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森·麦卡勒斯和严歌苓都是享誉世界的女性作家，她们以独特的写作方式和写作技巧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地位。这两位相隔半世纪之久的女作家在创作视角和人物塑造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这同她们的流散经历和边缘人身份不无关系。本文通过比较二者的作品，从其流散经历及边缘人身份的角度，探究二者在作品中书写的离散经历和边缘人创伤之同。二人创作的相同之处表现为：一是小说人物的身份认同危机。由于二者的离散经历，“故乡”与“非故乡”之间巨大的文化张力使得她们在作品中表现出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卡森·麦卡勒斯的《旅居者》和严歌苓的《寄居者》为例。二是小说中边缘人物的塑造。两位作家以女性柔软的笔触书写了她们自身所受的边缘人创伤和对边缘人精神上的关照。

卡森·麦卡勒斯于1917年出生于美国西南部佐治亚州，是20世纪美国南方文学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多描写美国南方偏僻小镇上孤独的居民，氤氲着哥特派小说的幽暗、奇异和凄美。目前我国对卡森·麦卡勒斯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于张爱玲、莫言、苏童三人。莫言、苏童的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麦卡勒斯作品的影响，并在其创作中展现出“影响的焦虑”。张爱玲和麦卡勒斯作品的比较研究则倾向于以平行研究的方法观其二人创作主题、风格之同。本文则将引入中国另一作家严歌苓，旨在从作者的经历出发，探讨严歌苓与麦卡勒斯创作中表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和边缘人创伤。

1 身份认同危机

卡森·麦卡勒斯出生于美国南方，其一生都在逃离南方小镇的生活，先是逃向纽约，之后旅居法国，但又在小说创作中不断回归到南方这个她心灵的故乡。从这个角度来说，麦卡勒斯属于“流散作家”。严歌苓出生于中国上海，曾是成都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兵，去过西藏，而后赴美留学，现旅居柏林，同时又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其一生辗转各地，在不同文化之间徘徊，因而其创作同样呈现出“流散文学”的特征。

“流散”一词最早是西方人用于描述犹太人的大规模“离家出走”和所处的“流离失所”的状态，具有一定的贬义色彩，不过在后来的流传中被赋予了新的色彩。“流散创作”是伴随着全球化和殖民潮而出现的一种文学创作，具体是指一批离开故土流落异国他乡的作家和文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文学这一媒介来表达自己流离失所的情感和经历[1]。流散作家们出于各种原因离开故土，流落异乡，在面对异质文化冲击时，其固有的文化身份认同也会产生游移。这种文化身份认同的游移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矛盾性，即在故乡与旅居地之间，在逃离与回归之间的“第三种经历”。这种矛盾性使得其文学创作极具张力，是其他久居一处的作家所不具备的。麦卡勒斯与严歌苓的创作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描写了“第三种经历”以及伴随“第三种经历”而来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麦卡勒斯的这种民族身份认同危机在《旅居者》（或译为《侨民》）的主人公约翰·费里斯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书写。主人公费里斯在法国生活，却坚称自己是“侨民”而非“移民”，理由是他并未改换自己的国籍，他对自己的故乡仍有深深的依恋之情，这种依恋使得他无法融入定居之地，但多年漂泊的生活也使他故乡难回。小说以费里斯的梦境开始，时而在德国，时而走向巴黎，点明了费里斯“旅居者”的身份。费里斯出生于美国南方的佐治亚州，后来成为了一名记者，辗转于欧洲各国，没有固定的住所，也没有固定的家庭，除了在法国有一个固定的情人。多年的旅居生活、父亲去世、前妻美满的家庭生活都指向一点，即没有一段固定的社会关系让费里斯完成其在社会文化上的定位。父亲去世代表着他曾经作为孩子的原生家庭的破碎。前妻伊丽莎白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则象征着费里斯另一个家庭精神上的逝去。多年漂泊无依的生活、岁月流逝而相知之人愈少， 这些都加剧了费里斯身份认同的危机。毫无疑问，费里斯的生活反映了麦卡勒斯二战后移居法国的一段经历，费里斯的矛盾与苦恼在一定程度上也书写了麦卡勒斯本人当时矛盾的心理状态。

无独有偶，严歌苓在她的小说《寄居者》中也曾书写过她的身份认同危机。女主人公梅（May）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成长在中国，持有美国护照，她的父辈们在唐人街开洗衣房并积攒了一笔不小的家产，但当时中国人在美国的地位很低，西方文化以绝对强势的姿態压制东方文化，以梅为代表的黄种人遭受着白种人的欺辱，这使得她无法完成对美国身份的认同，因此产生了东方人焦虑，这种焦虑迫使她逃离美国，回到家乡。当她随父亲回到正在经历战争的故土时，上海又脏又臭的街道、继母“搽香粉、抹头油、喷香水”的“典型上海小女人”作派都让她心生不满，继而同上海也逐渐背离，其东方身份的构建也走向失败。

日本兵横过步枪挡住我的去路。告诉你们，我们这样受外族人欺辱的孩子自尊心是畸形的，病态的敏感，在能倚仗自己身份优越的时候一定不放过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包里放着美国护照。各种外族人在上海进行种族优越竞赛的时候，我决不放弃我美国身份的优越性[2]。

当面对日本军官的压迫时，梅又展示出其优越的美国身份的骄傲感，但当她被日本人关押起来遭到殴打后，这骄傲感又变成虚幻的泡沫，轻轻一戳就破了。

麦卡勒斯和严歌苓都是天赋异禀的自反性书写女作家，以“故乡”与“非故乡”之间第三视角观照自身经历进行创作，二者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书写了流散经历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张京媛在《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中提到：“文化身份问题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会遇到的问题。身份不是由血统所决定的，而是社会和文化的结果。后殖民主体必须不断地重新定位，寻找自己的位置。种族、阶级、性别、地理位置影响‘身份’的形成，具体的历史过程，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也对‘身份’和‘认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3]”

当流散作家在空间上产生位移时，由于其所处地与故乡文化之间的差异，作家们的身份认同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尽管都是离散作家，麦卡勒斯和严歌苓的创作仍表现出极大的不同，这与二人所处的社会文化、时代背景息息相关。麦卡勒斯作品多表现孤独的人们，而严歌苓的创作虽也对人的孤独境遇进行探讨，但孤独境遇中人性的美好也是她作品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同二人所处时代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麦卡勒斯出生之时，世界正处于一战，随后的几十年经济危机爆发，二战开启，“上帝”逐渐走向末路，宗教神性失落，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十年如一日地经受着被遗弃的焦虑，麦卡勒斯的作品即是对这种“焦虑”的回应。严歌苓所处的世界则是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世界经济逐渐走向一体化，多元文化交汇，她的创作也因此显示出更加包容的态度。

2 边缘人创伤

“边缘人”在心理学中被界定为“移民”或“外来种族”，概括那些由于持有与社会不同、甚至相悖的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和文化习俗，从而造成自身难以适应社会，并在心理上引发冲突的人群。而后，“边缘人”的概念在社会学中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在社会学中，“边缘人”群体分为两类：一是指被社会主流文化或主流话语所忽视、排斥的人；二是指受社会文化系统影响，具有“边缘人格类型”的人[4]。

两位相隔半个世纪的女作家在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塑造了一系列边缘人物形象，自觉观照边缘人群的精神状态，这同她们的边缘人身份是分不开的。麦卡勒斯由于个子高大、性格乖僻而无法融入南方当地女孩的圈子，又因为女性身份而不被南方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所接受，接连不断的疾病使她深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可以说，其一生都被主流话语排除在外。作为一个自觉或非自觉的边缘人，卡森·麦卡勒斯塑造了诸多边缘人物形象，青少年、黑人、女人、老年人、畸形人、残疾人、性边缘人成为了她笔下的主人公，他们都是在性别、种族、年龄、生理或心理中的一个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而被主流文化放逐为“他者”的个体。这些不被重视的他者在麦卡勒斯笔下散发出异样的光芒，他们有自己的欲望，渴望爱与被爱，即使爱与被爱的矛盾使他们陷入巨大的孤独之中[5]。《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聋哑人辛格，由于身体的先天残疾在社会中处于边缘人物，而在小说中却成了“上帝”一般的存在。在小说其他主人公的想象中，辛格嘴角总挂着神秘的微笑，像上帝一般倾听他们的苦难，他们尊重他、依赖他甚至超过对社会主流话语的依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自己也是社会上的边缘人物。

如果说卡森·麦卡勒斯笔下的边缘人物偏向于社会学概念上的边缘人，严歌苓所创作的人物则更偏向于心理学意义上的边缘人。严歌苓一直以边缘作家著称，她长期羁旅异乡，在本民族与异乡之间徘徊。“她和笔下的人物一样，是寄居者，即使做了别国的公民，拥有了别国的土地所有权，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6]”同时，正因为旅居异乡而无法彻底回归祖国文化，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地带，无法进入主流话语，因此成为边缘人。严歌苓对于女性形象的书写有着独特的偏爱，“我只觉得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7]。因为女性在历史中相较于男性是弱势的一方，身处异乡的移民者在主流社会也处于边缘地位，她将女性置于移民语境下进行构建，书写了平凡女性的侧帽风流。她笔下的女性多是围绕乡土、移民、跨国婚恋等题材进行创作的边缘化形象，她们柔弱又刚强、善良却也狡黠，既有东方女性的温柔坚韧，又大胆打破人们对女性的传统观念。她书写女性的晦暗与皎洁，书写处在边缘地位的女性的欲望。在严歌苓笔下，这些女性角色或许并不完美，但足够真实，而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两位作家将社会地位上的“他者”进行主体化书写，这既是对其自身所受边缘人创伤的书写，也是对边缘人生存境遇的观照。由于文化差异的原因，二者所观照的边缘人群也不尽相同。麦卡勒斯是美国南方作家，大多数南方作家都喜欢描写南方绅士淑女的优雅生活，少部分会描写“白人下三滥”（white trash）、黑人（negro）以及性少数群体（sexual minorities）等等。这些在其他作家笔下的“他者”。而在麦卡勒斯笔下，青春期敏感无助的少女米可（《心是孤独的猎手》）、弗兰基（《婚礼的成员》）、满心政治抱负的工人布朗（《心是孤独的猎手》）、热心肠的黑人医生考普兰德（《心是孤独的猎手》）、有着同性恋倾向的上尉潘德顿（《金色眼睛的印象》），甚至身体畸形的罗圈腿李蒙（《伤心咖啡馆之歌》）……这些边缘人、畸形人、异族人都被爱着，同时又用自己的希望在爱别人，这颇有鲁迅先生所说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之感[3]。相比较而言，严歌苓笔下的边缘人物则有类型化的倾向，具体细分为本土主流话语外的边缘形象与异乡“失落”边缘人物形象，男性形象普遍呈现为一种弱势的状态，女性形象则刻画得更为出彩。如《寄居者》中勇敢追爱的独立女性梅、《少女小鱼》里为爱牺牲的小鱼、《扶桑》里坚强隐忍的妓女扶桑……嚴歌苓作为移居海外的女性作家，自觉观照移民海外女性的生存境遇，在作品中刻画了很多出彩的女性形象，她们在晦暗中如月光一般皎洁，在绝境中展示了女性的力量和人性的美好[8]。

3 结语

麦卡勒斯和严歌苓以自身经历为原点，以“故乡”与“非故乡”之间的第三视角书写其受到的边缘人创伤和离散造成的身份认同危机。严歌苓说过：“小说源于我创伤性的记忆。”她对于自身所受到的边缘人创伤的表达本身即带有自我拯救之意味，当她的表达被读者接受后，读者的“边缘人”创伤或许会因共鸣而得到缓解[9]。麦卡勒斯以不同方式塑造了诸多边缘人物形象，描写了边缘人生活的浮世绘，表现了不同背景下边缘人的生存境况和精神焦虑。两位作家皆以女性柔软的笔触表达了对于人类尤其是边缘人在精神层面上的观照，这在神性失落的现代显得尤为珍贵。

引用

[1] 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J].社会科学，2006（11）： 170-176.

[2] 于红冈.边缘人创伤与“表达性写作”：论卡森·麦卡勒斯的文学创作[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3]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1（5）：102-110.

[4] 田颖，殷企平.卡森·麦卡勒斯：南方“旅居者”[J].外语研究，2017，34（3）：88-92+112.

[5] 严歌苓.寄居者[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6] 张京媛.后殖民理论和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 郭晨佳.严歌苓小说的边缘书写与文化认同[J].大众文艺， 2020（16）：19-20.

[8] 俞冬梅，张闽敏.边缘创伤下的女性情怀——以严歌苓作品为例研究移民女性的创伤书写[J].名作欣赏，2020（21）： 39-41.

[9] 奚志英.李碧华和严歌苓小说中“边缘人”形象比较[J].今古文创，2020（21）：9-11.

作者简介：姚蕊（1998—），女，江苏徐州人，硕士，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