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宏武 丁文魁

（1.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梁鹄是东汉末年享有盛名的书法家，因为擅长八分书，所以深受汉灵帝刘宏与魏武帝曹操等人的器重。史载其既是鸿都门学的重要成员，也是汉魏之际的书坛巨擘，当时宫殿题署多是梁鹄所书。但是，由于汉末战乱频繁，梁鹄所书又多为宫殿题署，所以其书法作品几乎湮没不存。迄今为止，关于其生平事迹、籍贯故里、书法作品与历史影响等问题，虽然学界有过研究和探讨，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和辨析。本文拟以鸿都门学、荆州学派与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为背景，对汉末学术新变中梁鹄的人生经历、书法作品及历史影响重新进行钩稽探讨，祈请方家指正。

1 汉末学术新变与梁鹄的多彩人生

关于梁鹄的生平事迹，西晋卫恒《四体书势》、郭颁《魏晋世语》（以下简称《世语》）以及唐代张怀瓘《书断》等有比较详细地载述。据此可知，梁鹄的一生经历了东汉桓帝、灵帝、献帝等历史时期，其生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入选鸿都门学，以书显贵；中期追随刘表，避乱荆州；后期归附曹魏，勤书自效。汉末动乱虽然使梁鹄的人生跌宕起伏，但也使他先后融入了鸿都门学、荆州学派以及邺下文人集团等新的学术团体，书法技艺因此更加精湛成熟，成为汉末学术转型过程中才艺之士的杰出代表。

1.1 入选鸿都，以书显贵

梁鹄早年的经历，《书断》有比较清晰的记载：“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知名。举孝廉为郎。灵帝重之，亦在鸿都门下。迁幽州刺史。”［1］423-424由此可知，梁鹄为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甘肃平凉西北）人，自幼喜欢书法，师从师宜官，以擅长八分书而知名。两汉主要以明经取士，但到桓、灵之世，取士制度早已腐朽，“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2］2040。“党锢之祸”的兴起又进一步导致了清流士人（经术之士）与朝廷的对立和疏离。于是汉灵帝不得不另辟蹊径，大胆起用才艺之士为己所用。《后汉书·蔡邕传》载：“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2］1991-1998鸿都门学的设立，标志着汉末学术由重经学向重文学才艺的转变，正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以善书知名的梁鹄迎来了人生的特殊机遇。从史籍记载看，他既无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无优异的经学基础，所以其得举孝廉为郎，应该是借助于“茂才异行”的绿色通道。史载梁鹄被举孝廉之后，深受灵帝器重，先入为侍中，随后又任选部尚书，之后又出为刺史，堪称鸿都门学诸生中的翘楚。

卫恒《四体书势》载：“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3］1064《晋书·职官志》也说：“灵帝以侍中梁鹄为选部尚书,于此始见曹名。及魏改选部为吏部，主选部事。”［3］731据《后汉书·百官志》，侍中（比二千石）与尚书（六百石）的品秩相差悬殊，所以一般认为梁鹄“是以侍中为本官兼领选部尚书之职”［4］。关于梁鹄任选部尚书的时间，蔡质《汉仪》以为在“灵帝末”［2］3597，但卫恒《四体书势》说：“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3］1064据《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曹操生于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 年），“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5］2，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曹操时年二十，此时梁鹄已经任选部尚书。

光和元年（公元178 年）二月，汉灵帝正式设立鸿都门学，“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2］340-341。由于得到汉灵帝的大力支持，鸿都门学与太学、东观鼎足而立，成为一种新兴的文艺群体和政治势力出现于汉末的历史舞台。因为灵帝的偏爱与扶植，其中不少人得到重用甚至超迁，引起不少朝臣的反对，杨赐在上书中就说：“旬月之间，并各拔擢。乐松处常伯，任芝居纳言，郄俭、梁鹄俱以便辟之性、佞辩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2］1780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鸿都门学存在时间较短，其中诸文士又被正统清流之士所鄙视，所以史籍关于这一群体的记载相当简略，今天可考姓名者仅有乐松、贾护、任芝、江览、郄俭、师宜官、梁鹄等人。相较而言，关于梁鹄的记载最为丰富，这与他的仕历和书法成就都有关系。

史籍关于梁鹄出任刺史的记载，共有两说。《书断》所载“幽州刺史”说，正史均无记载，难以详考。《后汉纪》《后汉书》所载“凉州刺史”说，事实清楚，可以信从。《后汉纪》卷二六《孝献皇帝纪》载录了梁鹄任凉州刺史时的两件史事：一是武威太守“倚权贵恣行贪横”，凉州从事苏正和案致其罪，梁鹄“欲杀正和以自解”，于是咨询汉阳长史盖勋的意见，盖勋劝谏梁鹄不可“谋事杀良”；二是“黄巾之起，故武威太守黄俊被征，失期，（梁）鹄欲奏诛（黄）俊，（盖）勋为言得免”［6］。以上两事，《后汉书》卷五八《盖勋传》与司马彪《续汉书》都有记载，从中可见梁鹄与盖勋交往密切，在重要事项的决策方面经常征询盖勋的意见。史载盖勋刚勇有谋，为汉末名臣，权臣董卓也敬惮其为人。

梁鹄出任凉州刺史的时间，当在光和四年（公元181 年）至中平元年（公元184 年）之间。稽诸史籍，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 年），凉州刺史为周洪（《三国志》卷十八《魏书·庞淯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庞娥亲传》）；光和四年，凉州刺史魏□（字元丕）卒（《隶释》卷十《凉州刺史魏元丕碑》）。又据《后汉书·盖勋传》及李贤注引《续汉书》等记载，中平元年之前数年，凉州刺史为梁鹄，中平元年天下大乱，所以凉州刺史数易其人，先是梁鹄，然后依次是左昌、宋枭（《续汉书》作‘泉’）、杨雍［2］1880-1881。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又为耿鄙（《后汉书·傅燮传》）。由上述材料推断，梁鹄任凉州刺史的上限为光和四年，下限为中平元年。中平元年梁鹄卸任凉州刺史之后的去向，史籍失载，难以详考。由于此时汉灵帝依然在位，所以梁鹄在朝任职（如侍中）的可能性较大。

总之，梁鹄因善书而受灵帝恩宠，历侍中、选部尚书而出任凉州刺史，可谓平步青云。鸿都门学诸生，大都昙花一现，史籍失载，但梁鹄因与汉末名臣盖勋关系密切，后来又受到曹操的器重，所以备受后世关注，留存至今的文献记载也相对较为丰富。

1.2 追随刘表，避乱荆州

中平元年（公元184 年）爆发的黄巾之乱，严重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中平六年（公元189 年）三月，灵帝驾崩。随后何进辅政被杀，董卓拥兵入京，擅自废立，专断朝政。于是群雄并起，战乱频仍。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不仅导致了“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的时代悲剧，同样也改写了“鸿都骄子”梁鹄的人生轨迹。

梁鹄在初平、兴平以至建安前期（公元190 年-208 年）的经历，《四体书势》与《世语》有简略记载。《四体书势》载：“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3］1064《世语》也说：“鹄避地荆州，太祖定荆州。太祖求鹄，鹄乞以书赎死，乃令书信幡、宫门题。”（《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7］1023据此可知，在灵帝去世之后，梁鹄为躲避战乱，投奔荆州刘表，直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 年）曹操平定荆州，才返回北方。

梁鹄在荆州期间的行迹，史籍记载不详。卫恒《四体书势》说：“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3］1064曹操“募求”梁鹄之事，东晋习凿齿撰《襄阳耆旧记》也有记载：“蔡瑁字德珪，襄阳人。性豪自喜，少为魏武所亲。刘琮之败，武帝造其家，入瑁私室，见其妻子，谓曰：‘德珪，故忆往昔共见梁孟星，孟星不见人时否？闻今在此，那得面目见卿耶?’是时，瑁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墙皆以青石结角，婢妾数百人，别业四、五十处。”［8］16襄阳蔡氏为汉末荆州豪族，曹操平定荆州，蔡瑁随从刘琮归降，深得曹操信任。此处记载曹操造访蔡瑁，并且谈及早年在洛阳仕宦时共同拜访“梁孟星”之事。稽诸史籍，曹操所说即梁鹄任“选部尚书”时的往事。昔日拒见曹操与蔡瑁、此时避难荆州的“梁孟星”，正是汉灵帝时曾任选部尚书权倾一时的梁鹄。史载梁鹄字孟皇（《书断》），“皇”与“星”形近，因而致误［9］。不难看出，虽然时过境迁，但曹操对当年出任“北部尉”一事还是难以释怀，所以梁鹄“自缚诣门”请罪。从曹操与蔡瑁谈及梁鹄时的语气推断，梁鹄寄寓荆州，其生活境遇早已不似当年贵处“选部”之时，也与雄据蔡洲的豪强蔡瑁相差悬殊，所以曹操才有抚今忆昔的慨叹。

梁鹄之所以避乱荆州，主要由于刘表的声望以及荆州相对稳定的政局。史载刘表既是汉室宗亲，又是党人领袖、经师儒生，其署治荆州，以“爱民养士，从容自保”为宗旨，所以“（关中）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馀家”［5］610，“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2］2421。初平元年（公元190 年）刘表任荆州刺史之后，王粲、繁钦、宋衷（一作“忠”）、綦毋闿、司马徽、颍容、来敏、尹默、李仁、梁鹄、邯郸淳、杜夔、孟曜等一大批学者汇集荆州，其中有文学、经学、书法、音乐等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汉末学术中心因此南移，荆州学派也随之形成［10］。荆州相对稳定的政局和人才云集的环境，使梁鹄拥有更多与才艺之士如邯郸淳等人交流切磋的机遇，但随着建安十三年（公元208 年）八月刘表病逝，刘琮降附曹操，尤其是赤壁之战以后，“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三国志》卷三七注引《九州春秋》）［5］955，其学术盛况遂戛然而止，梁鹄也迎来了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1.3 归附曹魏，勤书自效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 年），曹操南征荆州，王粲等著名文士北归，在河北邺城形成新的学术团体——邺下文人集团。由于曹操本人喜好书法，其属下钟繇、卫觊、邯郸淳等人也擅长书法，归附曹魏的梁鹄因此有了更高的施展才艺、交流切磋的平台，建安后期的信幡以及洛阳北宫牓题，主要由梁鹄篆书。

卫恒《四体书势》载：“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今宫殿题署多是鹄篆。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也。”［3］1064这段话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梁鹄归附曹操后的历史境遇。由此可见，曹操虽然对早年出任北部尉一事耿耿于怀，但面对“自缚诣门”的梁鹄，还是尽释前嫌，“署军假司马”。据《后汉书·百官志》，“军假司马”是汉代大将军所领部曲军职，是协助校尉领兵的武职，这是梁鹄归附曹操之后的最初任职。此后“在秘书以勤书自效”，当由武职改任文职。“秘书”为官署名。《通典·职官八》载：“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属太常（以其掌图书秘记，故曰秘书），后省。魏武帝又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即中书令之任）。文帝黄初初，乃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而秘书改令为监，掌艺文图籍之事。”［11］从梁鹄的书艺特长以及与曹操的关系推断，梁鹄在“秘书”任职，应该“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而不是“典尚书奏事”。卫恒说“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也说明梁鹄及其弟子毛弘都在“秘书”从事图书文字工作。

由于梁鹄晚年在“秘书”任职，所以西晋卫恒说“今者多有鹄手迹”“今宫殿题署多是鹄篆”。《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卷七四九引《世语》也说：“安定梁鹄，善八分书……太祖求鹄，鹄乞以书赎死，乃令书信幡、宫门题（又作‘宫门牓题’）。”［7］1023据此可知，梁鹄归附曹操后，主要发挥书艺特长，当时的信幡、宫门牓题等大都由他书写。晋崔豹《古今注》卷上“舆服第一”载：“信幡，古之徽号也，所以题表官号，以为符信，故谓为信幡也……信幡用鸟书，取其飞腾轻疾也。一曰以鸿雁燕乙（鳦）者，去来之信也。”［12］又据许慎《说文解字·叙》，新莽时“改定古文，时有六书”，“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13］。卫恒《四体书势》也说“鸟书，所以书幡信也”，“幡信、题署用篆”［3］1063-1064。据此，“信幡”又称“幡信”，常用“鸟书”或“鸟虫书”题写文字。启功认为：“所谓鸟虫书，实际也就是篆类手写体的别名。所以称为鸟虫，不过是说它的弹性笔划又像鸟又像虫而已。”［14］25“宫门牓题”指宫殿匾额上的题字。《水经注》卷十六《穀水注》载：“昔在汉世，洛阳宫殿门题，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诸子。自董卓焚宫殿，魏太祖平荆州，汉吏部尚书安定梁孟皇，善师宜官八分体，求以赎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系帐中，爱玩之，以为胜宜官。北宫牓题，咸是鹄笔。南宫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韦诞以古篆书之。”［15］由此可知，汉末建安时期洛阳的“北宫牓题”，基本上都是梁鹄所书。又据《太平寰宇记》卷三引《魏略》：“董卓烧南、北二宫，魏武帝更于夏门内立北宫。”［16］既然“北宫”是曹操重新所建，所以“北宫牓题”由梁鹄题署完全可信。总之，建安十三年（公元208 年）梁鹄归附曹操后，主要“在秘书以勤书自效”，建安后期的信幡以及洛阳北宫牓题，主要由梁鹄书写。曹操知人善任，梁鹄也得以充分施展书艺特长，所以史籍载述较多，堪称一段佳话。

综上所述，梁鹄在汉末以“善八分书”知名，所以深得汉灵帝刘宏、魏武帝曹操的器重。前期以书显贵，屡处要职；中期避乱荆州，冲默无闻；后期以书自效，位望通显。朝廷信幡和宫殿题署，既是国家权威的象征，也是书艺水准的标志，梁鹄的书坛地位和影响，不言而喻。

2 梁鹄的碑刻作品稽考

梁鹄的墨迹，《四体书势》《世语》等晋代著述仅仅提及信幡和宫殿题署，这些墨迹早已灰飞烟灭。宋代以来，在一些金石学论著中，不断有关于梁鹄碑刻作品的记载或考述，但真伪难辨，鲜有定论。

今存宋代金石学著作，主要有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隶续》、娄机《汉隶字源》以及郑樵《通志·金石略》等，其中所载与梁鹄有关的碑刻作品，有曹魏初年的《大飨碑》（又称《魏大飨碑》等）、《上尊号奏》（又称《魏公卿上尊号表》等）、《受禅表》（又称《魏受禅壇碑》等）以及《孔羡碑》（又称《魏孔子庙碑》等）。总体来看，宋代金石著述对《孔羡碑》书者的认定比较一致，认为是梁鹄所书，对其它三碑书者的认定分歧较大，但都局限于梁鹄与钟繇二人之内，并未涉及邯郸淳、卫觊等同时代的其他书法名家。诸家的认定一般使用“唐贤多传”“相传”“世传”等含糊不清的表述，其中也引用了唐代颜真卿、刘禹锡等人的说法和《图经》（又称《亳州图经》）的记载，但都是唐代以后的说法，并不是魏晋以来已有的说法。所以欧阳修《集古录》常用“莫（未）知孰是”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赵明诚《金石录》则不录书者，娄机《汉隶字源》也主要依从《集古录》《图经》等的说法。唯有洪适《隶释》有比较深入的考辨，如论《上尊号奏》曰：“右《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篆额，在颖昌。相传为钟繇书，其中有大理东武亭侯臣繇者，乃其人也。”［17］188又如论《孔羡碑》曰：“右鲁孔子庙之碑，篆额，嘉祐中郡守张稚圭按《图经》题曰：‘魏陈思王曹植词、梁鹄书。’……魏隶可珍者四碑，此为之冠，甚有《石经·论语》笔法，《大飨碑》盖不相远。若繁昌两碑，则自是一家，亦有以为鹄书者，非也。”［17］191洪适的说法虽然也难成定论，但却触及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如《上尊号奏》中罗列了华歆、贾诩、王朗、钟繇等四十六人的名字，但其中并没有梁鹄，如果此碑确属梁鹄所书，遗漏自己的名字实在不合常理。洪适还从四碑“笔法”的差异来推断书者，认为《孔羡碑》《大飨碑》的笔法接近《石经·论语》，是梁鹄所书，而《上尊号奏》《受禅表》笔法“自是一家”，非梁鹄所书。

事实上，关于魏初四碑书写者的考察，还有更早的文献资料可以参考。《古文苑》卷一七载录闻人牟准《魏敬侯碑阴文》一篇，“魏敬侯”即汉末魏初名臣卫觊（《三国志》卷二一有传），碑文云：“故吏述德于隧前，门生纪言于碑后。”附注云：“隧道之前谓碑铭也，碑后即碑阴，牟准自谓也。”据此，则牟准为卫觊门生，“闻人”当为“闻喜人”的省略说法，据《晋书·地理志》等，闻喜与安邑（卫觊故乡）毗邻，魏晋时期都是司州河东郡的属县。《魏敬侯碑阴文》详述卫觊所撰书的碑刻，其中也有魏初三碑：“《魏大飨碑》《群臣上尊号奏》及《受禅石表》文，并在许繁昌。《尊号奏》，钟元常书；《受禅表》，觊并金针八分书也。”①《古文苑》卷一七，收入《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涵芬楼影印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据此，则以上三碑的撰文者都是卫觊，书写者则为卫觊或钟繇，这既与《三国志·卫觊传》所说“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互相印证［5］611，也与史籍所载曹丕代汉时卫觊与钟繇的政治立场和地位身份完全相符［5］394-395。严可均辑校《全三国文》卷二八于“卫觊文”之后附录《魏敬侯卫觊碑阴文》，并云：“牟准不见于传记，据《碑阴》言故吏门生，则去卫觊未远也。”［18］由于“牟准去魏未远，语尤可信”，所以严可均将上述三碑碑文全都辑录于卫觊名下。

关于《受禅表》，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张怀瓘《书断》、《太平寰宇记》卷七“河南道许州临颍县繁昌城”条都认为是钟繇所书，与前引牟准说不符。但如果联系曹丕代汉时的历史情形考察，《大飨碑》《上尊号奏》《受禅表》三碑都是曹丕代汉时的特殊产物，碑文的撰写书刻，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图，参与其事者无疑都是曹丕的心腹重臣，史载当时卫觊与钟繇都是曹丕集团的核心骨干，所以撰文书碑，很可能由二人联手操作，出现书者认定方面的分歧，在所难免。但非梁鹄所书，可成定论，理由如下：其一，梁鹄年长于曹操，《上尊号奏》所列四十六人中也没有梁鹄，所以曹丕代汉时梁鹄是否健在，尚无确切证据证实；其二，曹操离世，曹丕代汉，一个新的时代正式开始，所以刻碑展现曹魏声威，表达政治诉求，梁鹄的书艺虽为曹操所重，但曹丕是否信任器重则不得而知；其三，建安十三年魏讽案发，受此案牵连被诛者主要是来自荆州的文士王粲、宋衷等人的后代②参见《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魏书·刘廙传》、《三国志》卷四二《蜀书·尹默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等。，梁鹄也有避乱荆州的经历，所以很可能因此而受到牵连或猜忌；其四，邯郸淳也以书艺名世，但因与曹植亲近，且也来自荆州，所以也被弃置不用（《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5］603。总之，综合考量相关文献记载以及汉魏易代之际的政治背景等各方面的因素，梁鹄书写以上三碑的可能性极小，牟准《魏敬侯碑阴文》的说法可以信从。

《孔羡碑》的书写者是否是梁鹄?从现有文献记载看，也难有定论。因为从年龄的角度考虑，梁鹄年长于曹操，在黄初初年是否健在?史籍没有确切记载。宋代金石学著作根据《图经》所题“魏陈思王曹植词、梁鹄书”，认为是梁鹄所书，前引《魏敬侯碑阴文》也未提及此碑，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此碑是梁鹄所书，而且看法比较一致。丁晏《曹集铨评》于《制命宗圣侯孔羡奉家祀碑》下说：“碑在今曲阜县。《隶释》十九载此碑，曹植词，梁鹄书。”［19］87又说：“碑本后有‘陈思王曹植正书’七字。晏案：此碑洪氏题梁鹄书。《汝帖》集此碑之字，亦题鹄书，嘉祐张稚圭《图记》并同。宋以来相传如此，谓为梁孟皇书，当可信也。”［19］89叶昌炽《语石》说：“《孔羡碑》，黄初元年立，张稚圭据《图经》以为梁鹄书。《受禅》《奏进》二碑，亦相传为鹄书，或云钟元常笔。按劝进诸臣中有臣繇名，则以为 太 傅 书 者近之。”［20］7柯昌泗《语石异 同 评》也 说：“（梁）鹄所书碑，今存惟《魏孔羡封宗圣侯碑》，宋张稚圭据《图经》以为鹄书者。洪文惠云，其似《石经·论语》。今洛下所出魏晋残碑，用笔无不取法《石经》，此盖毛弘所传教于秘书之法，特与蔡体不甚相远耳。晋时外郡之书，若《太公望》《郛休》《胡奋》《和国仁》诸碑，皆与洛下所出者迥异，以其非毛弘法也。惟《孙夫人碑》极似《石经》，复似《孔羡》。羊、蔡婚姻，文字皆袭蔡体，又以见孟皇之与伯喈，书体本自相近也。”［20］427-428总之，关于《孔羡碑》，宋代以来普遍认为是梁鹄所书。

不难看出，由于文献有阙，梁鹄在曹丕代汉之时是否在世很难论定，所以魏初四碑中是否有梁鹄所书者也难以详考。就历代金石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如果梁鹄在黄初初年尚在人世，则《孔羡碑》当为梁鹄所书，这也是今存梁鹄的唯一书迹，弥足珍贵。此碑刻立于三国魏黄初元年（公元220 年），原藏曲阜孔庙，现存于山东省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碑通高233 厘米，宽93 厘米，厚25 厘米；碑额呈圭形，有穿，篆书“鲁孔子庙之碑”6 字；碑文隶书，共22 行，每行40 字；碑末有北宋嘉祐七年（公元1062 年）张稚圭的题刻22 字（图二、图五、图六、图八）。其碑文，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作如洪适《隶释》、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王昶《金石萃编》等均有收录和考释。其拓本较多，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拓本为传世最早的拓本（图三、图四、图九、图十、图十三）。

3 梁鹄的八分书成就与影响

如前所述，作为汉魏之际的书法名家，梁鹄以“善八分书”名重朝野。但从卫恒《四体书势》、郭颁《魏晋世语》等的记载看，梁鹄在篆书、鸟书、隶书等领域都有较高的造诣，堪称汉魏之际的书坛巨擘。

从现存文献记载看，最早对梁鹄的书法成就与影响进行全面评价的当属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载：“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梁鹄师从师宜官，但曹操“以为胜宜官”，所以“悬著帐中”，“钉壁玩之”［3］1064。卫恒以隶书的演变为线索，重点梳理了自王次仲“始作楷法”即创制隶书的规范写法以来汉代隶书在灵帝时期的兴盛与汉末的重要书家，其中提到的仅有师宜官、梁鹄、邯郸淳、毛弘、左子邑等人。史载“灵帝好书”，曹操也工于书法（见张华《博物志》等），两人都欣赏推崇梁鹄的书艺，由此可见梁鹄的造诣与影响确实不同寻常。卫恒还将梁鹄与邯郸淳等人比较，认为“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3］1064。揆其文意，卫恒认为邯郸淳用笔不如梁鹄“尽势”，张怀瓘《书断》也说邯郸淳“不如鹄之用笔尽势”，说明此二人虽然都享有盛誉，但梁鹄的技艺似乎更胜一筹。值得注意的是，“势”是汉魏六朝人品评书法的核心范畴之一，如崔瑗《草书势》、蔡邕《篆势》、卫恒《四体书势》等，都以“势”命题立意。康有为说：“古人论书，以势为先。中郎曰‘九势’，卫恒曰‘书势’，羲之曰‘笔势’。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兵家重形势，拳法亦重扑势，义固相同，得势便，则已操胜算。”［21］845梁鹄“用笔尽势”，说明其用笔灵活多变，不拘一格，正是卫恒《四体书势·隶势》所谓“其大径寻，细不容发，随事从宜，靡有常制”［3］1065。正因为这样，曹操才“悬著帐中”，反复研味。总之，卫恒认为梁鹄“宜为大字”“笔尽其势”，所以深得曹操赏识，是汉末隶书的杰出代表。

《四体书势》又载：“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也。”据此，则梁鹄擅长八分书。郭颁《魏晋世语》也说梁鹄“善八分书”。此后张怀瓘《书断》评价师宜官、梁鹄等人，说“八分称宜官为最”，梁鹄“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知名”［1］423；又说毛弘“服膺梁鹄，研精八分，亦成一家法”［1］453。不难看出，“善八分书”已经成为后世对这一书派的总体评价。关于“八分”的命名，历来说法颇多。或以为“字方八分”；或以为汉隶的波磔，向左右分开，“渐若八字分散”，故名八分；或以为二分似隶、八分似篆，故称八分①参见张怀瓘《书断·八分》、万经《分隶偶存》、刘熙载《艺概·书概》等。。启功先生《古代字体论稿》据牟准《魏敬侯碑阴文》有“八分书”一词，认为“八分这个名词是汉末才有的”，汉魏之际之所以出现“八分”这个诨号，与当时出现的新俗体、新隶书密切相关，“既有了新隶字，于是旧隶字必须给予异名或升格，才能有所区别，所以称之为八分。八分者，即是八成的古体或雅体，也可以说‘准古体’或‘准雅体’”。他还认为：“汉碑字体的特点，在于规矩整齐，所以称为楷法。楷是‘标准’‘整齐’，可为‘楷模’的意思，这也即是它得升为雅体的一种资格。后来楷这一形容词当作书体的专名，则是晋代以后的事。所以在汉魏之际八分与旧隶体的分别，只是称呼不同而已。”［14］33-35据此，则梁鹄等人所擅长的八分体是相对于汉末新隶体而言的旧隶体，其特点是比较古雅、整齐。

张政烺先生认为，“隶书分秦隶、汉隶和八分”，“东汉中期出现庄重典雅的新体，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以新隶体立石经于太学，成为国家的标准书体，魏以后称之为八分”，“八分如《熹平石经》，形体方正，笔划匀称，波势工整”［22］。刘涛认为八分是“东汉后期出现的隶书样式”，其典型之作是《熹平石经》（图十二），曹魏时期的碑刻隶书如《上尊号奏》（封面图）、《受禅表》（图七）、《孔羡碑》、《三字石经》等，都是标准的八分体；并且认为宋元人称述的“妙在不匾（扁），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劲古拙，斩钉截铁”等汉隶特征［23］，与《熹平石经》上的八分隶书最为相合［24］。当然，由于八分书过于追求工稳整饬，所以难免失去汉隶的古朴气质而千篇一律，最终因为程式化、楷范化而渐趋僵化，在魏晋时期主要作为“铭石之书”，而不再是实用性书体［25］。正因为这样，清人对《孔羡碑》评价不高，孙承泽以为其“矫厉方板”［26］，傅山则认为：“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傍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今所行圣林梁鹄碑（即《孔羡碑》），如墼模中物，绝无风味。”［27］

虽然梁鹄的墨迹后世流传甚少，但其在汉魏之际产生重大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卫恒《四体书势》所说“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即可为证。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说：“卫恒《书势》言‘隶书者篆之捷’，即继之曰：‘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楷法实即八分，而初未明言。直至叙梁鹄弟子毛弘，始云：‘今八分皆弘法。’可知前此虽有分书，终嫌字少，非出于假借，则易穷于用，至弘乃益之，使成大备耳。”［28］刘熙载对卫恒《四体书势》的解读，进一步厘清了八分体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不难看出，“八分”之名确实始自汉末，梁鹄及其弟子毛弘就是八分体的代表书家和教授传播者。从卫恒《四体书势》、郭颁《魏晋世语》的相关载述来看，“八分”之名的提出与毛弘有很大的关系，应该是毛弘或时人总结王次仲、师宜官、梁鹄、毛弘等人数代传承的汉隶书写方法而提出的新命名，张怀瓘《书断》则明言毛弘“研精八分，亦成一家法”，“善八分书”因此成为后世对这一书派的定性评价。

魏晋以后，虽然八分书已经不再是实用性书体，但梁鹄的书法仍然受到很多人的推崇。庾肩吾《书品》列梁鹄、索靖等九人为“上之下”，并云：“孟皇功尽笔力，字入帐中。”［1］87李嗣真《书品后》列梁鹄、索靖等七人为 “上中品”，并云：“梁氏石书，雅劲于韦（诞）、蔡（邕）。”［1］150张怀瓘《书断》所列擅长八分书的诸名家中，梁鹄、索靖等九人为“妙品”［1］396-397。又据文献记载，后世不少著名书法家如王羲之、蔡希综、赵孟頫、文征明等，都或多或少受到梁鹄书风的影响。总之，作为汉魏之际的书法名家，梁鹄的作品不仅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也是后世书法家研习取法的经典范本。

综上所述，汉末特殊的时代，成就了梁鹄多彩的人生。作为河陇士人的优秀代表，梁鹄的经历与成就，与汉末政局的动荡、学术的转型息息相关。汉末学术由重经学向重文艺的转变，使擅长书艺的梁鹄迎来了人生的特殊机遇。汉末动乱虽然使梁鹄的一生跌宕起伏，但入选鸿都门学、避乱荆州、归附曹魏等经历，使他先后融入了汉魏易代之际三个新的学术中心，能够与师宜官、蔡邕、邯郸淳、钟繇、卫觊等书法名家交流切磋，书法技艺因此更加精湛成熟。其八分书“笔尽其势”，“雅劲于韦（诞）、蔡（邕）”，代表了汉末魏初八分书的最高水平。“八分”体的单独命名，也与师宜官、梁鹄一派的成就和影响密切相关。今存魏初《孔羡碑》，宋代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是梁鹄的碑刻遗珍。其人其作，不仅可与敦煌张芝、张昶等人比肩抗衡，而且也和《西狭颂》（图十）、《河峪颂》（图一）等陇右摩崖石刻相互辉映，共同彰显了东汉后期河陇地区书法艺术的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