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计

8月下旬，学前教育法草案、学位法草案同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此前的6月下旬，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亦已经历了初审。再往前追溯两年，教育法于2021年4月完成第三次修正，家庭教育促进法于同年10月正式出台，职业教育法于2022年4月大修告成。这一系列以“教育”为母题的立法和修法，昭示着近年来教育立法不断开拓的清晰轨迹，也构成了考察当下重点领域立法的鲜活样本。

正所谓“育才造士，为国之本”。教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使命，而教育立法，则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制度根基。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立法，在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探索、先立后废的曲折后，于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崛起。从历史的角度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本世纪初，是教育立法的第一个黄金期，初步形成了以教育法为核心，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教师法、学位条例等单行法为主干，以及大量法规、规章等构成的教育立法体系，终结了教育领域无法可依的困境。

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不断深化，教育立法也踏上了走向纵深的新征程。一方面，既有立法频频更新，陆续完成升级提质的改造。另一方面，新法创制多纬突破，不断书写补短创新的篇章。尤其是最近几年，这一立法势头更是驶入高歌猛进的快车道。从家庭教育促进法到学前教育法，或以法律干预转变了家庭教育的传统模式，或将法律触角延伸至国民教育的学前阶段，无不填补了空缺多年的教育立法短板。从爱国主义教育法到已列入立法规划的法治宣传教育法，更是以价值观培育为基点，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立法新路径。

立法，既是时代境况的映射，也是改革航船的动力。教育立法的变迁，始终伴随着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教育体制改革，担当着引领改革方向、破解改革难题、固化改革成果的重任。譬如，2015年连袂修改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确认了完善教育基本制度、下放设立高校审批权、改进高校评价模式等改革方案，进而拆除了教改进程中的诸多制度性障碍；2002年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催动了多元化办学的改革步伐。2016年该法修改后，又进一步确立了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改革措施，进而破解了民办学校法人属性不清、财产归属不明等改革瓶颈；2022年大修的职业教育法，针对职业教育地位、职教学生就业等焦点问题作出一系列制度安排，进而打开了塑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改革通途……诸如此类的立法、修法行动，不断重构着国家、政府、社会、市场与教育的内在关系，见证了教育改革的渐行渐深。

教育，既是事关国运的伟业，也是牵涉民生的大事。这就注定了教育立法必须融入公共性、民主性等灵魂。也正因此，捍卫教育公平、守护受教育权等立法追求，构成了教育立法的又一鲜明特质。譬如，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废除了“教育事业附加费”等旧制，并确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免费、公益的义务教育理想由此真正得以实现，教育公平的阳光亦因此从城市普照至乡村；正在制订中的学前教育法，直面“入园难”“入园贵”学前教育小学化等社会焦虑，为满足“幼有所育”的民生期待提供了破局之策；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针对不断曝光、引发公愤的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2020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2021年修改的教育法等法律，已经构筑起全链条的追责机制。与此同时，更多践踏教育公平、侵犯受教育权的恶性行为，诸如招生循私舞弊、学位论文造假、非法授予学位等等，亦已纳入了教育立法的惩治视线……沿着“公平”和“权利”两大纬度前行的教育立法，不断在细节层面回应社会诉求、铸造制度正义，见证了教育立法日益走向“权利法”的历史变迁。

同时应当看到，教育立法的体系完善，乃至教育法典的最终编纂，仍需付出艰巨的努力。一方面，一些经年未改、滞后现实的教育立法，亟需启动修法工程。另一方面，现有教育法律体系仍存不少空白地带，诸如学校法、教育考试法、教育投入法、初等教育法、中等教育法、特殊教育法、终身教育法等重要的教育单行法，有待提上立法议程。此外，远程教育、跨国教育、人工智能教育等教育新模式的日益兴起，以及教育惩戒权、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校园欺凌等教育新议题的不断升温，亦在呼唤着立法的跟进。

正因此，最近几年教育立法提速快进的绚烂气象，标志着教育立法已迎来蓬勃生长的又一个春天。在此进程中，紧扣改革脉搏，高擎公平旗帜，坚守权利本位，仍应是教育立法不可偏废的价值追求。如此，我国教育大业才能进一步走向良法善治，并最终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