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袁青青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空间格局始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化，以更好地适应时代需求。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新时代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将进一步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作为体现地区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水平的地标，大学在城市和区域发展竞争中居于战略性地位。但无论对区域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如何强调，由于多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近代以来高等教育在区域发展上的不平衡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围绕此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基于均衡发展的理想诉求，对大学机构在辽阔疆域上的分布现状进行探索，并分析了此种非均衡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改进策略；二是承认高等教育格局非均衡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将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非均衡状态视为多种机制作用下高等教育多元发展的本质体现。

上述两种研究为理解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格局的构成及问题都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但在中国语境之中，学校空间布局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要想理解今日中国高等教育之格局及其形成机制，还应以历史的眼光进行审慎的检视。总体而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高等教育资源在地理分布上的关注及其调整，奠定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因此，本文拟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梳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等院校在空间格局上的演进过程，以探究此种大规模调整背后的作用机制及其现实影响。

一、二十世纪中叶高等教育布局调整的历史脉络

长期以来，高等院校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及其意涵一直是一个相当热门的学术议题。在历史长时段的发展与演变中，中国高等院校在区域上的扩展与社会变革的其他力量交织形成了当前的样态。自民国初年开始，高校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均衡问题就已得到关注，1949 年以后，官方利用行政手段对大学布局进行了调整。1950 年代后期，高等院校在地理上的“跃进”破坏了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平衡，但总体布局所采取的这种平衡发展战略，使落后地区高等教育长期以来的贫弱状态得到了历史性改观。

（一）1949年以前高等院校的分布概况

19 世纪末，天津北洋西学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及京师大学堂等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陆续创建，开启了我国现代大学的先河。这些机构都极其自然地分布在沿海城市和通商口岸，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民国初年，政府部门及学术界开始关注幅员辽阔造成的教育不均衡问题，并就谋求全国学术、文化的平衡发展等议题提出了重要设想。如庄俞就指出：“全国宜规定若干大学区，某省与某省合为一区，某某省又与某某省合为一区，断不能于交通便利之处多设广开，而僻远省份之人致兴求学无门之叹也。”[1]8551931年9月，应国民政府之邀，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对中国教育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其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中指出当时中国高等学府“皆集中于少数地方，如北平、上海等地，而适宜于高等学府之中心区域，往往完全缺乏大学，或为数甚少……其设置既毫无计划，且甚不平均，故常有大批学生负笈远道之现象”[2]55。据当年全国高等教育统计显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103 所高校，沿海城市高校所占比例高达58%，并且西北和西南的内陆地区仅有新疆（1 所）、四川（1 所）、甘肃（1 所）设有高校。对此批评，国民政府迅速作出了回应，并于1936 年颁行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明确规定：“国立大学及国立专科学校之设立，应注重地区之需要，以维持各地区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而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3]287。然而，未待其付诸实质性的行动，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便迫使中国高等教育开启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迁徙。

从客观结果来看，大量高校在全面抗战时期向后方转移奠定了内陆地区高等教育的基础。至1947 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由1934 年的110 所增至207 所。以本科以上学校为例，1947 年130 所本科以上学校分布重心在东部地区（83 所）、西部地区（29 所），中部地区（18 所）。西南地区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腹地，随着沿海地区高校的大量内迁，这一地区在抗日战争后成为当时中国高等院校相对集中的区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空间布局。中部地区情况较为特殊，该地区所拥有的18 所院校主要集中分布在长江沿岸的湖北和湖南，地区内的河南、山西、安徽和江西四个省份的高等教育力量较为薄弱。数据的集中度显示，高校在地理上的聚集已经开始呈现“东西强，中部弱”的特点。然而，尽管战争时局造成的迁移对中国高校布局进行了一定修正，全国高校地理分布不均的状况仍在继续：华东地区在作为高校的主要聚集地，高等教育资源在全国占有绝对地位，而内蒙古、西藏、青海、宁夏等边远省份在当时还是没有一所正规高校。

（二）空间重构：1949年至1953年高校布局的演化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政府接管的正规高等院校总计205 所，其中公立学校124 所，私立学校81 所（如图1 所示）。自1949 年下半年始，全国小范围内的高等院校调整始终在平缓地推进。1952 年，在前期院系局部调整的基础上，教育部制定了全国高等学校大规模的调整方案，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进行系统的改组。经过一年的调整，全国高校由211 所减少到201 所。1953 年院系调整结束时，高等院校的总数已减少至182所。这182 所院校在地理上的调整主要以六大行政区为资源配置单位来划分高等教育资源的聚集区域和范围，与1949年相比，调整后的格局如图2所示。

图1 1949年全国高等学校省域分布图①

图2 1953年各行政区及内蒙古高等学校分布图

从区域来看，第一次院系调整对空间的重构主要表现为：首先，作为全国高等教育资源聚集指数最高的华东地区，此前集中了全国大约39%的高校，在院系调整时期由于名不符实的高校以及教会学校的大量撤销，其占比下调至30%；西南地区的高校数存在同样缩减的情况，仅四川一省就裁撤了不少办学质量不高的院校。其次，从增长的情况方面来看，华北地区的北京高校数量增加最为显著，由1949 年的15 所攀升至26 所，进一步巩固了其学术文教中心的地位。解放较早的东北地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进行了调整，通过合并“伪满”时代的教育或研究机构等方式，设立了沈阳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大学、大连大学等高等院校，东北地区的高等教育实力有所增强[4]176。最后，在广袤的内陆，1949—1950年，整个西北地区有且仅有9 所高校，经过院系调整增至13 所，高等教育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该地区高等院校的绝对数与其他地区相比仍然很少，并且宁夏、青海两省在当时还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1953 年的高校专任教师数、学生数同样反映了高等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这种不平衡。表1 数据显示，华东和华北两大行政区聚集了全国半数以上的专任教师与学生，集聚程度显著高于其他行政区。西北和西南地区无论是高校专任教师数还是学生数，资源集中度远低于其他地区。

（三）空间扩张：1954年至1960年高校布局的调适

按照官方对1952 年至1953 年院系调整结果的评估，这两次院系调整“结束了院系庞杂纷乱、设置分布不合理的状态，走上了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培养专业人才的道路”[5]60。一方面，1950 年代初期的调整以大行政区为单位建立起了科目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并按照六大区的行政中心配置建立起了北京、沈阳、上海、武汉、西安、重庆、成都等区域高等教育中心，配合了工业化建设。但另一方面，教育资源在行政中心地区的聚集造成了各省市地方之间的“中心—外围差异”，此问题与经济发展格局影响下的东西差异一起构成了中国高等院校空间分布特征及均衡性演变的基本框架。

自1950 年代中后期起，新的政策开始有计划地全面缩小沿海和内地、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总差别。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也在此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重任。1955 年7 月5 日李富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适应在全国范围内经济建设的需要，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工业学校过分地集中在沿海城市的状况，在今后的发展计划中，应该逐步地加以改变。在沿海城市中，今后一般地不应该再新建和大规模地扩建高等学校。内地的高等学校应该按照合理的部署，逐步地建设起来。”[6]同年7 月30 日，高教部发布《关于1955-1957 年高等院系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进行第二次院系调整。此次院系调整目的在于改变高等学校过于集中在少数大城市或沿海城市的状况，并将沿海地区一些高等学校的同类专业、系迁至内地组建新校，或加强内地原有学校，或将一些学校全部或部分迁往内地建设，增设新专业，扩大内地高校规模[7]21-22。1955 年至1957 年间，由江苏、浙江、山东、上海、天津、广东等沿海地区的一些高等学校调出有关专业迁往内地，在武汉、兰州、西安、成都等城市建设了测绘、石油、建筑、电讯、化工、动力等工业学院，并决定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山东大学、华东航空学院等校迁至内地[8]134。

截止1957 年第二次院系调整结束时，内地高等教育无论是高校数量还是质量都得到了实质性改观。作为当时建设重点的西北，西安的高等学校由1951 年的8 所，增至1957 年的22 所。这22所高校构筑了西北地区机、电、建筑、冶金、纺织、水利、军工等相对完整的高等工程学科体系，由此奠定了改革开放后西北高等工业教育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基础，为党中央实施开发振兴西部战略提供了重要条件[9]。同样处在西北地区的甘肃，高等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57 年，甘肃全省高校专任教师由1949 年的238人增至1 187 人，增加了4 倍。“一五”计划期间，甘肃高校在校学生平均年增长速度为25.4%，发展速度甚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8.2%。[10]701955年，为适应西南无线电工业基地对电讯工程人才的需求，上海交通大学有线电系、华南工学院电讯系和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的部分教师调集成都，于1956 年组建了全国第一所电子工业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部分专业和教师也迁往重庆，成立了重庆医学院。[11]12作为西南腹地，四川高校数量从第一次院系调整后的14所增至22所，如图3所示。

图3 1957年高校省域分布图

从整个分布来看，1955-1957 年高校布局调整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推进了内地高等教育的发展，西安、重庆、武汉、成都跻身于全国高等教育重要基地之一，青海省也建立起了第一所高等院校——青海民族学院；二是原高等教育资源富集区的发展速度受到抑制，“华东的发展速度甚至在全国的平均线以下，北京的增长率和全国基本持平，不足1 倍”[12]；三是内地与发达地区的关系不断发展，拓宽了高等教育资源地方整合的途径，内地高校数量由1951年的87所增至115 所，在校学生数占比也由1951 年的38.6%上升到44.1%，但这种整合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就算是在地域辽阔的内陆地区，资源依旧被集中在作为地区中心的少数城市，例如西北地区的西安以及兰州集中了本地区的大多数高校资源，而青海、宁夏的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发展仍然十分缓慢。

1958 年上述趋势出现了转折。由于国家对教育普及性、实用性的期望，以及扩大地方管理权力的改革使得各省市将重点转向建立自己的大学体系，地方创办的大学明显增多。许多省份都在这一时期积极创办了包括工、农、医、师范、政法、综合等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全日制高校从1957 年的229 所猛增至1960 年的1 289 所。大批省属院校在辽阔的疆域上建立起来，结果，除西藏外，宁夏也在这一时期内建立起了自己的高等学校，青海省的第一所综合大学——青海大学也在西宁市成立。

由于各个省、市、自治区的持续努力，高等院校在原有空间结构和形态上获得了进一步拓展，西部地区人均拥有的高校数量与中东部地区差距进一步缩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省内高校过于集中于省会城市的状况，教育资源从中心城市扩散至周边。然而，高等学校这一时期在规模和地域上的扩张是以牺牲办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为代价而实现的。从1958年至1960年，高校学生由65万人激增至96万人，数量上的高速扩张不仅没有与高等教育质量齐头并进，高等教育在投入与产出上并没有达到相对均衡，还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

二、二十世纪中叶高等教育格局重构的运作机制

教育资源在地理空间上的机会可得性差异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20 世纪中叶高等教育格局演变的历程分析，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在空间布局上的均衡性发展综合考虑了教育资源的获取机会、区域经济发展等因素。在这一时期，国家建设的客观规律成为高等教育格局调整的基本依据，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在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也显示了当时政策在社会公平维度上的考量，同时，高等教育自身对经济和政策需要的反应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高校在地理上的发展。

（一）以经济增长效应为目的的空间调整

从理论上来说，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重要变量，至少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能够为经济系统的结构优化提供有效支撑。二十世纪中叶，现代国家建设与高等教育实现紧密联结的基本逻辑是：首先，社会建设的目的之一在于为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其次，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建立足以实现工业化的相应秩序；最后，高等教育被纳入到这个秩序之中，其性质、任务和发展方向以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中心。尽管知识因素在20世纪中期还并未成为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差异的主流解释，但当时的政策表明，决策者仍然敏锐地察觉到知识生产同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不仅如此，提倡“大众的”教育背后也包含了让社会全体成员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内在要求。1950年6 月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就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未来发展问题，提出了三项基本方针，即：高等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服务；高等教育向工农开放；向计划经济过渡[13]。

但大学的发展方向在政治框架中被确定下来以后，大规模的改革并没有随之而来，在推动精英大学系统向“大众”转变的过程中遭遇到社会经济对高等教育改革的限制。1953 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帷幕的拉开，增强了对人才需求的紧迫性。此时高等院校在分布上的状况是：1951 年底，全国206 所高校，集中分布于先进的沿海城市，其中北京（21所），天津（8所），江苏（12所），广东（12所），辽宁（15 所），中西部地区高校相对集中于四川和湖北两省，其余省份高校数量仅占全国的14%[14]975。周恩来认为：“旧时的高等学校如此畸形地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十分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15]183高校在地理分布上的过分集中不仅使得教育资源占有、受教育机会不平等成为不争的事实，也无法配合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战略部署。

因此，1950 年代初期按照行政区域配置高等教育资源时，最初并没有过多考虑高等院校在地理分布上的均衡化问题。高等教育此时的中心任务是按照苏联模式进行专业化重组，在六大行政区域中建立起包含综合、师范、农林、政法、医药类等在内的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在高等教育和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国家以行政性整合手段将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采取“有重点地稳步前进，不齐头并进”，实事求是地采取“重点建设”策略是有效且符合实际的，六大区的行政中心北京、沈阳、上海、武汉、西安、重庆、成都在第一次院系调整后成为新的高等教育中心。1953 年，这几个省市的高校数量就占了全国总数的42%。

大学在地理分布上的这种调整反映了20 世纪中期高等教育为适应经济建设在职能方面的扩张。按照苏联模式重构的高等教育体系及其在空间格局上的重塑，目的之一是为了容纳更多的大学适龄人口以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去民国时期所形成的精英教育并不以训练年轻人适应特定职业为目的，而1950 年代高等教育的变革被普遍视为技术和专业教育确立的标志。因此，院系调整初期对大学在空间格局上的改变并不以“平均主义”为价值取向推进高等教育在地域上的均衡分布，相反，高等院校在各大行政区域中心的聚集，本质上是为了集中资源建立适应工业化建设的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将高等教育置于国家恢弘的现代化建设框架中。

（二）“公平”政策导向的空间优化

尽管1950 年代初期高等教育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平均或者公平的议题并不在主要考虑范围之内，并且资源的有限性也限制了高等院校在辽阔疆域上的分布。但高等教育在结构和专业上的重组对公平问题有着显著意义，因此，在完成高等教育内部结构性调整之后，国家开始着力解决高等教育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该问题是高等教育结构化调整之后的衍生结果，相反，对于公民理应平等地享有教育资源和权利一直具有制度上的合法性。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重新定义了中国教育的性质。创建属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大众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追求平等的时代背景下，关注个体发展的政治理想图景的表达。从逻辑上讲，如果高等教育必须面向“大众”是国家政策计划的结果，那么一个开放而包容的高等教育系统理应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为各个地域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提供受高等教育机会。

因此，1950 年代中期以后，政策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状态。这些政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调整：一是充分利用内陆地区的自然资源以改变该地区的经济面貌；二是利用沿海地区的物质资源支援内陆建设，通过一整套措施控制人力、物力向不发达地区迁移和流动。根据“一五”计划财政投资的地区布局来看，在充分利用东部沿海老工业基地的基础上，为改变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新的工业基地布局明显向中部和西部地区倾斜。苏联援助的156 项重点工程中的106 个民用工业企业，大部分布置在东北和中部地区（东北50 个、中部地区32 个）；44 个国防企业中，中部和西部地区就占了35 个。[16]79全国陆续建立起了包头、兰州、西安、武汉、重庆、成都、乌鲁木齐等新兴工业城市。诸如此类的行动将全国格局划分为沿海和内地两大经济带，政策向内地的倾斜暗示着对资源和财富再分配的均衡化努力，至少官方认为沿海和内地两者都需要较高程度的均衡发展。国家在高等教育地理分布上采取“拉平地区间差距的平衡发展战略”[17]，就是将沿海地区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以行政化手段进行再分配，从而克服当时所批判的“畸形发展”状况。

（三）教育“高质量发展”对空间扩张的限制

在1949 年12 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官方就曾声称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中有益的经验，利用苏联的经验改造教育。事实上，上述三种经验在1950 年代初期就已相互糅合，围绕“普及教育”和“提高教育”二者间的平衡与发展也一直是1950 年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高等教育需要设法进行精英化教育以支撑现代化建设，但对教育普遍性和实用性也强调，又期望高等教育延续延安时期的本土化方式以更快速度达到社会建设的目的。

两种不同路线构成了此时高等教育的一体两面。关键问题在于，高等教育机构在与社会及其经济、政治机构发生紧密联系的同时，社会可能更强调高等教育的“公共责任”[18]，而逐渐削弱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自主权。该问题在五十年代后期更为明显，违背教育发展规律给教育系统或是趋向普及高等教育的社会都造成了负面影响。1958年9 月，为配合经济建设上的大跃进，中共中央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必须采取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普及和提高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以15 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15 年左右的时间从事提高工作”[19]1147。教育领域里的“跃进”抛弃了先前对提高教育质量的谨慎做法，同时国家扩大地方自主权的行动，使得高等教育暂时得以在此前高度统一和集中的管理体制中松绑，各省都积极建立了自己的大学。

但大学在地理上的遍地开花并不能视为高等教育均衡化的结果。相反，高等教育以过快的速度普及实用性教育而在空间上进行无序扩张，忽略了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进一步破坏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合理状态，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1961 年7 月3日，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讨论了缩短战线、压缩规模、合理布局和通过调整工作集中提高教学质量等问题。邓小平在讨论文教工作时指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提高水平，要少办些学校，把它办好。[19]1147在此情况下，教育部于1962 年成立精简调整办公室，开始着手整顿高等教育发展上的混乱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整过程中，仍然给予了落后地区一定的照顾。如陆定一在1959 年中央教育工作会议上谈到当时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时，提出整顿时要注意“对教育事业比较落后的省、自治区给以某种照顾”[20]618。到1963年，全国高等学校由1960年的1 289所调整合并为407所。

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后期高等教育在追求大众向度的过程中出现了数量与质量的尖锐矛盾。尽管政策努力保持普及与提高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使得最初的谨慎做法被抛弃。高等教育机构在地理上的扩张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均衡化结果，反而造成教育质量的下降和浪费教育资源的后果。要创建容纳 大众的教育除了要遵循所强调的平等主义或者说当今语境下的公平理念，还需要理性考虑高等教育系统的规律以及国民经济的承载力。

三、空间重构与扩张的影响及意义

从结果来看，20 世纪中叶高等教育格局调整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促成沿海和内地高等教育资源趋于平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奠定了内陆地区未来发展的基础；二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今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分布，“东西强、中部弱”的格局一直延续至今仍未很好地解决。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国家运用行政手段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再分配，在高等院校地理上的分布问题率先关注了沿海与内地的差别。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后期，高校调整着重扩大了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郑州、西安、兰州、武汉、长沙、重庆等内地城市高等教育的规模。从长时段来看，在宏观区域发展上采取的这种平衡发展战略，改善了落后地区高等教育长期以来的贫弱状态。高等院校在地理上的纵深推进为各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长远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注意力进一步向中西部倾斜，这些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成为振兴西部战略中的重要支撑力量。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格局发生了位移，“东西强、中部弱”的格局在这一时期得到强化。1952 年至1953 年国家对高等教育格局的调整主要是在各大行政区内解决高等院校课程和专业设置的问题，但通过抽调其他优秀院校的专业、师资力量确保在某些中心地区集中优秀大学的做法，事实上使得大行政区内的不均衡问题持续存在，办学质量差距因此被进一步拉大。对中部地区而言，此次院系调整使得历史遗留下来的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薄弱的问题进一步明显。到1953 年底，全国14 所综合大学中，中部地区仅有武汉大学1 所综合性院校，东区地区则有9 所，西部地区有4 所。因此，如果仅从推进高校地理分布的均衡化结果来看，以大行政区为单位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划分和配置，并没有根本改变在长期历史惯性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的严重失衡状况。1955 年至1957 年第二次院系调整以平衡地区间的差距为战略，试图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发展失衡问题。这个举措直接推动了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但对中部地区的忽视又使得在宏观区域发展上仍然存在不平衡的问题。结果显示，1963 年全国共有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66所，其中，东部地区54所，中部地区5所，西部地区7所。尽管中部和西部地区在重点大学数量上并未有太大差别，但中部地区5 所高校集中分布在长江沿岸的湖北、湖南等省份，河南、山西等人口大省没有一所重点高校。

综上所述，从高等教育“均衡化”议题来审视20 世纪中叶高等教育空间格局的变迁历程，有以下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尽管这一时期政策偏好在高等院校空间格局的形成中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但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资源供给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又限制了高等教育在空间格局上的调整。作为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一种手段，高等教育空间布局上的变动本质上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地区能够从高等院校的“集聚效应”中受益，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长久的动力。但所谓的“均衡化发展”并不是“一摊子铺开”似的平均化，高等院校在地理上的分布还需要考虑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承载力之间的平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高等院校在地理上的无序扩张反而造成了资源浪费、教育质量下降。由此，对二十世纪中叶高等教育空间格局调整省思的第二个问题是，高等教育格局的调整必须在公平与效率两个基本价值坐标上进行。高等教育在长期历史惯性和自然地理等条件的限制下所形成的非均衡性，使得不同区域的人口未能平等地享有发展机会。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推进的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在以公平为导向的前提下，将高等教育进一步向落后地区推进。这对当下的社会发展来说，影响深远。但五十年代后期过快的以及大规模的追求配额化的均衡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及社会效益。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院校在地理空间上的调整，必须平衡好高等教育同社会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考虑规模与质量、公平与效率等问题的协调发展，而这些问题在当今高等教育改革的现实语境中仍然无法回避。

无论如何，二十世纪中叶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为当今高等院校在地理分布上的调整提供了历史的镜鉴。正如刘少奇当时指出的：“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既要考虑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又不能超过实际的可能性，不能要求过多过急”[21]243，这不仅是对当时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真切认知，更对日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有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