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徐兆正

讨论人：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教师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文字整理：詹雯慧、郑新馨

一、“荒原上”的精神面貌

徐兆正：各位老师、同学，今天我们来讨论索南才让的小说集《荒原上》。以“是什么”的主题而论，我先做一个事实判断，以俟引玉。《在辛哈那登》以寻找父亲为主题，《德州商店》 亦由给马看病引出父子血缘的疑问，是以这篇小说不妨同《在辛哈那登》对读：“寻找父亲”为何让索南才让如此迷恋？接下来又有《牛圈》《接下来干什么》《秃鹫》三篇：《牛圈》由打猎故事与“反盗猎故事”两部分组成，《接下来干什么》表面上看是一个巡山队的故事，但作者忽而笔锋一转，提及同伴金盖过去的生活。《秃鹫》与之相似，乍看仿佛写的仍是生活琐事，而这琐事本身即是作品的结构，它们将一个不太重要的人物“叔叔巴斯”擢升起来，令我们看到了他过去的生活。

此外颇可注意的是《我是一个牧马人》与《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前者围绕“她”与“我”展开。“她”是一匹母马，“我”是一个单身牧马人，通篇都是布宁式的细腻与哀愁，后者则从人与自然关系出现裂痕正式迈向人世的种种纠葛，它写的是“我”的女朋友来看“我”又离开“我”。总的来说，《荒原上》这个集子涉笔当下牧区的众生百态，它不像我们过去看的一些小说集，而更近于“系列小说”，诸篇之间存有颇多契合及呼应。各位不妨从此切入，试论《荒原上》呈现了一种怎样的精神面貌？

袁荣新：我想先用一句话抽象地概括一下索南才让小说的基本内容，就是 “生命的不断死亡与复苏”。在这一认知下，我认为作者元气淋漓的文字下透露着一种宿命感和生命强力，而这源于作者和他的人物在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时所生发的悲悯精神。接下来我想讨论的是这部小说集为什么具有这样的精神面貌，以及其“中国性”和“特异性”是如何产生的。

这部小说集的精神面貌是透过作者的多重关系书写表现出来的，与传统发生在城市空间里的小说不同，《荒原上》在“关系书写层面”表现出了多维度，作者不仅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聚焦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荒原上》这个同题中篇，基本事件就是草原上的村长派遣五人部队前往“荒原”去执行灭鼠行动，但是这部小说之所以显得元气淋漓，充斥着生命强力和悲悯意绪，是因为在前往冰冷的荒原的过程中，确罗、金嘎、兀斯、乌兰、南十嘉等人必须面对荒原的残酷生存条件，以及黑夜带给人的“恐惧”。“恐惧书写”在这个中篇小说里主要表现为三件事，其一，是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恐惧，就是“鼠疫”的威胁；其二，是对于不可命名的事物的恐惧，即“荒原感”；其三，是死亡对人的精神压迫。于是，故事就在这个小队对抗黑夜、疾病、残酷的自然条件中展开了。

此外，文本中的几个事件也值得我们关注，其一是“讲故事”与“写信”：“我”在黑夜里给大家讲故事，通过叙事中存在的生命感觉，帮助大家重塑被恐惧破坏的生命经络；还有“我”（就是卡尔诺）与故事中女性的恋爱关系，书信展现出二人关系的温存，但是这段恋情还是在该女性要去结婚的前提下被扭断了，剩下的只是卡尔诺冷夜的绝望；其二也与上述相关，随着进入荒原的时间越来越长，小说里的人物都开始敌视对方，并且被自己的情欲折磨。

徐兆正：索南才让赋予牧区故事以何种精神样貌以及怎样的“中国性”或“独异性”，实则隐含着一个前提。“荒原”在索南才让这里自然无妨指向故事发生的环境，但它也未尝不使人想到T.S.艾略特。《荒原上》出版于2021年，九十九年前的1922年，艾略特发表了《荒原》。在《荒原》与《荒原上》之间，不只是题目相似，我们还会看到，尽管两部书间隔着一个世纪，但精神气息的幻灭却是肖似，乃至可说万殊一辙。这种幻灭感可能是袁荣新刚才说的，每个人都有他所要承担的孤独。或者用一个诗意的说法：每个人都面临着自己的深渊。但我还是想请大家基于中国经验来谈一下，亦即在那个隐含前提之下，索南才让的小说具有怎样的“独异性”？举例来说，作者书写的孤独，是否因其处理的对象而与本国文学传统相勾连且在此基础上变异？此外，谈论一部新作，除了要看它与西方经典文学的相似（至少对于“80后”索南才让是如此）、在本国文学谱系的位置，更重要的也许还要去把握它同当下时代症候的隐秘联系，这一点之于当代文学批评尤其关键。

袁荣新：老师，我还想谈一下索南才让在《荒原上》表现出的“荒原意识”与上世纪艾略特《荒原》中的“荒原意识”有何不同。艾略特的《荒原》诞生于“一战”之后的残酷境遇，不止如此，尼采所指认的“上帝之死”也给予了欧洲那批知识分子源于“信仰之夜”的恐慌，在这种境遇下，西方文学出现了“神性回归”的倾向。艾略特作为一位基督徒诗人，是渴望通过宗教来拯救世界的。在艾略特所描绘的到处都充满死亡、陌生、弃绝的“荒原意象”中，他所采取的不仅仅是对传统价值唾弃的态度，其中也蕴含着无限的留恋与悲愤。通俗地说，艾略特是通过过去的记忆来看待现代的“荒原”的，正如艾略特在另一首诗中提到的“要有一刹那果决献身的勇气”。

而索南才让《荒原上》的“荒原感”显然受到了“荒原”意象的影响，一群人去草原上杀死老鼠，而老鼠死亡的漫漶又给人带来无边的威胁。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索南才让在描绘牧民生活时对于“动物世界”的关注，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伦理叙事，我认为“动物”在索南才让的作品里不仅仅是作为牧民生产力的工具而存在，其中还有作家对与残酷环境对抗的生命强力的关注。与艾略特基督信仰下的“荒原”相比，索南才让“荒原意识”的背后其实是作为边地少数民族的“泛神论”和原始信仰。正是这种视角，让索南才让把握住了“荒原上”的勃勃生机，也让他对城市文明展开反思。

徐兆正：说得非常好，我总结一下你的观点。在你看来，《荒原》 的线索是 “上帝之死——信仰之夜——神性回归”，要通过过去的记忆、通过宗教来拯救作为“荒原”的现代。在《荒原上》，“荒原”除了含有这层意思，“动物”的存在又令边地人民意识到得以同残酷环境对抗、与城市文明区隔的“生命强力”。如果沿着你的思路，索南才让的“荒原”便不是一个需要依凭外界因素拯救的对象，它本身即辩证地内蕴着威胁和拯救的双重可能。不过，以上你说的这些，包括你最后谈到的基督教与泛神论的对跖，可能还不属于对一种文学经验差异性因素的辨析。

王澜汐：这部小说集中的十个短篇，透露出一种关于生命本能的恐惧。这种恐惧首先体现在家庭中。家庭是人类恐惧产生的原生领域，从婴儿脱离母胎起，人类起初是按照卢梭认为的“君主制”的方式去探索生命经验，以此获得家庭的持续关注。但当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不是家庭的中心时，恐惧便开始滋生。《荒原上》这部小说集写到的牧民家庭通常都有一种原生的战斗欲望以及原始的爱恨情仇。最典型的就是《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这篇小说，写热恋中的“我”怎样和“招惹”自己的女孩一起毁灭。小说里面提到了“我”在精神没有问题之前就是一个怪人，其实“怪”就能说明战斗欲望。至于原始的爱恨情仇，《在辛哈那登》中，“我”为了给母亲报仇，把撞死母亲的牛肢解掉，以及《我是一个牧马人》中反复提及的“我恨透了马贩子”等，都体现了人类最简单的情感逻辑。

第二个方面则是凸显人在面对大自然时的恐惧。人虽然有能动性，能利用自然，但在面对大自然压倒性的力量时，人的力量根本不值一提，生命受到威胁时的恐惧已经侵入了人的心智。《山之间》一篇，海春先行一步去挖虫草，在戈壁滩碰到了无名尸体，恐惧的感觉立马直冲脑门：“站了不到三分钟，海春飞也似的逃走。他再也感觉不到累了，眨眼间就拉开了几百米的距离，但恐惧感丝亳没有减退，反而更加强烈了。”后来，队员的死压垮了他在极端环境下求生的欲望：“他像九成一样坐在房间里，看着外面的世界渐渐迷茫起来。他亳不怀疑生命正在离他而去，一点一滴地消逝着，但他不再觉得死亡是一种恐惧，他已经不在乎是生是死了，他什么也不再想，他从来都没有这么安宁过。海春闭上眼睛的时候，又一场大雨沿着干枯的河床徐徐而过。两间房子就像是两座白色的墓穴，安安静静矗立于茫茫戈壁。”

林浩：刚刚同学们说到的敌视或者生命本能的恐惧，可以说是索南才让在一个极端情况下重新试探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我的阅读体验里，牧民与自然或者牧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牢靠的。李娟的“牧场”系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这里我还想特别提一下万玛才旦的创作，尤其是《撞死了一只羊》。我看的是电影，讲的是两个都叫金巴的同名者，一个开车撞死了一只羊，决心要超度它；一个是为父寻仇的杀手，剧情就在两者身份的换位中展开。我想强调的是，牧民生活，或者说边地生活，在我们的经验里也许充满神性，人的性格也爽朗、果断、执着。但索南才让这部小说集里的草原并非是这样。在这里，我其实并没有读到所谓的“草原的信仰”，也读不到“人的执着”，好像都只是在解决一个个小小的内心执念。小说也并不聚焦情节的延展，因为情节经常被打断，作家似乎在借此寻求某种外延的意蕴。在解决每个小执念时，人物的表现通常是豁达的，这种人物刻画上的一致性，让我们大概能够感受到创作主体的性格姿态。

在我看来，这部小说集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如何自洽或与他人和解。亲情，尤其是父子之情，是索南才让高度关注的主题。如在《在辛哈那登》中，主人公承载着母亲的嘱托、对父亲的恨意以及自身对“父子”之情的需求，他因此寻找出走的父亲。等他找到时，却发现父亲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他被父亲抛弃了。主人公所有的需求瞬间落空，但索南才让笔锋一转，在“我就是你的儿子”的喃喃自语中，完成了自洽与和解。《德州商店》《秃鹫》也是聚焦父子关系的纠葛与解决。《山之间》和《接下来干什么》是指向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解。《山之间》里，在九成去世后，海春的宿命其实也是死亡。但是在面对死亡的宿命时，海春“不再觉得死亡是一种恐惧”，“他从来都没有这么安宁过”。《接下来干什么》 中的金盖也是这样，明明在非常执着地追逐盗猎者，但在他讲完故事之后，瞬间放弃了追捕。这种变化就是在叙述中达成的一种自洽。

王澜汐：林浩师兄提到了这部小说集里家庭关系有种不是那么牢靠的感觉。我们阅读小说时，比如第一篇《在辛哈那登》，“我”冷眼旁观父母之间长期的“折磨式”关系，这种冷眼旁观可能是一种因为恐惧而形成的防御机制，而这样的冷漠关系也会让读者感到恐惧。

钟依菲：我想谈一下小说集的精神面貌问题。我在小说中关注到了索南才让对人和动物、自然之间的关系书写，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或者是长期生活在边地的作家而言，他们的小说中总是不乏探讨人和自然关系的部分。我认为小说中的这些牧民对于自然不是征服，而是相辅相生，甚至自然的部分占了更大的比重。比如说《牛圈》的老金，小说中提到老金和盗猎者的狩猎是不一样的，《我是一个牧马人》 中更加突出人和动物的关系，就是我和母马塔合勒的关系，在小说的最后火焰又生下了一头小马驹，并取名为塔合勒，这在小说中形成了生命的循环。在书写人和自然的关系时，索南才让突出了边地牧民对于自然的敬畏，具有类似于信仰的倾向。

张楚悦：和艾略特等西方文学中的“荒原”意象不同，索南才让笔下的荒原是故事展开的真实场域，它是灭鼠工作展开的荒原，六个来历、性格各异的男人凑成一支临时的灭鼠工作队，时而围炉取暖，时而又争论不休，有人学会了认字，有人告别了旧爱，有人吐露了往事，有人在荒原上失落，有人在荒原上重新认识自己，“荒原”中蕴含着友情与爱情的撕扯，体现了对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思考，这种思考本身是具有“中国性”的。而且索南才让作为一个牧民，他既展现出了传统牧民的生活，表现了对自然、对万物生灵的尊重与热爱，同时他笔下的牧民又不再是传统的牧民，而是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年轻牧民，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视野也愈发开阔，比如他们热衷于购买股票和基金、网恋等等。小说呈现了他们所承载的传统文明在城市文明侵蚀下的坚守、退让、彷徨与融合。《荒原上》里的卡尔诺某种程度上是作者的投射，这与索南才让具有知识分子与牧民的双重身份有关。

严沈幽：有同学谈到牧区的伦理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整本《荒原上》所呈现的牧区民众的精神面貌是独特的，似乎不能用一种强烈规范，即明确判断哪种行为是正确或错误的。牧民们的行为，更多是受自身自然的生命原力影响。他们都是孤寂荒原上的迷茫者，却勇敢地往前走。这种孤独感背后，并不是对现代生活侵入的强烈抵触，而更多带有一种迷茫和缅怀的思绪。索南才让的文字，虽然写的是牧民的日常生活，但因其远离我们的日常，所以能够带给我们陌生化的审美效果，整体富有“怪”的特色。但是这种“怪”的背后，又蕴藏着某些普遍性的生命观念，即故事虽然写的是草原，但其实所表达的某些主题和思考具有普遍意义。比如《在辛哈那登》写的是一个儿子寻找父亲的经历，但故事的最后，“我”放过了父亲，这可能就是象征着人即使放弃曾经的精神支柱，依然可以重新凝结自我的生命力量。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山之间》。在其荒诞的结尾背后，似乎隐藏着更深刻的爱恨交织的情感与思考。像海春和九成的关系，有时近，有时远。海春刚开始愿意和九成一起去遥远的雪山采摘虫草，是想获得巨大的利益。他身上有着小老百姓的精明小心。但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他又非常有侠气，明明自己也濒死，却将九成背回了石头房中。这个故事里有一种精神力量冲击着我。

二、在“现代”与“古典”之间

徐兆正：《荒原上》 的确给我们这些经常阅读城市文学的读者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同时，于广义的“边地文学”范畴，索南才让的作品又截然不同于玛拉沁夫、万玛才旦、扎西达娃、央珍甚至是马原等人的写作，他既忠实呈现了边地生活的纷繁样态，又没有制造进入作品的困难。这种困难指的是，“新时期”以降的文学作品，但凡写到边地，作品有时就会显得怪异，甚至是刘亮程的《本巴》——尽管这本小说非常出色，但我还是要说：恰恰由于神话因素在这本书介入得太多，并且当神话不再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而变成故事的一个本体，即使会生出一定的陌生化效果，进入这样的作品语境还是困难的。反观索南才让，我们不妨想一想他是如何在“忠实”与“可读”两者之间做到了允执厥中？如此一调和，又产生了怎样的叙事效果？我还是先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以奏投砾引珠之效。

同学们在谈到索南才让时，大多选取了一个“他者”作为理解的参照系，这个“他者”就是城市。尽管看法并不统一，但你们普遍认为书写边地风景的《荒原上》和“传统发生在城市空间里的小说”不同。一种看法是，这种不同印证于两者的隔绝：《荒原上》除了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也聚焦“人与动物”“人和自然”的关系，所以其中内蕴着作家对以“人与人”关系为主体的城市文明的反思；另一种看法是，这种不同体现在两者的互渗：索南才让笔下的牧民是“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年轻牧民”，因此具有双重身份的作家在面对传统文明与城市文明融合时着意显露了边地人民“坚守、退让、彷徨”等心理。这两种说法都不错，但我在读完小说集后，首先想到的是古典叙事与现代叙事的分际问题。

古典叙事，“叙事”在此取广义，即现代社会与城市文明到来以前的文学样式。和这种文学样式相匹配的社会形态，我们姑且称之为乡土文明。因此在古典叙事与现代叙事分殊的背后，是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的根本对跖。两种文明形态与经验形态的不同在于：乡土文明的人际关系是熟悉的，城市文明的人际关系是陌生的（所以有了孤独的生存经验和不适的文学主题）；乡土文明的一切都牢靠、确定、没有疑问，城市文明则一切处于待定。面对熟悉的世界，人们自然而然会有抒情、歌咏的冲动，而面对陌生的世界，抒情的冲动又会被关系的悬而未决、情感的不适与内心的怀疑抵消，作为文学样式（即“古典叙事”）的“抒情”也因此被“散文”取代。以上这些，只是大率而言，并且我们还不能直接使用这一历时性区分做判断，否则又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指认《荒原上》是古典叙事，即相信边地文明与城市文明在索南才让笔下是隔绝的；反之，指认它是现代叙事，又必须找到足够坚实的理由去支撑，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罗列牧民们也炒股、网恋等表层细节。

让我们还是从“风景”处切入辨明。风景在古典叙事中是天然的歌咏对象，可是在现代叙事里，因为抒情被文明的禁忌所压抑且进而堕落为修辞，所以风景也就退回到边缘位置。现代叙事里的任何风景描写都有其意图。从古典叙事到现代叙事，涉及到风景，便是从“天然的风景”变成“意图的风景”，而任何“意图”的实现恐怕都有赖于“修辞”。索南才让小说集中的“风景”可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来自《我是一个牧马人》：

到了下午时分，一支笔领着塔合勒走向草地深处，和她形影不离的偶思及瓦日克也紧紧地跟着离去，只留下火焰。他垂着硕大的头颅，故作深沉地思考。……我回到小屋里，睡了一觉，当傍晚的霞光照耀着我青色的小屋，千万条彩线系住了碧绿草原，那些静止的山峦缓缓开始移动时，我再次整装待发，带着我的火焰去那深深的山谷，去看看那不变的夜晚，以及永远不会看见我的姐姐。

《我是一个牧马人》是小说集中最富古典色彩的一篇，读着这样澹澹哀愁的散文化作品，我们会想到某些俄罗斯文学作品的风格，即非常纯净、不含有任何杂质的叙事风格。在这一篇里，草原就是草原，星星就是星星，花朵就是花朵，它们一概是不变的“天然的风景”。但小说集中更为普遍的“风景”，却是以《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为代表的“意图的风景”：

我在空荡荡的房前驻足，凝视周围，将视线威严地停留在大块建筑上，如同一条毒蛇发现猎物一样盯住它们。我看到它们诡异地动了一下，仿佛在颤抖。而在山头，有三个黑点，那是秃鹰。几分钟后飞起来从我头顶的蓝天掠过，它们的阴影我感知到了。我抬起头，看着它们嚣张地振翅远去。这种观察给了我一种启示，于是我打开车库，推出摩托车。路上风吹着我的脸，我流着泪，有点冰感的痛……我肯定涨红了脸，估计眼睛也是红乌乌的。摩托车开到四十迈，我左右转动着头，好让眼睛里的泪水被风吹出去。我的风眼病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我总是眼泪汪汪的。

在这段同样恬静的风景描写之前有一个背景：“我”的女朋友来牧区看“我”，但很快我们就发生争吵，她随之与另一个男人离开。“他们一走，仿佛所有的热闹和喧嚣都离去，所有安宁的寂静全部属于我。”这一句也极为古典，但内里却是十足的现代感受，亦即被抛弃之后的绝望，并且正是这个线头引导着我们去辨认“风景”中阴影的“抖动”来自主人公内心的颤抖，驾驶摩托车急速奔驰时的迎风流泪，也绝不是什么“风眼病”，而是他在为一段恋情的终结流泪。所以有了另一个问题：既然悲痛指向的是卢晓霞的离开，为什么他不明说呢？为什么他非要兜圈子，说“我的风眼病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我总是眼泪汪汪的”呢？这恐怕就是现代人在处理情感挫折时的方式。直接的抒情不再是正当的，现代人必须找到另一种间接的修辞来完成情感的释放。在现代人眼中，安全、尊严、身份远比爱或情感的需要本身重要。

其次，还可从“记忆”入手去辨明这一带有古典叙事外壳的现代叙事。因为现代性的驰来，一个古典的世界破碎了，古典叙事也不再行之有效，所以记忆成为问题，记忆变成了小说里的人物需要在当下随时肩负的命运。刚刚从古典世界走出的牧民显然对此难以适应，在此之前他们是不会被记忆（主要是情感的破碎经验）困扰的。他们不仅同世界亲密无间，也得益于迅速遗忘的能力，可以永久地维持着一种当下的自主性。可是在《接下来干什么》或《秃鹫》等篇，这一遗忘的天赋却在退化，小说时态的频繁变换也暗示了他们分不清思绪究竟是在飘向过去还是停留于现在，爱情——这一现代世界唯一的奇迹——的挫败，开始让他们反复回味起一句话：“这些都是往事/往事不堪回首。”

最后，“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是我们辨别古典叙事与现代叙事的切口。

袁荣新：我认为索南才让是一个很有“风景意识”的作家，在他笔下，风景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其世界观中特异的生存精神形成了同构关系。这种生存经验简单地说，就是在最严酷的生存境遇中，人依旧可以通过自己的生命强力与对万事万物的悲悯情怀来实现自己的生命尊严。在索南才让的几篇短篇小说的结尾，我们基本能看到属于人的勇敢地“站出来生存”的姿态。就像《在辛哈那登》中母亲死去，被父亲遗弃的儿子最后放下阿妈和爱马的死亡，说出“我就是你儿子”，这是对人的内心创伤的一种纾解；在《牛圈》中，我和老金面对偷猎者的追杀，在逃亡中勇敢地复仇，“我们奔向远方，感受到轻快的力量”；以及《我是一个牧马人》中“我”和马之间的情谊，即使母马生命将尽，“我” 也希望马有尊严地离开。

至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描写，也拓宽了小说的叙事空间与叙事动力。在索南才让的小说中，动物和自然都是人移情的对象，他们作为人的伙伴或者敌人，与草原牧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并且在无形之中让小说具有了一种“生态主义”的精神。比如在《在辛哈那登》中对那匹叫“战士”的马的描写：“我时常想，要是战士是个人，那她一定是个皮肤黝黑，瘦不拉叽，难以管束的二流子。而且你永远别想得到一句实话，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我的家乡凯热，盛产二流子。”还有“我”杀死的那头公牛，这段描写同样充斥着情感：“这往后的一年、十年，甚至是一辈子，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生动，有那么多东西那么清晰地表达给你的眼神。我最后一次在它眼里看见了原本就属于它们这个群体的传统，之后，将永久地消失。”这都说明动物有时候比人更拥有一种生存精神和生命强力，而反观索南才让小说中人与人的敌视和斗争，与动物所表现出的生存精神相比是十分渺小的。

林浩：不管是动物，还是风景，可能都还是小说的外壳。这几篇小说聚焦的都是很小的一个内心执念，以及书写这一执念被化解的过程。比如《牛圈》，我和老金违法打猎，但是在遇到其他盗猎者的时候，我们的身份瞬间转换成了草原的保护者，与盗猎者展开了一次游击战。但游击战的结果也不是很重要，也就是说，小说的整个情节并不是那么重要，小说叙述也停留在老金中枪的那一刻，叙述被遏制了。但恰恰是这一遏制，让人物的内心感受被凸显出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内心化叙事。同时，基于内心化叙事，小说聚焦人的内心情感，而情感是人类共通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流畅地进入文本。比如《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男主人公其实是一个有变态心理的人，小说的叙述也是基于主人公的内心感受。如果换一种叙述方式，这篇小说可能会非常恐怖。可以说，正是内心化叙事的运用，让索南才让的小说完成了地方性与普世性的共存。

李佳贤：我认同林浩的说法，索南才让着力书写人内在的精神困境，这是他的小说能引发我们共鸣的重要原因。《荒原上》虽聚焦于草原游牧生活，但不会让我们产生猎奇心或隔膜感，作家的写作重心不在特殊情调的营造上，而是截取草原生活的片段，来呈现独属于牧民的情感伦理和生命哲学。具体是怎么去呈现的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按照真实生活的逻辑来展开叙事，而不是用很强的作家意志去刻意地筛除、整合，以求编制一段有头有尾、因果链条明晰的好看故事。所以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小说经常会发生叙事中心的偏移或转向，这在最大程度还原了生活的旁逸斜出和不确定。比如《德州商店》发生了两次偏移：小说一开始的核心矛盾是由“白一点”的死所引发的医患纠纷，但在跟兽医的争吵中，小说的叙事中心转向了罗布藏的身世问题。这是第一次偏移。就在罗布藏的身世问题成为矛盾的焦点，且这个矛盾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由于黄天白日这一灾难天气的出现，父亲“已经没工夫管格日勒了，甚至仿佛忘了有这回事，他开始动员全家为虚无缥缈的即将来临的灾年做准备”，由罗布藏身世问题所引发的矛盾就此被搁置下来。这是第二次偏移。小说《秃鹫》也是如此，小说前半部分的苦难和死亡书写后来偏移到了主人公那日巴音的恋爱上，小说的整体色调也由阴郁转向朴素的温暖。此外，《牛圈》《山之间》《荒原上》都有类似的处理。

这些偏移所造成的效果一方面是增加了生活的实感，凸显了人在生活和命运面前的渺小。当面临身世、父子关系、爱情等所带来的困扰时，尚来不及去细究，坚硬的生活便推着所有人往前走了；另一方面则是借助生活的旁逸斜出更好地突入人物内心，完成了对生命、尊严等形而上问题的思考。作家没有很正面或很精细地去刻画种种微妙、复杂的情感。小说里所书写的情感，总体上来说都是比较简单直接，而且是非常朴素的。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情感表现方式？我觉得与作家对草原生活的理解有关。在作家笔下，生活在荒原上的人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一个很坚硬的生存问题。《荒原上》所收录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写到死亡，或者是人的死，或者是动物的死。当死亡成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很多细微的情感和情绪就变成了一种矫饰或者矫情。索南才让的笔触不是显微镜一般细微精致的描摹，而是有一种庄严盛大的感觉，写出了生活的粗粝感和生命的坚韧与尊严。

关于人和动物的关系，《我是一个牧马人》 写得很诗意，呈现的是万物有灵的和谐状态。但在《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中，人和动物的关系则是实用主义的、残酷的。小说中的卢晓霞作为外来者，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城市现代文明。初到草原，她怀着一种浪漫、美好、诗意的想象，但当接触到真实的草原生活后，卢晓霞的态度很快发生变化，产生了恐惧，急欲逃离草原。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动物（羊）的粗暴是促成卢晓霞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小说里的“我”是病人，有头痛、头晕、耳鸣、做噩梦等症状。抛开疾病不谈，“我”在当地人眼里也是一个十足的怪人。这种“怪”主要因为“我”偷偷进城，比较多地接触到现代文明，“我”的诸如画画等精神追求溢出了传统牧民的认知范畴。“我”认为牲口只是食物和金钱，这跟兆正老师刚刚谈到的那种古典式的人与动物之间如朋友如家人的关系是很不同的。小说里多次写到血腥残暴的屠宰场面，人与动物之间变成一种很恐怖的关系。这种恐怖里也流露出面对以卢晓霞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失控、无力和焦虑感。所以，虽然这个小说写的好像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我觉得它是这部小说集中读来最可怕的一篇。

徐兆正：没错，《我是一个牧马人》仅仅是例外之作，《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才是整部《荒原上》风格的集大成者，索南才让的天赋主要也体现在后者那种现代叙事中。他不仅敏锐地觉知现代性对于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的“进犯”，同时也能准确地呈现伴随这一“进犯”而生成的新经验，它们时而和缓时而激烈。《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这一篇出现了一个汉族女性的名字，她来看望主人公时是否怀着对草原生活的好奇姑置不论，但两种生活形态立刻发生了碰撞。至于收束全篇的恐怖描写，不知你们是否读过巴别尔的《我的第一只鹅》或奥威尔的《射象》，它们一则虚构一则纪实，却有着同一核心情节：凭借刻意而不情愿的暴力，主人公融入了某个集体。《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里的杀羊与之既相似又相反。相似的地方毋庸赘言，相反的是“我”在此对动物施以暴力，却并非为了融入与卢晓霞和申登的关系，而是要与他们决裂。奥威尔与巴别尔笔下的第一人称主人公在对动物施暴后都有懊悔的感受，他们要么是“再也呆不下去，于是转身离开”，要么是“心里十分痛苦。月亮像个廉价的耳环，挂在院场的上空……我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反观索南才让的第一人称主人公，却是：“这让我高兴起来，我没有变。今天早上，我真怕自己变了。”“今天早上”，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主人公风中流泪的情节。直到这里，我们才恍然大悟他请朋友来围观自己杀羊，也就是在请朋友见证他仍是他，他不需要间接修辞就可做他自己。只是这里还是有一个替代物：当他杀羊时，他也是在暴烈地处决掉自己曾经有过的浪漫幻想。

严沈幽：这部小说集中的某些现代叙事方式能给我带来新奇的感受，同时又不会让人难以进入作品的语境。时序上的跳跃、变动，不仅让故事曲折有变化，还增添了某些荒诞色彩。但正如老师刚刚说到的，故事情节的发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矛盾重心的转移、混杂，它能够给人强烈的精神冲击，并且传达出更深的对某些人生意义的思考。比如《在辛哈那登》这篇作品运用的延宕手法，它延长了“我”去寻找父亲的道路。在这个延长了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精神力量的枯萎与重建。在寻父之路上，“我”的马“战士”意外死去，这件事对“我”影响深刻。“我”忽然意识到，没有父亲好像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还有《接下来干什么》，小说主体是写主人公“我”与金盖去巡山，中途却插叙了金盖的腿是如何受伤的，以及他如何从一个败家子重启人生，进入巡山队的情节。从整体来看，作家并没有设定清晰的时间刻度，整个故事的时间是模糊的，所以我们很自然地进入到文本中。其次，这样的插叙，又使得故事带有一种寻找人生意义的况味。“我”在故事的最后茫然地问着，接下来该如何做，其实暗示着茫然的生存状态。第二，在许多写草原牧民的小说中，譬如《黑骏马》等，常常会出现现代文明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古典文明的对立，带有泛神论色彩的文明与现代理性文明的冲突等。但在 《荒原上》中，似乎只存在一个声音，作家刻意地摒弃了第二种声音，而只是完整、直接地把故事展现在读者眼前。这样的写作方式，我认为表达了作者的一种态度，即直接、自然地展现草原的生存状态。

刘杨：我们要注意一下徐老师说的问题，就是边地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我们当下整体性困境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要关注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作家的文化观念。作家通过写边地，实现了一种文化上的相互参证，这种相互参证其实为我们理解今天的生活，或者说主流文化下的精神生活，提供了一个文化标尺或者说是文化坐标系。有了这样一种文化的参照之后，小说其实可以启发我们从新的角度来理解生命，理解文化，理解自然。

徐千千：结合徐老师先前提及的现代性对边地的影响，我认为现代性给边地带来的最明显的症候就是自然退化、生态失衡。在中篇小说《荒原上》里，沼泽退化成荒野，老鼠成灾，鼠疫发生，人与自然之间原初的和谐关系难以维系。在灭鼠回营的路上，兀斯语气沉重地问卡尔诺：“你相信这里曾经是一片可怕的沼泽地吗？”男孩卡尔诺看着眼前面目全非的荒野，深表疑惑。因为在眼前的这片荒原上，“老鼠踩出来的道路四通八达，犹如一张密集的渔网”。此处，作家索南才让对于卡尔诺的心理描摹非常细腻，卡尔诺先是“心悸不已”，但“马上又抱起希望”。“心悸不已”是惊心于荒原上鼠类猖獗，而后“抱起希望”是因为灭鼠队队员正在全力铲除鼠患，在努力弥合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卡尔诺意识到如果不这样做，满心满肺的担忧会将其淹没，他“害怕重新认识这片草原，一个个眼前的不一样的、更加悲惨绝望的草原”。小说中写到鼠疫肆意来袭，刚开始，鼠疫隐约于局部蔓延的时候，卡尔诺每次写信都会在结尾询问银措对于鼠疫的认识，大家对此不太重视也缺乏了解。而在小说第六章鼠疫最严重的时候，草原上防疫保卫、消毒、隔离，“一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危机在等待着我们”，“恐惧太真实了，一刻不停地证明它的存在”……

在灾难之下，究竟什么才能给人们带来光亮和救赎？我以为索南才让想到的是文学和诗歌，这也是在全人类范围之中都有共鸣的精神支柱。卡尔诺喜欢读《平凡的世界》与《白鹿原》，时常讲故事给灭鼠队队员听；爽朗、古灵精怪的女孩银措也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男孩金嘎随着卡尔诺识字读书念诗，他最自信最豪迈的就是念诗的时候，虽然他自己不会写诗，但是他会让诗歌用灵魂的声音颂唱于天地间。用灵魂写诗读诗，有一股在天地之间震荡回旋的奇力与气势。当然，我们或许可以在故事里找寻到作家索南才让自己的影子。

王海晗：刚才徐千千讲到文学是沟通人类心灵的一种媒介，我认同这一观点。小说中其实也出现了很多有关文学本身的描写。包括像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主人公也没有忘记对诗歌的关注，然后文中也提到很多小说比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都是能够在危难时刻带来情感慰藉与让人获得某种精神超越性的源泉。那么我想这个作品里面频繁出现的文学应该是代表了知识教育的维度，这些知识在小说当中可能也是想要表达出现代性进入边地的一种方式。

李佳贤：我在看索南才让小说，特别是看《德州商店》时，感觉小说在呈现一种生命观，或者是一种面对苦难和无常命运的态度。《在辛哈那登》，小说中主人公的亲人一个一个从他身边离开，面对这些苦难，他最终选择接受。也是在这样的接受中，主人公完成了自我成长，完成了与父亲的血缘和精神关系的确认。小说中人物普遍的选择是不断地放下执念，顺从命运，或者顺从自然的节律，然后去面对、接受生活，继续往前走。

刘杨：佳贤老师的作品分析基本上是对的，但是作家提供经验的新质究竟体现在哪里？至少借助边地的生活经验疗愈生命，唤醒豁达的生命认知等，可能并不是作家独特的地方。类似这样的写作还是蛮多的。索南才让在写这一系列作品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徐老师刚才一直在分析的中国性的问题。今天，当我们的生活经验已经分化乃至分裂的时候，我们的主流文学所昭示的现代生活的经验和《荒原上》所提供的异质经验之间的碰撞，是小说集的核心价值所在。作家为什么要去写大量的自然物，而不是单纯写人？这是边地小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么他写这种人和物的关系，当然这个“物”有动物，还有自然风物，怎么来呈现这种关系？小说中的伦理意识和其他作品处理人与物，乃至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会不一样？比如马死了，给人物带来什么样的精神冲击？然后主人公经过寻找，看到了父亲的新太太，他自己内心的波澜变化，需要往深处分析。我们能看到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处理方式，意味着新的经验和伦理意识，在更大的环境或者说生态系统里，实现人的成长。

三、共通的情感与共同的疑难

徐兆正：我看这部小说集时，发现了不少殊异的主题，它们在各篇都有交错呼应之处。如《我是一个牧马人》中提到“我”和马贩子下赌注，如果塔合勒确如“我”所言有着传奇的一生，那么他们就要付比说好的价格多一倍的钱。令人意外的是，马贩子在查明之后，果然付给了我两千四百块。此处显示的即是边地人民的诚与真。我们会将诚信称作美德，但诚信之于他们，却是性命攸关的东西，是生活里必须遵守的准则。血缘关系不那么重要，以及诚信比一切都重要，是我在此书发现的较为特殊的边地经验。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不一定是在这次读书会上——索南才让在探索共通的人性疑难方面有着怎样的突破？

当代文学的价值不唯奇观性的写作或文学性的陌生一端，它也需要一种共通性和可交流性。所谓共通性与可交流性，它们指向的是作品在认识层面的贡献，只是这种价值又依赖于严肃意义上的共情。认识千差万别，不同地域的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参差的经验，只有情感跨越了以上因素，才是人们实现交流的基础。因此，当我们思考这部小说集在探索共通的人性疑难方面有着怎样的突破时，不妨就先想一想在阅读过程中有哪些打动我们的地方。

刘杨：索南才让虽然写的是异质性的经验，但最后一定是指向某些大家能够沟通的话题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从边地书写抵达了我们时代的中心症候。这不是从主流话语中直接透视的，而是经过了边地空间完成了审美重构。那么它是怎么完成的，是怎么抵达我们所关注的共通性话语的？

郝龙敏：《荒原上》 这部小说集在探索共通的人性疑难方面的突破，更多的或许是在情感上的突破。在创作边地题材的小说时，许多作家会侧重写独特的信仰，体现出纯粹，有时候这种情感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但是索南才让并没有用很多的笔墨来描写宗教信仰，即使有也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小说《荒原上》对于生命的敬畏，老鼠纵然可恶，但是当它们即将死去，也就不应该玩弄、亵渎它们。不同的宗教或许无法共通，但是这种情感却是共通的。

钟依菲：我想谈一个小的方面。索南才让在这部小说集里，除了表现“草原生我养我”的感恩、归属的情感，还包含着逃离草原的一种冲动。比如说《荒原上》的金刚和《原原本本》中的柏子和查木。《原原本本》讲的其实就是一个逃亡的故事，就是远离草原、远离家庭，也是在逃离这里的亲情和爱情的纠葛，它在这部小说集中是处于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的。索南才让作为青海作家，他把一种逃离家庭的模式扩大到了逃离草原的形式。逃离的心理表现出了边地的另一种景象，广袤的草原并不像乌托邦一样美好，它也可能存在污秽和令人恐惧的东西，有着复杂的人情关系。虽然索南才让将这一心理表现放在了边地的背景中，小说人物的逃离所要割舍的也与其他地方的人们有所不同，但作者细腻刻画心理的现代小说笔法，则使得这种逃离与回归交织的心理（如柏子）能让我们这些读者感知。

詹雯慧：人性疑难方面最让我具有共通感的是极端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精神追求。索南才让在作品中书写了“失去”，而其背后隐含的是某种不明朗的精神追求。之所以呈现出这种迷惘的状态，我认为是因为草原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由不确定性带来的迷茫和恐惧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在《荒原上》中，由六个性格各异的人组成的灭鼠工作队，为了灭鼠不仅要遭受饥寒交迫的外部环境，还要面临人性的考验。就像“我”不明白为什么时间一长，六个人就不由分说地开始仇视彼此。直到金嘎死去，大家才明白在死亡面前，生存不是单打独斗的游戏，而是需要并肩作战。反过来看如今的大城市，冒险的意志和合作的精神正在逐步消退，我们情不自禁就想要逃离焦虑，并且我们很少去追问原因，更多地还是在情绪方面游走。

邓秀：作者在小说中对人性疑难方面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对“如何更好地生存”的思考。“如何更好地生存”，可以从“如何面对心灵郁结”和“如何面对死亡”两个方面拆解。这两个方面都是人性共通的。关于人心灵的纠葛，在文本中主要体现于 《在辛哈那登》中“我”对父亲的情感变化。“我”从对母亲之死的耿耿于怀（“我”认为是父亲导致了母亲的悲剧）到释然，这一变化过程呈现出来的是作者对待生命中很难放下的东西的一种态度。面对这种心理症结，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与自己和解，只有这样才能以更完整的自己去迎接未来的挑战。正如文中所说：“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结束了。”

其次，作者对“如何面对死亡”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尤其体现在《山之间》和《荒原上》。这些生活在边地的牧民，有顽强的向生的渴求。但是，他们在死亡真正来临时又会淡然地、庄严地接受。总的来说，作者在对人性问题的思考上是宏阔的、有力量的，这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生存哲学。

徐兆正：好的，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关于《荒原上》的讨论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