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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和奈格里非物质劳动理论的核心内容研究

2023-12-07杜静皓

西部学刊 2023年21期
关键词:哈特格里劳动

杜静皓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中,物质劳动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们逐渐发现劳动形式也可以是非物质的,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知识劳动”,后来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拉夫·莱托将其称之为“非物质劳动”[1],这一概念由此诞生。到了世纪之交哈特(1)迈克尔·哈特(1960—),美国杜克大学文学教授,与安东尼奥·奈格里合著帝国三部曲《帝国》《诸众》《大同世界》等。和奈格里(2)安东尼奥·奈格里(1933—),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家,与迈克尔·哈特合著帝国三部曲《帝国》《诸众》《大同世界》等。撰写的《帝国》一书问世,使得非物质劳动理论得到全世界学者的广泛关注。该书通过帝国的建构对非物质劳动理论进行初步阐述,包括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劳动两个核心概念。在此之下诞生了非物质劳动的主体,即诸众。诸众是从事非物质劳动的劳动者之集合,它的产生经历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同时作为新生的劳动主体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权利亟待争取。在整个非物质劳动框架下,各种劳动关系发生了微妙但却是十分重要的变化,这些内容都值得仔细探讨。

一、哈特和奈格里非物质劳动理论的核心概念

要想了解哈特和奈格里非物质劳动理论的核心内容,首先就要明确构造这一内容的两个核心概念: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劳动。对于哈特和奈格里而言,这两个概念表示的是同一个意思,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功能也不一样。因此,对这两个概念的解读是理解非物质劳动理论的基础。

(一)非物质劳动:一种全新的劳动方式

对于哈特和奈格里来说,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提出和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奈格里首次提到这一概念是在《狄奥尼索斯的劳动》一书中,他认为当前劳动的本质特征有日益复杂的劳动合作网络、关爱劳动融入生产领域以及劳动过程大范围计算机化等[2]。随后在《帝国》一书中,哈特和奈格里明确提出了非物质劳动三大表现形式,它们也被称为构成全球经济后现代化动力的三种劳动:通讯交往劳动、互动式劳动和情感劳动。其中,通讯交往劳动出现在已经融入现代通信技术和信息化的大工业生产之中;互动式劳动具有分析和符号的特征,它既可以成为一种智能控制,也可以成为程序性符号,这种劳动形式的代表性职业有广告业、影视业等;情感劳动指的是对感情的生产,同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际交往[3]。

在《诸众》一书中,他们对非物质劳动的概念进行了更为明确的定义:“这是一种生产非物质产品,譬如知识、信息、交往、关系或者情感反应的劳动”,它的两大主要形式是关于智力或语言的劳动和情感劳动,前者主要生产观念、符号、代码等产品,后者则既包括精神上的情感,也包括肉体的情感[4]108。此外,非物质劳动有着明显不同于以往物质劳动的基本特征。

第一,情感性特征。这一点在非物质劳动的定义中便可见一斑。非物质劳动的情感性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它给人带来的是一种放松、开心、刺激、激动或者类似的感受。哈特和奈格里甚至表示情感性劳动就是非物质劳动的另外一个方面。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由于哈特和奈格里并没有明确指出具体是什么样的劳动可以称之为情感性劳动,因此我们只知道一些大致的行业,比如倾注了大量感情关系的健康、金融、教育以及娱乐、广告等。

第二,同质化特征。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不同的劳动之间差异明显,每一项劳动都与其他劳动有着不同的特征,只有把这些不同的劳动从具体劳动中抽象出来,才能被视作普遍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5]339。但是,随着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全球日益普及,具体劳动间的异质性日益减少,同质化由此体现。以裁剪和纺织为例,在工业社会中这两种劳动并没有什么相通之处,但在后工业时代的今天,使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裁剪和纺织的劳动却可能执行的是同样的操作,那就是操控一系列相同或类似的信息和符号。在这个意义上,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将劳动者解放出来,劳动变成了有着规定流程、规定步骤、规定方案的智能操作,看上去一切都是被设计好了的流水线式的生产,因此劳动变得同质化了[6]。

第三,非物质化特征。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哈特和奈格里的定义直接得出。非物质劳动,顾名思义其劳动形式是非物质化的,劳动结果即劳动产品也是非物质化的[7]。无论是智力、语言劳动还是情感劳动,整个劳动过程以及最终创造的财富都难以触摸,无法像物质劳动那样运用感官感受到它的存在,因此具有很强的非物质性。哈特和奈格里在介绍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劳动中说,“这种劳动的终端产品是非物质性的”[8]5。

第四,生产与消费同步化特征。在物质劳动生产中,整个社会生产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它们是顺次进行的。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很多非物质劳动在生产的同时也在被消费[8]9,它们之间的时间差不复存在了。举例言之,教育行业中教师作为非物质劳动生产者向学生传授知识,学生作为消费者则同步地获得知识。教师的授课在持续,学生的听讲就在持续,授课停止则生产结束,学生的消费同时结束。医疗、旅游等诸多行业均是如此[9]。

(二)生命政治劳动:非物质劳动的孪生兄弟

生命政治劳动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帝国》一书之中,在哈特和奈格里随后的著作中也多次出现。在他们看来,生命政治劳动实际上就是非物质劳动,二者表示的是一个意思。这种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是非物质性的,并且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由于不断增强的相互协作而具备摆脱资本的自主生产能力[8]5。生命政治劳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将作为物质产品的客体和作为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主体同时生产出来,即同时生产主客体,这一点是以往的劳动形式所不具备的。这种劳动被称之为“生命政治劳动”,也是由其特征决定的,即这种劳动再生产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都可以视作是一种生命形式,这种劳动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行为直接具有政治性,因而使用“生命政治劳动”一词恰到好处。

关于生命政治劳动与马克思传统的劳动概念,奈格里曾强调自己无意于复兴马克思主义劳动概念,而是希望打破马克思的劳动框架,以生命政治框架来解释当代的劳动、生产力、剥削等概念[10],以达到破旧立新之目的。

前文曾提到哈特和奈格里非常看重非物质劳动和物质劳动间的区别,但这一点并不影响他们承认在非物质劳动即生命政治劳动中剥削依然存在,这种剥削被称之为“生命政治剥削”[11]。哈特和奈格里正是希望通过生命政治劳动这种全新劳动范式中的剥削、阶级斗争等形式来建构新的主体性理论,这一点符合他们多次强调的基于主体——政治维度解读马克思。基于生命政治剥削,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马克思以工业社会为背景提出的剩余价值剥削理论在今天已经过时,其原因有二,第一,非物质劳动的成果无法像物质劳动一样被定量分析。很明显,非物质劳动由于其非物质性特征,其生产的知识、信息、情感等劳动产品无法用单位劳动时间加以衡量。第二,非物质劳动成果超越了资本所能控制的程度。前文介绍到,生命政治劳动直接具有政治性,这种政治上的价值在内涵上已经远远超出资本从中榨取剩余物的价值的内涵,因此资本难以控制这种劳动形式[11]。正像哈特和奈格里所说,“资本永远无法控制整个社会生活”[4]146。由此可见,生命政治剥削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哈特和奈格里的主体性和政治性思想,使得整个生命政治劳动理论更加完善。

二、非物质劳动的主体——诸众的生成

非物质劳动一经产生,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谁去进行或者说谁去从事这样的劳动?也就是说承担非物质劳动的劳动者是何许人也?答案是诸众。诸众的产生离不开帝国的政治背景,帝国一经产生就在它的内部生成了诸众这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一个从事非物质劳动的主体。诸众概念首先在哈特和奈格里撰著的《帝国》一书中出现,之后又出现在《诸众》和《大同世界》中。与诸众相对应的是马克思语境下工业社会中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对于哈特和奈格里而言无产阶级在后工业时代已经无法代表广大受剥削和压迫的劳动者,而诸众即帝国中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才是非物质劳动的真正主体力量。

(一)诸众的产生过程

诸众的生成与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非物质劳动的出现密切相关,同时生命政治劳动也为诸众的自我组织和自治提供了条件[8]6。特别是生命政治劳动,哈特和奈格里曾指出,诸众对抗帝国的力量源于生命政治生产,这是一种内在性力量,它为诸众的自我组织和自治提供了历史性条件,并且还创造出由诸众共享的共同性。诸众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它的叙述可以追溯到《〈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以下简称《大纲》)。奈格里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重新界定革命主体,并完成了对马克思“革命主体就是无产阶级”的超越。

一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发展经历了前福特主义与前泰勒主义、福特主义与泰勒主义和后福特主义三大阶段。泰勒主义也叫泰勒制,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提出,主要内容是通过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研究出最为经济、高效的操作方法。福特主义又称福特制,出现于泰勒制之后,因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的《美国主义和福特制》一文中曾使用该词并引发广泛关注,它指的是基于工业化和标准化进行大量生产和消费的体系。后福特主义则与福特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它是一种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生产模式,它的特点是整个生成过程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上述三个阶段对应的劳动主体分别为是专业工人、大众工人和社会工人。

具体来说,在第一阶段,专业工人是斗争的主角。这一阶段的工人斗争产生了现代工会以及先锋队政党,比如马克思所领导的第一国际就是著名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等。在第二阶段,斗争的主角成了大众工人,他们拒绝在工厂中工作,并要求在各个方面都争取权利。在他们的努力下工会组织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福利国家得以构建,社会民主改良运动也时常出现。在第三阶段,斗争的工人群体以社会工人的形式表现,他们将各种不同方面的非物质劳动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了由诸众管理的生命政治统一体。

在这里,哈特和奈格里着重分析的是从大众工人到社会工人(也就是后来的诸众)这种革命主体的变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原先被视作革命主体的高度同质化的无产阶级得到革新,各种非工厂工人也从社会边缘逐步被纳入到革命主体之中,社会工人由此出场,它是被资本控制的各种异质性力量的汇集[12]。这一思想为诸众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诸众的指向

诸众到底是什么?对于哈特和奈格里而言,诸众是一个全新的革命主体,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反抗资本逻辑的新无产阶级[13]。它与马克思生活的工业社会中的革命主体——即无产阶级的不同之处,在于无产阶级仅仅指的是被剥夺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以求得生存的劳动者,而诸众包含的范围则非常广泛,既有饱受资本奴役的工业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也有其他劳苦的贫穷人、各国移民、所谓的野蛮人、合法或非法的移民、学生、妇女、黑人、同性恋等各式各样的边缘人物,他们全都是诸众的组成部分。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提出诸众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哈特和奈格里已然放弃了对无产阶级的坚守。他们指出,即使在后工业社会的今天无产阶级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作为具有更多内容的阶级的一个部分而存在。诸众的确是一个阶级概念,然而又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它是对阶级概念的一种重构,将无产阶级的内涵进一步扩大[13]。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诸众在无产阶级的概念之上建立,但重构并创新了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使得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在后工业时代焕发了新的生机活力。

这里哈特和奈格里特别说到了诸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稳定劳动者。这类人指的是没有稳定雇佣关系,没有就业保障并且缺乏社会保障、国家福利的非正规劳动者。有学者就曾指出全球的非正规工人阶级大约有十个亿,“这让其成为地球上增长最为迅速、史无前例的社会阶级”[14]。这类人群在非物质劳动者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的生产特点、生活境遇都值得我们研究。

(三)诸众需要争取的权利

诸众不仅有很多崭新的特征,还有不少需要争取的权利,以便在非物质劳动的背景下与帝国抗衡。第一也是诸众需要首先争取的是全球公民权,这是“全球民众政治程序的最初要素”[5]383。顾名思义,这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能够自由流动并且得到广泛认可的权利,包括移民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在自己居住和工作的国家获得公民权,而不应当存在差别对待。它的基本要求是各国需要在法律层面上认可移民,而终极要求则是掌握自己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控制权,即诸众能够自行决定是否流动、何时流动以及向哪个国家或地区流动。一旦做出决定,他们就有权在目的地留下并且享受当地人民基本的权利。

第二是社会报酬权。哈特和奈格里表示,社会报酬与家庭报酬相对立,家庭报酬的前提是劳动要按照性别分工,因此对家庭的控制权牢固地掌握在以从事生产劳动为主的男性手中[5]386。随着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间的区分逐渐消解,家庭报酬逐渐被社会报酬所取代。因为在非物质劳动(或者说生命政治劳动)的语境下诸众都在进行着生产,劳动力之间的合作越发密切,越发集体化、社会化,因而社会报酬完全超出了家庭的范围,扩展到全体诸众之中,也就是说它是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拥有的权利,是全体人民的社会酬劳。

第三是再占有权。它是民众自我控制和自主进行生产的权利。对这一权利的掌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再占有生产方式,如进行生产的机器、材料等等。但是诸众在使用机器生产的同时,自身也可能被机械化、模式化,思想遭到异化,实际上失去了对自我的控制。因此就来到了第二阶段,即再占有知识、情感、信息等非物质劳动,即控制自我。为实现这一权利,诸众需要达到四个方面的目标,首先是语言和交际,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对语言的意识和对交际网络的控制将成为当今时代政治斗争更为核心的事件;其次是机器和技术,它们是生命政治生产的工具,并且人和机器的结合将从社会边缘扩展到诸众力量的中心,这一点也是非物质劳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再次是由诸众的经验、实验构成的历史的集体性创造,最后是与生命政治学相关,即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在内的要素聚集在一起,它们彼此联系、密不可分[5]386-388。

三、非物质劳动视域下的各种劳动关系

在非物质劳动的视域下,诸多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但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变化都是基于非物质劳动取得了霸权地位,准确来讲,是在质的维度而非数量上取得了霸权地位[4]109,我们称之为非物质劳动霸权。在非物质劳动霸权之中,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劳动者与劳动者、劳动与资本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影响着整个资本主义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建构。

(一)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关系:界限日益模糊

在马克思所处的工业社会中,由于广大工人的工作大都是在工厂里完成的,因此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有着明确界限:走进工厂,开始工作时劳动时间便开始计算;换下工作服,走出工厂结束工作则是劳动时间的结束和非劳动时间的开场。非劳动时间可以称为工人们的自由时间或闲暇时间,马克思就曾设想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的场景,在那时自由时间会非常宽泛而灵活,“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5]。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八小时工作制在欧美国家逐步确立,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明确,可量化的数字更加精准。

然而,在后工业时代非物质劳动视域下情况则大为不同。非物质劳动中很难找到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二者之间清晰明确的界限,换句话说劳动时间已经完全渗透到非劳动时间之中。前面已经介绍到,非物质劳动是生产知识、信息、交往、情感等非物质产品的劳动,而这些产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它们的生产无需局限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场域之中,而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进行。也就是说,即使下班回到家中,在陪伴孩子学习和爱人聊天的过程中,某人大脑里仍然可能在思考非物质产品的事情,从事着非物质劳动。但从理论上讲,下班回家后的时间应当属于非劳动时间,是劳动者用来任意支配来发展自己各方面能力的。于是矛盾得以显现,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正像哈特和奈格里说到的那样,随着劳动转移到工厂围墙之外,要将生产时间与再生产时间或者说工作与业余时间分开变得越来越困难了[5]385。

(二)劳动者内部的关系:合作与互动更加密切

哈特和奈格里对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劳动者内部关系的异同点进行了分析。在这两个阶段,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都呈现为合作、互动,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要是在外在力量(即资本)的强制压迫下进行,而后者则更多的是劳动者自愿进行的。在马克思那个年代,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只是被看作可变资本,他们的合作仅仅是资本家从外部进行的联合,其根本目的仍然是为资本家的剥削和压榨服务,为资本增值服务。在非物质劳动中,合作完全内在于劳动之中,各种生产知识、信息、交往、关系或者情感反应的劳动都不是某一个劳动者能够单独完成的,他们必须展开亲密的合作才能达到目的。同时,由于计算机等新技术的运用,劳动者之间的合作也更加便利。如今新一代的劳动者能够娴熟使用各种社交软件,他们可以全天候进行各种信息沟通、交流互动,这对于非物质劳动的进行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三)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日益减弱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对劳动具有绝对控制权,资本占有整个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劳动过程提供资料、工具甚至雇佣劳动本身。劳动的全过程都在资本的掌控之下。但是在后工业时代非物质劳动霸权的背景下,资本对劳动的影响正在逐步减弱,并且越来越外在于生产过程,只能借助金融、政权、国家机器等手段来施加它的控制。哈特和奈格里就表示,劳动与资本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开放,资本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日益分离,资本对劳动的管控在逐步消解[8]110。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日益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劳资关系的本质得到了改变。因为无论非物质劳动发展到何种阶段,它都只是区别于物质劳动的另外一种劳动形式,在资本面前它仍然表现为劳动力商品,并且和物质劳动一样直接生产资本[16]。因此,哈特和奈格里所认为的非物质劳动不再属于雇佣劳动,超越了资本控制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四)劳动者与劳动资源的关系:共同性日益显现

哈特和奈格里指出,非物质劳动产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存在稀缺性问题,相反,在实际流通过程中这些产品反而会衍生出共同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可以为所有人共享,而且随着使用者的增加,这些劳动资源会越使用越丰富,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8]5。他们强调,资源的共同性既是生产力,又是财富的生产形式,它表达出经济增长与社会生活的高度融合,成为当代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这种共同性在非物质劳动赖以进行的信息经济和知识生产领域非常关键,比如在网络环境中,对劳动资源共同性的利用,包括但不限于共同的知识、符码等就有利于创造性的激发。此外他们还把这种共同性与私有制和公有制做对比,认为共同性不同于以上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它自身具有自主性[8]201。

四、结语

非物质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次全新的理论探索,它突破了以往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劳动理论,提出了一种适用于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新背景新形势下的劳动框架。在这一理论中,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劳动作为整个非物质劳动理论的核心概念、诸众作为非物质劳动的主体相继登场,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非物质劳动这一庞大的劳动理论。透过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劳动形式由马克思生活的工业社会中的物质劳动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后工业社会语境下的非物质劳动发生的剧烈变化,感受到非物质劳动下各种劳动关系的不断交锋,也可以感受到帝国带给人们的强烈压迫感以及诸众不甘受到控制与剥削而与帝国展开的激烈交锋。尽管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存在诸多方面的不足,但这并不影响这一理论对于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也并不影响它应有的学术价值。面对非物质劳动,人们可以尽情感叹:新的劳动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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