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硕

易卜生曾在信中这样写道：“为了难以企及的目标而奋斗一生是崇高且痛苦的幸运！”纵观易卜生的一生，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所创作的戏剧人物，都在不断地进取，追求他内心中最高的理想境界。

就像所有俗套的励志小说一样，每一个伟人似乎都有一个悲惨的出身，易卜生也不例外。1828年，易卜生出生于挪威東南海滨一个名叫斯基恩的小城，他的父亲是一位木材商人，从易卜生出生起家庭状况就一直徘徊在“勉强糊口”与“食不果腹”之间。直到易卜生长到15岁时，为了养活自己不得不去一家药店打工当学徒。也是在此期间，易卜生开始了创作。童年的经历对他影响甚深，在他之后的作品中也经常能看到贫穷与家庭留下的阴影。

而易卜生的创作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恰恰相反，一开始他的创作之路是充满磨难的。易卜生最早创作的剧本《诺尔曼人》未能搬上舞台；第一部得以上演的诗体悲剧《凯特莱恩》以失败告终；第二部上演的《圣约翰之夜》反应同样不佳；第三部《勇士之墓》在卑尔根的演出失利；第四部散文体剧作《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同样难逃失败的结局。

接连的失败并未使易卜生放弃创作之路，在接下来的6年中，他成了卑尔根一家剧场里的杂役，后来又做过舞台布景、化妆，甚至是售票员。这段打杂的岁月使易卜生更加熟悉剧场，获得了大量舞台经验，为他之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易卜生的创作技巧日益娴熟，他开始尝试着再次投入创作实践，先后创作了《海尔格兰的海盗》《爱的喜剧》《觊觎王位的人》等，在艺术上有所突破，却也引来了保守势力的攻击。祸不单行的是，没多久他所工作的剧院也破产了，易卜生的创作之路再遇藩篱。此时，易卜生负债累累，精神忧郁，经常酗酒，曾有人看到他醉得毫无知觉地躺在水沟里，并送给他“醉酒的诗人”这一名号。仍不放弃的易卜生不断给王室与国会写信，言辞哀婉动人地恳求政府能够拨款给他到南方旅行。终于在得到一笔钱后，易卜生离开挪威漂泊异乡，先后辗转于罗马、德累斯顿和慕尼黑，既要养家，又不幸身患疟疾，他只能靠借债度日，穷困潦倒到了极点。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执笔开始创作《布朗德》，也迎来了他创作之路的第一个高峰。

在看过易卜生的早年经历后，可以说，没有人比易卜生更懂奋斗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创作了布朗德这一将奋斗和追求演绎到极致的人物形象。

该剧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中期挪威一个峡湾小村的附近，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布朗德的教区牧师，和其他普通牧师不同，他要求人们摒弃世俗对上帝的信仰，转而为一种绝对的理想目标而战斗。他一路向高山雪夜行走，即使面临雪崩的危险也不顾劝阻，仍然勇往直前。最后他终于攀上了雪山的高峰，却因为“疯姑娘”葛德误开的一枪引发雪崩，布朗德被埋葬在重重大雪之下。

布朗德这一名字源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意为“刀剑、炽热的火炬”。易卜生刻意选取这一词语为主人公命名，正是为了凸显这个人物身上如火焰般炽热的拼搏精神。布朗德的内心仿佛永远都有一团烈火熊熊燃烧着，凭借着火一般的激情和力量，他不断追求、不断攀登，即使要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

布朗德：我认为，为自由而战其实应该是一种永不停息的追求和对真正自由概念的探求……因为自由这个概念的精髓就在于它能在人们持之以恒的追求过程中成为他们自身的一部分。（易卜生《布朗德》）

即使前面是冰湖雪山，也要凭借着肉体凡胎翻越过去；即使双脚流血也要继续向前；即使得罪乡长、教区也在所不惜……布朗德人格中那种永不满足、不断否定以求不断进取的韧性从这里可见一斑。布朗德的行为正如他的名字一般，如一柄利刃出鞘义无反顾，锋利无比。但太过锋利的剑刃不仅会割伤敌人，也容易伤害身边的亲近之人。与其他文学作品中坚持不懈的奋斗者不同的是，布朗德对于崇高理想的追求达到了极致。为了实现心中“把光明献给所有人类”这一理想，布朗德不惜牺牲自己甚至是家人的幸福与生命。为了满足教民的需求，坚持留在北方的高寒地带，布朗德不惜不顾妻子与病弱的儿子的身体，最终导致儿子病逝，妻子抑郁而亡；因母亲不愿奉献出全部财产建造教堂，即使母亲病危布朗德也拒绝给予她临终安慰与祝福……就像剧中布朗德自己所宣称的“全有或全无”原则，既然要为理想奉献一切便要贯彻到底。他的极端追求精神不仅为剧中人所厌弃，也令剧外的观众难以共情。

布朗德在面对理想与世俗幸福之间的抉择时其实怀有一种矛盾心理。在母亲、儿子、妻子相继离世时，他的内心也经受着煎熬，也曾怀疑自己是否昏了头、走错了路。但最后他仍然选择了继续“不屈不挠地战斗”，以“战胜肉体的堕落”：

布朗德：即使在肉体极度疼痛，精神受到极大煎熬之时也不改初衷。这样，只有这样，才能救赎世人。

通过布朗德这一形象，易卜生实际上展现了奋斗过程中人性与神性的冲突。对于家庭幸福的眷恋是人性中的温情，而对于虚无缥缈的崇高理想的奋斗与追求则是一种神性的体现。人无法摆脱人性，也消除不了内心对于世俗幸福的渴望。而当神性强烈到超越俗世的欲望时，它就必定会与心中不可磨灭的人性搏斗。《布朗德》中最激烈的戏剧冲突就在于布朗德内心人性与神性的激荡，最终他放弃了一切可能会使他软弱动摇的情感、社会习俗，选择向真理和自由的高处永不停歇地攀登。从中我们也能看到易卜生贯彻一生的理念：奋斗的义无反顾。即使站在普罗大众的对立面也在所不惜。这一点在易卜生中期集中创作的社会问题剧中可见一斑。19世纪70年代，以《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为代表的社会问题剧将易卜生的创作推向了第二次高峰，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易卜生也由此被中国文学界所熟知。在这些社会问题剧里，总能看到主人公为了心中坚信的真理、信念不惜与世界为敌，即使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就像《人民公敌》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也是最孤独的人。”

诚然，易卜生内心深处欣赏、崇拜这种义无反顾的奋斗力量，这也是他一生所追求的精神。但同时，他也深知极端追求要付出的代价，从而陷入无止境的矛盾与纠结之中。这种神性与人性之间的矛盾在他的作品中往往外化为一个代表着“神性”的女性形象与代表着“人性”的主角之间展开的对话与博弈。

以《布朗德》为例，剧中的疯姑娘葛德便是布朗德内心神性的外化。易卜生让代表着绝对神性的葛德以“疯子”的身份出现，本身就是站在世俗所认可的人性、理性的对立面。当布朗德被众人抛弃，独自带着满身伤痕一瘸一拐地向峰顶进发时，他的内心难免出现动摇和妥协，这时葛德便出现了。与前面出现的众人不同，她坚定地鼓动着布朗德继续攀登，时刻督促着布朗德要摒弃心中不时萌动的“人情”。如果说布朗德的奋斗意志时常与人情搏斗是一种“冰中有火”，那么心中毫无“人情”的葛徳则比布朗德更冰冷也更极端。最后，当布朗德即将登上峰顶，迎来阳光照耀时，他心中属于人性的情感也在一点点复苏。葛徳认为布朗德的意志正在被情感瓦解，于是举枪射击那只代表着“妥协折中”的秃鹰，进而引发了雪崩，最终二人葬身于雪崩之中：

布朗德：（眼看着奔泻而下的崩雪，全身蜷缩，仰望上天）上帝啊，在這灭顶之灾即将来临的时刻，请告诉我，难道人的意志不能赢得一丁点盼望中的极乐吗？（崩雪埋葬了他，填平了整个山谷）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布朗德发出直击灵魂的喟叹：奋斗的意志与俗世的幸福不可两全。易卜生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奋斗过程中永恒存在着的二律背反——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博弈是此消彼长，永无止境的。而神性与人性的二律背反也贯穿了易卜生一生的创作。在晚期作品《大建筑师》《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中，易卜生借主人公之口追忆了往昔的奋斗史，他们是如何拼搏、与同行竞争、牺牲家庭等换来了如今的社会地位，竭尽全力取得一定的成就后发现自己的俗世生活却面临重重困境：夫妻间的形同陌路、同事之间的钩心斗角……这使得主人公不禁陷入深深的自我谴责与怀疑之中。而这时总会有一个超脱的女性角色突然出现，她们往往站在大众声音的对立面，鼓动着主人公进行抉择和转变。这些女性角色其实是主人公内心神性的外化。主人公每一次与她们的对话其实只是内在灵魂的自我对话，通过一次次对话在神性与人性的不停激荡中不断自我审视、自我纠结，最终选择向更高峰攀登。而这一次的攀登却总是以不可避免的“坠落”作结。

“高处”“高峰”这一意象多次出现在易卜生的作品中，它们往往代表着主人公心中至高无上的理想、用尽一生所要追求的迦南之地。而就在主人公或鼓足勇气、或义无反顾地攀登而上时，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宿命般的“坠落”。如《布朗德》结尾布朗德被雪崩埋葬、《大建筑师》中的索尔尼斯从高处坠落、《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主人公鲁贝克教授与昔日爱人爱吕尼在高山雪地双双被突如其来的雪崩淹没。

而主人公内心中神性与人性的博弈也因此无疾而终，我们无法在易卜生的所有作品都找到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阿多诺在他的《道德哲学的问题》中曾敏锐地指出易卜生《野鸭》的悲剧性正是来自观念伦理学与责任伦理学之间的不可调和。施伦特尔认为：“《野鸭》没有解决矛盾，取而代之的是表现矛盾本身的不可解决性。”易卜生终其一生都在描写主人公内心神性与人性的博弈与交锋，通过反思自省，最终也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解答，这正是因为人本身所具有的矛盾，即人的自我并不同一。这一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易卜生所做的就是将这一矛盾呈现在读者眼前，以突如其来的“坠落”当作开放式结局，给读者留下无尽的空间，引导着读者进行执着的求索，而对此问题的哲学思考很有可能会贯穿人的一生。因为神性与人性之间的不可调和恰恰反映了人生的常态，人的内心在这二者之间反复摇摆、纠结，却难以抉择，易卜生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正是人类在奋斗过程中所遭遇的普遍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从高处坠落”是奋斗过程中神性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极点时所走向的必然结局，在易卜生眼里这并不意味着对人生价值的否定，更不是一种结束，在他看来，这恰恰是奋斗到极致的必然结果。在易卜生的作品里，主人公往往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挣扎、灵魂的自省、纠结的自我博弈，最终选择了继续义无反顾地攀登事业或艺术的高峰。他们奋斗的过程，便是走向精神高地的过程。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极致的、至高无上的，那么为此奋斗的过程也是永无止境的，会一直持续到生命尽头。在易卜生看来，“坠落”这一行为虽然代表着肉体生命的终结，但也使得主人公的奋斗精神定格为永恒。

在《大建筑师》的结尾，索尔尼斯从高处跌落，所有人都在感叹一代大师的陨落，只有希尔达以一种近乎迷狂的语气表达着她对索尔尼斯终于将花环挂在高处的激动与满足：

希尔达：（仰首呆望，好像木头人似的）我的建筑师。

希尔达：（好像着迷似的暗自得意）然而他究竟爬到了山顶上。我还听见空中弹竖琴的声音呢。（把围巾在空中挥舞，热烈狂呼）我的——我的建筑师！

如果说“向高处攀登”体现了易卜生永无止境的奋斗精神，“从高处坠落”既是神性与人性这一无解难题的开放式结局，亦体现了易卜生誓要奋斗到生命尽头的态度。易卜生曾要求观者将他一生所有的戏剧当作一个整体看待。从《布朗德》《大建筑师》到《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可以看出独具易卜生特色的奋斗观：一个人在奋斗了半生后，经历了一系列精神世界的反思与自我审阅，最终继续追求精神领域的不朽永恒。对于现实世界的个人而言，对个体欲望、完美自我、极致自由的追求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攀登。正如布朗德所说：“这场搏斗的时间要多久？它要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