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巍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武汉，430079）

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出版的现代转型。以印刷技术为生产方式、以文字和静态图像为内容媒介、以纸质书籍为产品形式的传统出版，受到日新月异的新媒介的强烈冲击，但也在媒介的“融合”和“深度融合”趋势中探寻新路，在技术、产品、渠道、终端和服务多个层面推陈出新。有声出版与有声读物，就是新媒介出版及融合出版浪潮中诞生的新事物，不仅在近10 年出版业界的实践中迸现出内容丰富、形态各异的产品形式，迅速进入主流出版市场并收获了不小的市场份额，而且引起出版学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纷纷探讨有声出版的媒介特性、作用机理、商业模式、优化路径，以及有声读物的产品样态、生成逻辑、开发思路、营销方式以及著作权相关问题。“有声出版”，似乎成为一个在业界和学界已取得广泛共识的概念，用以指将纸质书或电子书的文字内容转录为音频，经过剪辑、配乐等后期编辑加工并存储在移动介质上，为用户提供可以收听的阅读服务的出版形式。这一概念强调了声音之于传播内容的附加属性，即声音作为伴随性、叠加性媒介，可为消费者提供增值服务，某种程度上忽视或者贬低了声音的出版价值。因此，笔者不揣谫陋提出“声音出版”的概念，将一切可诉诸读者听觉的出版形式纳入其中，尤其是那些不依赖于文字内容的声音样态。以此概念为中心，立足当下而对时间轴两个方向的考察与设想，或许可以看到，声音的出版有着比有声出版更为久长的历史，也有更动听、更开阔，且真正凸显声音出版价值的发展前景。

1 概念提出：重构声音与出版的关系

出版活动，以及因之而生的“出版”的概念，是历史的产物。从历时考察来看，“出版”的含义在不同时期有所区别，甚至在指涉对象上存在差异，总体上呈现出在时间中演变的特征；在共时观照的视角下，不同国家以不同的语汇符号来表述出版活动，但从词源学上，这些语汇的初始意指并非是等价的，虽然经过翻译与文化交流在某些方面有借鉴、互渗、融会，但也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界定。关于西方、日本、中国在不同时点分别如何使用“出版”的概念以及彼此的知识互动，是出版史和文化交流史关注的问题，学人多有考镜，本文不必赘述，一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出版概念自生成以来便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其产生和运用深刻地受到社会历史环境和技术条件的影响。”[1]既然如此，“出版”概念的现代性意义、当下意义更值得注目，它既有助于更好地审视曾经在历史中出现的出版现象，发掘出版现实的生成逻辑，也有助于抽绎出当代出版实践的规律性、体系性认识，进而指导实践的进一步拓展。

出版概念的旅行与演变，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对以纸张为介质、以印刷术为技术实现方式的知识生产实践活动的突破。从此，出版的产品形态不再局限于书籍与纸质刊物，而将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编辑加工，通过网络渠道进行传播的众多新产品形态纳入其中。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数据库出版、手机出版、人工智能出版、元宇宙出版等新型出版方式接连涌现，体现出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对出版领域的巨大冲击，不断以新形态扩展出版概念的外延，也迫使学界重新审视出版概念的内涵。为了将传统出版以及新兴出版的诸多样态纳入概念的统一规定性之中，现代意义上的出版被理解为运用媒介进行知识生产，并向公众传播的社会性实践活动。这一定义基本可以涵盖印刷术出现以来的出版活动，只不过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人们可以利用的媒介不同罢了。

那么，在活字印刷和谷登堡技术之前，人类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状况如何？其主要的媒介形态又是怎样的？这就需要追溯出版的“史前史”，从媒介生态学角度考察知识与信息的载体及其生产、传播方式。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部落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和电子时代，推动时代之间更迭和转换的正是传媒技术的革命，其中至关重要的发明是音标字母表、印刷机和电报。在他勾勒的历史演进图上，15 世纪中叶印刷时代的开启使得书籍得以进行批量生产并传播得更为广泛，这一时代进一步“巩固并扩展了应用型知识全新的视觉侧重，提供了一种统一的、可重复的商品，第一条组装线，以及第一次大规模生产”[2]，因此出版甚至可以看作工业革命的先驱。事实上，知识媒介的视觉时代还要前推至文字的发明，当文字可以附着在一张纸上，其语义就可以脱离即时语境。自此，人们信息的来源主要依靠眼睛，文本阅读不仅使得信息与知识的接受者可以与传播者在时空中分离，从而成为独立的思考者，而且形塑着此后人类社会的组织规则。这是人类传播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再往前即是麦克卢汉所言的部落时代，也就是口头传播文化时代，或者说是听觉的时代。在由部落村庄组成的原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主要依靠口语和听觉，信息和知识主要就附着在声音上，接受者必须支起耳朵留意那转瞬即逝的声音，否则就难以捕捉到那飘浮在空中，无法固定或具象化的震荡的声波。

借助其物质化的媒介载体，文字在知识生产和传播场域取得了对声音的压倒性胜利，印刷术支持的传统出版以技术、资本、规模化进一步巩固了视觉的优势，声音则日益边缘化。无可否认，传统的文字出版促成了知识文本的极大丰富，也造就了人类社会注重经验与秩序、推崇理性与思辨的文化现代性。但在文字和视觉占据主导的时代，在声音和听觉全面失守的时代，人类文化的得失究竟如何？视觉对世界的认识、理解的知识是否存在先天缺陷？麦克卢汉认为，文字按照线性的关联进行排列，由此也形构了人类心理、思维与社会组织的连续性的线性关系，知识的组织和应用，则“将各种经验分解为整齐划一的单位，以产生更快的行动和形态变化”[3]，遵循因果逻辑与效率原则。它突出、强调甚至权威化了时间的连续性，而空间仿佛能够被无限压缩，甚至取消其在场。而在部落文化中，“经验由占主导地位的听觉生活来安排，听觉生活压制着视觉价值。听觉……具有高度的审美功能，它是精微细腻的、无所不包的”[4]。声音具有视觉对象无可比拟的全方位特性，不仅传递出交流的情感与态度，而且体现出方向、距离等空间信息，这些都是被剥离具体环境的文字所剔除的，或者是它无能为力的要素。进一步反思发现，听觉时代的人“对社群有更深的情感，更能感知周边事物的存在。听觉环境也培育了更多的热情和自发性。在这种环绕立体声的世界里，任何事物都更加直接、即时和真实”[5]。而这些可贵的信息品质，恰恰是随着声音淡出知识领域以及传统出版的厚此薄彼而被埋没的“精神遗产”。

麦克卢汉畅想过电子时代的来临，他将其描述为“重新部落化”的时代，意指媒介技术的新飞跃将重新唤起听觉、嗅觉、触觉等感觉器官，从而挑战视觉的独尊地位，被分离的个体将恢复神经中枢的整体性，重新组织为可称为“地球村”的庞大社群。在他的愿景中，声音将在媒介支持下再次焕发活力，迎来凸显其价值的“文化复兴”。但这种“部落化”并非要回到传播手段单一的听觉时代，也并非要彻底否定文字与印刷，而是以媒介融合来重构知识的生产方式、呈现形态和传播路径。进入21 世纪，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等的飞速发展，当云平台、全息成像、数字人、元宇宙逐渐变成现实并给受众带来交互式、沉浸式、智能式体验，出版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进行数字化探索，并朝着融合出版的路径拓宽边界、创新实践。在这个转型中，“声音”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有声出版与有声读物的出现即是明证。可是，从产品的生产流程来看，大多数有声读物，是将现成的文字内容以音频的形式进行二次呈现，声音似乎成为了文字形式知识的增值部分，或者说，它是将受众的视觉体验转化为了听觉体验，声音本身不是内容而只是形式。在概念表述上，使用“有声出版”与“有声读物”，言外之意也是如此，即声音是伴随性的，标注的是产品的附加属性。这样的命名与实践，并没有充分认识声音在知识生产和传播中可能具有的特殊功能，也没有全面认识声音的出版价值。如此这般的有声出版，依然处在传统出版的延长线上，依然没有跳出视觉中心主义与线性思维的窠臼。

有声出版的概念，是出版转型实践的历史的产物。在这轮实践中，声音的特性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和利用，但更多是为文字符号的语义服务的—被当作知识的技术媒介、二次媒介—声音只是知识呈现中锦上添花的方式和手段，可以从知识本体中剔除而不影响其内容的饱和度。有声出版的实践，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出版数百年间占据知识生产空间的既成事实，更没有摆脱传统出版机械僵化的流程工序，以及暗隐在这条线性工序后被规范化的思维定式。一个虽然不可能出现但颇有趣的问题，不妨提出来思考一下：如果没有文字的出现，将出版的概念直接对接到人类史上的听觉时代，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将出现怎样的产品形态？信息的组织方式和传播方式如何？从这个假想的情境和假想的问题中将产生“声音出版”的概念，以及围绕这一概念的实践构想。无疑，这一实践中声音将被作为呈现知识与信息的主导媒介，它既是知识与信息的内容主体，也是形式，声音将是“声音出版”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媒介，其特性将被充分开发出来。而事实上，这一抽绎出的概念并非凌空蹈虚，与之相符的具体样态和现象，早已出现在人类传播史中，只是它的声势，被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出版的机器轰鸣与商品泛滥压制住了。

2 历史重梳：声音与出版的多次“握手”

回过头看，文字与声音在历史上知识与信息的传播“旗手”之争，声音败下阵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用以记录、存储、复制声音的物质载体和技术没有发明出来。在这段时间里，印刷技术发展了“文字帝国”，书写垄断全面渗透到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文字俨然成为真理的唯一“代理”，而声音则受制于技术局限，无法在空间与时间中充分施展，被书写贬抑为只能呈现信息与知识的“口语形态”，因而是原始的、非理性的、不可靠的、转瞬即逝的。转机出现在1877 年12 月6 日。这一天，爱迪生发明了之后命名为“留声机”的仪器—能够将音频振动以钢针记录到包裹着锡箔纸的不断旋转的圆筒上—声音被记录为一种标记为频率和振幅的模拟信号。留声机随后立即展现出相对于其他媒介的优势，“它自身就可以集两种通用机（包括离散式和非离散式的）必备的功能于一身：书写和阅读，存储和扫描，录制和播放”[6]。钢针以及它在刻槽上留下的凹痕，为此后声音产业确立了技术路线，在它的延长线上出现的是唱针和圆盘唱片上的螺旋状音纹（其制作材料则经历了蜡板、玻璃、陶瓷、聚氯乙烯等的摸索与尝试），磁头与磁带，直至激光唱片出现。

留声机的发明，是划时代的事件，也为声音出版的登场创造了技术条件。它的早期运用，在其他领域表现得更夺目，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威力值得大书特书，磁带录音机、无线广播甚至被称为媒介武器，备受交战双方重视，因而投入巨大、发展迅猛。一俟战事消歇，传声技术便由军事用途转向商业用途，从战争废墟上拔地而起的“模拟帝国”开始向民众的日常生活进军，唱片、磁带、扩音器等声音设备在新闻业、娱乐业等商业领域找到新的用武之地。随着可记录的频谱超越人耳能承受的极限，声音从而具有高保真效果；随着多路传输技术提高了声音传输效率，那些战争中的“幸存者和后来出生的人，却得以生活在将空战三角学普及化和商业化之后的立体声环境之中”[7]。新技术带动了唱片业的再度繁荣，模拟录音和密纹唱片也迎来了20 世纪50—70 年代的黄金时代。而曾在二战期间发挥舆论宣传和民众动员因而赢得良好声誉的广播业，则在1950年代后通过内容和结构调整、受众群体细分等策略调整朝着类型化、特色化的方向发展，与电影和正在兴起的电视展开竞争。显然，电影与电视等影像媒体也离不开声音，自有声电影诞生以来，“假如声音能被随心所欲地运用，它能成为一项创造崭新风格的极有价值的资源”[8]，这种看法几乎成为影像业的共识。20 世纪下半叶的电影与电视，声音是其中毋庸讨论的重要元素，人们关心的是如何更逼真地呈现它，并和影像叙事结合得天衣无缝。由于各个行业的平行发展以及政府部门的管理需要，上述文化产业门类通常与以纸质书籍为产品标志的出版业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但如果用“声音出版”的概念来考察，这些产业在整体或局部的生产与传播实践，都可以看作“声音出版”在模拟信号时代的具体形态，只是有着不同的产品样式、运营渠道和目标受众。

数个世纪一直躬耕于文字园地的传统出版行业，逐渐关注到蓬勃兴起的声音产业和影像产业，并以“音像出版”为名向声音和影像同时抛出橄榄枝，由此丰富自身的产品结构，以吸引更多消费者、赢得更大市场份额。顾名思义，音像出版是以磁、光、电等介质为载体，用数字或模拟信号对图、文、声、像进行编辑加工的出版形式。它最初涉足的领域并不新鲜，正是传统唱片业的领地—随着黑胶密纹唱片在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趋于衰落，在计算机技术的飞跃中诞生的CD技术开始接过声音存储与播放的接力棒。这种技术本质上是可供计算机处理的数字信号，并在之后发展出VCD、DVD、CD-ROM、LD、MD 等多种介质与生产标准。20 世纪80年代至21 世纪初，我国音像出版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兴起，“自1979 年第一盘国产录音带问世至今，由最初的一家音像出版单位逐渐开始发展壮大，大约在世纪之交的二十年间（1985—2005 年），传统音像出版业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黄金时期”[9]。

然而好景不长，音像出版此后并没有维持强劲态势，被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等新的出版形态抢过了风头，市场表现陷入低迷，产业规模也趋于萎缩。来自行业内外的反思认为，这一局面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一是音像制品的原创性开发不足，对购买版权进行简单二次复制存在路径依赖，在内容生产上容易被流行文化市场牵着鼻子走，盲目跟风，忽视了对声音文化价值的深度开发；其二是数据加密技术还不发达导致盗版猖獗，加上当时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市场环境监管不力，严重影响正版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其三是互联网、智能技术以及由此而生的诸多数字文化经济形态的冲击，不断挤压音像出版的市场空间。技术改进了声音的存储和获取方式，经过量化和编码的数字信号可以分布式存储于服务器端而被用户访问，智能手机、笔记本、车载电脑等智能终端可便捷地通过宽带、Wi-Fi接入互联网获取信息，使得生产录音带、录像带、唱片、激光唱盘和视盘，并依赖于特殊播放设备的音像出版相形见绌，甚至有将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颓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声音出版也遭受了冷遇，相反，在国家大力倡导、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出版业积极探索媒介融合与深度融合的时代语境下，声音的出版价值正在被深度开发，在许多新萌生的文化产品中，都可以看到对声音的巧妙运用：声音元素，与其他媒介相互配合，彼此深融，共同营造受众喜闻乐见的视听环境。其中，有声读物就是传统出版与声音出版的成功合作，引起关注并被冠以“有声出版”的美名。

现今时代最活跃的声音文化经济形态，是声音媒介与互联网媒介融合催生的在线音频行业，其技术思路是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为接入网络的用户提供可供收听、下载的各类音频内容。其中也包括数字音乐，虽然其在行业上已趋于独立。纵向来看，在线音频行业似乎不过是将传统的唱片业、广播业等的经营内容搬到了互联网上，只是为内容产品更换了载体形式和传播渠道。可是，对变化的载体和渠道的考量，反过来也会影响内容的组织和加工以与不断升级的网络环境相适应。20 世纪90 年代末兴起的在线音频，在20 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历了从初创时期的在线电台、播客，到“喜马拉雅”“荔枝FM”“蜻蜓FM”“网易云音乐”等在线音频内容平台接连出现，再到从中培育出若干知名度高、用户黏性强、品牌特色鲜明的互联网音频头部企业的几个阶段，市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数据显示，截至2021 年，中国“耳朵经济”市场的活跃用户规模已达到8 亿人次，其中在线音频细分市场的月活跃人数稳定在3 亿人次[10]。从内容生产来看，在线音频产业已呈现出产业链的体系化特征，覆盖移动电台、音乐平台、阅读平台、移动K 歌等多个消费场域，以有声书、广播剧、流行音乐、相声戏曲、脱口秀等多种形式吸引有着不同兴趣的目标受众，并在资本助力下向影视行业、游戏产业渗透，不断扩大其辐射范围。从运营策略看，在线音频产业利用智能算法，通过用户画像搜集个性化需求，以内容打赏、福利活动等刺激用户新鲜体验，以类型剧场实现圈层观众的聚合效应，以订阅付费、品牌营销、广告植入、版权售卖等模式挖掘声音内容的商业价值，推动流量变现。数字经济时代，产业融合、全媒体融合是出版业转型的趋势。在线音频产业，已成为数字出版产业圈中的重要一环，正在书写“声音出版”如火如荼的当代史。

上述粗线条梳理的声音出版简史，是将声音看作信息和知识的载体，针对百余年来在技术演进中的声音生产与传播活动而进行的一次浮光掠影的考察。从中可以看出，“从声音留存技术的再现功能，到声音编辑技术的表现功能，再到声音载体技术的实现功能，是一个由技术要素重点驱动的过程”[11]，在此过程中，声音的现代性得以彰显。虽然，这或许是表述得并不充分的历史，又或许是会引发争议的历史。它要成立，其前提是对传统的出版定义的突破，是对出版概念外延的拓展。之所以如此，是要将焦点聚集到声音上，摆脱将其看作出版活动中附件性质媒介的固有思维和既成事实。在声音出版遥远的史前史时期，声音在部落的信息传递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它无法被记载下来，对现代人来说，那是一段几乎空白的记忆。在文字书写的出版史中，声音难以受到过多关注。而在媒介融合的呼声中，声音有理由要求现代媒介的礼遇，并实现其效果：“将人的主体性和记忆这些脆弱而缥缈的东西外在化，将其变成一种可以任意回放的永久形态。”[12]媒介的历史，实则是其为人所用的历史。只有对声音的价值重新审视、深入发掘，才能在现代语境中重构关于声音出版的历史记忆，也才能在今后的实践中演奏更悦耳的未来乐章。

3 前景展望：出版深度融合中的声音文化

人类运用媒介的历史，也是文化发展的历史。以文字为中心的传统出版，塑造了浓墨重彩的书写文化和视觉文化。那么，当技术使得声音的记录成为可能，使声音的传播更为便利，必然在出版实践中创造属于声音的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声音出版，既要挑战视觉中心主义，再现“部落时代”的沉浸式空间体验，又要借新传播技术爆炸的机遇，与文字、图像展开“合作”，在媒介融合中以新的编码方式，丰富人类文化的内容和层次。“隐姓埋名”的声音出版发展到今天，当它在互联网上留下了难以计数的“数字声音档案”，当它在有声读物、影视剧与网络游戏、增强现实（AR）与虚拟现实（VR）中找到用武之地，当如日中天的在线音频产业仍在商业领域开疆拓土，可以说，声音文化已深深渗透到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塑造着时代的文化景观和人们的文化品位。透过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 “在文化内部、美学意义上、符号学上或者伦理意义上，文化都携带着价值”[13]，声音出版，因此有通过出版实践实现声音的价值，或者创造声音的价值的目的。值得引起警觉的是，处于现在进行时的声音出版的具体产业形态，暴露出对声音本身价值发掘不够充分、对声音价值的利用有失偏颇等问题，表现为：声音产品的种类趋于同质化；一些有传承意义的声音由于市场空间狭窄遭到忽视；为快速变现、实现经济效益，文化企业以迎合受众的听觉刺激生产品质低劣、内容恶俗的声音产品；平台资本通过数据收集和算法操控，获得市场的垄断权从而控制听众的耳朵等。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在媒介深度融合的出版转型中找准声音的定位、凸显声音的特性，充分利用日新月异的新媒介技术全面发掘、展现声音价值，声音出版才能生产出积极、健康、丰富的文化产品，从而迎来更美好的前景。具体而言，出版从业者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有益探索。

其一，深挖声音的内容资源，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有声出版的实践中，声音主要被视为纸质书籍的外围副产品，在知识和信息传播中起伴随性辅助作用，为文字内容服务。声音因而成为文字的次生媒介，是为文字语义服务的语音形式。但是，在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与语言意义脱离的声音，比如风声、雨声、涛声，机器的轰鸣，火车的汽笛等，它们并不传递具体的语言意义，但同样可以激起听者的情感反应，甚至有些来自大自然的声音已用来治疗失眠、抑郁等精神失调症。此外，许多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并非通过文字传承，而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声音是其唯一的载体，如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许多如传统音乐、地方剧种、曲艺等。其中一些由于非遗传承人年事已高，后继乏人到了失传边缘，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亟须抢救和保护。声音出版，应担负起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主动扩大素材搜集的范围，借助新媒介技术对蕴藏着丰富文化价值的资源进行采声、加工与传播，以创新性的现代表现形式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让那些或偏于一隅、或曲高和寡的声音获得更广泛的关注和欣赏。

其二，优化声音的市场配置，以丰富、优质的文化产品满足全体民众的精神生活需求。有声出版与在线音频产业的目标消费群体，主要集中在儿童教育领域与喜爱流行文化的青少年身上。为培养用户黏性、争取更大流量，平台资本在同质产品开发上投入巨大，不惜展开内容、技术与场景之争，以获取消费能力强的同一消费群体的青睐，从而造成市场挤兑现象。与此同时，另一些消费者却遭到忽视，如视觉障碍群体、老年人群体、农村居民群体等，他们由于受到数字鸿沟、消费力弱、设备条件受限等因素的制约，难以充分表达对声音资源的实际需求，因而难以在数字平台上以活跃度反馈其市场潜力。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在线音频产业，如果继续向同一消费者群体汇集，其体量肯定是有限的，必然会迅速遭遇发展瓶颈。未来则需要对消费市场进行更充分的调研，并对消费群体进行细分，据此研发出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场景，满足用户的个性化精神需求。当前，一些在线音频平台已开始对相关业务进行拆分，构建独立的垂直应用场景，从大而全的综合性平台向更具针对性的个性化领域发展，显现出主动应变的市场嗅觉。

其三，激发声音的宣传功能，用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声音和话语，是人类最基本的交流工具。近代以来，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交流越来越频繁，官方与民间的外交、贸易、文化交流等活动，都需要以声音和话语为中介。历史上，广播业曾充分发挥了思想动员、舆论宣传的意识形态功能，为对外传播中表明国家态度、树立国家形象起到积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与世界的平等对话与文明交流互鉴中，要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以自主的、能够彰显中国智慧的话语体系向世界传达中国的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展现文化自信、丰富立体、有责任敢担当的大国形象，必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出版业界应紧扣时代旋律，更新叙事方式，提高表达艺术，以更具亲和力的声音推进中国故事的全球传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其四，升级声音的媒介技术，以出版深度融合赋能文化数字化，繁荣文化事业。声音出版历史上的每一次革新，每一个新产品甚至行业形态的出现，都有赖于媒介技术新的发明与集成运用。声音媒介技术并不是单线发展的，其与影像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早已密切结合在了一起，新兴的融合媒体技术成为推动产业转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10 年来，数字技术“正在向更深层次、更广阔的文化领域渗透融合，催生出文化产业的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业态”[14]，数字化推动了文化产业的迭代发展，带动一批新兴数字文化产业快速崛起，并与金融、物流、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跨界融合。国家积极应对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给文化建设带来的机遇，将发展科技支撑文化产业提高到战略高度。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宣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指导意见，推动传统新闻出版业转型升级、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创新发展。2022 年4月，中宣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强战略谋划、强化内容建设、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同年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建设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可以预期，未来出版深度融合与文化数字化战略将密切联动，打造出标志性的资源池、项目库等数字文化精品，使数字文化产业成为带动文化事业繁荣的动力轮。

其五，营造声音的出版生态，构建技术、产业与文化协同发展的良性秩序。良好的出版生态是出版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具体的产品形态上，媒介深度融合背景下的出版，必须充分认识各种媒介在出版产业链中的价值和作用，再以适宜的技术实现之。声音与文字、影像、数据等媒介的深度融合，是要在融合中充分发挥其特殊功能，并与其他媒介展开联动，从而从整体上提升文化产品的品质。从宏观的产业环境而言，应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大力打击侵权与盗用行为，不断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消除在资源开发、技术突破、模式创新方面敢于尝试与投入的从业人员和机构的顾虑。政府、行业组织和文化企业等应明确治理主体的职责，通力协作在声音数据的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等各个环节建立相关的行业标准和管理制度，构建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从而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4 结 语

人类一直生活在声音包围的世界之中。上古时代的初民们，沉浸在大自然美妙的声音中，并尝试发出拟声词创造了语言。在听觉时代，人们依靠耳朵接受信息，依靠声带发出信息，他们与世界是互相融入的，此时识字尚未成为主导的经验形式，人们获取关于世界的知识，创造出声音文化，需要感知上的深度卷入。在文字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印刷术奠基的“文字帝国”，声音由台前退向幕后，成为一种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的辅助性媒介。而一旦声音的存储技术得以突破，对声音媒介的开发和利用便成为出版活动的关注点，并迅速催生出形态多样的文化产业，在不同阶段涌现出不同载体的产品形式。发展到今天，声音与出版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并在出版实践中朝着媒介融合与深度融合的方向发展。在大力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背景下，声音出版需要厘清其发展的来龙去脉，总结以往出版实践中丰富的成功经验，也需要正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合理地对未来的技术路线进行精心设计，对行业发展进行整体规划和布局。未来的声音出版，无疑是融合出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声音文化，也将成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响诗中华丽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