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月红

孤鸾失侣鸣何悲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邓中夏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了火烧赵家楼的行动。此时正值“生逢强盗秽国时，儿女醉心救国事”的多事之秋。他的叙事长诗《孤鸾曲》就是在此时创作的。这是一曲爱情悲歌，诗人写一对青年曾是青梅竹马，私定终身，誓不相违。当爱情果实即将成熟时，民族苦难来了。为了救国，情郎与女子分手，远赴江南。当他风尘仆仆归来与恋人相见时，因阿母的软硬兼施，恋人已嫁进了朱门。诗中泣诉着他们相爱的往事：

青梅竹马遥相忆，

豆蔻年华才十四。

十五未谙儿女情，

十六初解相思字。

生逢强盗秽国时，

儿女醉心救国事。

此时无情似有情，

两心脉脉如牵系。

忆郎身被创痍归，

软抱徐抚柔声泣。

我们摘录这首长诗中的第一节为此篇文章之序。

邓中夏与杨贤怀的包办婚姻

1926年8月12日。广州。

这一天是邓中夏的大喜之日。他住处的大门与窗户上都贴了大红“囍”字，门外的院子里，一丛丛合欢花开得正艳。这些合欢花似乎知道今天是个大喜日子，一夜之间竞开满了枝头，那单生于枝顶的粉红色花朵不停地释放出醉人的香气。夜间，邓中夏陶醉在合欢花的清香里似睡非睡。

已至中年的邓中夏终于要结婚了，朋友们替他高兴。新娘是19岁的李惠馨。

邓中夏的小屋里挤满了客人，刘少奇与何宝珍夫妇、周恩来、苏兆征、陈延年等人都来了，还来了一些工人代表。

邓中夏特意请了刘少奇与何宝珍夫妇做他们的证婚人。刘少奇与邓中夏同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工作，邓中夏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宣传部部长，刘少奇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秘书长。此时，正值省港大罢工，邓中夏与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一起领导省港大罢工。邓中夏天天忙碌，找了这天没有会议，没有演讲，没有活动的日子与李惠馨完婚。

邓中夏的脸上洋溢着少有的喜悦与轻松，刚刚理过的头发清清爽爽，一袭长衫尤显年轻儒雅。

1894年，邓中夏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邓家湾村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谱名邓隆渤，乳名隆顺，字仲澥，曾用名邓康。从事革命后，他将“仲澥”改为谐音“中夏”。父亲邓典漠是前清的举人，官至北洋政府铨叙局主事。生母欧庚翠，生有三子一女（隆泮、隆渤、隆潜、怀顺），26岁时死于一场瘟疫。生母死时，邓中夏兄弟还未成年，父亲给孩子们娶回一位继母，叫廖彩德。之后，邓中夏又有两个弟弟隆澥与隆渭。多年后的1956年，廖彩德被评为全国手工艺劳动模范，赴京参加全国群英会，受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后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军委供养，定居北京。这是后话。

1908年，在家人的逼迫下，邓中夏与杨贤怀成婚。杨氏不是别人，是邓中夏大哥邓隆泮的妻子。杨氏端庄贤淑，年长邓中夏两岁。杨家是本县沙坪的一个大户人家，杨贤怀父亲杨绍勋与邓中夏的父亲邓典谟是好友，两位父亲一女一子，一商酌就给杨贤怀与邓隆泮结下了娃娃亲。两个孩子到了结婚的年龄后，双方父母就给他们举办了婚礼。杨贤怀嫁到邓家，操持家务，孝敬公婆，小夫妻恩爱有加，一家子和和睦睦。谁知，婚后第二年，邓隆泮身患疾病，久治不愈。父亲邓典谟请来巫医，巫医说，邓隆泮身体不好的原因是与杨贤怀八字不合，要休妻另娶，身体方能恢复健康。邓典谟虽然对巫医的话深信不疑，但杨贤怀跟她的名字一样非常贤惠，媳妇没有任何过错怎么能休掉人家呢。再说，休妻必然有损两家的声誉与和睦。为了挽救大儿子的生命，邓典谟想出一个非常荒唐的办法，让杨贤怀改嫁，改嫁的对象就是邓家次子邓中夏。

杨家也无奈，嫁出门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而杨贤怀更是无力抗争，只能任凭邓家安排。

此时的邓中夏刚刚15岁，正在离家不远的樟桥小学读书。虽是小学，但他已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对这桩封建包办的荒唐婚姻十分反感，但一个尚未独立的小学生，怎么有能力反抗这桩婚姻呢！只能无奈地稀里糊涂地与嫂子成了亲。

可以想象，婚礼上，杨贤怀是多么的尴尬与苦涩，而邓中夏又何尝不是呢！也许从这一刻开始，邓中夏就有了改变这个荒唐的封建礼教的想法。

据说，新婚之夜，杨贤怀没有等到邓中夏的抚慰。婚后第三天，邓中夏以求学为由，逃离了邓家湾，离开新婚妻子去了学校。

更可悲的是，邓父替长子邓隆泮另娶了位妻子廖氏，依然没能逃得过命运的安排。一年后，近城高等小学校长邓隆泮，因“苦读致疾，患咯血症”，随父进京医病时病逝于衡阳旅次，留下了孤苦伶仃的廖氏。

成婚3年后，邓中夏考入宜章县高等小学做了插班生。在这里，他接触到一些新书报，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年的秋天，辛亥革命爆发了，三湘的革命党人推翻了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并宣告全省独立。年轻的邓中夏热血沸腾，特别关注国家大事，广泛阅读各种新书和报刊。他的父亲邓典谟看儿子如此兴奋，如此激进，看出了这个儿子是当时社会的叛逆者，说了一句经典的话：“隆渤（邓中夏）这孩子，将来恐怕不是我家的人了。”父亲看得没错，邓中夏终究献身给了革命。

1917年，邓中夏随父亲来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被北京大学国文门（即中国语言文学系）录取，寓居景山东街西老胡同一号。此时的邓中夏已不是15岁结婚时的邓中夏了，他向父亲提出休妻的想法，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

杨贤怀于1973年回忆说：“1919年，他（邓中夏）在北京大学读书，放暑假回来过一次，一共住了一个多月，曾在我的娘家养病两个星期。”邓中夏的弟媳杨友怀也记得邓中夏这次回家乡时的情景：“中夏1919年从北京回来，住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月中，他宣传五四精神，在邓家湾的祠堂里演讲，我记得他说，妇女要读书，如男子一样，男女平等。他在郴州读书，每次回来再回校时，家中让他和他哥哥坐轿子去郴州，但他硬是不坐。他哥哥坐了，他就跟著跑。”

1920年7月，邓中夏从北京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在北洋政府铨叙局任职的邓典谟托人在农商部为邓中夏找了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位，并将委任状送到邓中夏在西老胡同的宿舍。邓中夏将委任状退了回去。父亲强烈不满，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对父亲说：“我不做官，现在的社会如此腐败，当官的人对百姓敲骨吸髓，做这样的官有什么意义呢？”父亲气极了，可拿儿子也没有办法，于是托宜章籍参议院议员彭邦栋，劝邓中夏听从父亲的安排，到农商部去谋职。邓中夏对彭邦栋说：“人各有志，不可勉强。”

当时北大学生有多名公费出国留学的名额，邓中夏名列其中，但他拒绝了出国留学的机会。从此，邓典谟断绝了对邓中夏的经济资助，不再给他提供任何经费。邓中夏由此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家生涯。

邓中夏的这段婚姻，给他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他认为杨氏也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对她充满同情与怜悯。求学期间，邓中夏每次给家里去信，都会关心杨贤怀，问她的近况。邓中夏希望杨贤怀学一些技能，能够经济独立，不依附邓家而任人摆布。1921年，邓中夏在去重庆讲学途中，买了一架纺织机送给杨贤怀，并计划把杨贤怀和寡嫂廖氏一起送到长沙，学习纺织技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纺织厂未能办成而作罢。第二年，邓中夏出资，送杨贤怀去长沙务本女子学校读书。

杨贤怀于1973年回忆说：“（邓中夏）在长沙读书时，曾写信叫我到长沙独立生活、学习。于是，我到长沙见到了他，他见过我后，便离开了长沙。我在长沙生活了一年半，这一年半里半天学习，半天织布。我见到中夏时，曾对他说：‘婆婆很想你，想让你回去让她看看。但他说：‘等我到广东后再回来见她。”

邓中夏让杨贤怀去长沙读书也是良苦用心。

杨贤怀从务本女子学校毕业后，邓中夏认为，杨贤怀受过教育，掌握了一些女红手艺，能自食其力了，就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一纸休书，结束了与杨贤怀十多年的荒诞婚姻。

拿到休书的杨氏，能不能理解邓中夏的做法我们不知，但她没有反抗，没有怨言，选择留在了邓家，继续操持家务。因为与婆婆不和，杨贤怀搬到了邓家祖上留下来的一间老屋里居住。她把与邓中夏结婚时的雕花大床、邓中夏求学期间的用品都搬了过去。此后数十年，杨贤怀就守着邓中夏的这些物件，孤独地生活在邓中夏的家里，一直没有改嫁。邓中夏继母等家人被政府接到北京生活，杨氏也去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回到了湖南宜章邓中夏的老家，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1982年5月16日，90岁高龄的杨贤怀终老于邓家湾。

杨贤怀容貌秀丽，又受过一定的教育，如果能与邓中夏后来的妻子李惠馨一样，走出封建家庭，融入妇女解放的革命运动中，会不会摆脱这种命运呢？

李惠馨对这段悲惨婚姻里的邓中夏充满着同情与理解。

邓中夏与李惠馨相识相恋

年轻的新娘李惠馨是李启汉的妹妹。邓中夏与李启汉既是同乡好友，更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李启汉又名李森，小邓中夏4岁，1918年从岳云中学毕业后，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与毛泽东一道来到北京，在邓中夏的帮助下，留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旁听生。后被推荐到上海华俄通讯社工作。1920年，李启汉与陈独秀、李达等人结识，随后加入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从事工人运动，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这一年，邓中夏也参加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上海组建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邓中夏任北方部主任，领导北方工人运动，李启汉任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参与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1922年6月1日，因领导浦东纱厂和上海邮局工人罢工，李启汉被上海租界巡捕房以“煽动罢工”罪逮捕。9月，被引渡到上海护军使署，关人大牢，直到1924年10月13日才被释放。出狱时，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一起去迎接他，看见他那受了重刑的身体，他们都流下了泪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他们在一起合影，邓中夏还为李启汉写了一首诗——《我们的战士》：

一

阴森黑暗的囚狱，

冰冷沉重的镣铐，

粗沙细石的牢饭，

哦哦！我们的战士！

苦了你了！

屈指算来，

已是两年四个月了，

你的神采似乎比从前还光辉了些，

但是，你乱莲蓬的发呢？

你短鬟鬟的须呢？

呵！出狱时剃去了，

但是，解开你的衣襟，

笞笆减去了没有？

脱下你的鞋袜，

镣痕消去了没有？

呵！斑斑犹存，

我涔涔的泪流了。

二

你莫往下细问罢，

浦东之破灭，

开滦之败北，

京汉之流血，

都不过是几页的伤心史。

保定狱里的伙伴，

洛阳狱里的伙伴，

北京被里的伙伴，

天津狱里的伙伴，

都不减于你今日以前的痛苦呀！

哦哦！我们的战士！

你莫再往下细问罢。

我涔涔的泪流了。

三

你出来了，

你我的责任更重大了。

你看——猛虎一样的军阀呀！

巨蟒一样的帝国主义呀！

蛇蝎一样的资本家呀！

他们联合着，而且紧密的联合着！

长蛇般的向我们进攻了，

铁桶般的向我们重围了，

磐石般的向我们压榨了。

哦哦！我们的战士！

准备着迎战！

准备着厮杀！

李启汉出狱后不久，党组织派他去广州工作。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邓中夏与李启汉都出席了会议。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取代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邓中夏与李启汉都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他们留在广州，邓中夏任全总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李启汉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五卅惨案爆发后，邓中夏与李启汉参加领导了省港大罢工，邓中夏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李启汉任副书记。朝夕相處让他们亲如兄弟。

在领导省港大罢工期间，李启汉与薛英华结婚了。婚后不久，李启汉回到湖南江华码市，赎回两次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妹妹李惠馨，携母亲韦内雪，一家三口来到广州，住在广州贤思街近圣里的“龚寓”。“龚寓”是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办公联络地点，邓中夏、苏兆征、李启汉都住在这里。李启汉住在楼上，单身的邓中夏住在楼下，时常到李启汉家蹭饭。邓中夏与李惠馨就这样相识了。

李惠馨于1907年12月出生在湖南省江华县码市镇的李家大屋。兄弟姐妹6人，大哥李启汉，弟弟李启蒙后来都成了革命烈士。李惠馨父亲李士藩是个落第秀才，精神上受过刺激，整日郁郁寡欢，对家务事不闻不问，家里的生活费用，全靠变卖母亲嫁进李家时带来的嫁妆。

嫁妆总有卖完时，李家的生活终于到了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了。父母商量，把女儿卖给别人做童养媳，一来减轻家里生活费用，二来卖女儿的钱可以维持家用。这个消息一出，买主上门了，买主左看右看，最后看中了小女儿李惠馨。李惠馨当时只有4岁多，活泼可爱。这样，李惠馨就卖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几年后，李家父亲遭人陷害，面对困境，17岁的李启汉向母亲提出了要去郡府（衡阳）告状诉冤。母亲同意了，但一时又筹不到路费，为解一时之急，母亲只好将卖给同乡做童养媳的李惠馨，再一次卖给了第二家。拿到了钱，李启汉到衡阳府法院告了陷害父亲的人一状。经过法院核实调查，法官判决李父无罪。

时至今日，苦难的李惠馨终于被哥哥解救了出来。

李惠馨母女来了后，“龚寓”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李惠馨心灵手巧，她见邓中夏一人，不会做家务，就帮他洗衣服。邓中夏知道她从小没上过学，也抽空教她识字，带她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帮助她提高文化，增长见识。几个月的相处，李惠馨眼中的邓中夏很完美，不仅有文化，待人也和蔼可亲，完全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兄长。邓中夏眼中的李惠馨是纯朴的、善良的，也很聪明，他把她当作妹妹了。邓中夏认为李惠馨做革命工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于是，他找到李启汉和他的妈妈，建议让李惠馨从家庭中走出去，参加革命。李启汉和妈妈同意了邓中夏的想法。从此，李惠馨走出了小家庭，来到了工人中间，和工人们一起工作，上夜校，主动参加工人罢工等革命活动，还帮邓中夏送文件。与工人接触多了，从工人的口中，李惠馨更加了解邓中夏。一天，邓中夏穿着白色短袖汗衫，操着很重的湘南口音，给工人们讲时事，李惠馨挤在人群中，听得入神了。她觉得天下的事，好像都装在邓中夏的脑子里。说到穷人的苦，李惠馨痛彻心扉，讲到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剥削工人农民，她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李家姑娘對邓中夏开始有了爱慕之情。

两人相处的时间长了，邓中夏的爱好，也成了李惠馨的爱好。邓中夏爱读书，买回了很多苏联革命和历代王朝变革的书籍，工作之余夜以继日地阅读，李惠馨被邓中夏旁若无人的阅读状态迷住了，她就让邓中夏说给她听，邓中夏就用通俗的语言讲给她昕。在邓中夏的影响下，李惠馨也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来问邓中夏。

李惠馨和邓中夏相爱了。

李启汉看出来了妹妹与好友的心思，打心里高兴，他非常愿意妹妹嫁给邓中夏。于是，就给他俩牵起了红线。

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的北大学生邓中夏和两次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山里姑娘李惠馨谈婚论嫁了。在征得李启汉与母亲的同意后，他们的婚礼就定在了1926年8月12日这天。

简朴的婚礼开始了。

证婚人刘少奇几句祝福的话后，邓中夏与刘少奇、苏兆征、陈延年、周恩来等人小酌庆贺。

广州的婚礼有个习惯，新郎与新娘要穿着华丽的衣服，坐上车到大街上“兜风”。苏兆征就给他们派了一辆小汽车，让他们尽情地度过这幸福的一天。

饭后，邓中夏让司机把车子开向郊外的黄花岗。司机很疑惑，邓中夏看出了司机的疑惑，就说：“我们不去兜风了，去祭拜黄花岗的烈士。”

车子开到黄花岗的山脚，邓中夏让司机回去了。他牵着李惠馨的手来到山上，站在黄花岗上眺望着不远处的广州城。此时，广州城是革命的中心，到处飘扬着红旗，波光粼粼的珠江在阳光下，如一条发着光的缎带在夏风中飘拂。

邓中夏带着妻子来到了72烈士墓前。夫妻俩肃立在烈士墓前，邓中夏的脸色从愉悦变得严肃，他对妻子说72位烈士的事迹。邓中夏一边说着一边把妻子带到林觉民的墓前，他跟妻子说：“林先生是福建闽县人，日本庆应大学学生，起义前三天的4月24日晚，他与战友在香港滨江楼同宿，待战友人睡后，他在一块白方巾上给妻子陈意映写了一封绝笔信，我至今记得信的开头，‘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竞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邓中夏说完这一段后，又说：“他在这封信中，表达了对妻子、对祖国的深沉的爱，他把家庭幸福、夫妻恩爱、人民命运与国家前途联系在一起。记得我第一次读《与妻书》时，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他在给妻子信的同时，也给其父写了一封短信《禀父书》，这封不到40个字的信，每个字我都记得，‘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说完，邓中夏眼中闪着泪光。李惠馨随丈夫向林觉民的墓深深三鞠躬。

新婚大喜之日，邓中夏居然带着新婚妻子来到烈士墓，还大讲牺牲、诀别。在旁人看来，这是件很不吉利的事情。对此，李惠馨也不能理解。夫妻肃立在烈士墓前对视，邓中夏环抱着李惠馨的双肩，四目相视，他对妻子意味深长地说：“人民要自由，国家和民族要独立，要经过多少艰难困苦的斗争，多少革命志士为此牺牲生命，要记住，要斗争就会有牺牲，不要忘记死去的烈士们，我们要去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李惠馨似乎明白了丈夫带她来此地的目的，她依偎在邓中夏的怀里，轻声地说：“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我记住你的话了。”

这个婚礼虽然很好，但邓中夏总觉得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钱给新娘买件礼物，以致心里一直愧疚。后来，他被捕，在监狱待了3个月，被营救出狱后补发了3个月的薪水。他把这3个月的薪水交给了将要去苏联的周恩来，请他务必为李惠馨买一件礼物。周恩来怀揣着这笔钱，感觉到了中夏对妻子的深情。于是，他途经瑞士时，帮邓中夏给李惠馨买了一块坤表。这是李惠馨人生中的第一块手表，也是陪伴着她终生的—件最珍贵的爱情信物。

婚后，李惠馨随丈夫参加革命。只要是熟人，邓中夏都会带着妻子一起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与谈话。他们也常去周恩来的家，周恩来看着邓中夏幸福的样子，开玩笑说：“中夏啊，要小心呀，你已离不开小妹了。”邓中夏说：“恩来，你不是也一样嘛，你不是也离不开小超了嘛！”说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

1926年11月，李惠馨经邓中夏的两位秘书罗伯良与罗仲文的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李启汉等共产党人被杀害。邓中夏与李惠馨闻此噩耗，悲痛不已，邓中夏挥泪写下了《无产阶级英勇战士李森同志的牺牲》一文，以示悼念。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铁军》杂志社

责任编辑：魏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