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峰

老领导老作家孙思义（义夫）离开我们，已经一月有余，但是自己仍然无法从因病未能在他生前再去探望一面的缺憾当中摆脱出来。回想自1984 年底进入运城市文联工作近四十年来与孙主任相处相知的点点滴滴，更是千头万绪、乱麻一般不知从何处忆起。电子版的稿子不知道点开过多少次，记写下多少内容，总难顺畅成文，一直凌乱在文档里面。时值刊物要组织编发纪念特辑，只好把诸多片段连缀起来，权作哀思之寄托吧。

虚惊一场

我是1984 年岁末进的运城市文联，二十来岁，年龄最小，北京知青背景的司机师傅陈潞纯正京腔的一句“小李子”，全单位人便约定俗成地管我叫小李了。那时候，大家都把李逸民主席称作主任，几位副主席也一样称主任。其中的第一副主席就是孙主任，因为不久就在他亲自签名赠给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1984 年短篇小说选》里读到他的作品《花花牛》，他可是我第一次见到作品印在文学作品集里面的作家本人，这也是自己获赠的第一本文学作品集。一时间，孙主任在我眼目当中，就成了高山仰止般的存在。

当时单位是在运城地区报社隔壁原来文化局视导组所在的地方办公，就是横竖几排砖瓦平房，而且是与教育局仪器站、招生办、拼音报社印刷厂几个单位在一个大院里面，它们都各自形成独立空间，只有文联的大办公室所在的排房面临公共通道。办公室三通间带一个套间，里外全是一人多高黄色木制带门书柜。置身其中，有一种进了图书馆的感觉。而它们，都归我保管，如果把柜门都打开，露出里面一排排的文学作品，取一本坐在办公桌前翻开来，真有坐拥书城般惬意与富有的陶醉感觉。而我，就住在套间里面一张靠后墙根的木床上，头顶的是书柜，脚蹬的还是书柜。

有一天拿着写的稿子给孙主任看，他的意见，要注意写生活，小说可不是空编哩。他又说起《花花牛》里面的人物，都是从他熟悉的农村乡亲们身上集中提炼典型出来的。他又指着办公室一圈的书柜说，里面好作品太多哩，你先好好读，看名家们咋写。记得他还说过，从事文学写作，需要具备四个条件：爱好、天才、生活、技巧。

自己非常庆幸选对了单位，能这么零距离聆听、领教知名作家的指导、教诲，太荣幸了。当时就发愿，一定要读完所有书柜里面的文学作品，以期成为像李主任、孙主任还有王自强（草章）、张毅二位主编那样的作家。

如此，白天除了干好办公室的工作，有时间就记写自己构思的小说；夜里更是按照《中国文学简编》和《外国文学简编》大学教程讲授的作品顺序，一本本读着文学名著，国内的和国外的作品交替进行。常常折腾到很晚，甚至是天快亮，星期六夜里更是会放开读到天大亮了，才伸伸懒腰倒头昏昏睡去。

一直忘不了冬天的一个早上，都上班了，孙主任见大办公室的门还没有开，就隔着窗户朝套间里面喊我的名字，见没有动静，就敲打玻璃窗框，还是不见动静，他着急的迅疾撕扯开外面的窗纱，用力推开窗扇，朝着仍然沉浸梦中的自己大声喊叫，并准备跳窗户而入，因为他怕我中了煤气。那时候，办公室外间和里间各生了一个铁炉子烧钢炭取暖。看着里间办公桌上摊的书本，孙主任问，多会才睡的？我迷迷糊糊说，天快亮了吧。他说天不亮我到大门口上厕所的时候，就看见屋里亮着灯，知道你在里头么。看书还能看那么晚？

我不好意思地说越读越不瞌睡，就……他笑着说：叫你读，也要慢慢来，馍馍要一口口吃，盖厦要一砖一砖垒，罗马城敢是一黑夜就能建成的？

背地里推荐《丢丢》上了《火花》

对孙主任作品的认识，就始于他的《花花牛》。作品风趣幽默的叙述风格，常令自己读得忍俊不禁，陶醉其中，从而让一门心思要当写小说的作家、却又处于被不同作家风格迥异的小说作品搞得眼花缭乱、不得要领而盲目乱写状态的自己，获得了一个非常及时的启发，现在说来，就是把窗户纸捅了一个眼，见到了光亮。

全国著名老作家、陕西作协副主席王汶石，是孙主任的万荣老乡，一直关注家乡的文学创作。记得当时他读到孙主任这篇山西文学获奖作品，特地写了一封信，在肯定优点的同时，也中肯地提出缺点与不足。孙主任把这封评论性质的信投递给《山西日报》发表了。许多作家朋友读到后表示：义夫在作品获奖的一片喝彩声中，还愿意把带有批评意见的信公开发表，这就充分体现出作者的勇气，说明他的头脑是清醒的。

而对于初学写作的自己而言，可谓是多了一个认识这篇优秀作品的角度，问自己为什么就没有发现这些被指出来的不足与缺点呢？这样的解剖麻雀现身说法式的学习效果，真是非常有效地提高了自己对小说创作的认识，更是促进了自己写作的积极性。随后，自己就以在解州五龙峪乡和后来在永济郭李乡新街村两次扶贫下乡积累下的鲜活素材，创作出短篇小说《丢丢》，发在了1991年《河东文学》第六期上，这是自己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作品。

等刊物印出来后的某一天，孙主任特意上到三楼的宿舍里，和我说这篇小说写得有生活，人物很幽默（他发音为mei）,应该能发到省刊上的。他还第一次肯定我能写小说。就这么好好写，几篇就写出来啦。这个鼓励，太重要了，我像打了兴奋剂，脑子似乎也更加灵光起来，脑子里的素材越发多了起来，所以很短的时间内，又写出了《丑女》和《曲曲》。前一篇也在《河东文学》上刊发了，后一篇，当时主编觉得触及“文革”，又是以植棉模范曲耀离为原型，不好把握，就没有刊用。

转过年的一天，孙主任拿着一本省文联办的文艺期刊 《火花》送给我，说有我的作品。深感意外的自己迫不及待地翻开目录，就看见目录页第二面“新作评介”栏目上，单独推出了我的小说《丢丢》，还配有一篇题为《风趣 幽默 形象化》的评论，作者王培民。我问孙主任这位评论老师是谁，我也没有给《火花》投稿呀？

孙主任这才说，本来应该推荐给《山西文学》，听我说已经退了稿，所以就写信连同那一期《河东文学》邮寄给《火花》的老编辑王培民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刊用，所以就没有告诉我。这也太突然了，一种得到期待的认可的幸福感，搞得本来就笨嘴拙舌的自己更是语无伦次，无以名状！

回头主要就是一遍又一遍地读王老师评论。他于开头就说明了这个情由，而这个提纲挈领的题目，就说明自己这篇作品，不正是下意识模仿孙主任《花花牛》及其他相关作品语言及人物性格描写风格的学习之作吗？这是自己的作品第一次登上省级文艺期刊，还被专题评论，那种获得认可的鼓励作用，可想而知。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全社会风气转向下商海追逐经济利益的大环境下，自己能够耐住寂寞，坚守文学编辑岗位，并沉浸在文学创作的快乐当中，与这篇作品发表所产生出的实现作家梦的巨大诱惑，是不言而喻的。

未完成的《山泉泪》评论

自己一开始是以美术编辑的身份从办公室转到《河东文学》编辑部的，由于坚持写作，并时有作品在报刊上刊发出来，加上编辑部人员不断调离，文字编辑缺少，副主编王自强、张毅老师就建议我同时兼职文字编辑，这成了自己完全转向文学创作的开始。而文字编辑需要填写稿件推荐意见单，由此又锻炼出自己长于理性思辨与表达的特点，于是两位副主编不时会布置任务让给一些作品配发评论。这些评论，引起李主任和孙主任的注意，见面就予以肯定。尤其是还在永济文联工作的王西兰主席见面时，建议我应该以擅长的理性评论作为以后的创作方向，从而进一步了解了自己所适合创作的体裁。

有一天，孙主任交给我一摞手写的稿子，说是他的一个长篇小说《山泉泪》，当时觉得文革题材热已经过去了，一直没有拿出来。我是文学编辑，又能写评论，所以想听听我的意见。

当时真是受宠若惊，给知名作家看稿子？然后诚惶诚恐地认真阅读起这部作品。因为孙主任一直侧重在短篇小说创作上，中篇作品很少，能读到他的长篇，而且还是没有发表的手稿，很有一种受到优待的幸福感。

由于时间久远了，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整个作品的完整人物故事了，只记得是个非常年代监管“反革命分子”兴修水库的题材。好在当时阅读的时候，记了一些可以用于评论的素材内容，才能帮着努力回忆和重温对这部作品的印象。以下是自己当时拟题为 《评义夫〈山泉泪〉人物性格》的部分素材稿：

奥地利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在《法西斯主义群体心理学》第三次增补版序言里指出：“任何一个人在其性格结构上都有其法西斯主义的性格和思想因素。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其他反动派的地方，在于它是由普通群众产生的、拥护的。”

以此为参照，我们便清晰看出牛政委以及甚至谈不上有思想意识的张丑三身上，都显现出一种惊人相同的、专横霸道的权力占有欲望。牛政委可能是明明白白知道这是上层权力斗争的一种方式，于是投机钻营，利用那些上层人物利用大公无私的绝妙口号来满足自己私欲的动机，攫取着既可以报仇政敌更可以沽名钓誉、飞黄腾达的权力！而张丑三则显然是懵懂之中凭自身物欲本能的驱使,寻求能生活的比赶猪杀猪营生更好的捷经——身上别两颗手榴弹，驱赶打骂被打倒的魏明等“反革命分子”的强烈的专制、霸道和占有的欲望与发泄。由此足见威尔海姆·赖希的见解是有道理的!

当我把形成书面文字的阅读意见拿给孙主任，并告诉他已经记写了许多素材，准备试着学习写一篇评论稿子。他却说，稿子已经放了好些年了，现在听了好几个朋友的意见，也想调整角度，重新改写一下，看能不能改出来。等他改出来正经出版了，再评论不迟。

后来还问过孙主任几次，好像他说改出来了，投给某个出版社了。再后来，也就一直没有了下文。这，或许成了孙主任创作年表上的一个缺憾，没有填补他没有发表过长篇小说的缺憾。

小记与孙主任的一段闲聊

应该是2013 年暑期的一个清晨，在单位门口碰见坐在砖台上敞着怀摇着竹篾扇子乘凉的孙主任。虽说是年近耄耋，但精神矍铄，风趣健谈依旧。

说起手中的扇子，因为现在都很少有人用了，有人笑他走哪都要拿着一把扇子，他说，你都不瞅瞅人家诸葛亮不管冬夏春秋，手里多会儿离开过他那把鹅毛扇子？是智慧的标志么。

他知道我性情耿介，所以除了传达反馈一些文学圈内的新老文友对主办的《河东文学》的夸奖和意见，鼓励我把评论文章结集出书外，时常还要说道说道做人做事的道理。他有一个习惯，多半都是拿他自己做例子，就像他所讲的万荣笑话，多半都要编排到他同村同巷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身上一样。

他说做人就是要学会变通，像他一样，该耍脾气就耍脾气，该说好话就说好话，不能太耿介了，不要得罪人。他用老戏《吕蒙正》的故事做例子，比如文化人身上的一种酸腐之气。北宋时期的宰相吕蒙正穷困之时，遇到年关，要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就如实写道：“一碗清水一根柴，打发灶王爷上天台。到天上假若玉皇问起他，你就说蒙正实可怜。”玉皇大帝知情后，想助他一臂之力，就对灶王爷做了吩咐。正月初一早上起床，吕蒙正在被窝里发现一大块金子，他拿在手里对家人说道：横财不发命穷人。顺手抛出了墙外，继续固守他的清贫。

说起与人为善，有一回他正在县委的门房和看门师傅聊侃，一个村民模样的中年人进去，怯生生地说想见见作家义夫。看门师傅指指他说：这不就是么。这个“粉丝”惊讶得，怎么也没想到，在县里颇有名气的作家，就能在门房里谝闲。再者，他说还有一个原因，平时写小说得了稿费，都买吃食分给大家伙一起吃了。而且说，这都是县革委会书记孙天民指点的，说大家一天写材料、忙事务，又没有额外收入，就你写小说还能挣稿费，权当风没从河上吹过，和大家一起吃毬算啦。所以当大家说他挣的是黑稿费时，他开玩笑说这黑稿费买的吃食大家可都吃过的呀，比如张三吃过一块煮饼，李四吃过一块点心，谁谁谁还吃过糖豆角，说得大家哈哈一笑了之。

有一回，造反派把相互争斗的两派头头都关到一起进行审查，还要他给关押他们的房门口编一副对联贴上。他推不掉，心想这么胡乱争斗，哪能分出个是非曲直？再说两派里头的人和他关系都不错，谁也不想得罪；而且他也清楚，不管哪一派出来，都还是掌权的，哪个能惹得起？所以就编出这么一副对联：

真革命假革命事实见证；

谁是人谁是鬼群众心明。

放风吃饭的时候，那些头头们看见了这副对联，回屋后就暗地里打听、猜测会是谁编写的呢？只有县革委会书记孙天民自信地说：除了思义，其他人编不出这样的联。

想起早年孙主任还在职的时候，曾在门房和我们说起他编了一副对联，因为是家常话，所以自己至今还记得：

能干大事干大事，干不了大事干小事，干不了小事不干事，不干坏事；

能帮大忙帮大忙，帮不了大忙帮小忙，帮不了小忙不帮忙，不帮倒忙。

这应该就是孙主任给自己设定的做人做事的底线吧。

文学的探望与嘱托

在遗憾没有兑现再看望孙主任的难受的情绪当中，自然又会想起和领导、同事们探望他的过往。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孙主任退休以后，就在办公楼后面家属院居住，我又在办公三楼宿舍暂住，所以只要出门，几乎每天都会见到，或门房，或大门口，见了仍然是说不完的文学话题或者经历过的生活故事，有些就成了他随后发表的作品，有些也会成为触动我成篇的稿子。更多的时候，只要新出来《河东文学》，因为有一批老作者，时常会去他家里，顺便就送刊物，所以他说他家里“就成了咱《河东文学》的义务发送点啦”。

后来单位因为办公楼楼体裂缝，只好出去租住办公场所，我也搬住到了别处，和老领导见面的机会，开始少了起来。再后来，2014 年后半年，听他的小女儿孙亲霞说，她爸要和老妈一起去住民政局办的老年公寓，他们姊妹四个齐声反对，但是拗不过老人的主意，他们只能顺从。这样就有了我们第一次正式的探望。

记得是过完年的2 月4 日上午，我们编辑部的同事灵芝、凤屏和晓娟等一起在老年公寓大楼前集合后，一起上到六楼。只见提前得到亲霞预报的孙主任和老伴，已经笑眯眯地迎在房间门口，说早都从窗口看见我们几个了。孙主任很高兴，怪我们带了东西，希望没事了多去，但不要拿东西。他首先给我们讲那里的条件如何的好，老伴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饭不重样，生活有人料理，还有人聊天娱乐，太好了。而且也给子女减轻了负担，隔三差五来看看，有事了还能放心走开，多好。

他还和我们讲了大家都爱听他说话，因为他的话好听好笑。这我们信，因为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爱说笑，爱讲万荣笑话，平时到哪里都会成为被围绕的中心焦点，总是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泪花飞溅，他却照旧用一双笑眯眯的眼睛看着大家，好像没听到这么好笑的笑话似的，抑或在享受着自己逗笑产生的效果。比如有几个老人一上午在讨论放屁臭不臭的问题，他就说他们一上午说了个屁！貌似骂人一般，却逗得大家笑不拢嘴。他还讲了如何针对酒量大、唱戏好听的比喻，反其道，讲了比酒量小、戏唱得难听的段子，虽然不一定是原创，但是都多少经过他的再加工，特别精彩。

孙主任随后神情有几分严肃地说道：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观念和舆论的压力。所以他打算写一篇自己住老年公寓的感受，名字就叫《这是一条幸福路》，或者叫《我住老年公寓》。文章要涉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来自于传统观念给老年人和子女造成的压力，有儿有女，怎么能把老人送进老年公寓呢？最后告诉大家，这是一条幸福路的选择。另外，他还想写个戏，并给我们讲了开场的情形。记得后来再一次看他的时候，他说又构思了一个小说题材《党生》，讲了故事大概后，跟了一句，只是不知道还能写出来么。我和灵芝当下就和他约定，不着急，一点一点从容写出来，先在《河东文学》上首发。

这就是作家，什么时候，都会有一种观察、体验、感知、思考的自觉。只可惜，随着孙主任年岁增加，耳背眼花，这些作品都未能成篇，成了无法完成的遗愿了。

2016 年5 月初，接到孙主任的电话，听说我出了本新作品，有时间送他一本看看。当下取出一本文化散文《访芮记胜》，认真写上敬请老领导指正，再落上名字，赶紧和他儿子孙文坚联系后，前去老年公寓送上。

孙主任非常喜欢，自然免不了先夸奖一番，然后就聊开去，都是文学话题。比如他以当年马烽决定不用他的小说《王大干》为例，说编辑应该做的事情，首先就是要把好题材和立意的关口，出现原则性偏差，招惹下乱子，就失职啦。他又以把《火花》退了的小说《扫盲主任》投给河北的《新港》，结果被隆重推出为例，提醒审稿的时候一定要留心慎重，免得退掉能发的稿子。由此想起自己刚开始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时候，他就特意讲过的一个原则：小说编辑轻易不要动作者的作品，而是把修改意见告诉作者，让他们自己改。这个经验之谈，可以说在自己几十年的编辑生涯当中，受益匪浅。

他随手又拿起床头放着的一本本土作家送他的作品集，说起他早年的一个想法，就把书柜里存放的本地作家作者赠送的作品集中起来，写一篇评说文章。现在看来是写不来了，我作为《河东文学》的主编，又是搞评论的，倒是可以考虑写写。大概就是这一嘱托，让自己这些年来，特别注意收集保存作家作者赠送的作品，也一直在积攒着相关的话题与思考。

2019 年9 月16 日，得知孙主任病了，有时候都不认得人了。我赶紧联系王西兰主席和灵芝，一起到中心医院老干部科去探视。进门就看见躺在病床上的他冲着我们笑着，说都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夸王主席人好，白白净净的，不见老；又说一时叫不上名字的灵芝是负责任的好编辑。当亲霞故意问他我是谁的时候，孙主任脱口而出：云峰么！刊物办得好！说着还竖起大拇指。

听亲霞二姐说好些天说话就不睁眼睛，今天精神最好，看着我们说话。王主席闻言，怕孙主任是强打精神，别太累着了影响身体恢复，就说不敢多待了，有时间再去陪他谝闲话。没想到孙主任说了一句：还不知道能见到不能。所以等握住孙主任的手作别时，心里酸酸的。眼看着曾经成天价坐不住的朝夕相处的老领导，就这么被病魔困倒在了床上，却束手无策。

2022 年8 月10 日上午九点多，王西兰主席专程从永济赶过来，叫上我和灵芝一起打车到禹香园亲霞家，探望不慎摔伤了腿的孙主任。

进了孙主任住的屋子，他躺在右侧床上，左侧门跟前床沿上，坐着亲霞的老母亲。打招呼，才发现，她认不得我们了。但是说出名字后，她又一点点想起来了。

孙主任显然认得我们，但是很难说出话来了，气力不足的样子。他直勾勾望着王主席，举着大拇指，张着嘴，好大一会儿，憋出一句话来：“精干小伙。”好一会儿，又说出一句：“你像个花旦。”再过一会儿，又说了一句：“咱俩最长。”是说相识相处的年月最久。

王主席就同他讲说些早期交往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七八个人代表运城作家去太原开会，自己因为名字与演艺界的王秀兰、王芝兰都只差一个字，竟被安排在同一间女宿舍。孙主任脸上泛起一丝笑意，显然也唤醒了他的记忆。

王主席又帮着他回忆他们那一茬山西代表性的作家，除过李逸民老主席，还有杨茂林、谢俊杰等六七个人，孙主任边听边点着头。王主席又抬起头对我和灵芝、亲霞说：“孙主任和李逸民老主席等代表的运城作家，不比太原、大同方面落后多少，排在第三没问题，他们具有运城作家意识，为运城文学考虑，撑起了运城文学的大旗，没有给运城地区丢脸。”孙主任听着，又举起手，看着王主席，努出一句：“你比我写得好。”

王主席接过去说，哪里话，您是前辈。他趁势对孙主任的创作成绩与地位做了界定性表述：“您是运城文学的旗帜，运城代表性作家，运城作家的老师，这么说对不对？合适不合适呀？”孙主任神情认真地凝视着王主席，缓缓地点点头。王主席眼睛湿润地说：“这话只能由我来说了，孙主任认可，以后就这么讲了。”

看见王主席动了感情，我赶紧把眼睛看向别处，怕脆弱的情绪被感染，控制不住，就不好了。可以说，我和灵芝等在场的人，见证了一次运城文学第一代代表性作家与第二代代表性作家之间所做的郑重、严肃、审慎的文学交代、界定与传承，颇有仪式感。

后来读到王主席在悼念孙主任的文章中写道，是李逸民、孙思义两位老师把他拉上领奖台的句子，就想起当时与孙主任道别握住手的那一刻，我不也是被他和李逸民老主席等许多这样的文学之手牵引、护佑、加持着，在文学创作与编辑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吗？

2023 年7 月13 日至8 月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