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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与贸易便利化:理论与实证

2023-12-16张如庆陆健美

关键词:贸易数字水平

张如庆, 陆健美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革命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驱动了一系列数字化转型,推动了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增长。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可以通过加快发展绿色、清洁、智能产业链,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是 “十四五”期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路径。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信息壁垒等问题,有效地提高了市场运行的效率[1]。数字经济依托于不断变化的互联网技术,具有产业模式创新、包容性增长等特点,将成为未来最具潜力、发展最快的领域,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中国信通院报告,2020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达到43.7%,是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来源。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行业和宏观经济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自Tapscott首次提出数字经济的概念后,数字经济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目前对数字经济的研究既包括大量定性分析,也包括不少定量研究。在定性研究方面,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经济内涵的阐释。蔡跃洲进一步把数字经济划分为与数字技术直接相关的特定产业部门和融入数字元素的新型经济形态,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2]。在定量研究方面,许多文献考察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问题。通过卫星账户构建的方式,杨仲山和向书坚、吴文君系统研究了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编制问题[3-4];罗良清基于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融合视角,构建了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基础框架[5]。也有学者通过测算增加值的方式,得出1993-2018年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17.72%,且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率明显高于美国和澳大利亚[6]。还有研究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递增,且四大区域和五大经济带之间有显著异质性[7]。由于测算者对数字经济范围界定上的差异和测算方法上的不同,测算结果差别较大,但总的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有总量占比仍较低、但增速快的基本特征。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数字经济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国家和省份等宏观层面,而是逐渐转移到对数字技术的经济作用解释和数字技术对生产关系的转变等微观视角。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数据支撑与数字技术发展能够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能够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8]以及促进价值链攀升[9],还能显著提高公司绩效[10]、助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11]。

数字经济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创新引发的生产组织模式的深刻变革。通过卫星或光纤传输等数字技术手段将实体信息转换为数字信息,实现数据和信息大量且快速的传输,为跨境贸易和投资创造了新的机会[12]。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的转型可以实现贸易流转的便捷,通过在线平台降低了交易成本,搜索、连接、协调、分配和支付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有效提升了贸易效率。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数据的收集、整合,为数据共享营造安全的网络环境,为数据分析和预测提供了新机会和新方法。这些技术的应用共同推动形成具有更高效率的供应链,从而建立更有效的电子平台,提高贸易信息的透明度以及风险的监测和应对。李鑫等认为,虽然数字贸易存在着数据安全、跨境监管等诸多方面的难题,但是通过数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这些困难都可以被克服,并且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各国更易于实现数字贸易便利化[13]。数字经济借助电子商务平台提高企业间信息匹配的效率,减少货物流转的时间,从而降低贸易成本。无纸化文件、电子签名的普及不仅使得办事效率大大提升,还有利于简化边境手续以减少摩擦而促进贸易增长。海关则利用电子支付来收取包括关税在内的各种费用,使得交易更加便捷[14]。纵观已有研究,关于数字经济以及贸易便利化各自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目前鲜有文献研究二者之间的具体联系。那么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否会对贸易的便利化产生影响?市场信息透明度是否会促进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程度的提升?研究上述问题不仅可以发现数字经济与贸易便利化之间的内在机制,同时也丰富了数字经济与贸易便利化的理论研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现有文献大多是通过实证分析研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出口贸易等方面的影响,却鲜有研究数字经济与贸易便利化之间的联系。本文主要探讨数字经济与贸易便利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内在经济机制,以期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第二,本文从市场信息透明度的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的作用,形成数字经济、市场信息透明度和贸易便利化的路径关系。第三,本文从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地理属性等方面进行多方面的异质性分析,为数字经济促进我国贸易便利化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多途径的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数字技术的应用在经济和社会的许多领域带来了重大变化[15]。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和集聚了各种创新要素,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可以提供在线监测、可靠平台、准确的数据和信息,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发展。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数字经济逐渐成为简化贸易流程,减少贸易流转时间,降低贸易中转成本的重要推动力[16]。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经济降低了贸易的运输成本。利用物联网技术,可以实现对车辆、船只、飞机等各种物流运输工具的远程监控和追踪,提高物流运输的可视化程度,提供实时的路况和运输信息,从而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浪费,降低了运输成本。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对订单、产品需求、库存等信息进行精细化管控,提高物流配送的效率,避免货物堆积和滞留,降低了仓储和运输费用[17]。数字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3D打印技术,这种技术可以使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物流网点的本地生产,而无需运输大量产品或零部件[18],从而降低运输和物流成本,并提高企业的灵活性。

第二,数字经济降低贸易的管理成本。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实现在线销售和采购,从而降低采购和销售的成本。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供应链管理系统更加完善,通过供应链管理系统,企业可以实现对供应链的实时监管,减少了人工管理的成本[19]。同时企业使用自动化技术处理订单和库存,减少人力资源的使用,并提高了处理效率。利用数据分析系统,实现对贸易数据的实时监控和分析,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提高了管理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20]。

第三,数字经济使得数据的共享和交换更加容易,这使得企业可以更好地掌控市场需求和趋势。数字经济利用信息传播快速、智能化、低成本的优势,打破了时空的阻碍,促进了信息的传播,实现数据跨区域的网络空间共享,加速市场间信息的流通[21]。通信技术的发展让贸易双方沟通和谈判不再局限于地点与时间,有利于促进合作,加深贸易往来。同时也增加了数据可得性,使市场环境更加透明[22]。

第四,数字经济推动了跨境支付的发展,使得贸易的支付更加快捷和安全。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使得跨境支付更加安全、可追溯和透明。随着数字经济对于生产生活领域的不断渗透,许多交易方式也从传统的通过银行支付的模式转变成在线的非银行转账模式,减少了通过银行转账流程的时滞,极大地提高了交易效率,使得贸易更加便捷化[23]。同时数据的及时性使得贸易监管机构能够对相关货物提供更有效的评估和检验,使有关机构能够识别高风险的交易,保障贸易的安全,提高交易双方的信任,进而促进交易达成[24]。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

H1: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的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另外,数字经济是融合信息和技术优势,形成规模经济,是扩大开放的重要发展路径。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不同行业跨界合作,打破了不同行业发展的组织边界。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强开放合作,国际合作的国境正在悄然消失,国际人才、技术、资本正在加速流动和融合。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与我国积极谋求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意向相吻合,有助于在数字经济领域构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开放格局[25]。数字经济的核心是基于数字技术的传输、存储、处理和分析,这种技术的应用使得市场信息更加透明。信息透明化可以帮助消费者和企业了解市场情况,从而更好地做出决策,减少不确定性,进而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市场信息透明化如何提高贸易便利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信息透明度提高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在传统模式下,买家和卖家往往难以了解对方的真实情况,导致交易难以达成或存在风险。而在数字技术市场,每个人都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这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从而促进交易便利化。

第二,市场信息透明度提高可以提升市场竞争程度,使市场更加公开透明,消除垄断、串通等潜在行为,从而增强市场竞争程度。竞争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出现价格合理、品质优良的商品,这将进一步促进贸易便利化。

第三,市场信息透明度提高可以降低政策和制度上的障碍。信息公开透明可以使政策和制度更加规范,减少政策实施中的主观因素。同时,信息公开也可以提高相关部门的责任感和监督能力,推动政策的公正、合理和高效执行,进而降低贸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提升贸易的便利化水平[26]。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

H2: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进而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发展。

三、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1.模型设计

TEIit=α0+α1Digeit+α2Xit+ζi+φt+δit

(1)

其中:TEIit表示省份i在t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Digeit为省份i在t年的数字经济指数;Xit表示可能影响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政府调控、劳动力、金融发展水平、外商投资;系数 度量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的影响程度;ζi为省份效应和φt时间效应;δit是随机扰动项。

2.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贸易便利化指数:贸易便利化通过降低贸易壁垒、简化贸易手续、提供便捷的贸易服务手段,能够降低贸易成本,加快商品、资源要素以及技术在地区层面流动,促进经济高质量循环,有效扩大内需,高效畅通国内外大循环,促进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提高全球贸易的发展和繁荣。本文在Wilson[27]、黎新伍[28]的研究基础上,从基础设施、口岸效率、制度环境、电子商务和市场化进程等5个层面出发,选取9个正向二级指标(见表1所列),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测度我国各省区市2013-2019年贸易便利化水平。

表1 贸易便利化评价指标

(2)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指数:数字经济价值链是数据要素和信息通信技术在经济活动中流动的过程。在价值转移和价值创造过程中,ICT采购、人力资源管理、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开发、数字产品开发、数字产品设计、制造、营销、售后服务等数字经济价值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是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本文结合现有研究从数字基础、数字产业、产业数字化三个层次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熵值法为各指标赋予权重,并用互联网接入端口、移动电话交换机、移动电话基站、移动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接入用户数、电信业务总量、软件业务收入化、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有电子交易活动的企业占比、电子商务交易额分别衡量以上3个子维度[29]。

(3)控制变量 政府调控:选取财政支出预算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政府根据市场进行宏观调控,能有效稳定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风险。劳动力:选取城镇就业人数与地区城镇人数的比值进行衡量。贸易便利程度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时代,还是否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呢?目前还缺乏相关研究,因此影响的方向尚未确定,需要通过实证分析才能得出结论。金融发展水平:以年末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当地生产总值比值衡量,该地区金融水平越发达就表明该地区的经济比较活跃,会加速贸易的流转。外商投资:选取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对数进行衡量,外资的注入加剧了市场的竞争力,提高市场的活跃度,进而引起贸易方式上的不断改革与变化。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所列。

表2 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Hausman检验,本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13-2019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检验。由于数据缺失,样本不含西藏自治区、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准回归结果见表3所列。从表3列(1)来看,通过控制省份及年份固定效应后,数字经济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即验证了假说H1。考虑到政府调控同时影响数字经济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发展,我们将进一步加入政府调控的有关变量来检验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的影响。表3列(2)、(4)加入政府调控,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进一步验证了假说H1。最后考虑到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发展具有滞后效应。表3列(3)、(4)为对数字经济滞后一期所表现的结果。从结果来看,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影响依旧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控制变量方面,金融发展水平对贸易便利化的发展具有促进效应,劳动力水平对贸易便利化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这与以往研究和预期结果一致。金融水平的发展对贸易便利化呈显著的正向效应,这表明金融水平的发展为当地带来更多的贸易流,从而迫使当地不断加快贸易的便利程度。劳动力对贸易便利化的发展具有显著负效应,是因为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替代了部分的劳动力。外商投资在滞后一期的条件下使得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有正向影响,说明外商的投资受到环境以及该地区政策的滞后影响。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2.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使用三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改变样本量。考虑到直辖市凭借地理优势,政策红利,吸引大批的投资以及技术人员涌入,使其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相较之其他地区具有巨大的经济差异,因此在30个省市区中去掉直辖市的数据再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4列(1)所列,数字经济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数字经济确实能够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发展。二是使控制变量滞后。控制变量对贸易便利化存在反向的联系从而导致误差。表4列(2)将所有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依旧对贸易便利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了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的发展具有正效应的结论没有变化。三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结合现有研究从数字基础、数字产业、产业数字化三个层次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熵值法为各指标赋予权重。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使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列(3)所列,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进一步表明基准回归的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

3.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就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和地理属性的不同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影响贸易便利化发展的异质性,实证结果见表5所列。

(1)人力资本异质性 采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划分标准,按平均数上下分为高人力资本水平地区和低人力资本水平地区,回归结果见表5列(1)、(2)所示。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的促进作用在高人力资本水平地区和低人力资本水平地区均显著为正,但高人力资本水平地区的系数更高。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数字经济需要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支持。数字技术的研发、应用和创新需要专业的人才,而这些人才通常只在高水平的教育系统中得到培养。显然,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地区更容易吸引和培养数字经济领域的专业人才,从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二是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的变革和创新。数字经济的发展迅速,不断涌现出新的商业模式、形态和产品。更高的人力资本可以更快地学习和适应这些变革,从而更好地抓住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三是提升人力资本可以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优势。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促进交流与合作,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优势,快速实现数字化转型,从而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因此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的促进作用在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地区越大。

(2)科技创新异质性 根据各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差异划分为高科技创新水平地区和低科技创新水平地区,回归结果见表5列(3)、(4)所列。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创新水平地区更强。科技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实现数字经济的条件更加成熟,并且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具有更高的能力和经验。企业可以更容易地利用数字技术和平台,拓展其产品与服务的市场和客户群。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数字支付系统可以使交易变得更加安全和高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系统可以跟踪货物的运输过程并提供实时的信息。电子商务平台可以使企业更容易地找到和接触国内外供应商和买家。因此,科技创新水平越高的地区在数字经济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可以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来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发展。

(3)地理属性异质性 考虑到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开放水平、政策倾斜程度等存在较大的差异,为了进一步考察各区域间的差异可能对数字经济与贸易便利化发展产生影响,对30个省区市进行划分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结果见表5列(5)、(6)、(7)所列。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的影响在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中部地区的促进效果相较于东部和西部地区更加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中部地区凭借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扶持和当地资源,使得中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建设加速发展,其所释放的红利有效促进了该区域贸易便利化的发展,这为中部地区破除数字阻碍并实现贸易便利化“弯道超车”提供了机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促进了贸易的便利化程度。

4.中介效应检验

上述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贸易便利化的影响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数字经济是如何渗透到贸易中去并影响着贸易的便利化程度的?为了研究数字经济是否通过市场信息透明度这一传导机制参与到贸易中并对贸易便利化产生影响,在此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的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30]。具体模型如下:

TEIit=ρ0+ρ1Digeit+ρ2Xit+ζi+φt+δit

(2)

TEIit=β0+β1Digeit+β2Xit+ζi+φt+δit

(3)

TEIit=γ0+γ1Digeit+γ2MITit+γ3Xit+ζi+φt+δit

(4)

其中MIT为中介变量。理论上,政府出台的数字经济政策越多表明越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市场发展越好,相应地其市场信息透明度也就越高。为此,本文借鉴肖土盛的研究,使用政府关于数字经济政策信息披露作为数字经济市场信息透明度的代理变量[31],回归结果见表6所列。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能够促进贸易便利化发展,假说H1再次得以验证。由表6列(2)可知数字经济能够在1%的水平下显著提高地区的市场信息透明度。在总体回归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市场信息透明度以检验其中介效应,由表6列(3)可知数字经济对贸易便利化的促进作用低于表6列(1),且市场信息透明度提升能显著促进地区贸易便利化程度,显然,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各地区的市场信息透明度,进而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发展,因而验证了假说H2。

表6 中介效应检验

五、结论与建议

数字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之中,政府政策鼓励数字经济渗透到各行业,促进经济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对贸易便利化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还缺乏足够的文献支撑。本文以我国30个省区市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同时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各省区市的贸易便利化程度以及数字经济指数。通过一系列分析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无论是当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贸易便利化的影响都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数字经济通过降低贸易的运输成本、管理成本、促进数据共享和交换以及推动跨境支付促进了贸易便利化。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在人力资本水平、科技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和中部地区对贸易便利化的促进作用更强。中介机制检验可知,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从而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发展。基于上述所得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完善现代物流体系、现代交通运输网络,提高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降低贸易运输成本。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采用远程数字技术,缩短审批流程,提高效率。鼓励各行业建立公开透明的数据资源库和数据交换平台,促进数据的流通与交换。推动数字治理,改进公共服务、执法监管、安全风险控制,推广共享经济和分享机制,让数据资源得到更好地利用和发掘。鼓励和推广电子支付,以纾缓行业发展中“居间机构”无序发展的乱象。

第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落后地区教育资源的投入,加大对科研领域的投资和支持,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积极参与创新活动,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培育和吸引一批具有高水平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增加研究和开发的资金投入,创造更好的增长环境来持续地增加投资。建立和培育科技园区和孵化器,为企业提供更好的研究和基础设施。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加强科技界、产业界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鼓励共同参与科研创新,推动跨学科合作以及知识共享。

第三,建立数字化的市场信息平台,为企业提供在线贸易服务、合作伙伴推荐、市场调研等功能,实现信息的实时交流与分享,以此降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强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以及网络支付和物流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提高跨境电商运营的信息透明度和效率。监管机构应加强对市场活动的监管力度,确保市场信息真实、完整、准确。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改善信息收集和分析的效率,促进市场信息的实时共享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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