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燕,杨家希

(太原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两个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在“两个结合”的深入推进下,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突破西方现代化模式且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两个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独特性和优越性的关键。因此,从“两个结合”视角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此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前提、独特优势,揭示其在现代化道路抉择和构建新的文明形态上的突出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一、“两个结合”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植根中国具体实际为前提,因而,“两个结合”成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前提的关键。其中,“第一个结合”推进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第二个结合”推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

(一)理论支撑:“第一个结合”推进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为增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2]党的百年现代化探索史就是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依据。其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运用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方法论,不仅符合现代化建设的普遍特征,而且具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认真思考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基于当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发展基础薄弱等现实情形,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之家”等概念,从更符合我国国情的角度出发,勾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景目标,深刻把握了现代化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在处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时,充分运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纠正了长期以来对市场与计划的错误认识,强调计划与市场均是一种经济手段,二者并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将市场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稳固了我国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免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发展困境。其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贯彻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这一原理强调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史观,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的主体力量为其发展动力,真正解决了“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重视人民在现代化道路选择和建设过程中的动力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以“人的逻辑”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资本逻辑”的超越。

(二)特色赋予:“第二个结合”推动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是助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先决条件,其民族性表明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征相融合,汲取不同民族文化的精华,融入不同民族的话语体系,在理论上实现赋予民族特色的创新发展,才能真正发挥改造世界的效能。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和底气,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底色。习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4]推进“第二个结合”不仅有利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挖掘更深层次的文化底蕴,而且有利于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许多共通之处。在基本立场上,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立场,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导向,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相通性,它们都强调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推进国家、民族伟大事业的重要作用。在实践领域方面,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躬行”“经世致用”思想与其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强调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传统文化也十分重视亲身实践的作用,如“格物致知,事必躬亲”“知行合一”的思想观点。在社会理想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异质同构,“大同”社会期盼构建一个“天下为公”、人人和睦共处的理想社会,其与共产主义倡导的理想社会样态具有相通的价值追求。此外,传统文化中的唯物主义思想、辩证法思想等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基于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机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与时代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创新发展,推动了其自身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给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更富足的文化滋养和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充分汲取“第二个结合”生成的思想文化精髓,传承发扬崇高的民族精神,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二、“两个结合”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的政党,在探索现代化事业中始终坚持“两个结合”,既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又极大地激活了蕴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丰富文化资源,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在科学理论的指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出了一条超越以往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路,具有独特的理论优势和文化优势。

(一)独特的理论优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

理论指导实践,并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实践中实现自身的突破发展,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根据时代发展要求不断进行创新。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实际工作中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需求和发展实际,不断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接续发展。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将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首要目标,确立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进一步认识现代化规律的基础上,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同时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好的十大关系,强调“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5]。邓小平理论明确提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6]他指明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目标、战略、实质等,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同时用量化的标准衡量我国现代化的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囊括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及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的基本规划,这些思想精华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目标。科学发展观提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拓宽了现代化建设的领域,同时强调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方法指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行动指南,这一思想精准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及本质要求,系统阐释了其在丰富发展模式、提升治理能力、开辟文明新形态等方面的原创性贡献和重大意义。这一思想拓展了对现代化领域的认识,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断;对现代化的目标进行了更加细致的部署,划分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两个阶段”;运用系统思维方法统筹推进各领域、全方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现代化事业取得了许多历史性成就,中国共产党科学调整、宏观规划了现代化的目标和战略,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绝对贫困问题得以解决,致力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协同进行,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奇迹。一系列发展成就证明,这一理论体系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的、科学的理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历程中独特的理论优势。

(二)独特的文化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深厚的精神养分和发展智慧,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但是优秀传统文化发源和产生于古代,本质上是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无法成为直接服务现代社会的新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构建过程中坚持“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转化,从而更好地汲取丰富的养分。“第二个结合”以二者的内在契合点为前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的转化,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精神涵养。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道路,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蕴。其一,这条道路吸收了“民惟邦本”的传统民本思想,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致力于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从“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到“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中国式现代化用实践巩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二,这条道路传承了“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正确理解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其三,这条道路汲取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共赢思想,这一思想引领着中国式现代化走向互利共赢、共同进步的发展方向。其四,这条道路秉持“和合”的发展智慧,倡导求同存异、相互理解的和平发展理念。“夫和生万物,同则不继”“协和万邦”等“和合”精神给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充足的和平养分,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始终秉持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守着全人类共同价值。

蕴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惟邦本”“和合”等思想是中国人民的思想智慧和治理经验的结晶,在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中完成了自身的时代转变,迸发出强大的文化力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实践中彰显出巨大的文化优势和价值优势。随着现代化事业的逐步推进,我国进入迈向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只有不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阐释中华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源源不断地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输送优秀文化养分。

三、“两个结合”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突出贡献

在坚持“两个结合”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道路,用巨大的发展成就证伪了西方现代化的唯一性,总结出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宝贵发展经验,同时,这一道路在“第二个结合”的推动下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实现了中华文明的自新,创造了文明的崭新形态。

(一)发展模式上:证伪了西方现代化的唯一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自身开启现代化的实际出发,坚持“两个结合”,实现了高效率赶超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奇迹,展现了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回首人类社会现代化探索历程,西方国家以其对内压迫掠夺、对外侵略扩张的方式率先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霸权地位的确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西方化”似乎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然而,西方国家所走的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张,它赤裸裸地显露出资本的贪婪本性、霸权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21世纪暴露出诸多弊端,如治理能力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危机频发等,这一系列问题使西方模式的“绝对优越性”遭到质疑。

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内部因素累积而自发产生的原发型现代化,中国在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的背景下,开启了模仿、学习并努力赶超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程。诚然,中国现代化发展起步晚、工业基础薄弱,在某些核心技术领域与西方国家仍旧存在着很大差距,但作为后发型现代化的典型,中国积极吸取西方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教训,坚持推进“第一个结合”,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找准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间的平衡点,最终走出一条独具发展优势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优势体现在国家治理、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等层面。

在国家治理上,西方国家普遍陷入了治理困境,无力应对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凸显的各类问题。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西方国家的治理理念模糊了“国家”的定位,将其立于不置可否的地位,同时,由于资本流向存在“单一性”,因而在资本逻辑的利益分配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中心-边缘”的发展机制,这一机制加剧了不同国家间的不平等状态。资本的本性是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这一目标引导下,西方国家的治理自然而然会陷入功利主义的迷局。与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不同,中国的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把增进人民福祉和实现人的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基点。中国坚持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目标,注重人民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同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断为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各种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经济发展方面,西方现代化模式下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经济危机频发等困境,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因此,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应对阻碍经济发展的不良因素,保证各项政策稳步推进。中国经济具有韧性足、潜力大的发展优势,当前,中国发展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面对全球风险点增多、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问题,中国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深化改革开放,力争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在不同发展逻辑的支配下,西方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民主的态度也不同。西方现代化坚持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将民主视为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决定而实行的一种制度安排,本质上是为某些精英获取更多选票而服务的,西方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少数人的民主。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民主目标,建立起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制度,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理念,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带来了许多发展成就,这些成就从内容和形式上证伪了西方现代化的唯一性,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二)发展经验上:总结出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宝贵经验

长期以来,国外学者将西方现代化模式上升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赋予其普遍性的意义。以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率先开启了现代化之门,凭借着资本贪婪、侵略的本性,将许多发展中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之中,这一结构的实质是“统治-依附”结构,“在这种结构内,外围的发展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7]。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被动开启现代化进程,且受到国际国内环境给予的双重压力,因而,难以有效规避后发型现代化模式带来的后发劣势,难以有效发挥其后发优势,因此,被迫选择了一条依附性的发展道路。依附性发展道路的确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短暂的高速发展,但很快这一发展模式便暴露出许多弊端。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依附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之一,“拉美模式”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体现出明显的依附特征。比如,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全权依靠西方国家的援助;采取西方自由主义政策,丧失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性等。事实证明,单纯依靠别国的力量来发展自身是行不通的,依附西方的发展最终会走向低速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能够避免走上依附性发展道路,根本在于“两个结合”的持续推进。

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一员,在现代化探索过程中有效利用了后发优势,探索出一条既不丧失自身的自主性,又充分依靠自己民族和人民的力量实现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在不同历史时期丰富了独立自主精神的内涵。“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推崇独立自主、自强不息,提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独立而不改”等思想,强调独立自主、自立自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实践者,中国共产党充分继承并发扬了独立自主的精神传统。

独立自主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新的发展,经历了觉醒、深化、积极发扬和推进新时代的创新四个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赢得民族独立、摆脱被动局面,中国各阶级在学习西方技术、制度、文化的过程中开启了现代化的早期探索,此时独立自主意识开始觉醒。十月革命的胜利开拓了早期知识分子对于实现民族独立和追求现代化的认识,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应当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关键在于拥有一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独立自主的精神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革命道路的选择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本本主义”的危害,最终选择了切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独立自主意识进一步深化,从最初学习苏联关于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一门心思搞重工业建设,到后期深刻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且中苏关系的破裂使得我国失去了可靠的外援,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提出“以苏为鉴”,结合本国具体发展实际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扬了独立自主的精神,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现代化模式进行分析,扬弃了二者对待资本的态度,提出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论断,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总结过去的经验,提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9]。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面对新目标、新方位、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接继推进独立自主精神的创新,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是十分正确的。正是由于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价值立场,不断赋予独立自主精神以新的内涵,增强运用独立自主原则的能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脱颖而出,为其他国家探索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宝贵经验。

(三)发展成果上:实现中华文明的自新,创造了文明新形态

从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来看,实现文明复兴、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是应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强劲冲击的必然选择。实现文明复兴,并非提倡文化复古,而是“创造出较之现今主导文明更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从而更为优越和高级的新型文明”[10]。在现代之前的文明史中,中华文明曾长期居于领先地位,拥有着许多璀璨的精神文化成就,但随着西方国家霸权地位的确立,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自恃其为唯一的文明发展模式,并使中华文明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强制性地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华文明遭遇了整体性的文明危机,乃至“文明蒙尘”。诚然,与以往的原始文明、封建文明形态相比,资本主义创造出丰富的物质文明,为人类社会进步带来了丰裕的物质资源,使人从落后状态中脱离出来,但由于这一文明形态立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难以摆脱私有制带来的发展局限性。这一文明形态以资本为逻辑,一方面,造成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失衡;另一方面,在对待其他文明的态度上,用“冷战思维”看待自身文明与其他非西方文明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同文明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且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背离了历史的必然性,无法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因此,注定无法成为人类文明的领航者。

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苦难和局限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不可能局限在资本主义文明的范围内,也不可能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得到适当理解”[11],因此,迫切需要构建一个新的文明形态。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文明观,肩负起复兴中华文明和带领人类文明形态走向新发展的重任。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其奋斗目标,这一目标也包含着实现文明复兴的价值。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在坚持“第二个结合”的进程中,走出一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了新的文明形态。这一新形态在实现中华文明复兴和世界文明多样性两个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实现了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再造,展现出中华文明积极进取、包容开放的优秀品质,在这一优秀品质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用辩证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文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元素进行积极吸收,克服了其发展的片面性,实现了“五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这一文明新形态打破了文明霸权,促进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发展。这一文明充分吸收了中华文明“和合文化”的基因,既尊重不同国家的文明各美其美,又强调美美与共、世界大同。不同于西方文明形态下所坚持的“文明冲突论”,我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注重不同文明间的互学互鉴,倡导文明的多样性、包容性,提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意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文明基础和价值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