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铭

1567 年，隆庆元年。

一场变革，把闽地推到早期全球化的前沿。

新年来临前，嘉靖皇帝去世。几日后，新帝登基，一切波澜不惊。

帝国上下，已厌倦了沉闷的气氛。按例，新帝继位，该有许多善举，以庆纪元。这一年，值得期待。

一、京城

京城，二月二十八日，白天，气温忽降，骤寒如穷冬，至夜，大风起，大雪不止。城内九门有170 人冻死。这场春雪，来得有点迟，势头有点猛烈。

查阅这一年京城资料，六月，大水。冬季，无雪。西北边疆，有警情传来。

开局之年，喜忧参半。

嘉靖皇帝在位40 年，也曾发奋图强，以后内忧外患，四海不太平，留了一大摊事，要他儿子来收拾。

在成为新帝前，太子朱载垕貌似庸碌，身体也不怎么强健。父亲强势，儿子大抵也不敢太优秀。

朱载垕在父亲和儿子中间，前后两位都是四十几年格局。这位只存在了局促的6 年，而这6 年，可圈可点的，也就是俺答封贡和隆庆开海，这两件事看起来不过顺势而为，却以贸易解决了北部长城沿线和东南沿海安全问题，从今天视野而言，在恰到好处的时间点上，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进程。

这个皇帝貌似没干过什么太出格的事，史书给他的评价是宽恕有余，刚明不足。不过，在他在位期间，名臣良将辈出，内阁辅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将领谭纶、俞大猷、戚继光、李成梁等，皆威名赫赫。

他自己反而低调许多，隆庆这个年号也许时间太短了，在历史上一闪而过，就随他消逝了。

他的时代，只有从今天看，才能看出它的壮阔。隆庆元年，1567 年，早期全球化即将开启之年。

这个时候，大明王朝的海上力量往近海收缩，但舰队仍有能力在东西洋巡航。葡萄牙人在澳门滞留，他们在这个据点足足待了400 年才离去。西班牙人在新大陆波多西发现银矿时，也进入亚洲水域。日本即将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因为岩见发现银矿，格局大为改观。在战争中失败的武士窜入东南沿海，倭患不断。东北，满人刚刚崛起于白山黑水间，这是令明王朝倾覆的终极力量。西北，蒙古骑兵构成巨大威胁，土木堡之变，20 万明军覆没，他们掳走皇帝，兵围京城，生生酿出一场国家危机。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同时受到陆路和海路两个方向的压力。而大明王朝在运转了100 多年后，已显疲态。

所有人都在期待新皇帝让人耳目一新。

正月初六，嘉靖朝因谏争获罪的诸臣被重新起用，各授官职，其中包括一个叫海瑞的人。这是一个重要信号。此时距嘉靖皇帝去世，不过几日。

随即，嘉靖皇帝在西苑修建的修仙宫殿匾额被撤除，老皇帝晚年那些神神道道的事算是画上句号，宫廷清朗起来。

比较闹心的一件事是，九月十六日，户部尚书马森上奏，太仓银库实欠359 万两。财政入不敷出，得抓紧想办法。

此时，许多人在等待一道圣旨——开海。这道圣旨，将影响日后近百年命运。

禁海与开海之争，由来已久。朱元璋立国之初，为加强滨海地区管控，消除对手利用海洋藏匿力量，即明令禁海。“大明律”规定：“凡官民人等擅制二桅以上违式大船，携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寻劫掠良民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往边卫充军。”

海陆之交，建卫城，置卫所，百姓充作军户，世代镇守。从辽东到广东，数千公里海岸线，50 多个卫所，20 万兵丁，2500 艘战船，圈起强大的海防体系。东南沿海海洋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在东南亚的移民聚落几乎被切断与本土的联系。

与海禁政策相配套的，是朝贡贸易。这是政治与商业的混合体，藩属国接受中央王朝获得政权存在合法性。王朝则以朝贡贸易的形式给予藩属国以经济支持。永乐年下西洋，开展古代中国式外交——朝贡贸易，这是声势浩大的国家行为。

随着大明船队因面临财政、市场和森林资源瓶颈而全面退缩，亚洲水域的权利真空被随之而来的商人填补。海洋商人以闽南方言为纽带，建立海上群体，航行在日本、琉球、吕宋、爪哇、满刺加、暹罗诸国，开始恢复与传统海洋社会经济圈的关系。

欧洲人东来是催动东亚—东南亚海洋贸易勃兴的动因。制作精良的中国商品巨大的吸引力使他们千方百计寻找与明王朝互市的机会。

事实上，在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就派出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抵达中国，在京城，使节皮雷斯见到了皇帝，但与明王朝建立自由贸易的要求遭到拒绝。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利润极大的中国商品的热情。他们的商船航行在东南沿海，与官军周旋，与商船互市。

海洋贸易是当地人传统的谋生手段，即便在海禁最严酷的时期，也有人铤而走险。向海取食，不过是生存之道。

但是，东南沿海海面的松动并不意味着海禁政策的动摇。朝廷与海商集团的博弈变得血腥。

在民间，官府对海商追剿不遗余力，海商抵抗以性命相搏。皇家旨意和百姓生计背离，酿成祸乱。倭寇乘虚而入，直到俞大猷、戚继光出现。

朝野之间形成“开海”与“禁海”两股力量的激烈交锋，为生存铤而走险的海商集团被视为海寇，被迫面临与朝廷对抗的局面。朝廷为巨额军费埋单，一系列海洋集团覆没和更多海商集团崛起，勾勒出封建国家海洋政策与民生背离引发的乱象。

乱象也体现在权力集团的分裂。在朝廷，嘉靖年间刑部主事唐枢直截了当地指出：“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产生问题在禁，解决问题在解禁。寇与商都是人，都是皇帝子民。

而浙江巡抚都御史兼管福建海道、提督军务朱纨则上疏说：“治海中之寇不难，而难在治窝引接济之寇；治窝引接济之寇不难，而难在治豪侠把持之寇。”主张用铁的手段打击。寇商之间，立场不同，结果完全不同。

这场博弈的结果，从走马溪之战已经瞧出端倪。

那是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月二十一日，漳州诏安走马溪，一场明军对葡萄牙人的围剿突然爆发。战斗结果是2 艘葡萄牙王船、2艘哨船、4 艘叭喇船被击沉，33 个葡萄牙人战死，203 个葡萄牙人、黑人和中国海商被俘。

这场小规模的战斗直接改变一个封疆大吏的命运，对日后中国东南沿海海洋局势产生实质性影响。

谋划这场战斗的是朱纨，在此之前的嘉靖二十四年（1545）4 月，朱纨指挥大军成功地摧毁了浙江双屿的中葡海洋贸易港市。这个港市，也是福建海商招引葡萄牙人互市形成的。此番再次出手，胜券在握，这是他人生的巅峰。

但是，吊诡的是，朱纨和他的僚属们还在等待朝廷嘉奖时，弹劾奏书已经上达天听。理由是未经请示大规模处决俘虏，兵部尚书翁万建、兵部侍郎詹荣、御史陈九德一批朝臣纷纷质疑，舆论发酵结果是朱纨被解职，带回京城等候发落。朝廷官员南下调查，俘虏和海商的证词对他不利，走马溪战役被描述成官员受贿、主事贪功、擅杀无辜的闹剧。朱纨对擅杀的辩解今天看来十分无奈：“臣看得闽中衣食父母尽在此中，一时奸宄切齿，稍迟必贻后悔。”性格多疑的嘉靖皇帝目光掠过一丝不悦，朱纨的好日子一下子走到了头。

一念之间，命运从巅峰跌到低谷，朱纨显然已经意识到毁人衣食父母的后果。他决心以死明志。朱纨自尽前说：“纵天子死我，大臣且死我；即大臣不死我，而闽浙人必死我。”出发前，皇帝是让他“便宜行事”的，他对皇帝的信任要了他的命。

一个手握重兵、品行完美的封疆大吏，在触及海洋贸易群体底线时，生命即被碾碎。一个人的命运，在时代潮流面前微不足道。

这个事件带来的后果是，整合得有些像样的闽浙海防散作碎片。

风向标似乎已经转向。但是，月港开海，还要等18 年。

到了新皇登基，需要体现宽厚仁慈的时候，福建巡抚徐泽民乘机再提开海，算是精准踩点。最终，朝廷在福建滨海的漳州画了一个圈，这个圈，让封闭得铁桶一般的中国东南忽然豁开一个口子，积郁的力量全奔这儿而来。仿佛有一声断喝，尘埃落定。对，就是这里了。

圣旨结束了所有的争论。那场几以性命相搏的纷争，必须暂告一段落。

经历血与火，终于，海商们赢得了自己的空间，原本剑拔弩张的关系，以航海贸易权利的取得化解。从此，他们有了一种合法的向朝廷效忠的方式——纳税。

许多年后，人们还会提起那个大明忠臣，品德高尚，意志坚强，行动果断。他隐在历史潮流中，满目悲怆。

我们不知道，隆庆皇帝在紫禁城里颁布这道命令时是否松了一口气。那时，京城万家灯火，是否和东南沿海的一样？

二、漳州月港

许多年后，我们一直在猜想，当开海的消息传到月港，会是什么样的反响。

那一天的日光，会特别亮吗？

从洪武禁海起，100 多年过去了，无数的人为此丢了性命，现在，突然开了。从此，可以以合法商人的名义出海。对于这种诞生于血与火的荣耀，所有人是不是都可以纵酒高歌？

官兵和海商，狭路相逢，终于不必再剑拔弩张。此后，大家可以像朋友一样，坦然喝酒。

月港开海并不是命运垂青，而是月港商人奋力抗争的结果。整个东南沿海，只有这个港口，允许商人自由出海贸易。月港海商实际上独揽了明王朝对外贸易的权利。

蹊跷的是，无论是官府文书还是野史，对那些日子，都选择忽略不计。海商们与朝廷抗争了那么多年，终于成功了，或许，这个日子的到来，就像自然要发生的一样。那是朝廷不得不对祖制做了个小动作，不需要喜形于色吧。

事实上，福建这个港口的开放并不意味着王朝海禁政策的根本逆转。对外贸易是农耕时代的异质，朝廷仍然以狐疑的眼光看待东南沿海形势的变化。因为它的繁荣而设置的靖海馆、安边馆、海防馆、海澄县，从名称上标志王朝基本海洋政策的不动摇。月港是一个繁华的国际贸易港，但管理权脱离军事系统，还要等待时日。诗歌里反复吟唱的晏海楼，是海洋贸易的繁荣的见证，也是王朝对海的警觉。

龙溪海商陈伍伦没能活着等到月港开海那一天。

他像流星一样出现，光芒耀眼，转瞬燃尽。

当他驾着洋船劈波斩浪，升起的旗帜大写着“奋扬”二字，那是充满生命张力的呐喊，奋力而起，意气飞扬。

那时，有多少海商像他那样，明知险恶，也要拼命一搏。向死而生，所向无前。

他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被官军俘获，等待他的命运可想而知。

许多年后，我们回望数百年前那些赴汤蹈海的男儿，我们仍然会听到一声如船号一般高昂的声音破空而来——“奋扬”。那是闽地海洋精神的光耀。

不管朝廷允不允许，月港已“奋扬”而起，成为繁华港市。

正德、嘉靖年，还是海禁严酷时期，月港就有一两百艘船贩洋。

那时，月港“趁舶风转，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弦，连飚响答，十方巨贾，竞鸷争驰，真繁华地界”，早就是闽地一大圩市，有“小苏杭”之称。

九龙江出海口海湾地区，俗同化外，洋溢着与传统农耕社会截然不同的海洋气息。同安县养亲进士许福先与海寇联姻。官员林希元不仅提倡贸易，还自造洋船泛海。在九龙江口离漳州府城50 里，有一个村子，约有万家。海商回家皆云“做客回”，邻里皆来相贺。一般家庭，连小孩子都知道，峿屿是衣食父母。

峿屿岛和海门岛是九龙江口中外海商聚集地。葡萄牙人在海门设有商馆，500 个葡萄牙人住在那里。朱纨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巡视到这里时，发现海门岛“民居数万家，方物之珍，家贮户峙。而东连日本，南通佛郎、彭享诸国”。百姓狠强，如佛郎机、日本诸夷，十分适应海洋世界的“丛林法则”。

在16 世纪，九龙江出海口海湾地区，已经成为东亚及东南亚贸易的枢纽口岸，是连接台湾海峡东西岸的重要通道，也是太平洋西海岸南北通衢的必经之地。

早在嘉靖二十四年（1564），福建巡抚谭纶就上奏说：“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凡防也。无中国绫枲之物，则不可以为国。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愈众。私通不得，即攘夺随之。”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渴求是开海的最强有力的推手。

实力强大的海商集团在这个时候出现，国际海洋贸易成了一股汹涌的洪流。当数百上千的洋船浮在海面，中国人、欧洲人、日本人……在东南亚水域交汇碰撞。浙江王直和闽地月港的洪迪珍拥众数千，纵横海上，体制造成的国家安全危机已迫在尾睫。

东南沿海问题是体制性问题。当现行体制顺应民意时，他们是拥护者，是顺民。当体制严重背离民意时，是反抗者。当月港在与封建王朝体制抗争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福建官员的奏书雪片般飞向朝廷。福建巡抚涂泽民直截了当地说：“请开市舶，易私贩（走私），为公贩（合法商人）。”他的声音，代表东南沿海。

终于松一口气的也许是巡抚涂泽民，他不必再看到自己的官兵和子民为这样的事流血了。

开海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百姓生计需要，经济扩容需要，接下来的国家变革需要。

九龙江口海湾地区的漳州航海贸易势力在东南亚水城占尽优势。他们驾驶的福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船首高昂，船尾高耸，船身狭长，以抗风浪强、善于冲犁著称。

海门岛，旧日中西海商的泊船点，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铁锚，中间的铁杆高达2 米多，上端铁环直径半米。这样硕大的航具，要有多大的洋船与它匹配？

《顺风相送》《指南证法》等一批被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的航海资料，展示了明代闽人的航海知识、航海技术。航程、航路、针路、山形水势、气象水文，都有了更准确和丰富的记录。

琉球册封使谢杰曾提道，封舟“操舟者多用漳人”。嘉靖四十年（1561）册封使郭汝霖也说：“至于主张行船之人断非漳人不可。盖其浮历已久，风涛见惯，其主事者能严能慎，其趋平者能劳能苦。”

就是这样一群人，以出色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开创明代中国的航海纪元。

每年风起，大明的海商手持商引搭船出海，数以万计的人从月港出发，扬帆奋进，把性命押给大海，追逐财富和荣耀。

每年，按定额，有100 多艘洋船出海，高峰期近300 艘。

张燮在《东西洋考》里描述：“舟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广二丈，长约七八丈。造舶费用可千余金，每还往岁一修辑，亦不下五六百金。”这样的造价，是戚继光水军的三倍，所以，当时的人都说，商船造得比兵舰牢固。而船上战具俱备，闻警则商人水手涌上甲板御敌，如长城一般，不是可以随便撼动的。

月港商船以不可遏制之势涌向东西洋。有时，几百个散商搭乘一条船出发，他们推举其中一个豪强做首领，人们像蚂蚁一样集结成团，蚁王带着他们四处漂移。他们把丝绸、茶叶、瓷器、针线、纸张、果品、梳子、鞋袜……装在船上，回来时带上白银、香料、红木等。在充满风险的海洋，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抵御风险。

大舶主掌握了几艘几十艘洋船。建库仓，造码头，四方采购，博取厚利。因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毕生积蓄，灰飞烟灭。月港容川码头，岁月遗痕，当时，海商蔡容川带着他的十几艘洋船纵横海洋世界，就从这里出发，正统四年（1439）是码头建造时间，那时，海禁正严。

“子母钱”，一种古代的商业贷款，在港市流行。如果你一穷二白，又想出人头地，借子母钱去冒险，大约是最好的选择。雄心勃勃的海商，如果要短时间内扩大投资规模，这条路可行。

海商们在航海生涯中锻造出来的开放、自信、冒险精神，展示了一个充满海洋精神的福建。

月港海商终于等到了士大夫们毫无掩饰的讴歌，“捐亿万，驾艨艟，植参天之高桅，悬迷日之大篷，约千寻之修缆。触翻天之巨浪，犯朝阳之蜃楼。持筹握算，其利十倍，出不盈箧，归必捆载……”（郑怀魅《海赋》）也就这个时代，士大夫们能走出书斋，吟唱海洋贸易的盛大。

明万历四十五年，即1617 年，月港已经开海50 年。这50 年，是月港贸易最繁盛的50年，仿佛是对那个年代的记录，一本由漳州官方主持的《东西洋考》刊印。作者龙溪举人张夑，用优雅的笔调，讲述了与大明王朝贸易交通的东西洋国家的形胜、风俗、物产、针经、水程。这是一本闽人视角的海外通南指南，向我们展示了明代闽人的海上商业版图。

那是闽人精神高蹈的时光，“视浮天巨浪如立高阜，视异域风景如履户外，视酋长戎主如挹幕尉。海上安澜，以舟为田……”（周起元《东西洋考》序）仿佛汉唐的荣光，照耀着浩瀚的海路。

三、吕宋（马尼拉）

隆庆元年（1567），终于取得合法身份的商船从月港奔涌而出。1571 年，西班牙人占领吕宋，将它更名为马尼拉。学者们往往把这个时段视为早期全球化的肇始。

月港海商最愿意去马尼拉，那地方离漳州近，只有7 昼夜水程，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航行成本和风险。重要的是，回程带回的往往是整船番银，那东西占用空间小而价值高，长途运输特别划得来。

西班牙人抵达菲律宾时，他们发现，除了肉桂，没有其他他们想要的。1569 年，黎牙实备向国王报告：“我们应该和中国交易，那里有丝绸、瓷器、安息香、麝香和其他工艺品及香料。”他遭遇的第一个难题是，当地的物产，撑不起殖民地财政，除非有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的介入。1572 年，中国海商带来了丝绸、棉织品和瓷器。双方成交的价格符合彼此利益，这桩买卖，延续了两百来年。

1573 年，两艘大帆船离开马尼拉前往美洲，船上装着绸缎712 匹、棉布11300 匹、瓷器223000 件，航行5 个月，抵达南美洲阿卡普尔科港，著名的大帆船贸易由此拉开序幕。

正如月港是大明王朝唯一允许商人出海贸易的口岸一样，马尼拉是殖民地通航美洲的唯一口岸，国家管制，马尼拉成了中国和美洲之间的贸易中转。

在东南亚所有港市中，马尼拉在自然和经济地理上无疑是中西方贸易最好的中间点。大量的中国商品从月港运到这里，然后由西班牙大帆船穿越太平洋运到阿卡普尔科，最后抵达旧大陆塞维利亚。一条由月港海商和西班牙人共同打造的环球贸易航线，跨越太平洋、大西洋，把亚洲、美洲、欧洲连接起来。中国（漳州月港）——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西班牙（塞维利亚）。

每年6、7 月，乘西南风，大帆船从马尼拉起航北上，到北纬40-42 度水域，顺北太平洋黑潮东行，最后抵达阿卡普尔科，行程万余海里。历时6 个月。次年2、3 月，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返航，向南行驶到北纬10-13 度海域。借东风西航，横跨太平洋，经关岛到马尼拉，顺洋流直航，历时3 个月。

大帆船抵达后，马尼拉进入贸易旺季。1596-1598 年的马尼拉总督摩加一口气记下了多得令他吃惊的中国商品：“生丝、精丝、天鹅绒、各种颜色的缎子、绸布、麝香、安息香……中国人提供了无数价格低廉，但很受西班牙人珍重的其他小玩意儿和装饰品，各种好的陶器、制服、珠子、宝石、胡椒和其他香料，以及让人谈不完的各种稀罕东西。”

海员维兹凯诺带了大约200 达卡货物，到马尼拉，卖了1400 达卡，换成丝织品返回阿卡普尔科，卖了2500 达卡，整整12.5 倍。这种发财速度，他得拿命去搏。

马尼拉大帆船受中国人欢迎，是它所携带的大量的墨西哥银圆，太治中国的白银饥渴症了。无论是福建官员，还是马尼拉总督，都知道商人们是奔银子去的。

与美洲白银大量生产造成欧洲白银短贬值相反，中国银价处于上升之趋势。白银的购买力，进一步点燃商人的欲望。

与开放洋市几乎同时，隆庆皇帝命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的，银钱兼使。一钱以下的只许用钱。这是明朝第一次以法令形式确定白银为合法货币。

明朝立国之初，明令禁止使用白银交易，并试图发行宝钞建立国家信用。但民间对这种精美的印刷品没有信任感，反而酿成经济危机。其结果是引发白银不可控地流向社会各界阶层。在月港开海之前，白银实际上已成为市场主币。商人掌握大量白银，窖藏于私人银库，而国家缺银，商人操持货币流量，这当然不是件好事。

朝廷从海外寻找银源其实也是月港开海的原因。在中国市场患白银饥渴症时，西班牙人非常适时地在波多西发现银矿，大明王朝求银视野为之一变。大帆船从马尼拉带走琳琅满目的中国商品，月港商船运回数量巨大的美洲白银，大明王朝利用美洲白银调动社会资源，缓解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中国经济纳入世界贸易体系，大明王朝似乎由此续命百年。

白银作为硬通货在市场广泛使用，是中国东南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呈现出来的重要现象。甚至到今天，real（里亚尔、镭），带有西班牙血统的称谓，在闽南，仍是钱的称呼。

当月港商船不知疲倦地驶向马尼拉，涧内，成了漳州商人的聚居与交易区，高峰期，有两万多人在那里生活。他们在那里搭盖仓库，修建店铺，带来自己的医生。一些商人不能及时回航，留在涧内，叫“压冬”。生意方便，他们也做当地人女婿。

从万历二十八年（1600）以后，西班牙人每年约运白银200-300 万两到马尼拉，这种流量，一直持续到明末，估计海外白银有1 亿银圆以上流入中国。

学者全汉升估计，1571 年到1821 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4 亿比索，至少有二分之一流入中国，南美白银产量的一半和几乎所有的日本白银都流入中国。

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在船来船往中进入白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