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莉莎

(大连外国语大学 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柏拉图:尽管这种算法既强大又神秘,但仍然是普罗米修斯之火激起的人类思维的迸发。[1](P434)

曹顺庆教授曾在他的论文中接二连三地感叹过:“20世纪近百年的文学理论研究,除了《人间词话》《谈艺录》《管锥编》等少数‘以中融西’的论著……绝大多数文学理论著作都走上了‘以西释中’、‘以西套中’乃至‘以西代中’之路……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再写出如《人间词话》《管锥编》那样‘以中融西’的杰出论著来了。”[2](P249)

其实这样的感叹自八十年代西方文论涌入国门之后就并不鲜见,其后随着这种现象的日益严重而蔚为大观。那么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或至少是缓解和减轻这种文论痼疾的思考,让我想起了著名的欧洲文学理论家艾略特提出的一个精妙比喻。(1)事实上这一自然而然无意识的不自觉联想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长期浸润在我国现代学术体制与话语模式中的论者本人对刚刚提到的问题也没能幸免,但同时也说明了对这一问题的担忧也许并没有那么简单绝对或执于一端,草率地去西就中也并不是明智而有效的做法,要更好地解决这个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也许既需要艾略特又不能太艾略特吧。

艾略特在他著名的理论性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我用一个比喻来暗示,成熟诗人的心灵与未成熟诗人的心灵所不同之处……是指哪个是更完美的工具,可以让特殊的或颇多变化的各种情感,能在其中自由组成新的结合。我用的是化学上的催化剂的比喻。当前面所说的两种气体混合在一起,加上一条铂金丝,它们就化合成硫酸。这个化合作用只有在加上铂金的时候才会发生,然而新化合物中却并不含有一点儿铂金……诗人的心灵就是一条铂金丝。它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在诗人本身的经验上起作用;但艺术家愈是完美,这个感受的人与创造的心灵在他的身上分离得愈是彻底;心灵愈能完善地消化和点化那些它作为材料的激情。”[3](P6-7)

在这里艾略特用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来比喻创造者的思维在创造活动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相比较于创造活动中的各种材料(哪怕是极难搜集到的)来说,这根珍贵的思维铂金丝也许更难获得,因为创造是一种使事物从无到有的巨大神奇能力,确实就像化学反应中从既有的两种物质化合出了第三种新的物体一样,而科学的创世纪需要的是物质催化剂,人文的创获期需要的则是“思维铂金丝”。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随时随地都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以各种形式自由地输入人们的头脑之中,但新旧化合却只有在创造者的“思维铂金丝”的助力与整合之下才能顺利完成。所以如何冶炼和锻造这根难能可贵的“思维铂金丝”才是我们今天最急迫想要了解和知晓的。而且从本质上来讲,这种归属于形而上领域的融汇化合也肯定不会是某种机械化的工艺流程或照单抓药的祖传秘方之类的物质层面的东西,它一定是,也应该是一种精神,一种内化于创造者自身中的思维能力,一支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法棒,一根点石点铁的金手指,尤其是在百年文论或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或亦步亦趋仰人鼻息的现实情况下就更是如此。而王国维确实是现代学术史上第一位让我们感觉到真正拥有那根铂金丝的人。正像有的专家说的,“海宁王静安先生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学无专师,自辟户牖,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骈散文亦无不精工。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论其方面之广博,识解之滢彻,方法之谨密,文辞之精洁,一人而兼具数美,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4](P30)一个学者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涉猎了几乎全部的学科领域,并频繁地转换跑道,且又几乎在每个领域都能取得令人耀目的成就和实绩,这种情况在中华学术史上即便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也肯定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而王国维的成功肯定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先天基因(虽然王国维对天才问题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并自许甚高地把自己和他崇拜的那些天才型大思想家如叔本华、尼采等归为一类)或后天努力。那么为什么只有静安先生在清末民初生逢乱世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才能创生出这样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学术精华?又为什么具有这样高水准的文论在白驹过隙的百年以后仍然寥若晨星?若想再生出这样的杰出创获,再造出这样的绕梁之音,其可循之章是什么?可依之法是什么?想要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考察静安先生的学术观和治学方法,因为正是这些灵魂方面的质素比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筑底,才能孕育出他头脑中的这根“思维铂金丝”。

比较既周,爰生自觉

如何审己、如何知人、如何比较既周,毋庸置疑首先都离不开学习,学习是这一场漫漫征途的起点,其道远,其境深。学术,学之术,不学则无术。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古人单单少学一本书就能让人难以启齿,更何况是在20世纪初那个风云变幻、西学东渐大历史中的静安先生与此时此刻信息大爆炸时代中的我辈学人。“学术之绝,久矣。昔孔子以老者不教、少者不学为国之不祥;闵子马以原伯鲁之不悦学,而卜原氏之亡。今举天下而不悦学几何?不胥人人为不祥之,人而胥天下而亡也。”[5](P23)百年前的静安先生就已经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不讲学习不学无术的极大危害,并且对这种危害的认识已经超出了能不能创生文论,或更新学科方法论等纯学术上的领域或范畴,而是上升到民族文化危机、民族精神危亡甚或有亡国灭种之虞的严重程度,这其实也是当今生活在娱乐至死后现代中的我们应该认真倾听的警示之音。而反过来,静安先生亦能从教育的一面对这一问题做出深刻的论述,他对真正教育的理想,在他撰写的数十则《教育小言》和以汲汲骎骎的热情从事编辑《教育世界》杂志的工作中可见一斑。在卷帙浩繁、汗牛充栋的文山字海里,教育者其实首先是作为选择者和编辑者的身份去面对受教对象的,这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责任和使命本就善莫大焉。杰出的静安先生从独学自利者变成教育施惠者,译介各外洋国家的教育学著作,发表具有独立观点的教育类文章,纠偏补弊、以笔为枪的呐喊呼号可谓既勇敢又真诚。

在众多关于先生的传记中,如果单从书名看的话,我以为《乱世学魂》[6](封面)这个称谓最能精准概括先生一生的核心精神,比其他诸如《独上高楼》[7](封面)或《世纪苦魂》[8](封面)等都更能贴切、全面地凸显王国维之形象特质。诚然,静安先生有过漫长的踽踽孤行的独学时代而且想要学有所成确实也必须耐得住寂寞甘愿坐冷板凳,但独学只是学之一剪。《礼记·学记》里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独学涵盖不了他与家人、师生、朋友如切如蹉、如琢如磨的鲜活生命。又诚然,先生的一生历经帝制、改良、革命等反反复复跌宕起伏的时代,饱尝了无尽的苦难屈辱,浸满了“长太息以掩面,哀民生之多艰”的悲剧意识,浓得化不开。但他仍能苦中作乐,亦可间或以热爱的领域给生命之慰藉,既创作出大量绝妙上品的诗词歌赋,又创生出大量的理论著作和学术学说,苦中有乐并乐此不疲。所以只有学魂的“学”字,更能统摄他五十年短暂而耀眼的一生中从未终止和孜孜以求的到底是什么。在这种精神的弥漫之下,静安先生酷嗜学习的形象充分展现于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他自题的宣武寓庐之学、学山海居之名显露出的求学壮志,到他初号人间、晚号观堂(2)辛亥革命时,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旅居东京,在那里住了四年之久。在他们的住所附近有一个古寺,名“永观堂”,是日本净土宗西山禅林寺派的总本山。在日本的四年,是王国维的一段美好时光,据说“成书之多,为一生冠”。1916年,王国维回到了上海。归国以后,王国维与罗振玉通信时,落款由以往的署名“国维”改为“永观”和“观堂”了。可见王国维的号来自这个日本的古寺:永观堂。中呈现出的欲洞察世事、了悟人生的幽玄禅意,再到他“人生过处惟存毁,知识增时只益疑”哲理词句中展示出的求知后的困惑感和反思精神等都体现了他一生确是真正地把知识作为无上的信仰来对待、追求的,而不独是幼年时家庭影响下的饱读诗书和成年后功利主义的终生之学习。先生曾对自己的学生说: “或无目的的精读,俟有心得,然后自拟题目,亦一法也。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 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9](P178)一句不悬目的的慢慢努力,道出了多少学术的真谛、厚积和辛苦。但这种辛苦不是“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的无意义循环和轮回,而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是薄发的基础,是“思维铂金丝”的渐趋成型。静安先生在文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考古学等众多领域均能取得如此辉煌耀目的成绩,或许和他的天资聪颖有关,但却也不可能仅仅归结于基因使然。先生曾指出“我国人废学之病,实源于意志之薄弱”。[5](P24)大多数人难以取得像静安先生一样真正的学术成就,不是因为缺乏他的所谓天赋异禀,而是因为缺乏先生的学术观,治学方法,虚怀若谷、兼容并蓄的视野和执着坚守的定力及学习的毅力。简言之即他的“悦学”精神和“坚忍”学风。实际上,先生本来也只是那个时代无数普通平民百姓家庭中的普通一员、沧海一粟,但他能够通过埋首潜心、庞阅博览的勤奋笃学坚守着自己的学术信念和文化理想,在吸取古今中西各方各面的精粹精华之后逐渐摸索出正确的学术观和科学而现代的治学方法,从而最终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质的学术实绩,成为清末民初风云际会中之大宗师,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供我辈学人沉吟和思考,从中获得无数的启示。如何沿着静安先生为我们开辟和探索的学术路径,跟随着他的脚步和求索精神,运用并发展他的方法来从事学术研究,以创发出具有独特面目和声音的中国文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属于我中华民族的一席之地,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要学,那么学什么、怎么学?要教,那么教什么、怎么教?身兼学人和教师二任的静安先生对这些问题都是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的。教无类,学亦无类。这既在先生遍学天下知识而后快的求学经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又能在其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的境界说中找到端倪。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先生曾指出: “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10](P680)在《国学丛刊》序中,先生也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11](P701)静安先生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动荡不安的时代之中,甲午之后技不如人的危机意识极大地激发了他渴望开眼看世界的求知欲和利用知识与智慧解决忧生忧世之民族大困扰的思想,但他又能做到不像急功近利的激进主义者那样只是试图把知识当作一种工具短视地使用而已,而是始终清醒地认识到知识的真谛来源于“真”,只有先无功利地研究清楚真知、真理,才能不被知识所诱导和迷惑,以致引发出由知识带来的各种灾难问题。是先学而后有惑还是有惑而后能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惑的产生才会需要寻找,寻找解惑的知识或者老师,提问永远比回答更重要,甚至决定了答案的方向。静安先生的困惑既有来自形而上的对可爱与可信的阙疑,又有来自形而下的人间思想和大时代的世界景象,来自人的处境——玉堂朱紫贵与饿殍满山野,朱门酒肉臭和路有冻死骨。而这是只有在现代文明逐渐兴起工具理性逐渐战胜价值理性的百年之后回首望去时,人们才会真正意识到的振聋发聩之音。在他这种学无有用无用的学术观的统领之下,静安先生的为什么要学才更能凸显出对知识的尊重和真正的学人精神。毋庸置疑,知识的应用是人类求知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最终的归宿,空谈理论是毫无裨益甚至有害的,但应用知识必先以摄取知识、厘清知识为前提,而且是不分古今中外、东方西方的各领域知识,而非先生所称陋儒们的一孔之窥见,然后还自信满满地凭借或利用此窥见去达到各帮各派的各种目的或各种私利,这样的伪知识无疑会导致灾难。这无论是在历史上,在先生生活的时代,还是在当今都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在这种清醒的意识之下,先生始终如一地坚持强调要虚心地去了解、学习能够学到的全部的知识。先生曾说:“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11](P703)身着长衫蓄留一根标志性发辫的静安先生看上去和保守落后的遗老遗少似乎别无二致,但事实上他的胸中沟壑蕴藏着浩如烟海的世界学问,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绝不陌生。“读傅杰为《集林》组来的姜亮夫文稿。姜在文章中说,二十年代他在清华读国学研究院时,有时曾在课后去王国维家,向王问学。一次他在王的书案上,见有德文本的《资本论》。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时,于一九二零年也读过《资本论》。这些被目为旧学的老先生,其实读书面极广,远非如有些人所说想象。……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进化欤’?‘退化欤’?”[12](P54)这是王元化老先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伊始就已经注意到的现代学术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深刻发问,亦是我辈学人今天仍然需要反思的地方。现代的学术分科体制自有其解析归类和细致梳理等先进的科学意义和实际贡献,但也无法否认确实存在着人为斩断其学科间的实际联系,从而造成巨大盲视等严重的裂缝问题。高扬理性容易矫枉过正地忽略了人文精神,学科日渐细密的分类有时必然是要以割裂知识间的整体有机关系为代价的,因此就更易出现类似管中窥豹这样的问题。这一点在钱锺书老先生为自己的《管锥编》命名时就能见微知著。智慧如钱老先生这样学贯中西、胸罗万卷的大师巨儒都能时刻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在浩瀚的人类知识海洋中难免会是一孔之见,更遑论后世的我们了。而且伟大的尼采也曾在他的论著中提醒过这种井底之蛙盲目自大情况的出现,所以才会有他著名的视角主义之提出,这和受尼采影响很深的静安先生的通观圆照的治学方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甚或是有直接渊源之嫌的。静安先生逝后,梁启超在为其题撰的挽联里写道:“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此乃不刊之论也。

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鲁迅先生提出的这一标准其实是极高的,退一万步说也至少是取今复古易,别立新宗难。如何能在几千年大传统的影响下不陈词滥调或邯郸学步,而是自出机杼再创新声,把古今中西汇通化合融于一炉,把时间空间凝结在一个学术生长点上迸发出如原子能般的巨大理论爆发力和影响力,是非得把创造者主体先修炼成大视野大手笔的巨擘大家,否则绝不能胜任的。而变通肯定既是别立新宗的最基础性条件,又是在前述大范围打通基础上的一种历史必然。这仅从静安先生一生学术研究重心的频繁转换就一目了然。先生转换的能力绝对有目共睹,而这种转换的一部分心理动因及影响源基础又甚或是从尼采那取今复古来的。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讲述的那个精神三变的寓言正中鹄的地描摹了一种思想的轨迹:精神从最初的骆驼,其后变成狮子,最后再变成孩子。而静安先生的为学三变(从哲学经文学到史学)和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到的三境界说似乎也可看作有着某种内在的同构性关联。

但是,“形体可变,元神无改”[13](P31)。我们的元神一直是中华文明,而这种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也不应该是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物理隔绝和精神隔离的所谓纯种精神,而应该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人间词话》的成功也正根源于此。其实《人间词话》就是静安先生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取今复古中别立出的一派新宗,被后世目为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之圭臬和信谳。这种转化是“由博返约”的,写的人掌中握无限,读的人也需有识珠的慧眼。就像傅雷所言:“《人间词话》,青年们读的懂的太少了,肚里要不是先有上百首诗,几十首词,读此书也就无用。”[14](P38)一本小书对读者都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那么完成它的作者如不是胸中蕴蓄了宇宙洪荒、大千世界又怎么可能呢?熟悉《人间词话》的现代读者其实都会产生一种质疑:真正的文论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像《人间词话》的水中着盐(3)钱锺书老先生曾在《谈艺录》中说:“老辈唯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还是像当今西语充斥的科学论文?其实,王国维也和我们一样曾有着对域外文明硬性理解和运用的学术草创期,张尔田曾云王国维早期喜好西洋哲学,“时时引用新名词作论文,强余辈谈美术,固俨然一今之新人物也……其后十年不见,而静庵之学乃一变。鼎革以还,相聚海上,无三日不晤,思想言论粹然一轨于正,从前种种绝口不复道矣”[15](P80)。毫无疑问静安先生绝不是食洋不化的空头理论家,他在经历了以西释中的《红楼梦评论》后,随着自己人生境界的高迁,其诗学文论也达到了一个中西结合、天衣无缝的地步,以深厚的内在学养和善于变通的学术个性创造出了精彩绝伦的《人间词话》和境界说。这是静安先生和中国美学的独特思想和声音,是理性和感性的并重,是古今与中西的交融,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话语模式上,与当代极端科学主义视角下的文论现状之具体情况和其八股样态程式化特点,都明显存在着极大的差异。静安先生能在百年前,把西方文哲中的理论经由自己的阅读仔细消化后,含英咀华,融会贯通,形成一部如猫眼宝石般晶莹剔透的杰作,现在的我们也应当把百年来关于王国维诗学文论的研究史和当今的研究现状联系起来,立足于现代学人的身份和立场,对如《人间词话》一样的中国古代璀璨精华进行现代性挖掘和转化。这种转化不是歪曲,不是附丽,而是寻找恰当契合点的古为今用和发扬国故,是利用比较文学所特有的跨越精神和综合视角作为基本依托来发出自己的声音,重建本民族的独特思想和话语,是在对前人的相关研究基础之上结合新时代的新情况而进行的崭新研究。静安先生通观圆照、中西化合的治学方法带给现代学术界严格分科体制下的研究者以很大的启示,他的知识结构是完整而非残缺的,因为只有完整的人才能有完整而独立的诗学和文论。“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17](P45)静安先生是在全面深刻地吸收古今中西的所有门类知识后才能做到融会贯通,最终形成自己独特而崭新的思想观点和话语体系的,在这一点上又可以引用艾略特的看法作为参照,中西思想于此处又是不谋而合了。“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你如要得到它,你必须用很大的劳力……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具有他完全的意义。……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3](P2-3)

所有的传统都需要发展,因为故步自封是没有前途的,所有的传统也都需要继承,只不过这种继承会分为取其精华总结经验和去其糟粕吸取教训两个部分。那么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论并对之进行现代性转化,一直以来就是当代中国诗学建构旅程中极其重要的任务和使命。因为如果不进行这种转型,传统文论既无法进入当代发挥它本来还存在着的巨大价值,又会使我们的学术思想和观念话语完全丧失掉民族特色,全部和平演变成西方的腔调甚至学术观、价值观。这是一件所有中华学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和接受的事情,而文化上的同化必然导致民族性的彻底丧失,其离亡国灭种亦不远矣。这并非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危言耸听,而是维护五千年传承未断之珍贵稀有的中华文化爱国者声音。如何协调古今中西的各种文化、思想、语言,既不偏废或独大一方,又能调和出营养、健康、色香味俱全的学术鸡尾酒,真的不是一件容易事,但《人间词话》确实做到了。不是所有的理论都是灰色的,我相信歌德也会同意这句话。在文学这座尖塔上,真正的文学理论并不是灰色的,它应该是金色的光,在顶端闪耀。而真正的文学批评也要求批评家能进能出,进入时需要依靠体验式聆听,走出时才能成就批判性阅读。静安先生和他的《人间词话》就是例证之一。《人间词话》的形成原因丰富而复杂,但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毫无疑问是创作者自身的主体因素,诗学文论本身就是人之建构,而且还是话语建构,说话者是人,听话者也是人,人或人的思维因素在此起到的绝对是决定性作用。

当历史进入当代以来尤其是建国后,中国文论的自身发展本来就后劲不足,这也才导致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国门洞敞时西方理论的蜂拥而至,一方面是长期的空白给了域外新思想进入的足够空间,一方面是因为人们长久的精神渴望难以从本土产生,那么只好先借助邻国外邦以解燃眉之急。诚然,学无古今中西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积极地吸取所有的域外文明影响给本土文化以滋养和借鉴是必须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容易产生矫枉过正的问题,尤其是在自身缺乏本土特色和性格文论的时刻就容易患上严重的失语症或强制阐释,一味地邯郸学步、亦步亦趋甚至于到最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应该具有说话的能力,且丧失之缘由却又并不是因为发生任何的器质性病变而只是心因性的不自信造成。那么如果想要摆脱这种状态,在世界诗学文论之林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就应该重视王国维和他那一代学人治学时求广求真的学术精神,敢于吸收亦敢于创新。王国维的集大成并不是简单的汉学渊薮之筑底和西学义谛之注入,不是简单的电脑数据般输入与技术性合成,而是红色熔炉里冶炼出的一块好钢。思维中这根铂金丝的获得在于静安先生从未主动地放弃过自身的传统和文化,哪怕是在最热衷于西学的时刻。而随着他的年纪渐长,感悟渐深,尤其是在了解西方文明的情况后再回过头来细察自己早已浸润多年的家国传统,他也确乎得到了一种新的见解,甚至是全新的感受,这也是王国维晚年的研究重心又从西洋文明回归传统文化的原因和价值所在。但这种回归不是简单退回到旧土去重走老路,而是在进化和扬弃后的螺旋形上升,是浸润现代理性精神和科技文明后对传统文化的基因修正靶向治疗,是融汇东西方完全异质的思维方法与特色后的一种重新探索和寻找。唯其如此求学治学才能有质的变化,以厚积薄发之势进入一个独创的新境界,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根神秘的“思维铂金丝”的获得首先是以重新认识自身固有的传统文化为前提的,然后还需文化外求,在获取古今中西的传统与新知之后才能产生出奇出新之神奇创造力。

结语

静安先生曾说:“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11](P702)这是对当时学术界掷地有声的批判。先生的学术观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就是学无中西,那么如果用“中本西末”或“西本中末”等带有科学主义量化色彩的逻辑论证来研究和窥测王国维,对力主通观圆照中西化合的先生来说无异于是莫大的讽刺吧。而对《人间词话》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前辈大师留给我们的众多丰厚遗产的当代研究和解读,其实也应该意识到过往和现在被现代西方科学主义视野下的学术体制规训和异化的危险,严重时甚至会扭曲了“人间”的面目,遮蔽了“词话”的真容,这些都是我们在思考诗学文论的现代性转型这一极具使命感的严肃文化命题时迫切需要重视起来的问题。《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有专家亦曾赞誉先生的“中西化合,灼灼有光”,我想应该就是来自先生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结合的灵动头脑中产生化学反应时搅动着的那根“思维铂金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