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梓剑,戴颖洁

一、另类装置:钉钉群中的“已读”

当前,依托数字技术的应用,人们的工作场所已由固定的 “地方空间”延至 “流动空间”[1](P466－524),“线上办公”逐渐成为传统就业者的常态化工作方式。随之,“工作/休闲”的二分边界渐趋消弭,人们似乎被裹挟进 “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全域劳动工厂。由此浮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即人们疾呼抵制 “996”工作制,抵触地方空间的加班行为,却在无加班薪资和直接监视的情况下,仍愿贡献休闲时间进行线上办公,且鲜有集体性抗争的案例,这是为何? 本文暂且将此概括为一种适用于流动空间的新型时间控制方式—— “时间狩猎”。

如今,伴随微信、QQ 等线上社群的崛起,实体科层组织实现了流动空间内的权力蔓延,时间狩猎也因规训客体的 “认同”心理而得以施展[2]。这种 “认同”源于管理组织强调的 “信任”,因为“在虚拟环境中管理者被要求更多地基于信任来实施管控”,从而 “快速信任”成为流动空间内的常规规制方式[3](P182－184)。然而,由于可见性的缺失,虚拟社交总是缺少 “真情实意”;一旦脱域(Disembedding)[4](P18－19),交互双方会因弱连接纽带而易滋生 “反叛”情绪[5]。换言之,微信、QQ等线上社群为资本提供了时间狩猎的 “场所”,但由于现实环境的区隔,作为 “时间猎品”的劳动者会因控制的弱化而难被驯化,其劳动忠诚度将大打折扣。

基于日常生活经验及多次的田野经历,研究者发现钉钉、企业微信等专配于办公环境的通讯软件正逐渐取代微信、QQ,成为当下企业的标配。那么,两者又有何区别? 据笔者观察,钉钉群中专门设有消息是否 “已读”的标记显示,进而思考:该装置是否是钉钉群区别于其他社群的关键所在? 它是否便利了资本在流动空间的权力实践?

鉴于上述追问,本文将基于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的时空规训逻辑,探讨流动空间赋权下 “已读”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进而回答以下两方面问题。第一,资本如何借助 “已读”对劳动者展开时间狩猎? 第二,在此过程中,劳动者的 “认同”心理会作何改变? 若要回答上述问题,理先搞清何谓 “时间狩猎”。

二、时间狩猎:一种新型的时间控制方式

自资本主义兴始以来,劳资之间的时间政治斗争就从未停歇。劳动社会总会想方设法驱赶和消磨劳动以外的时间,以争夺时间控制权[6](P190);对此,劳动者进则以工人运动的方式进行维权;退则会定制 “潜隐剧本 (Hidden Transcript)”以委曲求全。早有学者基于地方空间下的劳资时间权力斗争,指出了 “时间盗窃 (Time Theft)”这一实践手段。一方站在资本立场,认为劳动者捏造时间表、伪造考勤打卡等行为属于 “偷时间 (Stealing Time)”的违法行径[7],早退迟到、浪费时间皆属于盗窃时间的 “罪大恶极”;即便是低效率工作,也是对老板的薪资盗窃[8]。然而,此类观点属于纯粹的资本家思想,无疑掩盖了资本剥削、压榨员工的实质。

另一方则偏重劳动者立场,直指资本对劳动时间的扩张行为[9]。有学者基于劳动时间的商品属性,认为 “过度工作” “无薪加班”是 “时间盗窃”的重要表现[10](P2);安德鲁·史蒂文斯 (Andrew Stevens)等从质性时间出发,认为 “时间盗窃”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下的产物,通过后福特主义式的时间管制,资本对劳动者的时间测量和管理更为细致,劳动者能够高效利用时间,始终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11]。于此立场,“盗窃”的用词无疑揭示了地方空间下资本对劳工时间和劳动力的非法侵占 (如工作强度大且无加班薪资),而劳动者也常因身心的双重压迫衍生对工作的抗拒心理。

步入数字时代,时间盗窃的违法性非但没有缓解,甚至会伴随线上办公的普及而被美化成一种“合法”。2020年澳大利亚未来工作中心发布相关报告指出,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暴发的时代背景下,线上办公更加普遍。报告显示,有81%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接受线上办公,甚至有47%的人认为这样工作效率会更高。丹·纳哈姆 (Dan Nahum)则对线上办公持以怀疑态度。他在报告中指出,线上办公将进一步导致工人和雇主之间的权力失衡,因为当他们在清晨或深夜加班工作时,雇主既无需支付加班费,又无需支付罚款[12](P31－32)。这意味着,在流动空间下,劳动者会因身体的解放而默许精神的 “在场”,这种行径的合法化以及劳动心理的甘愿倾向显然跳脱了 “时间盗窃”的范畴。

此外,在当前的时间政治研究中,有学者面向企业员工[3]、新闻记者[13]、自由撰稿人[14]、外卖员[15]等劳动群体,指出不同群体遭受着不同的权力宰制方式,只可惜此类研究均未提出针对性的时间规制概念。同样以外卖员为例,孙萍等则将平台化用工在时间劳动层面的获利模式与管理机制概括为 “时间套利”[16]。该概念虽立足于流动空间,但对象上更适用于弹性用工职业,并不能很好概括传统用工的流动办公模式。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具体概念来概述这种适用于标准化用工、默许合法且具备驯服作用的时间控制手段。对此,本文尝试提出 “时间狩猎”的概念加以区别。

为何命为 “狩猎”? 在中文释义中,狩猎是狩猎业的一个合规的重要生产过程,除猎捕野生动物、开发国家野生动物资源外,还起着控制野生动物种群的作用。据此,“狩猎”一词包含着捕猎动物、开发资源以及驯服动物的三重意味,这与本文的类比语境较为贴近,可引申为 “休闲时间的获取、劳动时间的开拓以及狩猎下劳动者劳动同意心理的转向”。概言之,所谓 “时间狩猎”,即资本动用各种隐蔽手段驯化传统劳动者,使之甘愿贡献休闲时间,致其休闲时间 “合法”工作化的一种适用于流动空间的新型时间规训方式。“时间盗窃”向 “时间狩猎”的控制方式转变实则是资本剥削手段的进化,这无疑披露了作为狩猎者之资本的剥削野心。那么,时间狩猎缘何可能? 基于该问,本文将依循福柯的时空规训逻辑,重思时间、空间与权力的内生关系,进而探讨时间狩猎背后的运作机制。依此,梳理时空与权力的关系成为本文下一步的重点。

三、时间、空间与权力:规训的生成与运作

依哈维之见,权力关系总是暗含于时间和空间的实践中[17](P281);作为权衡优先级地位的第三方变量,借助 “权力”能够为我们审视时空关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对此,作者尝试将时间、空间与权力进行勾连,以更好地解读时空之维。

有学者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生产机制时,往往将时间与空间拆解成各自为营的两个要素[18],这无疑忽视了时空内在的权力运作逻辑。若想解锁时空与权力的关系,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福柯的时空权力观上。很多时候,福柯只是将时间当作 “空间—权力”的附加探讨,简单地将其视作一种规训的工具和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时间观的缺位。在 《规训与惩罚》中,当他表述空间、时间与权力的关系时,他把空间认定为权力生成的基础,权力生成后规训主体可以通过定制严苛时间表等时间性手段来保证整齐划一的节奏[19](P160－167);纪律社会便是如此将惩戒性力量作用于时间结构的形成与内化[20](P11),以实现对支配客体的规训。

可见,在福柯的时空逻辑下,时间也只是权力机制下的伴生产物与操弄工具[21](P227)。对此,作者绘制了福柯规训机制下的时空逻辑图 (如图1所示)。首先,当权力被引进时空关系时,空间便赋有了制造权力的先级地位;在空间赋权下,时间产生了政治性的权力实践内涵[20](P160－167),权力主体得以通过宰制时间 (如定制时间表)来实现对支配客体的肉体驯化。驯化后的客体会产生上供自我时间的甘愿,以满足权力主体时间增值的目的。依此,征服空间便成为夺取权力的关键,它是“强行加速和重新限制不驯服的劳动力之技巧”[17](P292－368)。只不过,福柯在阐述规训逻辑时,并没有细致展开对时空关系的描述,而是侧重自上而下的 “监视”作用,构画了一幅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的 “全景监狱 (Panopticon)”之 “缩略图”(如图2所示)。

图1 福柯规训逻辑下的时空观

图2 福柯全景敞视建筑的监视体系图[22]

依顺 “支配空间的人才能始终控制着地方的政治”的权力逻辑,从工业革命到数字革命,资本就一直致力于超越空间界限,实现权势版图的扩张[23]。因而,作为数字扩张的产物,流动空间也便自带权力和资本的基因[24](P17)。基于网络社会崛起的时代背景,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照见了网络化逻辑扩散下权力操演过程的改变,他借机阐释了流动空间下的多维时空观,简言之即 “流变建构了存在,时间驯服了空间”[1]。诚然,卡斯特的时空观跳脱了一维地方时空的桎梏,为思考流动空间下的权力运作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但他的观点忽视了福柯所谓 “权力之眼”之 “监视”的作用。

针对技术时代的监视系统,有学者指出流动空间内“全景敞视结构”的数字化异变,认为监控权力发生了 “液化 (Liguefaction)”[25],继而衍生出 “倒置全景监狱 (Inverted-panopticon)”[26](P23)“网络围观”[22]等新型监狱结构;也有学者强调流动空间内的监视强化,认为全景监狱已升级为 “电子全景监狱 (Electronic Panopticon)”[27]或 “监视社会(Surveillance Society)”[28](P3),它遍布社会的每个死角,使被监视者始终保持受约束的状态。由此,在全域监视的景况下,流动空间无疑成为劳资争夺休闲时间的重要博弈场。这意味着工作与休闲的边界协议已被撕毁,一切时间皆沦为了劳动时间的附庸[29]。

由此观之,即便是多维的时空,“监视”也处处存在,它遵循着福柯的时空规训逻辑,继续维持着各种权力关系,只不过在诸技术行动者 (Actants)的加持下,时间、空间与权力的运作方式和呈现状态发生了改变,如流动空间的扩张、监视结构的更新、时间资源的开拓等 (可再参考图1)。若做一个有意思的比喻,我们可以将空间、权力和时间比作猎场、猎人和猎物 (肉体是时间的载体,两者可以并置),而技术就类似于发挥了开发猎场、更新捕猎装备、丰富猎品的辅助作用。

话锋转回,上述讨论虽照见了监视强化、权力流动、时间常态化斗争的事实,但均未区分流动空间中存在的强弱关系,这类观点难免会缺少针对性和细节性。作为强关系虚拟空间的典型,张军以“科层式微信群”为例,认为线上工作群只是地方场域的延伸与拓展,线下实体科层组织的权力支配、等级结构、规章制度依旧可以在微信群中发挥功效[2]。此观点无疑佐证了线上工作群延续权力运作的基础,意指了 “时间狩猎”何以施展的原因。然而,由于资本缺少直接性的监视条件,在“权力粘贴”过程中,伴随 “信任”的不稳定性,权力威慑力难免降级,这便使支配客体有了 “反叛”的选项,时间狩猎的成效也就大打折扣。既然 “规训式权力的存在必须适应网络空间的流动性才能发挥相应作用”[30],制造一种适应流动的直观的监视技术就成为必然。那么,作为识别员工阅读信息动态的微观监视装置, “已读”能否满足资本适应流动、强化权力的需求? 其又能否提升“时间狩猎”的成效? 以上都是本文亟待解决的关键。

综上,基于福柯时空规训逻辑下的微观权力视角,本文将通过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访谈,以钉钉群中的 “已读”装置为例,探讨其背后运作的时间狩猎机制,并窥探牵涉其中的劳工主体之时间自我及劳动同意心理。

四、进入田野:钉钉群的在场体验

经相关人员介绍,研究者于2021年7月至8月进入S公司进行实地调研。S公司具有典型化、规范化的企业运作模式,其将钉钉app设为公司内部专门的办公通讯软件,从工作交流到事务办理,员工们均需在钉钉内完成。经一系列面试筛选,成为直播分销部门的 “临时工”后,作者获得了该公司的钉钉使用权限,并进入部门工作群、达人交流群、任务衔接群、公司总群等十余个群。

基于群聊活跃度、成员熟知度等原因,研究者将所在的部门工作群作为主要考察点,其余工作群作补充之用,对员工的 “已读”回复情况、休闲时间办公情况等展开观察。为尽可能丰富调研信息,作者有幸进入了其中四位员工的微信小群,以便收集更多的田野材料。此外,观察内容还包括部门开会记录、上下级和同事之间的私下交流等。

由于后期的工作交接需要,作者在部门群中进行了为期三个月 (2021年7月至9月)的观察。排除群中非部门员工,该部门群人数恒定在13人,其中包括2位管理级人员、8位正式工 (含试用期)、3位实习生。调研结束后,作者根据经验材料,围绕 “已读”议题拟定了访谈提纲。基于自愿原则,邀请了其中的8位员工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内容包括个人的休闲时间利用情况、对 “已读”的态度和看法、自己在休闲时间内的 “已读”回复情况以及对别人 “已读”回复情况的期待等①由于本文主要分析劳动者在休闲时间内 “已读”并回复消息的心理过程,所以访谈对象以劳动者为主。而领导对“已读”的看法则基于劳动者的访谈资料及作者的日常观察,观察内容包括领导在群内发送的消息、开会发言及日常交流等。。为验证田野和访谈资料的饱和度,作者于2022年12月10日又对五位同样使用钉钉app的互联网企业正式员工进行了补充访谈,发现除部分工作细节外,所得内容与前者基本类似,已达到饱和,遂结束访谈。最后根据需要对访谈语音进行文本输出。受访者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其中*为补充访谈对象。

表1 访谈对象信息一览

五、时间寻踪记:“已读”背后的时间狩猎术

S公司是国内较早从事电商运营工作的中型民营企业,主要服务于旗下服装品牌的电商运营、直播带货等工作。研究者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与知名达人主播的商务对接工作,此外也包括平台店铺运营、服装样品管理、扩增直播账号等工作。直播带货量是该部门主要的绩效考核点,直接牵涉员工的个人业绩,即便是实习生也需按照表现评分来划定奖金级别。因此,为达成团队月绩效,员工们需细化分工、各司其职,共同保证工作链条的有序开展。此外,由于带货直播是具备机动性的特殊行业,临时加班、随时待命是常态。因此,为避免重要消息的遗漏,拖累工作进展,即便是非工作时间,员工们也不会将钉钉软件及相关工作群设为 “免打扰”状态。如上,就本文田野点而言,绩效考核压力、细化分工机制以及工作机动属性等因素,为 “已读”时间狩猎术的施展制造了契合的前提条件。

(一)隐蔽式驯化:复合的空间与降级的时间

数字技术缔造的流动空间是由三维重叠而成的复合空间,即生产者体感的物理空间、意识上的虚拟空间以及资本实现数字增产的衍生空间[31],它从生成之初就流淌着资本权力的血液[23],是资本附属的狩猎场。通过流动空间,任务事项得以被及时分发至其他空间,资本由此达成捕猎劳动者休闲时间的目的。然而,流动空间下的时间规制格外复杂,人们往往会采用 “同时做多件事”[3](P175－179)或是选择性回避的方式对任务予以回应,这无疑会诱发权力统治的不稳定性,阻碍时间狩猎的有效开展 (这便是微信、QQ 群的局限所在)[2]。而 “已读”的设置可以将劳动者客体化为技术实时监测的对象,并随时向监视者报告其阅读动态,这既减少了流动空间的不确定性,又辅助资本提升了空间的使用效益[31],利于时间狩猎的有效反制:“没有 ‘已读’你也不知道对面看没有,你就缺少了一个心安的依据,有了 ‘已读’就直接能看到对方是不是读消息了,也不用搁那瞎猜,这样也能提高效率 (LLL)”。

有学者认为,支配社会生活的节奏具有完全的约定性,它是人为操纵的结果[32](P64－69)。而今,借助 “已读”的消息显示,资本打破了这种相对人性化的 “约定性”,不间断、持续地约束转化为间歇性的指令,劳动者需要及时调整日程安排,重新投入 “一次做一件事”的状态。在这种机动、无序的时间节奏下,劳动者需要 “永久待机”;当他们接收到上级的指令,当信息状态显示为 “已读”,劳动者潜意识里的服从本能会被唤醒,他们需要及时调回工作状态,并严格遵守 “随叫随应”的严明纪律:“看到 ‘已读’都会觉得对方接收到了信息,并且希望立即给予反馈;‘已读’除了能提高回复预期外,会更强制回复 (XST)”。

如果 “已读”后未及时回复,将难逃领导的责难:“如果我是已读未回的话,她 (领导A)会直接私聊,让我去群里回一下 ‘收到’。如果我经常出现消息回复不及时的状况,会让我特别注意一下 (LJY)”;“我刚工作时,可能有时候会太忙,‘已读’之后想着等会儿回,结果领导就直接截图在群里骂我,觉得这很不尊重人 (ZXB)”。可见,碍于领导的威严以及维系同事关系的需要,在道德绑架的心理暗示作用下,“已读—回复”被驯化为一种条件反射性行为,劳动者不论身在何处,只要消息显示为 “已读”,都会尽量第一时间回复,随即完成 “知晓任务—接受任务”的二级跳。

作为流动空间权力网络中的微观监视装置,“已读”将劳动者阅读消息的状态转化为实时的数字化编码,劳动者俨然化身 “电子人 (Cyborg)”的存在。随着权力情境的拓展以及规训机制的改变,即便不在场的情况下,监视者依旧可以通过 “缺席的在场”,逼促劳动者上交宝贵的私人时间。此外,线上办公并不会被给予任何加班工资, “已读—回复”的正当性实则是资本对商品化时间“等价交换”原则的掩盖;这便意味着劳动者既免费贡献了自己的 “时间商品”,又无偿付出了劳动力;在 “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下,他们不得不适应流动空间下的生产节奏和权力制度安排:“我觉得保持24小时待命状态,是当代各个行业的成年人应该适应的情况或者说技能,因为这是没办法躲避的 (LYT)”。进而,福柯所谓之 “驯顺而更有用”的支配客体出现时刻紧绷的状态,处于休闲时间的他们不再是全然享受自由的快感,而是时时担忧信号灯的闪烁、工作提示音的响起。

当然,在访谈中,也有部分受访者表达了对 “已读”的厌恶,认为它不仅剥夺了自己选择性回复的权利,还侵犯了个人隐私:“感觉被 ‘已读’监视了,别人就直接知道我读没读消息 (XST)”;“它已经侵犯到你的私人空间了,已经没有给你一个选择性了……周末连选择性读消息和选择性处理事件的这个权利都没有给你 (NJ)”。吊诡的是,他们对 “已读”的排斥并非基于休闲时间的侵占,而是针对个人隐私权与选择权的让渡,这侧面显露了劳动者对时间狩猎的默许与同意。可见,资本利用 “已读”制造的选择性回复矛盾,遮蔽了本质上的时间从属性矛盾,让 “强制回复”与“劳动同意”两个二律背反命题打出和谐的双重奏。当选择权的剥夺掩盖了时间的剥夺,足见时间狩猎术的隐蔽和狡黠。

综上,凭借 “已读”的监视功能,资本强化了空间政治上的权力辐射,驱动了流动空间向地方空间规训效果的复刻,为规训式权力的流动化奠定了有利的基础条件。在 “已读”操弄的隐蔽驯化和掩盖矛盾的时间狩猎术下,私人事件的搁置代替了工作事务的延迟,劳动者从 “同时做多件事”重新巡回至地方空间 “一次做一件事”的状态,并继续上演着 “赶工游戏”的戏码。此外,流动空间下,作为 “生产计划核心特征”的时间表[33](P15)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破碎且无序的时间统治。可见,复合的 “流动猎场”孕育着资本的剥削野心,在 “已读”的加持下,劳动者的休闲时间诱发节奏乱序与成分变质,其价值尺度难免断层式降级。

(二)倒序式计时:异化的空间与加速的时间

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1](P509),流动空间潜藏着 “空间帝国主义”的特性。一旦与其他空间叠加,流动空间就会将其同化为资本利益生产的 “狩猎场”;如此一来,空间连带着时间都会遭到资本势力的异化[31]。但由于缺少直接监视,流动空间下的狩猎效率仍无法与地方空间比拟,拖延、滞后成为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阻碍,这自然不符合其时间经济竞争逻辑。为加速资本积累的进程,资本常会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榨取劳动者的劳动力,以达到成本和效率的高转化。“已读”便是适配于流动空间的一种提效装置,它实现了资本权力在狩猎细节上的优化操演。

通过 “隐蔽式驯化”,劳资双方默契地达成 “已读即回复”的 “合法化契约”,这为流动空间下劳动效率的提升奠定了基础。一方面,若是置身微信群,劳动者可以佯装 “未读”消息,并在事后编造上百种合情合理的理由予以解释:“在微信群就无所谓,我假装没看到就好了 (MXY)”。但在钉钉群内,领导可以凭借 “已读/未读”的状态提示来掌控员工的信息接收动态,进而将 “已读”的瞬间作为任务执行的时间起点,对 “已读”后的工作完成效率进行 “比较、区分、排列、同化”[19](P197),以标示出差距,判断劳动者的积极性,并将此作为奖惩的参考:“如果 ‘已读’后没及时回复领导,领导会觉得自己得不到尊重,对自己的印象也就会被差了 (NJ)”。

此外,在奉行效率主义、优绩主义以及精英主义的社会大环境下,“已读—回复”后完成任务所耗时间越久,个人工作能力与工作态度越会被他人质疑,任何懈怠将换来同事的催促、上级的提醒,最终只会徒增自身的焦虑,产生自我剥削的心理。因此,为获得工作的认可,避免上级的规范化裁决,在消息显示 “已读”后,劳动者不得不立即回复,并快速进入工作状态,迅速完成任务:“记得有一次,领导大半夜给我发了消息,但是太晚了我看了就没回,第二天早上我还记得,特意回复了,结果他就找我私聊,直接阴阳怪气地说我,不回不会怎样,态度不太端正 (LZY)”。

在线下场域,资本已明令禁止游惰原则,经心理建设和行为培训等一系列驯化实践,效率主义已深深注入劳动者的时间观念,并促成特定身份的认同与固化[34](P54－55),这体现了一种精神上的操控,即职场PUA。凭借 “已读”的辅助,这种精神操控技术也同样在流动空间中续存:“这个软件(钉钉)自带一种隐形PUA 的功能,它通过对你一个状态的判断,把你的情况传递给别人,然后让别人用这种东西反过来PUA 你,就会给人一种压迫感 (LJY)”。伴随驯化的强化,员工的日常也延续着资本定制的规范性框架,即便是下班后,员工紧绷的神经依旧不会松弛,一旦消息显示为“已读”,他们会以积极的态度、迅速的姿态回复消息,而后在倒转的时间序列下高效地完成任务。在此过程中,“已读”建构了一种失常的时间节奏,激活了人们对加速度的欲望,而这种加速度是劳动者新异化的表现,贴合了资本权力构建下的时间经济竞争逻辑。

另一方面,地方空间的劳动时间表往往会明确各项事宜 “倒计时”的每分每秒,动作的接连也被预先规定[19](P163);但在流动空间内,实时的 “已读”成为数字编码的视觉时间参照,它代替了预设性的时间安排。当消息状态显示为 “已读”的一刻起,“已读”就类似于倒计时装置的按钮,连续流动的时间被截取出倒序的片段,劳工需要以精确、专注同时又紧张的姿态在这一片段中立即回复收到,随后完成相应的任务。这是一种没有明确时长的倒计时,没有读秒,也没有归零,它使时间居于一种无序且未知的状态。在此,劳动者失去了时间的界限感,而界限往往是有意图的活动和理解的前提条件,“要是没有界限,人在这个世界上将全无能力确立方向”[34](P7－8)。

在没有设限的时间情境下,他们能做的就是尽快完成任务,因为时间耽搁越久,自我时间也将损耗越多。最终,在没有精准报时、准确提示的倒序计时下,完成任务的目标和人的主体性发生颠倒:“消息 ‘已读’之后,相当于对方知道你看了信息,你也会督促自己去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没有 ‘已读’这种功能,可能大家做事都会拖拖拉拉的,会抱着反正对方也不知道自己读没读的心态,就拖着做事,不一定能高效率地进行下去 (LYT)”。流动空间的统治招致了地方空间的异化,致使人们在加速赶工中拒绝了故事的发生,徒留回忆的须臾。终而,负面的主观体验会代替材料性经验,珍贵的自我时间也将贬值为无意义的时间碎片[35](P119－139)。

(三)转嫁式剥削:禁锢的空间与搁浅的时间

在驯化与提速之后,扩大监视权力成为资本的下一步骤。进入互联网时代,移动技术的发展提升了资本的劳动控制强度和辐射范围,空间逐渐从地点的范畴中脱离开来[4](P16－17)。伴随资本空间势力的角逐,劳动者不得不上交自己的时间,此时个人时间与体感空间发生割裂,并作为异己的力量与自身相对立。在当前的劳动景观下,不只外卖员被困在系统里[36],所有劳动者都可能被裹挟进流动空间派生的 “时间黑洞”中。此时,人的存在感知会出现短暂的停滞,主要表现为主体时间观念的封锁与束缚,即一种时间自我意识的迷失与游走。作为一种微观权力装置,“已读”也同塑着禁锢的空间,助推着资本对劳动者时间自主性的有效制约。

在微信群中,回复信息是一件看心情、碰运气的事,接收者可以用 “不在场”的伪装方式对工作任务进行搁置;除重要信息外,领导之外的发送者也会抱以 “将心比心”的态度,不会过分在意对方的回复速度,此时 “信任”成为联结人际交往的重要运作机制:“如果是在微信群,也不知道对面看没看消息,就随缘等回复了 (ZXB)”。然而,“信任”往往会因缺少完整信息时而缺场[4](P29),所以对资本而言,“信任”是不稳定且不可靠的。因此,他们倾向使用更为高效的方式来规训劳动者,而 “已读”便是方式之一。“已读”会形塑并强化一种遵守纪律、服从工作、尊重他人的 “责任”,驱使回复和赶工升级为一种相互期待和道德制约。在 “信任他人”向 “个体责任”的意识转向下,流动空间内的人际沟通效率会有所提升,进而推动信息传达与任务执行的进度。借此,资本在强化对劳动者时间控制的同时,也会将一部分劳资矛盾转嫁为 “劳劳矛盾”,这表现为一种转嫁式剥削,即员工之间的角色轮换与相互规制。

一方面,当代企业已形成一套流水线式的工作程序,劳动分工达到极其细化的程度,为保证“环环相扣”,员工需与各环节负责人及时对接。当交接棒传递给下一环时,工作进度即由接收者掌控,工作责任方能完成传递。因此,作为信息发布者时,员工会出于责任,实时紧盯 “已读”情况:“有时候任务分配比较急,就常常会盯着看别人是不是 ‘已读’了,不然就没法走下一步流程(HYT)”。此时,自我时间会搁浅于互动时间 (Interaction-time),并服务于互动时间:“就吊人胃口,要时不时看看手机,噢还是 ‘未读’,那过会再看下,噢终于显示 ‘已读’了,那他应该收到了(LZY)”。在等待 “未读”转变为 “已读”的过程中,若接收者迟迟未读信息,为避免担责,发送者不得不继续耗时等待,或直接发起语音催促。

另一方面,作为信息接收者时,当消息显示为 “已读”的一刻起,员工会受到道德绑架的规制;在领导的直接监视及员工的围观凝视下,出于同事关系的社交压力,他们不得不及时对信息作出回应:“周末如果别人有找我帮忙,当然要尽量回他们呀,我自己发别人消息的时候也是这样,毕竟已读不回,确实挺讨厌的 (LJY)”。当彼此的 “信任”转变为个体的责任与义务,资本有效规避了 “虚情假意”,减少了 “无端猜测”,实现了流动空间下工作成效的提升。当然,这也将摧毁流动空间内的 “真情实意”,导致社会人际关系的异化,“信任”亦将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由上,流动空间内,信息发布者和接收者 (双方同为劳动者的情况下)会形成一种相互的 “角色轮换”与 “时间拉练”,而 “已读”则充当了衔接的 “时间驿站”,分散在不同空间的劳动者会在显示 “已读”的一刻聚合,他们一边担心消息会被别人忽略,一边又尽可能快地回复他人的消息,这种间断性的时态循环占据了他们的休闲时刻,最后又演化为一种自我剥削。因而,即便是在休闲时间,“已读—回复”成为一件分内之事,若未及时回复,将会招致其他劳动者的投诉与抱怨:

HYT 在有作者的小群里吐槽另一个员工,他讲到,一次周末,因为自己在打游戏,某同事曾发来消息向他咨询某个直播事宜,HYT 看了消息后想打完游戏再回,就这么一伙儿功夫,同事已经将此事报告给领导A。(田野记录)

六、结论:时间狩猎术的版本进阶

综上,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基于时间、空间与权力的关系视角,对 “已读”装置背后的时间狩猎术展开研究,发现在强关系网络下,“已读”会通过隐蔽式驯化、倒序式计时、转嫁式剥削三种方式,对劳动者的休闲时间展开狩猎。同时,通过钉钉群与微信、QQ 等其他线上社群的比较,本文进一步发现资本时间狩猎术的版本进阶。

(一)时间狩猎1.0:流动猎场的开拓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福柯的时空规训逻辑发生了形态上的改变,这首先体现在流动空间的生成上 (如微信群、QQ 群)。流动空间是一个多维复合空间,是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杂合,它本就具有 “帝国主义”的特征,不同维度的空间会相互吞并,以此扩张自身。在本文语境下,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增值空间先是同化了虚拟空间,进而吞并了物理空间,致使人的体感空间发生异化,最后又滋生心理经验上的禁锢空间。

伴随流动猎场的扩张,作为 “猎品”的休闲时间成为众矢之的。首先,早期劳资权益斗争所形成的 “工作/休闲”刚性边界逐渐消弭,越来越多的职业出现工作的 “随时可及性”;再而,在 “组织时间优先于自我时间”的时间逻辑下,休闲时间内的各种行为让位于组织任务,成为顺应工作的“时间嵌入 (Time Embeddedness)”[33](P70－71)。最终,休闲时间工作化变得常态化,这一现象昭示了资本新型时间控制方式的诞生,即 “时间狩猎”。在其规制下,资本既不需要支付报酬,又收割了员工的休闲时间和劳动力,甚至还摘掉了 “违法”的帽子。

诚然,微信、QQ 等线上社群为资本之时间狩猎提供了 “场所”的条件,但结合既往研究以及相关访谈经验,由于空间区隔、缺少客体可见性、信任机制不稳定等主客观因素,员工可能扮演“沉默者”“叛逆者”等角色,时间狩猎无法达到最理想的实践效果,谎言、逃避、拖延无疑会提高流动空间下工作顺利进行的难度[2][5]。如哈尔特穆特·罗萨 (Hartmut Rosa)坦言,“确定事件和行为的节奏、速度、顺序和同步化等问题牵扯着利益冲突和权力斗争的关键”[20](P16),为掌握休闲时间的主导权,资本研发了钉钉等专门适配于工作的办公软件,并创制了 “已读”等监视装置,试图强化规训权力,提升时间狩猎的效度,意在复刻一个与线下工作场域同效同频的流动工作场域。

(二)时间狩猎2.0:技术之上的技术

兰登·温纳 (Langdon Winner)在 《自主性技术》中提出了 “技术律令”[37](P86－87)的概念。他讲道:“技术是这样的结构,它们运作的条件要求对其环境进行重建。”据此,流动猎场的拓宽无疑为 “已读”权力的运作创造了优越的施展环境, “已读”成为基于移动技术而存在的新技术装置,即一种 “技术之上的技术”。它虽微观,但足以产生改变社会劳动景观的力量。“已读”运作下,资本得以实现规训式权力的流动,最终人的自主性让渡于技术自主性,其休闲时间沦为了资本争相抢夺的 “时间祭品”。若仍用 “猎场”的比喻,“已读”类似于便利资本高效捕猎的高级装备,它助推了时间狩猎向2.0版本的进阶,这种进阶主要体现为工作效率的优化升级,流动空间下人们将时刻保持福柯所谓的 “最高速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极限”[19](P165)。一方面,“已读”会释放隐蔽驯化与倒序计时的功效,消息一旦显示 “已读”,它会逼促人们优先并高效处理工作事宜;另一方面,经由转嫁式剥削,“已读”扩展了监视范围,它与人情关系、同事评价相互绑定,制造着道德约束与精英主义,旨在加强工作联结度,强化流动空间下的个体责任意识,推动时间竞赛的展演 (详见表2)。

表2 “已读”加持下时间狩猎1.0与2.0版本对比

具言之,“已读”对时间狩猎的关键在于,作为一种实时监视装置、倒计时按钮、临时传达驿站,它强化了时空固有的政治逻辑,进一步推动了狩猎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继而,人们的休闲时间也进入了劳动时间的储备库, “996”工作制开始渗透于无形,这既美化了剥削又制造了认同。此时,布若威所谓的 “赶工游戏”俨然升级为 “时间竞赛”,游戏的乐趣转变为竞赛的紧绷感,完成任务后的快感降级为解脱后的心理慰藉。终而,在资本权力的时间盗猎术下,劳动者的休闲时间被当作劳动力商品的附赠,“时间就是金钱”也在资本逻辑的诡辩下变成了 “谬误”。于劳动者而言,他们逐渐丧失了时间掌控力,自我时间也因时间自我的退场,成为一种与自身对立的稀缺资源;这亦体现了马克思·韦伯 (Max Weber)所谓之 “工具理性”与 “价值理性”的博弈[38],即偏向于效率性的 “已读”装置与个体自由发展的矛盾。

七、余 论

现如今,数字资本借助移动技术不断扩张疆域版图,肆意侵占非工作时间。在此景况下,流动空间的伴生权力以及新时间性的规制潜力无不渗透着资本的规训逻辑,人们无一幸免地被编织进权力的数字网络中。然而,本文探讨的 “已读”仅仅是数字资本时间控制装置中的一个零件。如福柯之见,权力首先在具体的、局部的、个体性的选择、行为与交互作用中得到发展,它们以无数种方式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更大规模的社会模式[39](P26),正是诸如 “已读”装置、智能算法、数据监测、倍速播放等微观权力技术一并构成了资本渐趋成熟的时间控制技术系统,共同凝聚并达成宏观层面的生命宰制。继而,人们失去了现实空间的真实体感,丧失了自我时间的自由支配,空间的尺度与时间的厚度皆在无时无刻的赶工中被压缩、被降级,进而被忽视、被舍弃。

还需阐明,“时间狩猎”控制机制之所以能合理运行,数字技术是其中的关键要素,但绝非唯一因素。以本文为例,相关技术的研发虽提供了休闲时间劳动化的条件和路径,但公司内部的行业性质、绩效考核、优绩主义、竞争风气、分工体系以及个体的道德化时间观念等依旧是诱发时间狩猎,并使之合理化的复合条件,它们皆为资本开展时间剥削积淀了一定的支撑基础。换言之,作为“技术之上的技术”,诸如 “已读”等微观权力技术仅仅是资本为强化时间狩猎之可行性、可靠性和有效性,“锦上添花”式的时间规训装置,是资本用于满足野心、攫取剩余价值的衍生装置,是时间狩猎术从1.0迈向2.0的推动装置。面对时间的狩猎、生命的须臾,我们是时候该省思时间,反思存在。如何改善互联网时代下的劳动景观应成为当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