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少华

中国早期文本在发展、流变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随着文本的递代变化,文人地位也会相应发生各种变化。这种现象,一方面体现了文本流动过程中的书写变化,另一方面体现了文人在不同时代文本中“被建构”的过程,体现了“文本内容”与“文人形象”的流动性。这是一个有趣但无法改变的历史过程,值得我们深入讨论。兹以西汉赋家地位的变化为例,尝试讨论这个话题。

班固《两都赋序》曾称:“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萧统 21)此论西汉武帝、宣帝时期著名赋家十一家,其中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王褒四家,曾被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列入西汉赋八家之中:“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134)此共列汉赋八家:陆贾、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枚皋、东方朔。符合“汉初”者,除其所言陆贾、贾谊、司马相如,还有枚乘、枚皋、东方朔,凡六家。如果以汉赋产生的汉武帝时期为限,讨论汉初赋家,需要排除王褒、扬雄两家。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句中,又列西汉赋五家,分别为枚乘、司马相如、贾谊、王褒、扬雄:“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135)后世赋史,对司马相如、贾谊的赋学地位,向来较为肯定,前者在其创造汉大赋之功,后者在其“吊屈”之文学意义。对枚乘的肯定,似主要在其《七发》对汉赋的开启意义。如此看来,枚乘、司马相如、贾谊、王褒、扬雄对汉赋的贡献,自不言而喻。

然《史记》《汉书》对枚皋、东方朔的赋作与地位,其实未见有明确的肯定性记录。即使从较晚的《汉书》中,我们也很难看到班固对枚皋、东方朔赋学方面突出贡献的记载。那么,为何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二人竟然获得了与枚乘、贾谊、司马相如相同的赋学地位?刘勰的这种认识,是否符合汉初事实?如果不符合,这种认识是如何产生的?另外,陆贾虽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地位,但其赋作不传,《汉书·艺文志》已经将其列为某类赋之首,依据何在?陆贾的赋学地位,是如何获得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笔者的初步设想是:首先将《史记》与《汉书》对比,分析比较枚皋、东方朔、陆贾在赋学上的成绩,并结合东汉以后相关文献,考察三人成为汉初赋六家、西汉赋八家之原因。

一、 《史记》《汉书》所见汉初赋家地位的真实叙述

为了研究方便,兹将《史记》《汉书》所载陆贾、枚乘、枚皋、贾谊、司马相如、东方朔的赋作情况简要胪列如下。

陆贾:《史记·陆贾列传》未载其赋作事;“太史公曰”中称“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司马迁 3277),《汉书》所记多同《史记》,皆未提及其赋作与赋才。《汉书·艺文志》曰:“陆贾赋三篇。”(班固 1748)将陆贾赋列于此类赋首。由于班固《汉书·艺文志》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存在传承关系,故很可能在刘向、刘歆时代,已经初步肯定了陆贾的赋家身份,但未必已经将陆贾视作西汉赋家的重要代表之一。

贾谊、司马相如:《史记》《汉书》皆录其赋,《汉书·艺文志》曰:“贾谊赋七篇。”(班固 1747)在屈原赋之属。司马相如,《史记》《汉书》皆有记载,《汉书·艺文志》曰:“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1747)在屈原赋之属。这说明,贾谊、司马相如的赋家定位,在司马迁《史记》中已经被确立起来。《汉书·艺文志》与《文心雕龙》的认识,是接受了司马迁的观点。

枚乘、枚皋:《汉书》将二人合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有武帝“以蒲轮迎枚生”之说(司马迁 3588),在“班固称曰”下,材料较晚;《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有“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3637),是《史记》已将枚乘视作善辞赋者之一。《汉书·枚乘传》称“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班固 2365),是已将枚乘辞赋成就列于“梁客”包括邹阳、庄忌之上。这是枚乘辞赋地位被抬高的标志性记载。因为司马相如曾“客游梁”,并曾学赋于众梁客,则在“梁客”中辞赋水平“尤高”的枚乘,自然应当排列在司马相如之上。这说明,班固《汉书》已将枚乘的辞赋水平与司马相如等同,亦当与贾谊并列。

《史记》不记枚皋。《汉书·枚乘传》称“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诸如此类,说明班固《汉书》认可枚皋之赋才,但又说他“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比东方朔、郭舍人等”(班固 2365—2366),是认为其“赋识”或“赋德”不如司马相如等人,甚至不如其父枚乘,至多与东方朔等人相类。《汉书》记枚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是枚皋自认“为赋不如相如”;然《汉书》又记“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卫皇后立,皋奏赋以戒终。皋为赋善于朔也”(2366—2367),是班固时代已经将枚皋、东方朔视作赋家,且以为枚皋赋才在东方朔之上。班固《两都赋序》所言“言语侍从之臣”中,将枚皋、东方朔与司马相如、王褒并列,是说枚皋、东方朔与司马相如、王褒、刘向等人一样,皆曾向皇帝“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萧统 22),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将他们列为西汉赋八家,尚有不同。

由此分析,东汉班固时代,并未将枚皋、东方朔之赋列为与贾谊、司马相如、枚乘等人同等地位。即使枚皋、东方朔二人之间,尚有优劣之分,说明二人赋学地位并未等同。《史记》不录枚乘、枚皋赋,《汉书·艺文志》则录二人之赋:“枚乘赋九篇”(班固 1747),在屈原赋之属;“枚皋赋百二十篇”(1748),在陆贾赋之属。如果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中既有此类著录,则与西汉其他赋家相比,枚皋赋的数量在西汉赋家中是非常惊人的,且也与《西京杂记》所称枚皋“文章敏疾”是一致的。然班固《汉书·枚乘传》记枚皋,依然对他的赋评价不甚高,说明东汉时期,枚皋、东方朔之流,并未进入一流赋家行列,不可能与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等同。

东方朔:《史记·滑稽列传》称他“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司马迁 3893),又记其论难、博物事,并未记其赋事。《汉书》单列《东方朔传》,记其自道“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班固 2841),又记其以“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答武帝所问“公孙丞相、儿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2863),此皆东方朔自赞之辞。《汉书》又录其今所传《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并称“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又称“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2873)。据《汉书·枚皋传》,“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则东方朔与枚皋当有同题赋作,《屏风》《殿上柏柱》未知为何文体;《平乐观赋猎》疑为赋作。①但即使加上今视作赋体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②《史记》《汉书》记载的东方朔赋作,也不过寥寥四篇。班固《两都赋序》认可东方朔具有作赋才能,但并未明确评价其赋学地位。《汉书·艺文志》不录东方朔赋作,《汉书·艺文志》杂家有“东方朔二十篇”(1741),则西汉刘向至班固时代,多重视其杂文。班固“赞曰”引扬雄语称东方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这是扬雄《法言》之辞,颜师古注:“言辞义浅薄,不足称也。”(2873)由此分析,西汉扬雄时代,对东方朔持一种贬斥的态度;东汉班固时代,虽然认可东方朔的赋家身份,但认为其赋作尚不如枚皋,更无法与一流赋家如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同。东方朔之所以能成为西汉赋八家之一,当是东汉班固《汉书》之后、刘勰《文心雕龙》之前发生的事情。

二、 赋家地位变化及陆贾、枚皋、东方朔进入汉初赋六家之分析

汉初赋六家,陆贾属高祖时,贾谊属文帝时,其余四家枚乘、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为武帝时。《史记》明确记赋家,只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汉书》增加枚皋、东方朔,然并未将二人赋学地位等同于贾谊、枚乘、司马相如。陆贾的赋学地位,在《史记》《汉书》中也并未有明确定论。这就是说,刘勰《文心雕龙》提及的汉初赋六家中,陆贾、枚皋、东方朔并非汉初当时人的认定,而是后来形成的学术认识。③这种变化,应该是班固《汉书》之后的事情。笔者怀疑,这种认识很可能始于《汉武帝内传》《西京杂记》之类的文献记载。

《西京杂记》记司马相如、扬雄颇多,与赋有关者,如司马相如“百日成赋”“长卿赋有天才”“作《大人赋》”(葛洪 65、112、114),以及扬雄“读千赋乃能作赋”(68),④皆说明二人赋学的权威地位在《西京杂记》中已经被完全确立起来。

在《西京杂记》中,枚皋的文章才能已几与司马相如相埒:“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扬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葛洪 120)此处虽称“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然又称“皆尽一时之誉”,引扬雄语“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是亦已认同枚皋的文章才能。虽然这里所说的是“飞书驰檄”“高文典册”,并非专指辞赋,然亦可证此时枚皋文名已与司马相如等同。这种认识,会进一步影响到上文枚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之类的话语传播,造成后世读者的误读,甚至会将枚皋赋学地位提升到与司马相如等同的地位。由此笔者怀疑,枚皋赋学地位的提高,当是《西京杂记》产生前后的事情。

陆贾与东方朔赋家身份的确立与赋学地位的提高,由于材料有限,不太容易考证。但扬雄《法言·渊骞》称“言辞娄敬、陆贾”(汪荣宝 450),一方面,这里对陆贾是一种赞扬的态度,另一方面,陆贾这种与汉赋文辞有关的雄辩之才,或许是使其赋家身份得以确认的关键。如果确实如此,那至少在西汉末年刘向、刘歆、扬雄时代,已经初步认可了陆贾的赋家身份,且其赋学地位有所提升。这应该是后来《汉书·艺文志》将陆贾列为一类赋首的主要原因。王充《论衡》有大量对陆贾的记载,大多与其辞赋成就无关,但对提升陆贾在各方面的地位,无疑具有重要作用。诸如此类的记载,都会从侧面提高陆贾在辞赋领域的影响力。《西京杂记》曾记樊哙问陆贾“瑞应”事,此虽与辞赋无关,但这在《史记》《汉书》中不见记载的此类与谶纬、符命有关的材料,却证明此时人们已将陆贾这个曾向汉高祖说《诗》《书》之人“谶纬化”了。这是陆贾人物形象在后世文本流动中不断变异的根本原因。由此推断,陆贾在汉初高祖时不可能以赋家身份示人,毕竟辞赋家的大量涌现是汉景帝时期的事情。所以,陆贾在《文心雕龙》中进入汉初辞赋六家之列,一定是后世文本流动的结果,并非汉初辞赋发展的事实。这个变化,主要发生在西汉末年刘向、刘歆、扬雄时代及其以后。

《汉书》记东方朔,多称其“能辩”。桓宽《盐铁论·褒贤》亦称“东方朔自称辩略,消坚释石,当世无双”“东方先生说听言行于武帝,而不骄溢”(桓宽 242—243),皆可证明东方朔在汉宣帝时期已经有较高的政治声誉。而东方朔“辩略”之才,与汉赋文辞有关。但东方朔在扬雄《法言》中,仍然是被贬斥的对象,如扬雄称他“应谐、不穷、正谏、秽德。应谐似优,不穷似哲,正谏似直,秽德似隐”(汪荣宝 484)。其中的“应谐似优”,即与辞赋有关。这说明东方朔在桓宽、刘向、扬雄所在的宣、元、成时代,尚无与汉赋直接相关的评价,其赋学地位并不甚高。

东方朔在赋史上地位的提高,笔者怀疑与他后来的神仙家身份有关。毕竟,神仙与长生不死,是汉赋产生之时的必然元素(孙少华,《“皇权”与“不死”——汉赋早期两大文本主题与“梁园文学”之兴起》 113—124)。而《汉武帝内传》《海内十洲记》《汉武洞冥记》《列仙传》等书大量记载的东方朔与神仙故事,客观上提升了他在东汉以后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地位。东汉王充《论衡·道虚》虽质疑他的“道人”身份(黄晖 332),应劭《风俗通义·正失》驳斥俗言称东方朔为“太白星精”(108—111),但亦可反证东汉以前,东方朔的神仙家身份已经确立起来了。按照文本流动、层累的规律,后人会将东方朔在某一领域的突出才能,“移植”到他所涉及的包括汉赋在内的所有领域。尤其是东汉以来《搜神记》《西京杂记》《神仙传》之类的书籍对东方朔神仙、博物等各类事迹的记载,大大加速了东方朔人物形象与文化影响在东汉以后社会各阶层中的传播。这对他赋家身份的确认与赋学地位的提高,无疑会产生间接的催化作用。由此推测,东方朔赋家身份的确立与赋学地位的提高,是在各类书籍对他神仙家、博物家、“辩略”家等各种身份综合塑造、多重影响下的结果。

据此而言,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不同历史时期的著述如《盐铁论》《法言》《论衡》《风俗通义》《汉武帝内传》《搜神记》《西京杂记》《神仙传》等对东方朔的大量记载,客观上会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造成对他“一流赋家身份”的历史建构,对其赋学地位会在从两汉魏晋至南朝不同时期的文化传播中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这种“文化共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方朔其他才能过于凸显,辞赋才能“被动”抬升,并被后人认可了这种“抬升”甚至还有夸大的结果。这是文本流动过程中产生的将历史人物“神圣化”“全能化”的必然现象。这一文化现象,进一步造成了刘勰之前各种著述对东方朔“一流赋家身份”的记载、认可甚至“集体确认”,其赋学地位最终作为一种“结论”“定论”,被包括刘勰《文心雕龙》在内的魏晋、齐梁时期的各种著作接受、继承下来了。可以说,刘勰《文心雕龙》对东方朔辞赋才能的记载,主要是对当时他所处时代“学术共识”“学术定论”等“当代史料”的接受与实录。

我们这样说,并非贬低刘勰的学术眼光与识见,而是承认包括刘勰在内的任何时期的文人作品,都有对同时代“学术共识”“学术定论”等“当代史料”的默认、接受与实录。⑤同理,陆贾、枚皋“一流赋家身份”的确立与赋学地位的提高,也具有类似东方朔的“历史建构”过程,以及后世文人对这种“文化共识”的“集体确认”现象。换句话说,陆贾、枚皋、东方朔的“一流赋家身份”及赋学地位,是在西汉以来长期的文学发展中自然建构出来的。刘勰不过是接受了这种“历史建构”的结论,并将其写入了《文心雕龙》中。我们在阅读刘勰《文心雕龙》对汉初赋家的论述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一个“概括性结论”,而无法从历时的记载中看到这种“概括性结论”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

综上所述,此类包括《盐铁论》《法言》《论衡》《两都赋序》《汉武帝内传》《西京杂记》《搜神记》等在内的文本流动性变异书写,大大提高了陆贾、枚皋、东方朔在汉代的赋学地位;后来赋史又补充了王褒、扬雄两家,这样就使得西汉赋形成了一个自汉高祖至成帝时代完整的发展链条,同时在司马迁《史记》确立的辞赋发展链条“屈原、宋玉、唐勒、景差—贾谊—司马相如”中,又增加了“陆贾赋”一家,更加完善了汉代辞赋发展的逻辑性。这是一种文本迁变过程中的逻辑思维完善,也是对中国古代辞赋发展进程的“完美结构”呈现。刘勰《文心雕龙》接受、继承了这种认识,为我们了解西汉赋家提供了概括性的定论,从而遮蔽了陆贾、枚皋、东方朔在汉初赋史上的真实定位。⑥这是文本流动、迁变过程中的常识性误读,同时造成了汉初赋家的“人为建构”,使得汉代辞赋发展的进程在认识上更加完善,在逻辑上更加严密。这是历代文本流动进程中的常事。

三、 汉初赋六家地位变化与“汉赋建构”之反思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汉武帝之前的赋作,如屈原、唐勒、宋玉、贾谊、陆贾、庄忌、枚乘之赋甚多,如果在严格意义上不能将这些赋作称作“汉赋”(孙少华,《“汉赋”确立与汉帝国文化政策的展开》 95—105),则《汉书·艺文志》以及后来赋史往往从武帝之前赋家开始叙述的做法,就有“建构汉赋”的主观意图。这种做法,最早即起源于司马迁的《史记》。

如果以汉武帝时期为断限,作为汉赋产生与发达的标志,后世文学史将武帝之前的赋家列入,无疑具有“夸饰”武帝时代汉赋“彬彬之盛”的目的。如《汉书·艺文志》所列司马相如之前的赋有:“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赵幽王赋一篇。庄夫子赋二十四篇。贾谊赋七篇。枚乘赋九篇。”(班固 1747)由于枚乘被武帝征召,半道而亡,则其赋作亦应归在武帝前。

杂赋不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其他三家赋,包括武帝时代在内的其前赋作情况如下:

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赵幽王赋一篇。庄夫子赋二十四篇。贾谊赋七篇。枚乘赋九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阳丘侯刘隁赋十九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蔡甲赋一篇。上所自造赋二篇。儿宽赋二篇。

陆贾赋三篇。枚皋赋百二十篇。朱建赋二篇。常侍郎庄怱奇赋十一篇。严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宗正刘辟强赋八篇。司马迁赋八篇。郎中臣婴齐赋十篇。臣说赋九篇。臣吾赋十八篇。辽东太守苏季赋一篇。

孙卿赋十篇。秦时杂赋九篇。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广川惠王越赋五篇。长沙王群臣赋三篇。魏内史赋二篇。东暆令延年赋七篇。卫士令李忠赋二篇。张偃赋二篇。贾充赋四篇。张仁赋六篇。秦充赋二篇。李步昌赋二篇。侍郎谢多赋十篇。平阳公主舍人周长孺赋二篇。雒阳锜华赋九篇。(班固 1747—1751)

如果说武帝之前的赋作有“溯源性”的建构意义,尚比较容易理解的话,则将生活在武帝时代的赋家也理解为“建构汉赋”,是否合适?

上述武帝时代赋作不少,然至《两都赋序》称其佳者,不过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八家。⑦至南朝刘勰,仅列八家:“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其中王褒、扬雄乃元成时人,故而不论,则班固、刘勰共同论武帝时赋作上乘者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三家。司马迁《史记》论赋作上乘者有贾谊、司马相如、枚乘;《汉书》又将枚乘赋学地位提高到与司马相如等同,则刘勰所言陆贾、枚皋、东方朔,显然主要是东汉以来直至南朝时代的赋学观念,并非汉初事实,体现了赋论在后世的概括性、总结性特点。

另外,刘勰所言汉初陆贾、贾谊、司马相如、枚乘、枚皋、东方朔六家赋,目前所能见者,无陆贾、枚皋赋,东方朔赋二篇(《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贾谊赋三篇(《旱云赋》《鸟赋》《吊屈原赋》),司马相如赋六篇(《美人赋》《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枚乘赋二篇(《七发》《柳赋》)。这里有一个现象比较奇怪:既然枚皋有赋一百二十篇,并且被刘勰评为西汉赋八家之一,为何后世不存其赋?为何被刘勰论为西汉赋八家之一的东方朔,《汉书·艺文志》不录其赋?⑧枚皋、东方朔其行“类倡”,刘勰何以如此重视二人,并将其赋作列入汉赋八家?这些问题,只能从后世“建构汉赋”的角度去理解。

《史记》曾明确记载司马相如与汉武帝对汉赋产生、发展的贡献;贾谊与屈原等先秦楚国辞人之关系,也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此类文本记载,其实就是一种“文本建构”,即将贾谊辞赋发展与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以来的辞赋发展联系起来,后来又将司马相如与枚乘、邹阳、庄忌这一链条类比贾谊与屈原等人,从而呈现出司马迁本人“先入为主”式的赋家建构(孙少华,《“汉赋”确立与汉帝国文化政策的展开》 95—105)。后来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扬雄《法言》、王充《论衡》,陆续提高了陆贾的政治与文化地位,这对确立陆贾的赋学地位具有重要推进作用;桓谭《新论》、班固《汉书》确立了王褒、扬雄的赋学地位;直至班固《两都赋序》《汉武帝内传》《洞冥记》《海内十洲记》《西京杂记》等,陆续确认了枚皋、东方朔的赋家身份或确立了他们的赋学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刘勰《文心雕龙》记载的汉赋八家,陆续在不同时代的文本流动性书写中被“建构”起来,最终呈现出“文本流动”与“赋家建构”的互动、平衡发展关系。由此进一步分析,诸如《文心雕龙》之类的理论总结性著作,包括此前文人对辞赋的评论之辞,大多属于一种后知后觉的概括、总结性话语,未必符合辞赋文本当时的实际情况。这就提醒我们:在研究《文心雕龙》之类的著作之时,一个必要的方向,就是将其中的某些结论与具体作品及其时代进行一一对应的解读、研究,考察《文心雕龙》得出此类结论的过程、原因、可靠性等,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文学理论的某些判断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状况。这也是研究“文本流动”与“文人建构”的必要内容。

余论:“文本流动”与“文人建构”的关系思考

“文本流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背后则直接涉及文人地位的建构问题,体现了“文本”与“文人”之间的互动、变化关系。首先,根据上文所述,我们有必要对“文本流动”的定义作一个概括。笔者认为,所谓“文本流动”,主要指的是某一文本在社会流传过程中发生文本变异,进而影响了后世读者对该文本的认识、理解与阐释。这个“文本”,不仅仅指的是单一的古书或单篇文章,还可以指作为更小文本单位存在的某一史料被不同文本的差异性记载。⑨因此,“文本流动”除了指某一文本在社会生活中的流传,还可以指更小单位的文本在诸多较大文本之间的流传。⑩本文所论陆贾等人在《史记》《汉书》中的形象差异,以及扬雄、葛洪等人著述中的差异性记载,实际上就是基于更小文本单位在诸多较大文本之间差异性“流传”的认识。

其次,结合上文所论,我们可以将“文本流动”与“文人建构”之间的特点,简要总结如下:

第一,文本流动带来的直接的变化,是对某一文本从形式到内容上产生的各种改变,这会造成文本在不同时代产生各种异文,使得某一文本中的故事和人物在不同文本中被转录、改写或重造,从而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与价值判断。以汉武帝故事为例,从《史记》《汉书》到《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汉武洞冥记》《西京杂记》,以及东汉以后形成的各种汉武故事文本,乃至后人撰作的各种演义、传记等,一方面,记载汉武帝故事的《史记》《汉书》在流传中自身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文本变异;另一方面,关于汉武帝故事的文本,在《史记》基础上又不断衍生出新的文本。汉武帝的故事和形象,也就在这种文本流动中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文本的流动,不仅仅指单一文本内容中的变化,还包括其文本衍化、故事和人物形象的变化等各个方面。

第二,文本流动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文人形象及其历史地位会在不同文本中发生改变。从某种程度上看,文本在流动过程中,文人的人物形象如品行、地位、作用、能力等会在各种文本的不断塑造中发生或提升,或降低的变化。这是文本在流动中随着历史时代、文化环境、读者需求等的变化而产生的自然变化。 这促使我们联想到一个问题:古人著书,或者最初有“六经皆史”的观念,但文本一经产生,其“教化功能”会逐渐超越“实录功能”,成为文本实现其社会价值的最重要手段。任何一种文本,在产生之后自身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会不断被改写、续写或重写,从而形成不同的“文本簇”(即在某一文本基础上产生的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具有相同或相近历史文献、人物故事,且相似度较高的文本系列)。在这个过程中,文本的“史实价值”会逐渐被忽视,“教化功能”会逐渐被提高。以诸葛亮故事为例,在《魏略》《襄阳耆旧记》《汉晋春秋》《献帝春秋》《零陵先贤传》之类的文献中,以及在《三国志》直至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诸葛亮的故事和形象是随着文本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如果将《魏略》《襄阳耆旧记》《汉晋春秋》《献帝春秋》《零陵先贤传》之类的杂史、杂传与《三国志》《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作三国人物的“三国文本簇”,那么,这个“文本簇”的“史实价值”和“教化功能”在其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最终落实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上,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七分虚、三分实”的结论。

第三,文本的流动性给文人形象及其文化地位的建构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从记载该文人最初的文本开始,到其间不同文本的改变,再到后人的再度解读与还原,文人在学术史、文学史上的形象和地位,会呈现一种“V”字形或倒“V”字形变化趋势:从具有史实性质的原始记录,到形象与地位被贬低或被抬高,再到被还原,史实、教化的作用会随之在其中发生不同的变化。三国故事中的曹操和诸葛亮,分别是这两种现象的典型。由此分析,在研究者看来,某一文本在形成、流变的过程中,在史实、教化两个向度上,其作用会经历一个“史实—教化—史实”的过程;但站在读者与社会的立场上,某一文本的“教化功能”始终是最突出的。所以说,任何一种文本,其最本质的特质并非“史实”,而是“教化”。“史实”是相对客观的、向外的;“教化”是相对主观的、向内的。按照古代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看,“史”具有“实录”性质,经、子、集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教化”。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史书的向外特征,基本上给人们保持了一种开放性的格局;而经、子、集的“向内”特征,则不断促使人们转向精神内部的思考和追索,由此产生的儒家、道家、道教、心学等,在不断推进人类精神世界探索的同时,也因为过度强调仪式、内省、规矩等,反而对人类“向外”的思考与探索形成了一定的限制。这也是文本流动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社会力量。

由此看来,本来属于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文本,其流动性在造成文本丰富化、复杂化的同时,也会对文人形象与地位产生重要影响,进而造成文本性质、文本功能的不同变化,从而形成文本的人文价值甚至社会力量。人类社会正是在这种文本流动及其带来的人类精神世界的不断变化中,波浪式向前发展的。

注释[Notes]

① 今《艺文类聚》卷六十三有东汉李尤《平乐观赋》,未知是否仿自东方朔之作。

② 二文实际上当视为杂文。

③ 当然,我们虽然在《文心雕龙》中看到了这种结论,但这种认识应是刘勰之前长期发展的结果,并非属于刘勰首创。

④ 扬雄“读千赋乃能作赋思想”,又见于桓谭《新论》所记桓谭从扬雄学赋,则两汉之际的桓谭时代,已经确认了扬雄的赋学地位。

⑤ 关于古代文人将他们所处时代已经形成的经验式“话语”“结论”“评论”“总结”等“当代史料”写入作品的问题,还可以参见孙少华《四子合传与黄老黜儒—〈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文本解读层次》中的有关论述。

⑥ 当然,这并非刘勰《文心雕龙》的责任,而是读者“阅读误区”所致,即我们在阅读理论作品的时候,往往关注理论阐述本身,而未能从文学史层面将这种理论阐述与其所涉及的具体作品对应起来去加以理解。古代文学理论认识与其所涉及的具体文学作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⑦ 《两都赋序》之辞已见上文,此不赘。

⑧ 《汉书·艺文志》杂家有“东方朔二十篇”,有人以为其中包含其赋,恐未必。

⑨ 所谓“文本”,“狭义上指的就是文学作品(选本、单部著作、单篇作品等);广义上指的是由一个或几个句子组成,具有相对完整意义和封闭结构的独立系统,最基本的单位是句、段、节等(单个汉字仅作为构成文本的基本要素之一,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文本的独立单位)”(孙少华,《文本系统与汉魏六朝文学的综合性研究》154—174)。本文采纳了这种“文本”定义,并将其应用于对“文本流动”的理解。

⑩ 例如,某一人物形象、文学现象、学术认识等,在不同文本中的差异性记载,就属于此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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