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嵇钧生

祖国74岁华诞之时，我忆起了4年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盛典的庄严时刻。阅兵式上，各军方队和装备方队充分彰显了国威，而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10万名群众游行方阵更是回顾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推进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在国庆70 周年前夕，我收到了二哥嵇建生发来的微信和照片，那时他刚刚获得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纪念章”。看着他佩戴着纪念章的照片，我想写写我们家庭与国庆庆典的情缘。

二哥早年在镇江县立初级中学上学，刚读了两年，十四岁时就因家境困难，小小年纪不得不去瓜洲一家钱庄当学徒。抗日战争胜利后，钱庄倒闭，他失业回家。他对妈妈说，他想继续上学，再也不愿去做伺候人的所谓“学徒”了。深明大义的母亲忍痛卖掉一块八分大小的薄田，把他寄养在上海舅舅家。经过努力，二哥考上了上海国立高级机械学校。他努力学习，原想早日学成就业，缓解家庭经济困难，为国家建设出力，但当时的环境已不容他安心读书，于是他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刚解放，他就参军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人民空军。作为中远程飞行员，他曾经参加开辟西藏航线、西藏平叛，参与执行尖端武器试验等任务，多次立功受奖，并分别于1952 年和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 周年和5 周年时，两度驾机飞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二哥的女婿李民原是一位中远程轰炸机的特级飞行员，他所在的飞行大队因屡立战功，被誉为神威大队。他也曾在国庆50周年阅兵时飞越天安门接受检阅。

二哥当年已是米寿之龄，看到他获得纪念章后穿着军装拍的照片，似乎又看到了他当年的勃勃英姿。照片上，他左胸中间较大的一枚是刚刚获得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其他的分别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 周年纪念章”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 周年纪念章”。右胸挂的是飞行纪念章，还有一枚“胜利荣誉功勋章”。二哥是我们五兄弟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我之所以较早产生革命意识，1955 年在中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他对我的言传身教密切相关，他永远是我的学习榜样。

我从江苏省镇江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在航空工业研究所工作，把一生献给了航空科研事业。由于工作还算努力，能较好地完成科研任务，我曾先后获北京市“五好职工”奖章，全国科学大会为国家科技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进工作者”奖状，航空部“先进职工”奖状，以及国家科技进步及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等多项奖励，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大概正是由于这些绵薄的奉献，我也有幸像我二哥一样，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我不禁回忆起我与国庆节的情缘。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刚从镇江穆源小学毕业考入镇江市第一初级中学。那时虽然我还是个少年，但由于在旧社会的苦难经历，我满怀热情地迎接了新中国的成立。我对北京充满向往，希望有一天也能到天安门参加国庆节庆典。这个愿望终于在1955年实现了，我从江苏省镇江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来到了北京。我至今还保留着我到清华报到时所发的《新生报到体检生活须知》和当时的《清华大学生活地图》。

到北京不久，10月1日到了，我终于有机会第一次参加了国庆游行。那一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周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七次阅兵和群众游行，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在实行军衔制，换了新装后的第一次阅兵，受阅队伍威武雄壮。记得那天天还没亮，我们就从学校附近的清华园火车站出发乘火车到西直门，然后步行到长安街复兴门等待游行开始。我们自然看不到阅兵，但是当我们经过天安门时，却看到飞机从我们头顶上空飞过。后来才听说，因为受天气影响，受阅飞机推迟了原定的起飞时间，才有了这般巧遇。这次游行，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行进队伍中远远地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然只能是从位置和体态上判别，面容是无法看清楚的。

那天，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晚会同样令我难忘。那时学校、工厂都流行跳集体舞，各个参加晚会的群众团体都集聚在广场指定的区域内跳舞、演出，尽情狂欢。人们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没有限制地到别的区域观看演出。不时有一些领导人深入群众之中，引起局部区域的拥堵。从第二年起，在晚会进行中，各单位的活动范围有了比较严格的限定，不能到别的区域了。

此后我还曾参加过多次国庆节游行。

我还保留了一枚1957 年“庆祝中华人名共和国成立8 周年纪念章”，那一年我在参加游行后去看望一位在建党初期即参加革命的长辈，我的大伯父嵇直。他曾长期受党中央的派遣到苏联学习和工作，并曾参加苏联卫国战争，获得多项荣誉。那天他从天安门观礼回来，便把这枚珍贵的纪念章送给了我，我一直珍藏至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 周年时，我参加相关活动并获得了一枚纪念章，也保留至今。

关于国庆节，我还要讲一讲我从一个普通游行群众，转变为一个指挥保障游行活动的直接参与者的故事。

1999年国庆节，是继1984年国庆35周年之后，举行的15年来首次大规模群众游行活动，通过“开国·创业”“改革·辉煌”“世纪·腾飞”三大主题游行方队，反映新中国成立50 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 周年以来，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方队中的彩车由各行各业、各省市地区设计制作，达90 辆之多。每辆彩车重量至少有十几吨重，最重的北京“现代化小区”彩车长达25 米，宽6 米，最高处达11米，自重近40吨。因此，保证彩车可靠、安全地运行便成了一个大问题。当时我被首都国庆游行总指挥部聘请为技术专家，参与了对彩车的技术审查工作。

这些彩车除了在政治上、艺术上有一定要求外，在结构上要设计合理，保证足够的刚度、强度，还要保证光、机、电方面的技术安全。每部彩车都配有消防设备，并有足够的抗风速能力。这些彩车都是由卡车改装的，在适当的部位开透视窗，以保证驾驶员有足够的视野。当时的技术难以保证汽车发动机百分之百无故障，彩车与游行队伍同步行进，车速很慢，行进途中万一熄火就麻烦了。于是便在每辆彩车内安排一二十人，平时在彩车内部跟着慢慢走动，万一汽车熄火，就必须齐力在内部推动彩车前进，并要保证在视野欠佳的情况下，方向和速度都要与方队同步。

彩车很重，而长安街有些地方地下空间管道设施纵横交错，道路能否承受大型彩车和重型坦克的行进，这些都需要经各相关专业的专家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论证。我作为一位光学和精密机械方面的专业人员，被首都国庆群众游行总指挥部聘请为总指挥部专家，负责相关专业的检查论证工作。

在确保万无一失的指导思想下，我们各专业的专家和领导协同一致对每辆游行彩车进行审核，细致地考虑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拟定应对预案。值得欣慰的是，整个游行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技术方面的事故，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回想当年，作为保障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游行安全顺利进行的一位技术专家，我认真负责、不辞辛劳地完成任务。我后来获得邀请，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看游行预演，并获得一张聘书和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游行彩车明信片、纪念币等纪念品。我特别珍惜国家对我的信任和由此获得的荣誉。

如今我已是耄耋老人，无甚作为，但我仍衷心期盼并相信我们的国家会愈来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