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燕

（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江苏南京， 210012）

罗登贤起草的《满洲工作近况》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数年间，中共党组织委派大批党员前往白区开展地下斗争，白区成为国共斗争的重要场域。毛泽东曾论及白区工作的重要性：“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1］雨花英烈是从事白区地下斗争工作的共产党人的代表，本文利用相关档案文献追溯该群体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尝试、验证、总结、升华的历程，总结其实践策略与历史特征，这既是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道路和实践探索的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党的革命事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力量。

一、 秘密工作加强各方建设

加强交通建设。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秘密交通已有初步探索，但因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特殊形式，党中央和各省之间、各地各级党组织之间皆未形成健全的交通网络。四一二事变后，各地党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各级指导机关随之迁移不定，无法正常联络，上级指示难以达至基层。1927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通告，要求“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2］。但由于白色恐怖的高压态势，加之党中央和省委缺乏有力指导，地下交通网的建设异常艰难。1928年初，曾在广西梧州任职的谭寿林向中央报告称：“广西工作……完全在放任的状态。”广西省委派出一位同志与上级党组织联络，“足足走了一个多月才到香港”。［3］为此，各地党组织积极努力培养地下交通员，如许包野在厦门“加紧找交通员”，力图“与中央建立电信的关系”，以保证中央“能更多和按时的把刊物和文件供给”。［4］

加强发展党员。1928 年5 月，中共中央提出：“运用公开机会去团结广大群众，是白色恐怖下的党部最重要的任务。”［5］遵循这一指示精神，白区地下党组织深入到重要的城市工厂和农村地区，在工农群体中发展党员。东北等工业发达地区，工人群体易于发动，以中心城市哈尔滨为例，1931 年党员数量为113人，其中工人所占比例最高，约为54%。［6］党组织在农村也具有较强号召力。1928 年，恽代英在总结广东党组织概况时指出，省内党员数量约2 万人，工人只有1000 人左右，仅占5%；得益于农村组织暴动，“农民较工人多七倍”。［7］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不仅要防范破坏，还要走近群众。在较小的城市中，发展党员则极为困难，例如顾衡在安徽太和县委工作时，6个月时间仅发展党员至10 人左右，工人约占15%，贫农约占50%，知识分子约占35%。［8］

加强组织建设。1928年中央发布通告，要求各地巩固下层组织基础——支部，党员必须编入支部，经常担任一种党的工作，出席会议，按月缴纳党费。为强化白区秘密工作，中央还要求5人以上的支部必须按照职业或者工作部门组织分部，各分部之间彼此不形成联系。［9］罗登贤任满洲省委书记时，在下设支部组织建设上颇有建树，乡村支部“按期开会、分配工作与征纳党费”，外县党部达到“经费自给”，“巩固各县支部组织”。［10］各级党组织还成立流动或短期训练班，加强党员干部对“党的政治战线、党内斗争的经验、组织及宣传工作”的理解，将已受训党员派往地方各级县委等处开展工作。顾衡在安徽太和县委工作时曾多次召集培训班，“并设法整理训练材料”，编印“党员必读”。［11］

总的来说，在白区斗争中，党组织遵照党中央指示的基本原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强地下党组织交通建设，努力壮大党员队伍，健全组织建设，发展了革命力量。

二、强化宣传凝聚党心民心

强化政治宣传。党的不断发展壮大离不开积极有效的宣传工作。党的六大对宣传工作提出两个基本任务，一是“增高一切党员的政治知识”，二是“增高党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工作和宣传员的理论上的认识”。［12］恽代英在广东省委工作时，该省发行《省委半月刊》《党的生活》等多种刊物，地下交通还可将红色刊物传播至香港地区。顾衡在太和县时也“注意于经常的宣传工作”［13］，发行《红旗日报》，作为赤色群众宣传教育的刊物，其主要内容有：实际斗争消息、政治路线的论文、国内外政治消息和分析、列宁主义通俗论文、革命歌曲等，其后还发行副刊。以上刊物主要用于内部党员教育，是白区革命斗争、革命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

贴近工农宣传。宣传要发生效力，必须做到有的放矢。中央强调宣传的前提是真正了解当地群众的所需所想，宣传方法要“实际化、明确化、通俗化”，宣传内容要讲明政治主张和斗争方式。［14］恽代英认为“要尽量扩大谈话中的宣传，站在工农群众的地位，从事实问题很自然的说到我们的主张，但不露出党员色彩”［15］。许包野将厦门宣传组织分为十几支队伍，组织投稿委员会（即工农通信社），并在重要节日出版发行革命刊物。除了口号传单外，他在福建省委工作时，将党中央斗争文件编成“革命丛书”。［16］

深入群众宣传。这一时期，党的宣传口号力求通俗易懂，成为感召群众的利器。1928 年10 月，刘少奇在《论口号的转变》一文中强调，在群众斗争中“口号的作用极大”，“要明确了解工人、农民的生活与心理……将群众的痛苦与要求变成简明的口号，作经常普遍的宣传鼓动”。1932年，许包野巡视惠安期间，就曾将口号制成标语，交给乡民回家张贴。［17］革命互济会主任兼党团书记黄励在日本纱厂最集中的沪西区工作时，经常走访工人、群众及其家属，将工人的痛苦和要求变成简明的口号，据此创作歌曲《工人苦》，使工人渐渐在这些口号下团结和活跃起来。

无论是组织宣传抑或是鼓动群众，党的宣传方式皆以工、农为核心群体，刊物或口号则成为主要的宣传载体，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理念因此在党员间、工农群众间形成深远的政治影响力。

三、积蓄力量发动群众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争取群众成为复苏革命的当务之急。党的六大后，党的中心工作是“争取与积聚广大群众势力”［18］，并“尽可能地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19］。

注重发动工人。在重点城市或地区、集中的几个中心产业、中心厂、码头等区域，各级党组织与各级工会相互配合进行斗争。［20］1928 年，恽代英在广东省委的扩大会议上指出：“在广州、香港、汕头，要将市政工人及重要产业工人放在第一位。”［21］同时，要“找人到工厂中去”，“到工人集中的地方去”。［22］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李济平在巡视沪宁线工人斗争时提出，工人运动应“以罢工为中心策略，坚决发动群众会议，从斗争的宣传上、组织上走向同盟罢工的前途”［23］。依托工人运动确立在城市的斗争模式，使白区党组织一度得到较大发展。据统计，1930年9 月，大城市产业支部增加到229 个，群众力量也不断扩大，赤色工会会员超过10 万人。［24］

充分团结农民。党的六大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应尽量“使党的土地纲领通俗化”，“赞助农民所提出的各种部分的要求（如减租、减息、抗捐等），并领导这些运动发展到较高的程度”。［25］陈原道在河南省委工作时，主张在农民反捐税斗争的基础上，“执行土地革命任务”，在农民斗争最激烈的中心区域准备暴动；在铁道两侧和中心城市的市郊，农会“以抗租债分粮为中心，渐进行土地革命”。［26］1932 年，许包野代表厦门中心市委向中央汇报称，在赤色游击队的帮助下，闽南农民运动得到发展，如群众组织发展较快的安溪县，农会组织从区农会发展到县农会，影响群众6000 多人。［27］

积极联络武装。士兵运动也是白区斗争的重要内容，周恩来在党的六大所作报告中将兵运置于军事工作的首位，指出“在反动军队中，应有秘密支部建立”，用通俗的方法开展宣传。［28］顾衡在太和县委工作时注意发动士兵开展“要欠饷、要大衣等等斗争”［29］，强化“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的政治宣传，并在士兵内部组织建立赤色士兵团和党支部，这是早期白区地下斗争中较为典型的兵运案例。恽代英曾向中共中央建议，党组织必须“艰苦工作”，结合农、兵等各方面力量，“方能汇合爆发为革命高潮”。当武装斗争时机来临，“党应当号召周围所能领导的武装以游击战争方式发动或参加此种斗争”，并且反对一切形式的急躁盲动。［30］

这一时期，白区的地下党组织紧密联系工、农、兵三类群体，开展积极的革命斗争活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城市斗争经验，积极配合并促进了党在苏区的发展壮大。

四、结语

大革命失败初期，以雨花英烈为代表的白区地下党员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指示及各地革命实际，不断探索白区革命斗争方法。在党组织制度建设方面，不断加强秘密工作机制，增强地下交通和信息传输能力，团结工农群众，在全党确立起培训教育体系，构建起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在开展群众运动过程中，注重在工人、农民、士兵等群体中鼓动斗争，在发展较好的领域、敌人的薄弱环节里寻求发动运动的时机；在开展宣传教育过程中，注重红色刊物的印制发行，在党内外进行革命意志和精神的宣教，对一般民众则通过谈话、演讲、口号、传单、歌曲等媒介进行政治宣传。通过以城市为中心的白区斗争，以雨花英烈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凭着信仰、纪律与勇决，在荆棘之途上不断积聚着通向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