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名梦

［摘 要］通过对壮族歌圩和中原庙会历史源流、内容形式和核心功能的历时性考察发现，两者均起源于娱神，壮族歌圩中的神灵、文艺、仪式等与中原庙会存在文化叠压的现象，壮族文化与中原文化至少在春秋时期已有接触，并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导致文化变迁。在文化涵化过程中，歌圩演变成以人与人交流为主要形式、以倚歌择配为主的活动，神灵体系、思想体系、仪式体系和文艺形式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庙会从娱神到神人共娱的过程中，始终侧重于以人与神对话为主要形式、以祭祀为主，二者各自文化特性突出。现代歌圩和庙会都向经济资源转型，既增强了文化自身的生机与活力，又为乡村振兴提供动能，是各地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壮族歌圩；中原庙会；历史源流；活动内容；社会功能

聚会对歌习俗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广泛地传播到日本和东南亚等地，形成“对歌文化圈”。1这一习俗在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有“浪花歌”“坡会”“窝坡”等旧称，现统称歌圩。庙会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2，以中原庙会为典型。壮族歌圩和中原庙会都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民俗活动综合体。学界对它们关注已久，其中前者的研究成果集中于歌圩文化3、歌圩作用4、歌圩传承与变迁5等方面，而后者的研究成果则以个案的考察1、庙会文化及其传播2、庙会的历史研究3等方面为多。从目前来看，学界关于两者的比较研究尚付阙如，本文就壮族歌圩与中原庙会的历史发展、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作一些讨论。由于歌圩和庙会均具备普同性并被模式化，谨取广西壮族歌圩和河南庙会作为案例。

一、同源异流：壮族歌圩与中原庙会源流之对比

（一）起源

目前可见壮族歌圩相关的历史文献是从宋代开始的，并且当时已有现代歌圩的日/夜歌圩、村寨/野外歌圩等类型。北宋乐史记载窦、昭二州风俗：“谷熟时，里闬同取，戌日为腊，男女盛服，推髻徒跣，聚会作歌。”4这是庆祝丰收的秋季歌圩场景。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有兩次歌圩的记录：“岭南嫁女之夕，新人盛饰庙坐，女伴亦盛饰夹辅之，迭相歌和，含情凄惋，各致殷勤，名曰送老，言将别年少之伴，送之偕老也。其歌也，静江人倚‘苏幕遮为声，钦人倚‘人月圆，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凡送老，皆在深夜，乡党男子，群往观之，或于稠人中发歌以调女伴，女伴知其谓谁，以歌以答之，颇窃中其家之隐慝，往往以此致争，亦或以此心许。”5这一条是对桂林地区和钦州一带的婚嫁歌圩（村寨歌圩、夜歌圩）的记录。另一则是日歌圩记录：“上巳日，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男女目成，则女受而男婚已定。”6朱辅《溪蛮丛笑》也有两条歌圩记录：“土俗。岁节数日，野外男女分两朋，各以五色彩囊豆粟，往来抛接，名飞。”7这与周去非所记上巳歌圩内容相似。

从上述资料来看，壮族歌圩的举办时间主要集中在春、秋两季。据1985年的调查统计，广西有歌圩场的40个县市642个歌圩点中，584个在正月至四月有歌圩活动，占比超过90%，仅58个歌圩点在其余季节（集中于中秋节）举办1，这与岁时农事生产节令相吻合，并带有强烈的娱神色彩。例如，“取戊日为腊”庆丰收的习俗在今昭平一带依然存在，当地立秋后第五个戊日过秋社节，杀鸡、做糍粑祭祀家庙和土地庙，壮族青年男女自主婚配的模式，颇有上古桑林乐舞两性自由交往遗风，而桑林乐舞的主要目的在于以男女相会的方式祈雨，还有表达祭奠含义的丧葬歌圩。从这些古代壮族歌圩的举办地点来看，有的在家中或村寨空地，有的在野外（主要在山洞、河边、坡地等处），与壮族祖先溪峒生活环境和山?生产环境基本吻合，是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体现。潘其旭通过对壮族歌圩的乐神说、择配说、追悼殉情情侣说和刘三姐传歌说等起源观点的梳理和考证，认为乐神说和择配说较为切合实际且各有依据，但择配说并不能回答歌圩的集体性和历史延续性问题，故应是流而不是源2，此说当确。毕竟宋代的歌圩依然有男女野外群舞、踏歌等氏族部落集体祭祀的痕迹。

庙是人们奉祀祖先、神佛、先哲的所在。庙会，顾名思义，依庙而会，祭祀是其源头已被学界反复确证，不再赘言。至今大部分庙会依然严格遵循古老的祭祀仪式和制度。张进仓认为：“祭祀是庙会的起因，一直以来也是庙会的主题，庙会兴办的由头。”3高有鹏认为庙会萌芽于原始歌舞和牺牲制度并存时，后来宗庙制度形成就有了正式的庙会。4中原各庙会举办日期不一，据《河南省重点庙会会谱》统计，全省230个重点庙会中，有161个在正月至四月举办，占70%，且其中有67个在三月举办。5可见，中原庙会举办的时间也与农耕岁时生产节令相对应。

从发生学意义上看，壮族歌圩与中原庙会都与原始宗教观念密切相关。古代人们在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力量和规律朴素认识的基础上，构建了人鬼神三元宇宙秩序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鬼、神彼此可以互相沟通和影响。人们认为鬼神和人一样具有喜怒哀乐等情绪，若是他们发怒就会给人们带来灾难，需以生人喜爱的事物举行四时献祭，是儒家所谓的“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6而用歌舞和牺牲求神、媚神、酬神以达到乐神或驱鬼的目的是初民对歌圩和庙会一致的看法。

（二）流变

随着历史的发展，庙会发生了变化，总的来说是从娱神向人神共娱发展。《庙会史话》一书这样梳理庙会的发展演变历史：“庙会从古代的宗庙祭祀、社祭活动及民间信仰中孕育而生；经汉、唐、宋时期，融入佛教、道教的宗教信仰和民间娱乐形式，逐步形成；明、清时期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并达到兴盛，其商贸功能日渐突出，逐渐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经近世科学文化的渗透，又有了现当代的嬗变，庙会获得了重振。”1在神明祭祀中占据重要分量的中原庙会，虽然直到现在依然保留有祭祀环节，但实质已是“庙会搭台，经贸文教唱戏”。

壮族歌圩与乐神脱钩的时期很早。在前述宋人笔记中的歌圩均不见明显的祭祀环节，而以择配活动为主，可见歌圩已从原始宗教仪式向男女欢会活动发展。到明代，文人笔记所见壮族歌圩已完全演变为择偶平台。如邝露《赤雅》所记春秋场歌：“峒女于春秋时，布花果笙箫于名山，五丝刺同心结，百纽鸳鸯囊。选峒中之少好者，伴峒官之女，名曰天姬队。余则三三五五，采芳拾翠于山椒水湄。歌唱为乐，男亦三五，群歌而赴之，相得则唱和竞日，解衣结带，相赠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中秋节。三月之歌，曰浪花歌。”2王济所记婚嫁歌圩：“土俗婚嫁有期，女家于近村倩能歌男妇一二十人或三四十者，至期伺男舁轿至，众集女门，女登轿，夹而歌之，互相应答，欢笑而行，声闻数里。”春季歌圩：“每岁元旦或次日，里中少年裂布为帕，挟往村落，觅处女少妇，相期答歌。允者，男子以布帕投女，女解所衣汗衫授男子归，谓之抛帛。至十三日，男子衣其衫而往，父母欣然迎款，男左女右，班坐一室，各与所期互相答歌，邻亲老稚，毕集观之。人家多女者，各期一男，是日皆至欢歌，至十六日乃罢归。归时，女以前帕巧刺文绣还男子，男子亦以汗衫归之女妇之父母，未有别往赴期者。一州之民皆然，虽千指之家亦有此。”3这些歌圩都以青年男女为主角，择偶成为一切活动的中心，与20世纪60年代广西各地调查的情况大致相同。对此，昭民先生认为，到了宋元时期，壮族部落出现了专司祷神的巫觋类官职，歌圩慢慢由乐神蜕化出来，到了明代，歌圩与现代所见已相近了。4如今除了少部分依托庙会而办的歌圩，大部分壮族歌圩的祭祀仪式已经消失。潘其旭认为这种演变“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身与自然界分离，从自然宗教的桎梏中挣脱的复杂过程”。5

通过以上对壮族歌圩和中原庙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梳理可见，两者有相似的起源。在传承过程中，壮族歌圩逐渐从娱神活动向择偶活动转化，而中原庙会虽然也在变化，但相对缓慢，至今处于神人共娱的范畴之内。两者的活动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不过各自的重点是不同的。

二、神、人之间：壮族歌圩与中原庙会活动之对比

壮族歌圩和中原庙会的活动都很丰富，仅文体活动方面，壮族歌圩就有对歌、抛绣球、打陀螺等。中原庙会的文体活动被称为“社火”，有经歌、经担舞、木偶戏等。囿于篇幅，下面仅对二者共有的歌舞进行比较。

（一）各有主流：交谊欢嘹与敬拜歌舞

原始祭祀歌舞是歌圩和庙会歌舞共同的雏形，虽然如今二者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歌舞依然是现代歌圩和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壮族地区，唱歌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历史上，“无论男女，皆认为唱歌为其人生上之切要问题。人而不能唱歌，在社会上以枯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求偶之可能性，即不能通今博古，而为一蠢然如豕之顽民”。1歌是社交的重要工具，是择偶的必备技能，也是一个人是否具有智慧的衡量标准。歌圩往往成为壮族人民歌唱技艺的检验场。一般而言，歌圩的山歌对唱有以下几个步骤：请歌—求歌—激歌—对歌—客气歌—推歌—盘歌—点更歌—离别歌—情歌—送歌。2对歌的内容广泛，“人们的生活意愿、理想追求、情感交流、生产知识、历史故事、道德规范，以至婚、生、寿、丧的礼仪，等等，都往往以歌唱的形式来表达。真可谓逢事必唱，无处不歌”。3歌词有五言、七言、五三言和七三言等，句数有四、六、八句甚或上百句不等，在韵律上体现为特殊的腰脚韵或头脚韵相押4，往往一首歌一韵到底。由于歌圩长期作为壮族男女选择配偶的主要途径，所以情歌在交谊欢嘹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壮家青年的婚恋已不需要歌圩，歌圩场上的“情歌”也不仅限于爱情，亲情、友情、师生情、战友情都可以歌唱。以歌唱来表情达意是壮族歌圩最突出的特征。

壮族不仅是歌唱的民族，也是善舞的民族。唐代文人刘恂记录了壮族欢庆丰收的舂堂歌舞：“广南有舂堂，以浑木刳为槽。一槽两边约十杵，男女间立，以舂稻粮。敲磕槽舷，皆有遍拍；槽声若鼓，闻于数里。虽思妇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刘亮也。”1这种歌舞至今仍流传于德保地区，并在广西各地产生了扁担舞、打砻舞、舂榔舞等变体。其表演形式基本遵循若干对男女各持竹木，有节奏地敲打出音节，边打边唱以欢庆丰收的唐代形式。在宋人笔记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的绣球舞等求偶性质的舞蹈，在壮族歌圩中更是常设表演项目。据蓝秋云的研究，广西壮族的民间舞蹈可分为劳动生产、宗教祭祀、生活习俗和節日喜庆四大类共计97种，其中源于远古舞祭的师公舞在21个县市依然存在2，此外还有类似功能的僧公舞和道公舞。以上舞蹈中普遍采用颤、晃、勾、拐的动律，棱角、蛙形的舞姿，直线、方形的舞蹈构图，以及铜锣、铜鼓、木鼓等强烈打击乐的伴奏等，是壮族人民劳动生活、信仰观念的艺术体现。在当代各地举办的大型壮族歌节活动中，还有许多以壮族神话传说、祭祀、劳动、人生礼仪等壮族风土人情与历史文化为基础元素的大型歌舞，如扁担舞、铜鼓舞等，但主要目的已不是为了娱神，较为追求视觉的唯美和震撼效果。

中原庙会中的歌是神歌，又叫经歌。虽然中原庙会在祭祀性质上有原始神庙会、宗教神庙会和世俗神庙会之分3，在地理上有豫西庙会群、（豫北）太行山庙会群、（豫东）平原庙会群、豫南庙会群和豫中庙会群五大片区之别4，但是经歌的主要内容基本围绕歌颂神明、祛灾免祸、求福纳祥和劝人行善等方面。屠金梅按照主题将经歌分为歌颂神灵类、积德行善类和历史故事类5，马方方则分成歌唱宗教神祇的“真经”和歌唱世俗生活的“花经”两类。6歌词有散文体、韵文体和散文韵文结合等类型，句数从数句到上千句不等。由于庙是奉祀祖宗、神佛或前代贤哲的地方，在传统神歌中没有男女爱情题材，体现了中原庙会歌曲的古老、庄重、神圣。从形式上看，传统壮族歌圩中的歌一般要对唱，而中原庙会有独唱“说经”，有合唱，也有打哑谜、对花、对佛等对唱形式。常见的庙会“跑经”一般歌、舞、乐搭配进行。经歌用竹板、鼓、锣、镲、钹等打击乐器伴奏，歌的曲调旋律优美多变。根据屠金梅的研究，豫东地区为五声宫调式或加变宫的六声宫调式，旋律多为级进上行，豫西为加清角的六声宫调式和加清角的六声徵调式，豫北地区唱经以加变宫的六声徵调式为主，豫西、北地区旋律以高起低落为主。7

庙会舞蹈脱胎于巫觋跳神，有学者认为它的舞步有禹步遗风1，主要有担经挑、扑蝴蝶、耍霸王鞭等舞蹈种类。最具代表性的庙会舞蹈是担经挑，又以淮阳人祖庙担经挑最为出名。该舞蹈由香僮挑着花篮伴随经歌起舞，其基本动作以巫步、甩花篮、重交步、蛇蜕皮步四种为主，队形多为“剪子股”“蛇蜕皮”和“铁锁链”，模拟蛇行和交尾，蕴含着浓厚的原始秘歌巫舞的意味。

相对而言，壯族歌圩对歌虽然有一般的流程，但内容多为现编现唱，较为自由，庙会神歌对内容和形式则有较为严格的规范。壮族歌圩舞蹈以舞姿来体现神灵崇拜，而中原庙会舞蹈主要通过舞蹈队形及其变换来表现神灵崇拜。二者的歌舞基本被涵盖在求偶、求子、找乐、祈丰收、避瘟疫等母题之下，是人民群众寻求希望、倾诉压力、摆脱苦难等慰藉心灵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释放生活压力才是歌圩和庙会这两类活动唯一不变的主题，只是两者的方式有所区别：壮族歌圩侧重于人与人的对话，中原庙会则侧重于人与神的沟通。

（二）融合再造：壮族歌圩歌舞对庙会文化的吸收

壮族祭祀型歌圩也有祭祀歌舞，师公、道公、僧公等壮族宗教神职人员是这类歌舞的主角。这些人多为男性，一般组成不脱离生产劳动的半职业性宗教团队。他们的职能包括续魂保命、驱鬼祛灾、架桥求花、酬神还愿、超度亡灵等方面2，因此在壮族人的人生重要场合中是重要的存在。道公和僧公是受道教和佛教传入后产生的，在此仅讨论本土民间宗教“科学家”师公的歌舞。

师公在仪式活动中用于歌唱的科仪书叫师公经。这类经书多为用土俗字书写的手抄本，以五言、七言的壮族山歌韵文体为主，有歌颂祖神、民族历史、生产知识、伦理道德、传说故事等内容。其中，《布洛陀麽经》是壮族师公广泛使用的经典经书，内容涵盖精神观念、生产知识、社会制度等方面，堪称“壮族原生态文化的百科全书”。3该经书有部分经文吸收了佛教因果报应思想，以各类解冤经为典型，如《解父子冤》《解兄弟冤》《解婆媳冤》等。一些佛教神仙如观音等常在经文中出现。有部分吸收了道教的神灵、教义、教规和仪式，如开坛、洒净、架桥、立楼、闭坛等仪式，打醮、做斋等法事，三清四圣、北斗星君、灶君等道教神祇，以此模拟构建了整套祭祀仪式和神灵体系。以各类禳解经为典型，如《禳解仪规》4《禳除法事》和《禳解法事》1等。还有部分吸收儒家的政治思想、社会秩序架构和伦理道德观念，较为典型的是与当地管理者土官有关的经文，如《皇帝造土司》《造土官》等。赵世瑜认为，早在明代，民间宗教的教义已体现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即“以佛教的因果轮回之说为压力，以道家的修炼内丹包括斋醮、符咒、卜卦、气功、疗病等巫术为吸引，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行为规范和处事原则”。2在武鸣收集到的师公经本3中也含有大量从汉族文化吸收来的内容，如开天辟地神话《唱盘古》、兄妹婚神话《唱伏羲》、歌颂三皇以及《封神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人物。

广西壮族三月三歌节起源地武鸣罗波庙的祭祀山歌文本，讲述了生活在大明山古骆越水边的寡妇与小蛇的故事。故事梗概为：寡妇在河边偶遇一条小蛇，将小蛇带回家当儿子抚养。由于蛇尾被无意间弄断，寡妇给蛇取名“daeggud”（意为“断尾小伙”，汉译为“特掘”），后“daeggud”侍奉寡妇养老、安葬，并于每年农历三月三回来扫墓。4从故事中知有母不知有父的家庭结构，可推知其背景为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时代，尽管是这样遥远的始祖神话，也有其他民族的龙图腾崇拜、水神崇拜、女神崇拜等掺入壮族民间信仰底色之中。罗波庙歌圩还有古老的师公舞（独舞或群舞）。跳舞时舞者戴上特制的面具，象征神灵降临，舞蹈动作以丁点步和蹲点步为基本脚位，动律以颤膝、扭胯、晃身、摆头为特征，与古楚巫舞及桂林傩舞有密切关系。5

布洛陀被壮族人民视为创世神、始祖神和宗教神，而龙母则被壮族人民称为“祖母王”，对他们的祭祀歌舞可以视为壮族祭祀型歌圩歌舞的典型。从中可见，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汉族或者其他宗教文化的元素。有研究指出，布洛陀神话受汉族的黄帝神话影响很大6，而龙母故事的主角特掘由蛇变龙，其养母变成龙母，也是受汉文化影响而致。7

相对于壮族聚居的西南地区来说，中原距离政治文化中心较近，因此中原庙会既有河洛文化作为根基，又可兼收儒释道精华，在神灵体系、理论体系、仪式体系等方面较早地完成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增强了其传播能力。同时，相对于壮族聚居的山地丘陵来说，中原自然地理环境较为平整，中原庙会更容易大规模地被其他地方复制而成为越来越强势的民俗文化，并在传播和流传的过程中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而壮族歌圩通过对庙会文化的认同和吸收，使自身的内容更为丰富，发展得更为成熟。

（三）现代转型：从神圣到世俗

到了现代，壮族歌圩与中原庙会两类活动以舞降神、以歌媚神的巫祝仪式意义逐渐退居客位（主动或被动），而民俗文化、民族体育等已成了这些仪式歌舞的归类，娱乐成为歌舞表演的主要作用。

在现代歌圩活动中，山歌都经历了大刀阔斧的“改版”。贺州浮山庙歌圩唱的山歌形式有本地山歌、客家山歌和过山调1，横州市伏波庙会歌圩“随编随唱，随问随答，或为壮语歌调，或为汉语歌调，或为壮汉结合”。2而政府主导的壮族歌圩基本上都是舞台化新编的山歌。符合现代主流审美的、通俗易懂的老歌新编一跃成为壮族歌圩的“主打歌”，例如《世上哪有藤缠树》《壮族大歌》《大地飞歌》等。一些结合了壮族山歌和流行音乐元素的新创歌曲也是一经发行即广受欢迎，例如《广西尼的呀》《教你说壮语》《高铁开进壮乡来》等，甚至流行歌曲也成了歌圩的常见文艺演出节目。除了传统的情歌、劳动歌、儿歌、劝歌对唱，还出现普法、科普、政策等题材的时政山歌。

现代壮族歌圩的舞蹈除了历史叙事歌舞和民族舞，还出现街舞和广场舞等现代舞蹈类型。部分传统舞蹈向民族体育项目转化，如绣球舞已经从古代的男女求偶舞发展成为壮族民间体育比赛和表演技艺“高空投环”项目。传统的求子还愿活动抢花炮，突破了民族和地域的局限，从1986年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开始被列为主要比赛项目之一，“实现了由民间娱乐向竞技体育的转化”。3传统竞技性舞蹈也出现很多新的内容，在传承舞龙、舞狮、舞凤、舞麒麟的同时，现代体育活动如篮球赛、拔河、乒乓球赛等也成了歌圩的常设项目。

中原庙会和壮族歌圩一样面临现代转型的问题，不过因为会首制度的守护4，其传统歌舞的原始性保留较多，但世俗化趋势也已有所体现。例如现代经歌中的“花经”是对神歌的改编，以世俗内容替代宗教歌词。马方方研究认为，现代花经的曲调来源多样，歌词加入国家政策和儒、释、道的内容，还出现男性歌者。1和歌圩一样，中原庙会也出现一些与时代元素结合、内容及表现形式与传统经歌不同的經歌。它们多临时编就，采用当地民歌或者流行歌的曲调，用当地方言演唱。

中原庙会舞蹈的世俗化趋势也很明显。近年来传统巫舞担经挑传女不传男的规矩基本被淡化，舞者人数、服道化和唱词都出现变化，甚至还出现广场舞化的现象。中原庙会舞蹈发展成为传统民族体育的项目非常多，如杂技、舞狮、踩高跷等庙会常见的“武社火”，其中少林功夫和太极拳誉满全球。

现代歌圩和庙会都在不断调适自身跟上新技术、新媒体、新经济的发展，以适应艺术多元化、审美繁复化和生活快捷化的时代，通过文体活动和集市商品等方面内容的自我更新，以符合现代审美、精神和物质需求。随着内容的创新变革，壮族歌圩和中原庙会的功能也发生了改变。

三、殊途同归：壮族歌圩与中原庙会功能之转向

壮族歌圩和中原庙会都具有文化传承、人际交往、娱乐身心、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教育的功能。学界对两种活动的功能已经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下面主要讨论两者在历史上的核心功能及其现代转向。

（一）传统中心功能：生的希望

在生产力和医疗水平较为低下的历史时期，人们最大的压力莫过于生存和繁衍。壮族歌圩和中原庙会产生和盛行的地区不同，却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活动，并集中于求偶求子、祛病禳灾和祈求农事丰收三个方面。

1.求偶求子

自宋代以来，择偶成为壮族歌圩的主要举办目的和作用，甚至可以将歌圩视为壮族婚姻文化的历史缩影。在壮族歌圩中倚歌择配有一套完整的对歌流程：沿路歌（游歌）—见面歌（初会歌）—求歌（请歌、请诗）—接歌（和歌）—盘歌—甜歌（交情歌）—信歌（赠物歌、定情歌）—盟歌（誓盟歌）—思歌（思念歌、念情歌、相思歌）—别歌（离别歌、别情歌、相送歌）—约歌（相约歌、约会歌）。2壮族男女青年在对唱中如果情投意合就会继续相会，甚至直接约定结为夫妇。古代壮族歌圩中的青年男女除了对唱情歌，尚有男女亲近共舞，如抛绣球、舂堂舞，交换亲密信物如衣带、抛帛等，均表示求偶之意。歌圩中的抢花炮、碰蛋等活动，甚至师公舞所表现出来的蛙图腾崇拜也有此意。以上种种表明，壮族歌圩寄托了人们婚配生育的愿望。

在中原庙会的神灵中很多都被人们认为具有保佑生育的“神力”，特别是女娲、碧霞元君和观音三大女神。在太昊陵庙会，世代传唱的神歌主要是对伏羲女娲兄妹婚繁衍人类的歌颂，巫舞担经挑直观地模拟呈现蛇类交尾，而在显仁殿女娲金身下“拴娃娃”、殿外东北角摸子孙窑、竖旗杆和敬楼子等则是直白的求子仪式。1在浚县正月古庙会拜碧霞元君求子习俗中，除了与太昊陵一样的“拴娃娃”习俗，还有买“咕咕鸡”送村里小孩换喜歌讨彩头的做法。2观音的送子功能也广为人知，在信阳东岳寺有用铜钱投娘娘钵的求子仪式，投中则意味着心愿达成，“从仪式上看类似于性器崇拜和性行为模范巫术”。3可见，中原庙会中求偶求子的活动表意比壮族歌圩更为直接。

2.祛病禳灾

祈求健康平安是壮族歌圩的传统功能。清人檀萃《说蛮》中有“春秋场期男女会歌为异耳，言会歌则年岁佳人无疾病”4的记载。民国十六年（1927年）《龙州县志》也有“四月间，乡村男女，指地为场，庚歌为戏，名曰‘歌圩……相传此圩一禁，即年谷不登，人畜瘟疫云”5的记载。至今宾阳甘棠仍流传着要在“圩蓬”（即歌圩）杀鸡宰牛祭神，舞狮、舞龙跳神，邓村人才可平安无事的说法。6一些祭祀型歌圩还有祭神祈求逢凶化吉的活动，例如贺州浮山庙歌圩中认为祭拜陈侯大王可保出行平安，横州市伏波庙会歌圩渔民前往拜求伏波将军保佑船只平安通过郁江险滩。

祈求身体健康是传统中原庙会普遍存在的活动，甚至有很多专门的医药庙会。据马丹阳的研究，清代河南有药王庙21座，卢医（扁鹊）庙12座，华佗（华祖）庙8座，洪山庙6座，此外还有岐伯庙、商山庙、疙疸庙等7，可谓遍布河南。这些庙会基本都有药材售卖，其中百泉药王庙会是全国三大药材交流大会之一，有“不到百泉药不全”的说法。8人们认为祭祀用过的食物也有除病功能，在火神庙会中人们将鸡蛋在香灰里烫熟做成“福蛋”，认为吃了身体健康。除了吃的东西，当地还认为健康可以通过触摸实现转移，如在太昊陵庙会触摸秦桧跪像头、肩、背等处转移病痛，在济渎庙摸驮《大明诏旨碑》的赑屃头部获得长寿等，这些铜像、石像都被摸得光滑锃亮。此外，还有将小孩寄名给庙中古树或打扮成戏剧人物背在肩上的背妆活动等，都是为了祈求平安健康。

3.求农事丰收

传统的壮族歌圩有很多是在庄稼地上开展的，尤以插秧及秋收时稻田上的临场歌圩为多。这些劳动歌圩以农业生产规律和技术经验为对歌主要内容，是为“农事歌”。这类野外歌圩一般春场祭神祈丰收，秋场酬神庆丰收，均是氏族部落集体祭祀的遗留。在壮族歌圩祭祀的神灵中，主职或兼职农业的神占有很大比重，如布洛陀、龙母、雷王、神农、灶君等。在左右江流域和红水河一带盛行的蚂（蛙婆）节，以及云南文山地区的侬峒节、稻香节和上洞节，都有到田峒唱歌和举行法事祈求风调雨顺的仪式。这类歌圩通过歌唱祈求五谷丰登，是“那”文化的重要艺术形式。

农业是中原地区传统生业，因此在中原庙会祭祀中农业神非常多，有土地神、风神、雨神、雷神、雹神等自然神，有青苗神、麦王神、豆王神、稻神、谷神等作物神，有猪神、牛王爷、马王爷等六畜神，甚至还祭祀八腊、刘猛将军等驱灾神，人们严格执行春祈秋报制度奉祀各路神明。除了参与祭祀，人们也通过庙会集市添购农用物资，为春耕夏收、秋收秋播做好准备，如小满会、麦忙会等。在发生水、旱、虫、瘟等灾害时，人们还要举行重大祭祀活动讨好神明，如龙王庙会、八腊庙会等，“庙会的举办在一定意义上是为农耕服务的”。1

（二）现代核心功能：经济平台

研究壮族歌圩和中原庙会的学者均表达出对这类民俗活动现状和未来的担忧，根据2014年的调查，1985年统计的广西40个县中仅33个县还有歌圩，且仅200多个歌圩点还有活动，千人以上的歌圩已不复见。2中原庙会虽然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停会，但随着思想观念的改变、封闭乡村环境的消失及娱乐生活的丰富多元，同样面临生存土壤和人才传承困境。在人们担心的同时，壮族歌圩和中原庙会的核心功能已悄然转向时代工作重心，以获得生命力的延续。

1.现代歌圩，经济舞台

现代歌圩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1985年，武鸣举办首届歌节，2003年把“歌节”改为“歌圩”，并开始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活动宗旨，在歌圩中引入商品交易、房地产展销、美食节等经贸活动，吸引了一大批企业，2015年更名为“中国壮乡·武鸣‘壮族三月三歌圩暨骆越文化旅游节”，与CCTV共同举办“壮家美食·武鸣特产”活动，展销武鸣美食和工农业名优特产。2010—2015年，武鸣三月三歌圩商品交易额达1.4亿元，共签约54个项目，总投资278亿元人民币。1这一节庆活动平台还带动了武鸣旅游业的发展，2021年三月三期间武鸣共接待游客18.29万人次，旅游消费约254.69万元。武鸣三月三歌圩不仅是广西歌节的主会场，也是现代壮族歌圩的缩影，拉动投资和消费已普遍成为现代壮族歌圩的核心功能，有学者认为壮族歌圩已成为一个消费符号。2

云上歌圩的经济功能更具现代性。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壮族歌圩也产生了新的形式。2005年春节，桂龙网举办了“八桂歌圩”网络山歌擂台赛，标志着壮族网络歌圩的产生。论坛网站、QQ群、微信群等均成为网络歌圩的举办场地。因受疫情影响，自2020年以来，广西三月三活动主要移到线上举行，客观上助推现代歌圩突破地域限制。2020年“三月三暖心生活节”在广西14个地市同步举办，是歌节活动中参与人数最多的。该活动共设三大板块10场系列活动，囊括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的优质产品和服务，主要内容为发放惠民暖心消费券和为企业和网店商家让利促销。活动吸引了全区55.6万家商贸企业加入，更有市长直播带货、产品秒杀、5折抢购等刺激消费的举措。2020年，广西超1430万人次领取消费券，全区支付宝用户活动期间总交易额达1006.84亿元。32021年共发放价值千万元的文化旅游消费券，4月14日—24日，全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达2718.11万人，“e网喜乐购”吸引了100多家特产企业参与直播。42022年“e网喜乐购”吸引千家以上企业参与活动，“桂酒”在淘宝平台销售额超300万元，美团优选广西商家销售额超1亿元，瓜子二手车平台广西汽车交易金额超千万元。5云上歌圩活动有效地提振了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活力，达到暖心、暖市、暖生活的目标。

2.现代庙市，跨界经济

“庙会”有“庙市”的别称，可见在庙会史上商贸活动地位的突出。有学者指出：“从庙会的产生、发展来看，庙会是一种有群众基础、自然自发的文化商业行为。”6历史上，中原地区农村生产生活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庙市上的商品以农（副）产品和农用物资为主，常见的有各类牲畜、农用器械、日用杂货、衣服布料、食品小吃和手工艺品等。

现代河南庙会基本走文旅商融合的道路，发展文化旅游成为庙会的核心功能，庙会产品约占旅游市场的四分之一。有中原第一庙会之称的翰园春节祭祖庙会，在2006年庙会期间接待游客逾40万人次，320余家商户营收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12009年，郑州商都民俗庙会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云集近千家客商，高峰时每天的商品交易额近百万元。22020年河南各类庙会联合举办“非遗过大年、文化进万家”系列文化活动，并推出免门票送礼物等优惠，逛庙会、赶集市成为迎新年的热门项目。2022年，周口市依托淮阳庙会、关帝庙会，推出“非遗购物节”消费品牌，并与网络销售平台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扩大“非遗”产品销售渠道，各景区沉浸式体验游成为热潮。3从2021年开始，河南融合节庆、庙会等传统文化符号和现代生活美学、传媒形式，迎合“沉浸式”“国风潮”等文化旅游新趋势，河南卫视推出了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奇妙游”系列节目，传统庙会等文化商业活动频频以“网剧+网综”类影视作品的形式爆火出圈。经济效益伴随收视率和口碑而来，奇妙游系列IP吸引了众多广告商、电商和网络影视平台，获得了冠名赞助、文创产品、广告代言等巨额收益。

可见，壮族歌圩和中原庙会都在保留传统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开始了核心功能的现代转型。虽然二者助推经济发展的力度和方式存在差异，但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依然属于殊途同归。“歌圩+经济”“庙会+经济”成为乡村经济新的增长极，促进了跨区域、跨国界的人力、商品、资本在城乡之间实现双向流动，反映了广大农村地区已经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融入现代的开放的国内国际经贸体系之中。同时，歌圩和庙会不断打破壁垒，向农业、工业、服务业进军，将自身从传统民俗文化活动转变为经济发展平台，是人们的生活需求和愿望从谋生存转变为谋发展的客观反映。

结语

《墨子》说：“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4《韩非子》说：“昔者尧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1这些先秦典籍均将壮族世居之地纳入三皇五帝治理南界范围之内，在《逸周书》中甚至有壮族地区向周天子纳贡的规定：“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2这表明壮族歌圩与中原庙会发生文化接触的时间至少可以上推到部落联盟首领时代。有研究认为，壮族三月三和上巳节 3及“溱洧之风”4有诸多共同之处，壮族嘹歌《今日什么日》与春秋时期的《越人歌》“从歌唱形式到歌词结构几乎是一致的”5，甚至还有岭南文化渊源于河洛文化的观点。6工藤隆指出，对歌文化圈和兄妹婚始祖神话文化圈是重叠的。7壮族歌圩既有与上古桑林乐舞类似的野外歌圩，也有与中原庙会一样被原始宗教母题所涵括的祭祀歌舞等文化叠压现象，是壮族与汉族、歌圩与庙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文化变迁理论认为，不同种族之间的接触会引起族群文化变迁。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很早就注意到民族文化受外族影响的现象，认为文化间的影响不仅限于周边族群。8壮族地区与中原地区隔着长江流域，且以山地为主要地貌类型，地理环境被切割成许多相对封闭、破碎的小单元。因此，历史上壯族各地歌圩吸收中原文化的程度不同，且倚歌择配在歌圩活动中始终占据主体地位，也即中原文化的向心力并不会损害壮族歌圩自身的文化特性。不仅如此，壮族歌圩通过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吸收，自身的神灵体系、思想体系、仪式体系和文艺表演形式都更为丰富，发展得更为成熟。

总之，壮族歌圩和中原庙会的活动重心和表达方式存在区别，而在起源、母题和功能等方面都呈现出较多的相似性。它们从寄托生活愿望的所在转型为现代经济发展平台，既为传统民俗活动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又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动能和契机，是各民族团结奋发、共同参与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强大合力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