊对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宣传教育作用，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党报党刊的创立与运行。1929年12月古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党内还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的存在对革命是极其不利的。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必须注重党内教育，而党内教育的首要方法便是党报。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和《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这两项决议对“立三路线”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和党报宣传报道的实践缺陷作了评述；强调党报应起到领导作用，成为党的工作和群众运动的领导者；强调党部负责人要总结经验写文章，担起建立通讯网的责任等。同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进一步指出：“党报是领导全党的斗争，组织广大群众在党的政治主张周围的一种最重要的武器，要消灭过去党一贯忽视党报作用，在全党树立对党报的正确观念。建立完善的党报，应看成是党的建立工作重要的一部分。”[1]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五份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

（二）《红色中华》的内容概述

《红色中华》于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中央铅印大报，最多发行到45000份，影响力一度超过《大公报》。《红色中华》自创刊至更名为《新中华报》这5年中，共出版324期，可以分为三个发展时期：从1931年12月11日到1933年2月4日是属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时期，这是探索时期，这个时期新闻报道占多数；1933年2月7日到1934年10月3日是属于联合机关报时期，这是过渡期，主要以反对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为主要目标进行政治宣传和战争动员；1935年11月5日到1937年1月25日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这是成熟期。这里必须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到达陕甘宁时并不知道瞿秋白在中央苏区曾坚持出版了《红色中华》24版，后在瓦窑堡复刊的《红色中华》仍沿用原来的刊号，所以在1934年冬到1936年春，同是《红色中华》的报纸有着两个不同的版本。

（三）《红色中华》的舆论监督概况

《红色中华》舆论监督功能的实现，一方面是通过设置专栏报道批评性文章。《红色中华》创刊后相继设立了“苏维埃建设”“突击队”“铁棍”“铁锤”“党的生活”等栏目，这些栏目不定期刊登专题性的批评稿件。栏目和批评稿件的相继设立与发表，对当时舆论监督主体，即政府工作人员及相关人士起到了正风肃纪、戒贪止欲等正面作用。据统计，“《红色中华》在中央苏区出版共240期，平均每期刊文二三十篇，其中，刊发揭露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消极怠工等方面的批评性文章524篇，约占全部刊文总量的1/10。”[2]另一方面是对苏区思想理论、革命模范的大量报道，这些报道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在苏区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且使苏区政府工作人员和民众端正了思想，进而塑造出一个风清气正的中央苏区。

二、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舆论监督的主要举措

“苏区的喉舌”的自身定位，是《红色中华》开展舆论监督的基础。在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中，《红色中华》通过对贪腐浪费案件、官僚主义作风、铺张浪费事件、革命模范人员、思想理论的报道宣传，建构了独特的舆论监督路径。

（一）对贪污腐败案件的报道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初，受限于当地的旧风俗、旧习惯，加之制度及法制并不完善，致使贪污腐败现象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指出：“贪污是苏维埃政权下，绝不准许有的事”，贪污腐败分子“是苏维埃政府的耻辱”。[3]为此，《红色中华》对贪污腐败现象进行了深入报道，对贪污腐败分子进行了无情讽刺与批判，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壮士断腕的坚定决心。《红色中华》对贪污腐败的报道主要分为苏区民众、地方干部、高级官员三部分。苏區民众方面，《红色中华》先后刊登了《贪事贪钱的耕田队》《富农把持合作社》《赌钱打牌的突击队》等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对苏区民众的投机、吃喝享乐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地方干部是《红色中华》重点报道对象。如丹枫在第86期发表的《贪污腐化分子滚出去！》用词犀利，无情揭发了江西省木船工会委员长彭士谆和芦汗魁贪污行径，直言“一切贪污腐化的分子滚出工会去！”[4]《红色中华》除了发表地方干部的批评文章，还对高级干部的重大贪污腐败案件进行报道，如140期的《人民委员会对于中央总务厅与瑞金县苏贪污腐败案的处分》，该文揭露了赵宝成等人的贪污腐化行为，对中央总务厅长赵宝成、管理处长徐毅、瑞金县财务部长蓝文勋等人所获处罚进行了公示；“雩都县集体腐败案”是当时影响比较大的集体贪污案件，《红色中华》全程跟踪报道，揭露他们的罪行，公开透明宣布对他们的审判。

（二）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报道

官僚主义作风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严峻问题。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往往和贪污腐败联系在一起，反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就是反贪污腐败。

中国共产党对于官僚主义的危害有明确的认识，并对官僚主义行为进行了界定。第107期刊载的《官僚主义与政治动摇》，指出官僚主义就是脱离群众，不敢担责，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遗留下的余毒，他（应为‘它，引者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是绝不相容的”[5]。第9期刊载的《反对忽视上级命令和敷衍塞责的恶习》，指出“下级政府不注意上级政府的命令和决议‘完全是旧的官僚恶习”[6]，并对各地苏维埃政府此种行为进行了批判与教育。《红色中华》除了对各地政府人员进行批评报道外，还有党内人士进行的自我批评，如第92期刊载了傅禄的《粉碎贪污腐化官僚主义》，这是傅禄对自己在三月所犯官僚主义的自我批评，是从个人角度进行的自我检讨，对苏区政府工作人员反官僚主义作风有一定的借鉴之处。《红色中华》对官僚主义批判直截了当，文章题目讽刺到位。如《好安乐的民警局长》《官僚腐化的永丰县财务部长》《好威风的小松罗镜乡苏》等文章。此类文章数目繁多，其目的在于发动群众和政府工作人员关注此类现象，使中央苏区民众及党内人士知晓此类现象的现状及危害，借以形成党内党外监督合力，共同致力于苏区廉政建设。

（三）对铺张浪费行为的报道

中央苏区初建时，国民党对苏区进行封锁禁运，造成苏区物资供应紧缺。因此，要取得“反围剿”的胜利，要维持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的物质供给，要肃清各地政府的贪污腐败分子，严禁铺张浪费便刻不容缓。针对各地的铺张浪费情况，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第12期上发表了《反对浪费严惩贪污》，指出：“这个时候，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7]，强调兴国的许多政府铺张浪费情况非常严重，要对屡教不改者建议用革命纪律待之。此篇文章的发表，说明党中央对铺张浪费危害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报道铺张浪费现象也随即成为《红色中华》的主要任务之一。如第20期刊登了《好阔气的小岔乡苏》，文章揭露小岔乡的花销极大，用了“阔气极了”一词，可见小岔乡苏铺张浪费的严重性。之后，《红色中华》相继刊载了《好一个浪费的俱乐部主任》《贪食贪钱的耕田队》《财政支出中另一种浪费》等文章，借此对中央苏区各种铺张浪费行为进行揭露与批判。

（四）对革命模范的报道

张闻天曾指出，苏维埃的报刊在对苏区腐败现象进行揭露的同时，“还必须从正面大量宣传和表扬先进典型、先进模范”[8]，树立学习的榜样。《红色中华》以此思想为中心，对先进典型、先进模范进行了大量报道。如第46期刊登了《追悼张人亚同志》，文章评论张人亚“刻苦耐劳，在共产党内始终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与一切不正确思想作坚决斗争”[9]；第195期刊登了《追悼顾作霖同志！》，评价中央执行委员顾作霖同志“艰苦卓绝的为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而奋斗”[10]。此外，《红色中华》对苏区民众模范进行了报道，如第91期报道了借谷运动中成绩优秀的公略富田区中洞乡；第132期报道了周成福同志“对经济动员工作，非常积极，他将自己所有的工资，都节省起来，于十月份自动送来大洋三元缴交工会，为帮助战争的经费”[11]的光辉事迹。《红色中华》还设有“红板”专栏，主要对苏维埃模范人员及事迹进行报道，借此达到鼓励、激励的效果。

（五）对思想理论的报道

思想为行动之先导，单一宣传效果并不理想。中央苏区舆论监督的完善需要《红色中华》加强无产阶级思想和教育体系建设的报道，这是构建中央苏区舆论监督体系的重要路径。

首先，进行无产阶级思想的传播与普及，应认识到“报纸应当把活的发展着的革命理论之宣传灌输于群众之中，同时使这个宣传和目前的实际情形，和为新制度的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12]在当时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学习对象。1933年《红色中华》连续刊载了《纪念马克思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纪念科学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三月十三号开学》《列宁语录》《毛泽东语录》等多篇文章，中央苏区还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江西分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文化研究组等，以此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学习。《红色中华》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报道，将无产阶级理论宣传贯穿于苏区建设之中，这提高了苏区民众和政府工作人员无产阶级理论水平，奠定了苏区廉政建设的思想基础。

其次，“教育是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13]。在苏区开展教育，可以极大地提升苏区民众和红军战士的文化素养，进而传播革命思想。因此，《红色中华》在“小学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部队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报道。在《红色中华》的报道下，各地苏维埃政府纷纷设置并完善了从孩童到成年人的系统教育体系，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党内骨干分子，此举不仅改善了苏区民众文盲情况，而且对于党内廉政文化的长期、稳定建设大有裨益。

三、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舆论监督的主要特点

《红色中华》是中国共产党沟通群众的重要途径，更是听取群众观点的重要平台。在推进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过程中，《红色中华》的报道形成了语言的多样性、广泛的群众性、批评的尖锐性等特点。

（一）语言的多样性

《红色中华》的主要受众是苏区民众和红军战士，由于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因此《红色中华》在语言的运用上独具风格。首先，《红色中华》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描写上具有直白细腻的特征，将苏区官老爷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将抽象的官僚主义作风具体化，便于苏区民众理解。如《官僚式的何田乡苏主席》写道：“长汀县河田区河田乡主席，他素不注意群众工作。有一次医院要几名洗衣队到医院去洗衣，他不发动群众，只打张条子来命令群众，不来的就处罚”，文章最后指出这种主席可谓“是十足的官僚主义”。[14]文章用直白细腻的语言描绘何田乡主席的行径，并借此向苏区民众解释官僚主义一词的含义，可谓是一举两得。其次，《红色中华》在对贪污腐敗案件报道时多用辛辣犀利的语言，如《合伙瓜分公款》写道会昌罗塘区苏工作人员“因为伙食费分钱不多，便把土豪罚款之零数，拿来当作伙食尾子来瓜分”“罗塘区苏的财政部长和主席领导这个瓜分办法，真不愧一个贪污模范”。[15]《剥削群众的妙计》在文后指出：“这位粱主席想出这种剥削群众的妙计，真是顶括括（应为‘呱呱，引者注）的贪腐腐化分子！”[16]报刊用犀利的语言对贪污腐败分子的行径进行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眼球，引人关注，用舆论的方式杜绝了贪污腐败发生的概率。《红色中华》的报道，不只使用文字一种形式，在多数文章旁都设有漫画、图文，以此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同时《红色中华》使用语言通俗化，引用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方言，并采取多种修辞手法，既生动活泼又不失文章主旨。因此这样一个强政治性、思想性的报纸被苏区民众所接受和热爱，不仅激发了他们的监督热情与责任，而且对中央苏区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广泛的群众性

《红色中华》立足于人民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在《发刊词》中便指出：“要求阅读本报的同志们，将他对于苏维埃的意见与工作经验多多写来在本报发表，使本报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针。”[17]1932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刊载了《本报一周年的自我批评》，提出：“我们说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工农贫苦群众自己的政权，那么，《红色中华》便是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报纸。”[18]此外，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刊载了张闻天的《使红中更变为群众的报纸》，再次明确《红色中华》“是苏维埃政权下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的喉舌，它是同群众的生活不能片到分离的”“它是领导与组织苏维埃政权下千百万工农群众为扩大与巩固苏维埃而斗争的报纸”。[19]为了使之真正成为一份群众性的报刊，《红色中华》组织了一批数百人的工农通讯员队伍，博采众议，刊登了大量基层单位通讯员的来稿。报刊还设置了“突击队”等专栏，刊登大量贪污腐败、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的文章，后来此专栏更名为“铁棍”“铁锤”“无产阶级铁锤”。据统计，从第5期到第137期，《红色中华》相继刊载了150多篇群众批判性文章。正是由于群众的广泛参与，《红色中华》才更具有活力、生命力、说服力，为苏区建设提供强大的舆论引导。

（三）批评的尖锐性

首先，《红色中华》对不良行为的批评具有人员范围广的特征。《红色中华》坚持公平、公正原则，从苏区民众到高层官员的各种不法行为，都给予公开批评。发刊词明确指出《红色中华》“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20]，这就要求《红色中华》应对违法犯罪行为一视同仁，发挥其作为机关报的作用，进而巩固与发展中央苏区。在《红色中华》实际运行中，不仅大量报道了苏区民众的贪污腐败，而且对苏区政府官员的不法行径予以无情揭穿。如《好排（摆）威风的一位中央女同志》中指出，中央政府钱希均女同志喜欢包庇商人私贩货物，觉得此事很光荣，那苏维埃的法律“对于这位摆威风的女同志，就不能包庇容许呵！”[21]《好大胆的连副政治委员》讽刺政治委员赵九苟“还怡然自得不知道已是犯了苏维埃的法律了啊！！”[22]可见，《红色中华》在对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批评时，坚持干群平等、一视同仁，对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苏区民众具有良好的警示作用。

其次，《红色中华》对中央苏区不良行为的批判具有言辞强劲的特征。如《不看上级政府命令的长汀县苏主席》直言长汀县苏主席“真是该打的主席”[23]，《两个腐化的医生滚出去！》《贪污腐败分子滚出去》等文章则直接在题目使用“滚”字等粗话，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略失礼貌，但反映出《红色中华》对中央苏区不良行为、不良风气的坚决反对。《红色中华》还设有“光荣的红板”和“可耻的黑板”专栏，“红板”主要刊登党内清正廉洁、拥政爱民人员的先进事迹，“黑板”主要是对敷衍塞责、营私舞弊人员的严厉批评。“红板”与“黑板”相对应，模范人员受人敬仰，违法乱纪分子受人鄙夷。在《红色中华》的监督下，中央苏区人民为成为模范而努力，为防止犯错误而不断学习。由此，极大地增强了该报舆论监督的战斗力、凝聚力、引领力。

四、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舆论监督的當代启示

《红色中华》对“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如今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舆论监督在廉政文化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24]基于此，对《红色中华》的舆论监督进行研究，有助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报党刊的新闻舆论监督工作，推进新时代舆论监督的发展。

（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时代舆论监督的前提条件

在《红色中华》创刊100期时，张闻天强调《红色中华》这100期：“是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总路线而坚决斗争的历史。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将是党的路线的坚决拥护者。”[25]《红色中华》在中央苏区反腐败斗争中，坚决拥护党中央路线，制造反腐败的舆论氛围，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反腐败斗争中舆论导向和监督作用，对中央苏区起到了重要的凝心聚力作用，从而塑造了一个“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然进入新媒体时代。在新闻传播媒介的变革下，中国共产党要深刻认识到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时代舆论监督的重要前提，舆论导向正确就能齐人心、聚人力，推动事业的发展；反之，就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因此，中国共产党要贯彻党管媒体原则，同时通过多种媒体将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政策、各地的反腐败实践和成果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公示，促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围绕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夺取反腐败斗争的伟大胜利。

（二）坚持人民监督的主体地位是新时代舆论监督的基本保障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26]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设立了控告局，还在《红色中华》上开设“苏维埃建设”“突击队”“铁棍”“铁锤”“党的生活”“轻骑队通讯”“生活批判”等众多监督栏目，赋予了人民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监督权，促使人民致力于苏区建设。1975年7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律的“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7]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这一著名谈话，高度重视人民监督的主体地位，在多个方面着力保障人民对权利的监督。其一，要保障人民有效的监督权利，前提要使政府权利置于阳光下。因此，完善公权力监督要以法律为基础，以法治方式反腐败，进而推动国家机关权利运行公开透明；其二，网络技术和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社会信息传播的途径和效率，突破了以往行政权利对信息的垄断，使更多人民获得政治参与和表达的权力，这带来了社会多元主体权利意识的萌发，呈现为人民价值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多样性。因此，需要提高政府信息公开质量，开创人民政治参与与权力监督的新渠道，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坚持党报党刊的自身建设是新时代舆论监督的重要载体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红色中华》进行舆论监督，充分体现了党报党刊的“喉舌”作用。理应清楚党报党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改革、建设过程中起到了媒体引领、舆论监督、舆论引导、社会动员等独特作用。进入新时代，网络技术和新媒体的高速发展，颠覆了传统媒体的传播形式，给党报党刊的影响力带来一定影响。因此，亟需加强党报党刊的自身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舆论监督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党报党刊要走出思维误区，以内容取胜。这就必须改变宣传观念，打破原有思维模式，在内容设置上要坚持反映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相统一，坚持正确引导与社情民意相统一，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与强化舆论监督相统一。党报党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摆脱思维误区，搞好党报党刊内容建设，提高内容的亲和力、参与性和可读性。另一方面，创新党报党刊的传播方式和发行手段。比如在新媒体的推动下，大力发展网站、微博、微信、手机报和网络电视等媒体，做到党报党刊的二次传播，做到全方位覆盖新闻传播、全天候延伸、多领域发展，促使党的声音直达各种用户终端，扩大党报党刊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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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丹枫.贪污腐化分子滚出去！[N].红色中华，1933-06-17.

[5]觉哉.官僚主义与政治动摇[N].红色中华，1933-09-03.

[6]栢台.反对忽视上级命令和敷衍塞责的恶习[N].红色中华，1932-02-10.

[8]张闻天文集（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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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追悼顾作霖同志！[N].红色中华，1934-05-13.

[11]郑化宏.节省运动中的模范工人[N].红色中华，1933-12-05.

[12]自由的刊物[N].红色中华，1933-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