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凡镜　刘昱利

关键词：忻定县；组织起来；大生产运动

20世纪40年代前后，我国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这一时期，日寇对边区进行残暴地围剿，国民党反动派加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自然灾害又严重破坏了边区的生产发展，边区能够从事农业等生产活动的人员减少，群众出现恐慌情绪，边区发展遇到困难。面对这样的局面，为了继续为抗战提供物质基础支持，稳定群众的情绪并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措施，推动边区的生产发展，促进物质财富的创造。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晋察冀边区积极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的号召，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目前学术界对大生产运动的研究较为全面，但较多集中于陕甘宁边区，对晋察冀边区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对忻定县大生产运动的专门研究。本文试就忻定县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情形和开展成果做初步的研究。

1943年，晋察冀边区已经“破坏了封建剥削关系的一大半”[2]1。通过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晋察冀边区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封建剥削关系得到了削弱，这可以称为“第一个革命”[2]1。然而，要进一步推动边区生产力的发展，还需要进行“从个体劳动到集体劳动的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2]1，这种改变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生产制度革命可以称为“第二个革命”[2]2。到1943年，晋察冀边区这一“组织起来”的运动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中，延安县的临时劳动互助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七十”[2]2。在这样的号召下，其他县纷纷效仿延安县进行组织生产活动，忻定县的“组织起来”运动也不断发展起来。

忻定县的大生产运动始于1944年。忻定县政府按照“组织起来”的标准——“‘改变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就是在‘不破坏个人的私有财产（土地、工具、牲畜等）’基础的前提下，把以户为单位的个体的生产方式，改变为以人为单位的组织的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将这种方法慢慢变成为群众的习惯，提高生产力”[3]2，遵循自愿原则，将“一切能劳动的人”[3]1组织起来，推动工作的开展。

就忻定县三区窑头村而言，敌人的摧毁极大破坏了生产力，加之当地村政权领导人员组成不平衡，与群众脱节等问题，大生产运动的实施遇到了困难。之前组织起的合作社也在1944年敌人的打击下“本利一光，没有交代”[4]2。虽然村里召开了大会进行组织，但只停留在形式上，“研究问题仍然摆着”，因而“群众对政府也不相信”[4]2。

在这种情况下，该村认识到需要切实组织起来进行落实。从1944年冬天开始，该村首先着手解决群众和干部问题。政府向群众和干部介绍了当前的总体情况和未来计划，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然后着手解决最严重阻碍生产的“混乱的抗勤”[4]3问题。在此期间，他们还进行了村政整理，“把封建的闾都制取消了”，并“初步地建立了正规的值日制度”[4]3-4。这样，干部的领导以及劳动力的自由支配和调动问题都得到初步解决。同时，他们将“带领群众积极从事生产”作为“好干部”的标准[4]4，以此激励干部积极领导。随后，干部们在讨论研究中具体找出组织行动中的核心问题，并对其进行研究并加以解决。同时，他们亲自领导突破抗属问题，并利用骨干力量推广宣传实际经验成果，进行实际的组织行动。在此期间，该村还对之前合作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清算，重新整理组织了合作社。

三区窑头村的大生产运动虽然仍存在困难，例如：“有20余户连寒衣都没有”，有的“还不够糊口”，这样“要说出去生产就连大门也出不了”[4]4，但仍然取得了一定成果。到1945年正月，村里通过拨粮解决了一些贫困户的问题，“经妇救会的说服动员”组织起“五户看守小孩的寡妇”，“建立了一个做鞋小组”。随后不断发展巩固，“建立了合作社的一个七人做鞋的基本小组，两个月工夫已经赚得白洋33元”[4]4-5。“组织起来”的工作切实改变了该村生产的困难情形和低沉的精神风貌。

又如忻定县七区太延村的人畜大组织。该村积极联系突击备战工作，“预早提出酝酿”[5]6。在提出组织动员口号的同时，生产委员会通过扩干会“讨论出初步的具体办法来”[5]6，以便联系具体实际，易于群众接受。同时，他们以“自由结合与有代价的等价互助”为原则，“深入到户”进行组织[5]6-7，其组织动员工作得到较深入和广泛的实施。在组织过程中，还规定了计工还工的办法，以及每人或每犋牲口的工作任务量和组织领导等问题。经过动员工作，他们成功地“组合了75户，只剩14户找不着合适的对象”[5]8，但最终这14户也得到了生产委员会的安排。此外，我们不能忽视组织领导过程中的政治教育工作，它对于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上文所言，忻定县各地区通过组织动员努力，很大一部分劳力被组织起来，共同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之中。忻定县的组织动员取得一定成效，见表1。

根据表1可以看出，尽管忻定县的总人口最多（忻定县总劳动人口数不详），但组织起来的人口并非最多，也不是最少。组织起来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处于中等水平，比建屏和正定高，但比浑源、五台和定唐低。浑源的比例最高，为37%，而正定最低，只有0.63%。忻定縣的比例为1.6%，比正定高出约1%。可以看出，就组织劳动人口而言，忻定县的组织工作还是有效果的，但较最高的浑源低35.4%，所以还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推进和完善组织工作。此外，就组织牲畜的情况来看，忻定县相比五台和浑源还不够充分，需要进一步努力推进组织耕畜工作。当然，就其自身数量而言，忻定县组织起来的耕畜数量并不算少，取得了一定成效，并且还有一些经验可以继续实施和保持。

总而言之，忻定县通过积极安排和推进组织过程，在该地区范围内组织劳力克服了困难，坚决推进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经济困难的局面，支援了抗日战争，取得了一定成效。它的经验对于我国农村经济建设，解决农村现实问题有一定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大生产运动的精神动力——以延安南泥湾为例[J].新西部，2019年第2期.

[2]《毛泽东同志1943年十月在边区高干会上讲话》：《论合作社》，G1—29—11，定襄县档案馆藏.

[3]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宋主任在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上的报告》，1945年1月8日，G1—29—39，定襄县档案馆藏.

[4]忻定县政府：《忻定县三区窑头村怎样组织起来》，1945年8月1日，G1—29—39，定襄县档案馆藏.

[5]忻定县政府：《忻定县大生产春耕阶段检查》，1945年7月31日，G1—29—39，定襄县档案馆藏.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历史自信融入研究生生成性教学的路径与实践”阶段性成果（课题批准号：JGXM-YJS-2022012）。

（作者单位：1.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2.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